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494641&typeid=17 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与潘维先生商榷
2004年3月25日的《香港传真》刊登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先生的大作《质疑“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对当前三农问题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反对精简乡镇行政机构和人员,质疑“海选”,在当前一片要求精简乡镇机构声中,在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议上已经明确表态:“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之后,潘先生的声音显得难能可贵,勇气可嘉,可以算是反潮流了。我们应当誓死捍卫潘先生这种反潮流的权力,但是对于潘先生的观点我则认为值得商榷。
正如潘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现在部分地区(实际上是绝大部分地区)乡镇政府公务员过多,政府工作人员胡作非为,与农民的矛盾日益激化,应当解决。”怎么解决呢?潘先生说,是因为上梁不正底梁歪,“此类事由“上梁”始,不仅乡镇政府,更高层的政府不是比过去更腐败,更多胡作非为?”所以根子不在下面,不能因此而消弱甚至取消基层政权。但潘先生只说对了一半,根子确实不在下面,但那只说明了改革不只是乡镇的事,更高层政府的“上梁”也同样需要改革,一样需要大幅度精简机构,砍掉冗员,减轻人民负担,规范政府行为。而说乡镇行政机构改革精兵简政就是消弱或者取消基层政权则是无稽之谈了。中国几千年来“皇权不下县”,一个县朝廷只派一名七品知县和几个佐吏,但也并不是就没有乡村基层政权了,历史上的三老、里正、亭长等等都是不拿俸禄的乡村地方官吏,汉高祖刘邦当年就是刘亭长。而现在改革甚至撤销乡镇政府行政机构也不意味着就是要取消乡村基层政权。而是要建立更适合于农村现状的、更稳固的、更能为农民接受的农民自己的自治政权,以减轻农民负担和政府行政费用,根除现在乡镇政府国家和农民都养不起,只能靠胡作非为、胡摊乱派、欠债不还来发工资过日子的制度根源。所以,改革甚至撤消乡镇行政机构,决不是一种粗暴的做法,而是一种解决三农问题的已经势在必行的重要措施。所以中央已经决定要“缩省并县,省县直辖、创新市制、乡镇自治”,启动行政区划改革。
近年来,三农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原因就是农村的困境,农业的危机,农民的贫苦都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由于盲目建设各种开发区和政府形象工程,低价强行征用农民大量土地,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从农民手里夺取了2万亿元的土地剪刀差,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财源和寻租机会,使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失地农民高达5000多万人,而且有人估计,如果考虑到每年有上亿民工在各城市中流动,实际失地农民人数可能高达1.26亿人,成为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现在,我国城乡差距已超过1:6,基尼系数达到0.49,甚至超过了美国,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城乡差别最大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以至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就缺陈胜吴广了”的呼声。农村的社会矛盾已经相当激化,非改革不行了。所以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各地已经在进行撤乡并镇乡镇体制改革,深圳、北京等城市还把一些郊区农民一律转成城市户口,乡镇政府改为街道办事处。截至2003年,全国乡镇总数已经减为38290个,撤并了7196个乡镇,比1987年的72200多个下降了47%,比1999年的45500多个下降了16%。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快,每年都要有一两千万农民进入城市,乡镇数目还会不断减少。用潘先生的话说,我国现有耕地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只需要2000万农业劳动力,0.5亿农业人口就够了(我国早晚也会发展到那个地步),乡镇机构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改革缩小甚至取消,才能适应形势。想既不能减人,也不能改革的做法显然是不可能的。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已经必须提到日程上来了。我国臃肿庞大的政府机关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并且日益成为国家财政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必须精简机构、精兵简政,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几十年来,我国进行过多次精简机构,但每次都是精简不久就重新又更大规模的膨胀,越减越多,形成恶性循环。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解放初期,官民之比为1:600,已经比历史上其它时期增长了很多倍,(如我国西汉时期官民比为1:7945,盛唐时期为1:3927,明洪武年间为1:2299,清康熙年间为1:911)。而50年后的今天,我国各类官员与总人口之比,全国平均水平已达到1:28。干部总人数则增加了80多倍。而且经济越落后的地区,官民比越高,在山西省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在1:20以下,有的县如大宁县为1:13,陕西省黄龙县甚至为1:9。我国的官员比例是世界其它国家的几倍到几十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官民比最高,行政管理成本最大的国家。潘先生所说的美国财政供养人口比例比我国还多,是把财政供养人口(包括军队、警察、科研教育人员、社会服务机构等等)与政府官员混为一谈了。我国的科研教育人员,应由政府拿钱的社会福利、服务、咨询机构,包括警察、消防人员、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江河治理人员都很不足,应该壮大,但我们的政府官员却实在太多了。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的政治管理体制造成的,每个地方都要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公检法、工会、妇联、共青团、武装部等十几套人马,麻雀再小,也要五脏俱全,一个县县级领导就要有四、五十人,配备公车二、三百辆,干部上万人甚至几万人。一个乡镇政府也要有二、三百人。如湖北省监利县总人口142万人,全县有县直党政机构99个,财政供养28481人;湖南省华容县全县总人口70万人,有党政机构85个,另有代管单位20个,财政供养1.5万多人。这样的县每年的财政收入都不够给官员们发工资,连吃饭财政都不能保证,负债累累。湖南省1999年调查,全省2000多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达448人,负债面85.4%,全省乡镇共负债85.4亿元,每个乡镇平均负债363万元,最多的达5111万元,近几年更是大幅度增加。全国2470个县(市)级单位,40%以上是赤字,平均每个县(市)按保守估计负债也达2—3亿元,加上333个地区(市、州),45000多个乡镇的负债,总额已达上万亿元(有的媒体说中国县级财政亏空已达3万亿元,2002年6月2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在沪表示没有那么多。但具体数字未肯透露。)这样庞大的机构、沉重的负担老百姓和国家财政都已经实在负担不起了。另外,干部多还造成体制性干扰多、扯皮多、内耗多、收费多、浪费多、审批多,工作效率大大降低,官僚主义更加严重。官多车也多,吃宴会也多,全国仅行政干部的“官车”一项费用,一年就需4000多亿元,公款吃喝也要2000多亿元,何况官员们还要房子、电话、手机及各种福利待遇,还要开会、考察、出国、公款旅游,还要搞政绩工程,老百姓如何承受?特别是县乡级财政负担主要都是压在农民头上,使我国日益严重的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更趋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另一方面,我们每次精简都不能奏效的原因是我们的改革不到位,只减和尚不拆庙。而任何官僚机构都有强烈的膨胀欲望,希望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寻租范围,庙在方丈就会不断修庙招和尚,使机构越来越庞大。所以,要想精简人员,必须首先精简机构,精简管理层次,并且从法律上使之永不能恢复才行。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必须彻底精简我国庞大、重复、低效的行政管理机构。现在,中央国家机关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精简,地方则只是精简了少量人员(一般为20%),距实际要求相差还十分悬殊。特别是与农民利益最直接的乡镇政府,省、地、县精简人员层层下放,乡镇成了最后的接收站,旧人未退出,新人又挤入,致使乡镇机关严重超编,还在膨胀。而自古以来,我国历史上,乡从来没有成立过一级政府机构,国家行政机关都是最多只设到县。农村社会管理一直是以农民自治管理为主要方式,而且一直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反倒是历代统治者对农村统治最深入,官僚机构最庞大,苛捐杂税最多的时候,农民才起来造反。因此,最近很多媒体和专家学者发表文章,建议撤销乡级政府和财政,我们认为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我国2000年前原有44800多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约1280万人(包括离退休人员和教师),平均每个乡镇近300人。撤乡并镇后现在仍有38290个。大多数乡镇机构靠收费和罚款运转,依靠向农民摊派过活,撤销了乡级政府机构,就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机关和干部人数,大大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自主权,是利在千秋的大好事。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快,农民人数将大幅度减少;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农村生产组织也将完全改为由农民自己组建的各种经济组织、经济联合体以及社会中介组织来承担。这些都说明乡一级政府的存在越来越没有必要。当然,一些乡镇干部为了自己的权力和饭碗,一定会极力反对,诉说他们的工作多么重要,必不可少,如果撤销了乡政府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千万不要听信他们的谎言!比起城市居民来,我国农村、农民有非常强的自治能力,除了纳税的义务,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险福利农民从来没有享受过,完全依靠自己自力更生,所以自古就不愿意受官府管治,甚至不惜逃入更远的深山以逃避官府的统治,建立自己的世外桃源。倒是历代统治者总希望自己的统治无远不及,希望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和税赋财源,稳定政权,才极力在农村建立自己的政权体系。而现在,乡镇政府已经成了国家财政和农民头上沉重的负担,干群关系极为紧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即使从税收、巩固政权的角度,它们也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按照“三个代表”精神,一切都应该从人民利益出发。撤销乡政府、还政于民,减轻政府和农民的负担,打破乡界限制,增大农村经济自由发展的空间,激发农民更高的生产积极性,促成农村的又一次大发展,正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大好事,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接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