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占中国2亿3000万职工人数的近一半，并将成为当代中国工人的主体。
北京
如何让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近日再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农民工市民化
每年需投入万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约84.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92.3%不愿再回农村；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每人8万元（人民币，下同，约1万6000新元），全国2亿5000万农民工的市民化总成本需要20多万亿。
这意味着，要在今后20年中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中国每年需要投入资金1万亿元，约占中国2011年约10万亿元财政收入的10%左右。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占中国2亿3000万职工人数的近一半，并将成为当代中国工人的主体。
《人民日报》昨天引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说，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初步具备。“现在的关键是要通过研究论证，明确中央政府、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各自责任，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
19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大批在计划经济时代被限制在土地上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他们低廉的劳动力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腾飞的主要助力。尽管众多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户籍制度使他们很难享有和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权利，成为中国社会最受人诟病的社会不公现象之一。 近些年来，舆论对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批评之声越来越高，中国高层也表态要进行户籍改革，要求各地逐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许多中小城市开始降低户籍门槛，吸纳农民工成为市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等地方大员近日还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谓。
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农民工要享受当地市民待遇仍困难重重。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主要因为城市户籍与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密切相关。如果北京、上海大城市放开户籍，意味着大幅增加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入，城市财政难堪重负，因此这些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迟迟没有实质进展。
据《人民日报》报道，去年下半年，全国政协组织考察团赴农民工输入大省浙江和输出大省四川考察调研。考察团建议，必须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定位，进而形成从理论到实践、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从输出地到接收地、从具体政策到人文关爱的统筹协调的制度体系，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才能取得实质性和突破性进展。
考察团认为，在农民工落户问题上，应采取差别化政策：中小城市、小城镇应尽快取消实现稳定就业创业农民工的落户准入门槛；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积极研究放宽相关政策，通过“积分落户”等办法，畅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渠道。
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18.2%、29.8%、38.4%和11.3%，公共服务不均等，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因素。
全国政协常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季允石建议：“应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对象，建立全国统一、真实可靠的城市人口信息系统和新生代农民工档案库，在此基础上按照低标准、广覆盖、可接续原则，着力推进农民工社保、住房、医疗等制度建设，最终形成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