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探访楚鲁松杰记载（摘自
http://tour.dbw.cn/system/2004/08/31/046410104.shtml）
四年前的西藏之行，目的是要到中印边境一个名叫楚鲁松杰的地方。去那里，比去往西藏墨脱县还要艰难遥远得多，迄今也没有几个外乡人进入过。许多景象，今天回忆起来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那时候，楚鲁松杰是一个“未改乡”，即尚未经过民主改革的区域，俗话说的“没解放”，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1949年以后遍布
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
人民公社、“文革”和改革开放都未能波及这里，西藏和平解放后数十年，这个地方依然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初始
出发后第22天，终于由新疆到达西藏阿里首府———海拔4000多米的狮泉河镇（噶尔），第二天，同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弟子徐平博士会合。出门前，我们两个多次商量到阿里以后的行程，一致的愿望就是要进入楚鲁松杰乡，它位置在阿里的最西端，是中国雄鸡版图上那个屁股尖儿里。
那时候，楚鲁松杰是阿里地区札达县曲松区下辖的一个“未改乡”，进入那里，要自曲松区每天骑马十多小时走两三天的山道，跨涉无数冰河方可到达。所谓“未改乡”，就是尚未经过民主改革的区域，俗话说的“没解放”，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地方封闭，同外界极难
交通，我们预想其中必然保存着
历史独特的藏族情形。
听说山上落了大雪。听说车辆没有。又听说马匹困难。听说派不出向导翻译……总不成行。徐平同我像两个愣头愣脑的傻瓜，在狮泉河边枯坐整整27天，正当我们几乎丧失信心，准备分道扬镳时，我们拿到了边防通行证，办足了日常生活的物资、食品和枪弹，然后跟上地区气象局两个年轻的扶贫人员曲央和桑珠，开始了楚鲁松杰的远行。
我们坐在扶贫物资冒顶的“东风”卡车驾台里,一车全是盐巴和茶砖，物资的顶上坐了7个人，向导曲央和翻译桑珠，楚鲁松杰乡的乡长和副支书（他们都是由上级指认的当地“头人”），还有两女一男的乡人。朝西南方向颠簸摇晃了整两天，行车357公里，在第二天晚上九点半钟，穿过什布齐边防部队在曲松的“山岗连”驻地，到达曲松区。十余处平房相邻，曲松区无特点。
曲松区下辖两个乡，曲木底乡和楚鲁松杰乡。不说曲木底，它还不够稀奇。楚鲁松杰是个农业乡，到区上的直线距离有85公里。乡里最西的卡拉村处在克什米尔边境，楚鲁村距离印度守军最近仅一公里。乡里有4个“
行政村”，98户，488人，土地900多亩。60%以上的人家属于扶贫户，人年均收入260元。交通闭塞，每年夏季三个月可通行，只有一条破烂道路指向那里。冬天漫长，大雪掩埋山谷，气候转暖，雪融路垮。国家年年投入十几二十万元公路维修费用，如同擦脸油，擦了洗，洗过再擦，不起作用。不要说一般人，就连当地领导干部也没有几位进去过。其地风俗习惯与西藏腹地多不相同，与印度边地有近似之处，这也是许多边境地区的特点，两国陆地相连，民俗民风有一个渐变空间。硬说这个地方是“未改乡”，似乎不准确，但是将它等同于西藏的整体状况，等同于其他地区的任何一个乡村，也会失之客观。1985年，阿里地区和札达县党政部门组成两级工作组进入楚鲁松杰，正式建立“乡政府”。第一任乡长拉巴丹增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僧人。1995年，乡党支部建立，党员7名，尚无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因交通不便和地处边境的特殊情况，1949年以后遍布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人民公社、“文革”和改革开放都未能波及这里，西藏和平解放后数十年，这个地方依然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其乡政府一直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是“流动政府”、“马背政府”，乡长走到哪里，大印就带到哪里。西藏全区同地县两级认识到，这种现状已经无法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所以“撤区并乡”工作在我们去的时候即将开始。
区上住两个夜晚。租用了乡民的马匹，以为天亮后可以走成。却不料想，我们这支队伍只能一人一骑，没有驮运物资的多余马匹，已经收拾过的行装还要重新再来一遍，必须减去不必需的任何东西，留到十天以后运进去。
山岗连的官兵慷慨相赠一箱黄桃军用罐头，可是我们盘算着人家能送一箱猪肉罐头。连长解释，大肉不富裕，他们自己种了点温棚蔬菜，只有这点水果还可拿出手。曲松区长为我们派出惟一的212北京吉普，能送多远就多远。道路维修工人在一个青岛籍工头的带领下，已于两天前开路，我们尾随他们，路程大约20公里，如顺利，吉普车可以一直送到普布拉雪山脚下，再换马前行。马队趁着月光出发了。我醒来，正好听到细碎的铃声渐远。与我们同车来的乡人跟着驮运货物的牛马队先行上路，自己的坐骑也在里面。
到达
吃下两碗烂面条子，9点钟准时出发。吉普车上是徐平、曲央、我和楚鲁松杰乡长。车子离开曲松，立刻盘旋爬坡。到达坡顶，是一片开阔的平坝。回顾来路，平坝对面的远山道路上一辆空空的大车拖着尘烟，那是我们来时的车子，它往狮泉河去了。从现在起，我们越走，离所谓的文明社会越远，想想狮泉河，那可算是个大
城市。下平坝，沿一条名叫“厦沟”的河谷走，大方向是西。道路泥烂，居然生满花草，紫色的菠萝花，黄色的喇嘛花，白色的什么花，都是一丛丛小朵花卉。沟谷流水巨大，轰轰震耳。吉普不久便超过了乡人的马队。修路民工和他们的两台工程车停在前头。
在普布拉山下，吉普车回去了。天空阴着，像要落雪。山风寒冷刺骨。肚子剧烈疼痛。我们生火烧茶，等待两小时，一队黑黑的人马从弯曲的山路间出现了。他们经过我们的篝火旁边都不下来，丢下我们的几匹空马，继续往前，开始由陡直的马道上山。这匹枣红色的矮马身上驮了我、物资和我的睡袋。西藏的马匹似乎生来就是能够负重爬山的动物。坡道那么陡，它们四蹄抓地，相跟着一低头就拱上去了。曲央走在前头，他那马总在放屁拉屎，一路臭烘烘。起先我误以为是曲央的粗糙味道，待我走到前头，曲央说：“你的气流更大！”这下，他们总算知道我肚子闹到什么程度了，声音混杂，完全成了交响乐。
在北京的时候，从卫星图片上认识到普布拉，那是一座白色大山。据说，要翻越这座大山，得拽着马尾巴才能从雪地里拖上去。海拔近6000米的山峰一侧，有处万丈深火山口样的墨蓝湖面，俯瞰神秘恐怖。到了普布拉峰下，才知道没有想象的那般困难，虽然积雪很厚，却还可以把自己从马背卸下，四肢并用爬过去。积雪已经被前头马匹的粪便染为黄色，稀烂易滑。从积雪中露出的黑色石片锋利如刀，山顶一片平坦的雪海。如同常规，山顶竖立着一支五彩经幡，有数不清的洁白哈达系挂在绳索上。徐平几人已经先行下山。我同乡长他们从怀里掏出哈达，向经幡祈祷，感谢佛祖保佑我们此行顺利，老天没有降雪。又向经幡跟前洒些白酒，我自己也也喝下三大口。正在这时，我头顶的驼色毡帽被一阵大风掀飞起来，瞬间飘落进深深的雪谷。接二连三，多数乡民的帽子都跑掉了。在西藏，丢了帽子是件好事情。藏人认为头比脚脏，一个人身上的秽气都从脑袋上钻出去，所以帽子也是不洁净的——“霞木剌素，恰估剌素”（帽子丢了，倒霉丢了）。反正丢失帽子便有福了。借着酒劲儿，我给这座山峰改名叫“霞木拉”，意思是“帽子山”。
下山不可骑马，那么陡的坡度，马很容易就会折失前蹄。从山顶下山步行20公里乱石坡，走小半天时间，进入海拔3000多米温暖的沟谷地中，有一处广大的草场。重新骑上马背，一路小走快跑，在天黑前顺山沟赶至一处有流水草地的深谷里。同几位陌生的楚鲁松杰商人用茶饭。马队的其他乡民有些早早止步，住在“霞木拉”下的草场上，还有几位跟上乡长连夜往乡里赶路。帐篷被乡长带走了，我们只得到一片低矮的红柳丛边露宿。夜晚冷极了，所有的冬衣穿上身钻进睡袋。那边的商人，用牦牛毛编织的货物袋子围了个挡风圈，他们的篝火已经熄灭。仔细看，星星在动，地球在转。世界都在静中。河水奔流，声响巨大。我们的地球是个活物。我的所在，是卡兰格山中一片名为“哲固”的旷野。
天亮，让尿憋醒，神思飘渺。睡袋已经被积雪覆盖，浑身疼得几乎站立不起。又吃下两碗浆糊样的面条，套好马继续赶路。人都不说话，前后马铃声声，马不寂寞。在山路上走马，蹦跳颠动，木制鞍具上垫了自己的皮夹克还是显得单薄，估计屁股已经磨破，座下黏乎乎的感觉，疼得钻心。中午过后，顺沟走，进入到楚鲁松杰乡的第一个村落松杰，在路经的第一户人家居然吃到米饭，菜是野菜，一点点。又沿峡谷激流走。路过一处名为曼扎的聚居区，我们的马铃声惊动了空地四周几间低矮的黄土房子，突然从那些房子里涌出老人妇女小孩数十人，纷纷同骑在马上的我们双手相握，容不得我们下马还礼。他们握手之前，都在自己的黑色袍子上飞快地擦擦手。这个场面，我今天还记得清楚，当时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傍晚，即将落下的太阳把整个谷地照得金黄。远远望见土坡上两座“确丹”（小佛塔）的剪影，我猜想，到地方了。松杰村村长乌坚次仁在自家门前的青稞地旁，为我们四个外乡人支起一张印军降落伞当帐篷。帐篷开口向东，那里油菜花绽放得鲜黄。我称这是“松杰村宾馆”。
在“松杰村宾馆”住了几天？显然，时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从松杰顺沟沿林迪河支流继续往低处走去，整个楚鲁松杰乡的村落同人家都非常分散，往往一户人家与另一户人家相隔十几里远，两个村落间隔着数十里。午饭后备马出发，朝西南方向十多里，经过乡上最富有的一户商人家，我不仅吃到米饭，饭里夹杂着几小点牛肉，还喝到难辨真伪的印度罐装的美国朗姆酒。酒足饭饱，接着往西南方向扬鞭小跑20里，在马道折向南方的地点，暮色中到达贡直。
贡直的语意为“在庙的旁边”。林迪河支流在这个地方汇入从北面喧腾而来的大水，弯曲着一路往南到楚鲁村，然后流向印度去。贡直周围的山几乎秃黄，北面大河西岸山岩上有一座名为“强久林”的老寺，村庄因此得名。村边的
河流同水边的石屋碾房，一架十米长两米宽的大木桥，景象恍若成都青城山一带和湘西村落。空气非常湿重，头天半夜落过大雨，房间里闷热难耐，我同桑珠便睡在小学校的操场空地当中，这样既通风又可避免石蝎子的蜇咬。现在的我已经体无完肤。屁股破得几乎要分开两半，鼻子炎症流血，身上腰间还饲养着百只左右的红色跳蚤。自己无奈地想，这些毒虫若能传递爱情该多好，世界上没有比跟女子恋爱更难的事情了。
听到土屋教室里学生的自习朗读，这才醒来。一夜睡得安稳，落了小雨我也不知道。天上有浓浓的灰云，周围山头全都隐藏在雾气之中。再次上马，一路奔跑，往楚鲁村进发。是不是自北向南流经贡直和楚鲁村的这条大河，就是林迪河？查阅过许多
地图，却寻不出准确的称谓。向当地人询问，也没有什么说法。据乡长讲，它叫巴日藏布。巴日，意思不详。它不能算作主流，只是朗钦藏布（象泉河）的一条大支流，汇同在一起去到印度，名字变成萨特累季河。这天，自己从马背上接连摔下来两次，都是落到石丛里，居然两次都毫无损伤，为避免再三落马，跑一跑，就得下马勒紧肚带。如此反复，折腾到中午以后才到达楚鲁村。
村上人家安置在河流拐弯的北岸和南岸，大多数民居高低错落在向阳的山坡上。一些房舍环以两三人才能合围的粗壮老柳。俯视河流两岸，临水生长着许多高直茂密的白杨树，风光犹如画片上所见瑞士。这是本人所到祖国边境最远的地方。村南边光秃的大山上，肉眼可见印度守军的碉堡。
楚鲁松杰乡的四个村，我到了两个，又在楚鲁村住下一天，已经知足了。连续两天大雨，造成河水猛涨，返回曲松区的路段多处冲断，山体松动，滑坡和泥石流时有发生。无奈地在楚鲁村等候了几日，我便独自跟随一支乡民牦牛马队出山。那支黑流滚滚的散乱队伍行进在山沟峡谷间，其中只有我一个汉人。他们再次到区上去驮运那些饱晒太阳的扶贫物资。
衣食
楚鲁松杰男人的衣着比较随便，尤其中青年男子。老人、孩子和乡中妇女平时着黑色袍衣，无领，右斜襟，腰间系粗绳布带子。从衣着看不出性别。楚鲁松杰女子身上镶挂的宝石是家庭富有程度的象征
遇节日婚庆，妇女，尤其是年轻女子，着小翻领对襟黑色布料长袍，两袖接有宽五厘米红色大口。下摆一圈缀以红蓝白彩线；另配蓝底大披肩，两边垂于小腿部，上绣菱形、正反T形红白纹图案；披肩于胸前对扣处两角，以小压大，叠缝着蓝黄绿红三角大图案。再配上绿松石、红珊瑚和白贝壳的大项链和耳饰，鞋面也是黑的。色彩并不复杂，却是显出独特的庄重华贵。地方女人婚后，也没有藏中大多区域那样腰前围系“邦典”（彩色围裙）的习惯。
乡人家庭富有程度如何，只看他们脖子上宝石的品级和多少即可简单结论。有的“硒”（宝石一种，也称九眼石），一颗价值可达数十万元。自己原先所见都是赝品，在楚鲁松杰，才算是“开门”了。日常所见，男女脖子上都挂有一颗或几颗红珊瑚和绿松宝石，再就是杂色的九眼石、猫眼石。许多妇女的两条手腕上套戴白亮的海螺壳。这些海螺壳都是在她们年纪很小的时候戴上，人长大后再也摘不下了。无论劳动休息，双手套着那么大而重的东西，多不方便。这些东西仅仅是作为美丽和财富的象征吗？它们是否同原始货币联系着？
任何服饰都和人物相互映照。假如让楚鲁松杰的女人穿别的衣服式样，我就无法做出美好评判。我观察这里女人的模样远远大于实际年龄，三十出头的人，看上去说她五六十岁也像，可她们身体结实，五官线条突出，眼睛和面部纯美丰富，表情饱满发达，做出的样子怎么都好看。这么一来，那个老样子便可以忽略了。
地方的成年人多不抽纸烟，更没见到女人吸烟，少数老人吸吸鼻烟。他们全爱饮酒，尤其男人都有坐下来即饮酒的习惯。60度以上的藏白酒，用发酵青稞蒸馏自酿。这里暴发过瘟疫，浑身发热高烧窒息而亡，死去的几乎都是青壮年，活下来的多是平常爱酒的上岁数人。当地人认为酒是预防瘟疫的良药。他们饮酒时不吃东西，一口一口慢慢喝。肚皮喝空了，用小勺子送进嘴里几口糌粑面，就是一顿饭。我看他们地里自产的粮食，大部分用来做酒喝了。乡人日常早晚吃“土巴”（面疙瘩汤），汤里无油，只是加些盐巴同切得细碎的绿菜、油菜和小白菜。中饭抓糌粑，喝砖茶，条件好的人家在茶碗里丢一点酥油吹着喝。酥油陈旧，喝着辛辣，直呛鼻子。当时拉萨卖到每斤13块的酥油，在这里也成了奢侈品。
乡人礼数不多，却一律恭敬。无论大人孩子，若是上来握手、接受馈赠，戴毡帽的必先脱帽，双手在身上急速擦擦，谦卑地伸向前去。
招待客人，能拿出灶灰里烤熟发黑的藏小麦饼子，清香发甜。也有绿菜，连炒带熬成稀烂，黑黑的一团抖进碗里。没有肉吃，奶制品也少，主要是给孩子吃。松杰村村长乌坚次仁的一对小儿女坐在地上吃东西，他们面前摆一小碗酸奶，把刚从灶灰里烤好的面饼沾到碗里。他们吃得飞快，吃完又将手指和碗舔得干干净净，接着便直起细脖子纷纷打嗝。我们进山前收拾行装匆忙，结果把全都绿色军用包装的黄桃罐头当成军用猪肉罐头带进来，只有我包里一个肉的。我打开给孩子吃，那个四岁的小女孩吃过，亮起眼睛，很快乐地帮她妈妈端了个脸盆往油籽地去撒灶灰。
带了长枪，多少天也打不到一只岩羊。长久没肉吃，心里发慌，性情暴躁。小河里有细鱼。问村长乌坚次仁的妻子借家伙。村长和他妻子知道我要捕鱼，硬说这是“杀生”，不借。我只好打着电筒用手到水里乱摸。鱼身滑，摸是摸不到的。村长站在身后得意地笑。我告诉他：“吃吃鱼，人的头脑会变得聪明些，尤其你家孩子得吃吃鱼。”村长脑袋一歪一歪说：“你说吃鱼能让人聪明，我现在算不出账，吃条鱼就能帮我算出来吗？我不相信。”
吃不到荤食，猛灌下一碗烈性藏白酒，让肚子里充实燃烧，把肉欲忘掉。
卫生
乡村无厕所，屎尿拉在马圈、田里或者河边乱石缝中。徐平同我有一次行方便，蹲在山崖上，结果飞来一只鹰，大得惊人，把我们轰回到河边。为什么轰我们？因为那是老鹰蹲守的地方。
松杰村小河边一户人家的老人得了重病，他没有儿女，妻子成天到晚只会到各家串门哭泣，如同一个“祥林嫂”，人家越是劝慰，她哭得越凶。大家只好吱吱地咂着嘴巴听她的哭声和诉说。乡医家在楚鲁村，连夜骑马赶来诊断，估计老人心脏供血不足。他说自己可以用藏汉同西医为病人治疗，还会针灸。但我怀疑他医术的高明程度，什么都会的人往往不专，再加上地方医药奇缺，他能治什么病？顶多是一个送送药品的乡村“赤脚医生”。医生在这里应该是颇有威望的人，他看着不够像。果然，当地人传递消息到边境的那一方去。几天之后，那边的一个藏医带了个徒弟过来。
任何一户人家原本留给活佛的首座，现在却坐上了他们信任的医生。这个地方人的宗教信仰似乎并不在第一位，家家户户的墙壁上也极少见到唐卡壁挂，倒多是山外大千世界的彩色图片。那个印度过来的藏医，看着如同“归国华侨”，50多岁的人，穿咖啡色皮夹克和牛仔裤。我了解到，楚鲁松杰的多发病症以心血管、关节炎、眼疾、肠胃病、口腔牙病和感冒头疼为主。乡人围着山那边的藏医答病，差不多都是“我头痛”。藏医到人家坐下先喝酥油茶，同村民说话，寒暄过后便询问每个人近来的身体状况。我旁边观察他对村人的身体都有了解。之后，他让徒弟从他的“达助”（马褡裢）里摸出许多个小小的牛皮口袋，解开口袋的皮绳扣，用一柄细长的两头黄铜勺子轮番伸进这个那个口袋里，掏出一些白色药面，自己先用舌尖逐一尝尝（避免抓错），这才拿预先撕好的废报纸迅速包住递给村民。也没见他收取费用。藏医对我很恭敬，问我从什么地方来。因为边境地区情况复杂，我只告诉他自己从狮泉河来扶贫，家住拉萨。后来听说，这位医生也是私下从事边境贸易的大商人，在印方军队未设岗哨前，他原本是来往密切的乡邻，而现在却成了个外国人。本文作者与越境走私日用品的印度商人
那个本乡医生和一个弟弟共妻同住，有一个落生不久的孩子。还有位舅舅独自住在印军岗哨山下，长期过着密宗修行生活。我去看他。石砌的两间屋子，都不超出五平米大小。老人面孔像托尔斯泰，有70岁。屋子外间堆了点杂物柴火，地上也有睡觉的卡垫、灶坑和简单炊具，墙上贴着几张印度什么用品或食物的小美人商标画。里间是老人的修行场所，一面墙开个尺方小窗，遮得严严实实，光线昏暗，他的修行用具哪一样也看不清晰。我对密宗没有知识，反正是个够隐蔽的感觉。屋子里尽是跳蚤和蝎子。
至于那个病了的老人，在藏医看过后，所幸解放军巡逻队来到村里。初诊，老人左侧身体偏瘫，伴随着严重的前列腺炎。军医送他一些消炎药。但是，偏瘫还应当用贵重藏药“珍珠七十”（解放前，北京中医俗称之为“西藏小铁弹儿”，医治中风、偏瘫、脑溢血、神经衰弱的特效药，亦可与中药搭配口服），可是村里没有，得托人迅速出山，到狮泉河地区药店才能买回来。老人痛苦地张大着嘴巴，半天出不来一丝声音。派人出山，来回至少也要用去半月时间。
告别
从狮泉河出来的前日，我和徐平心血来潮，商量着既然楚鲁松杰乡“尚未解放”，我们是不是要去那里建党？一问，有党了。建团？人家非常慎重，说时机还不成熟，但是你们乐意，可以去把那里小学的少先队给建起来。然后卷了一把红领巾交我带上，说这些足够了，那里没几个学龄孩子。乡里三年制公办小学校，国家用7万元建于1986年，有县教委1996年批下来的正式教员两名，另有一名聘用。
学校在贡直大河边上，那架大木桥通到校门外。到了学校，才知道有学生21名。我那卷红领巾只有17条，加上校内外辅导员两条，还缺6条。和我们同路坐在大车顶上的一个文静的姑娘叫次仁卓嘎，刚从陕西的一所师范学校毕业，返乡等待分配工作。次仁卓嘎在山西太原就读西藏中学的时候曾经到过北京，山外的世界她见多了，可是身上依然显出乡村女孩子的腼腆，话语不多，目光躲闪。那个乡副支书就是她的叔叔。好不容易找到了红布，没有缝纫机也是麻烦。正好次仁卓嘎家有一台手摇小缝纫机，她的哥哥帮忙勉强做出了红领巾，可是那第六条后来戴到校外辅导员的脖子上，小得如同领结。次仁卓嘎又是写黑板标语，又是耐心地教孩子们行队礼，忙上忙下。我同徐平讲，日后楚鲁松杰“解放了”，次仁卓嘎老师头发白了，得算个“离休干部”。
乡村学校的在校生都是包吃包住，每个学生每年要向学校交四斤酥油当学费，算一算，个人一年自掏生活费用也要在50元以上，这个开销在当地可不是小数目。札达县每年给学校拨款1万元，另加两千元的燃料费。学生每月口粮26斤，一年上课8个月，没有休息日，冬季放长假4个月。有学生一年级6个，二年级11个，三年级4个。这样一所偏远地区小学，从1989年到我去的时候，升入县完小名额位居全县11个乡村小学的头一二名，由此可见乡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孩子们也过早地懂事了，他们都知道，只有好好读书，才可能走出大山，才能够长大以后当上国家干部。
以前，孩子们只从课本的图画上见过红领巾。这天，他们自己也有了红领巾。他们真高兴，见了谁都直立行队礼，那姿势稚拙，歪七扭八。大人们随着高兴，迎面遇上也行队礼。男女老少高举着五星红旗，黑鸦鸦的一群，在墨绿的乡间奔跑。万暗中只有那一点红色。我自己仿佛置身于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某一幅图画里。深夜，各个教室兼宿舍的门都敞开着，没有课桌，一条10厘米高的泥土台子上并排躺着七八个男女学生，他们睡得深沉，脖子上全都系着红领巾。因为闷热，有几个男孩子的衣服脱得光光的，可是那条红领巾依然搭在胸前。
这天的晚饭，我们被安排在乡村会议室，其实就是一间大土房子，室内三面顺墙砌了土座台，主座铺着卡垫；傍门有一个地灶，顶上是大大的散烟采光窟窿。两盏节能灯用太阳能充电器引亮了。我们正座的面前摆一条长案，上面置有三个酒瓶子，粉红色的野玫瑰插在瓶子里，这是那个次仁卓嘎姑娘的用心。乡民每家都捐了些菜油、面、糌粑、青菜、茶叶、酥油、青稞酒和藏白酒，捐多捐少按
人口用秤量，那秤砣是用一层牛皮包缝的鹅卵石。先是长时间的人物讲话，然后大家有说有笑有唱有舞。我欣赏到乡民们跳的是阿里地区古老的弦子舞，十数个男女围成圈，动作一致，缓缓地甩臂踢腿。边舞边唱，歌声悠扬舒朗，显出高贵，如同宫廷音乐，又近似内地的昆曲歌唱。这样的舞蹈，我从未见过，它的独特美丽使我发痴无奈，心里生出庄严的东西。
轮到我表演时，自己已然大醉，立起来用藏语一口气唱了两段歌词，“不要搅扰我的心，让我像一只雄鹰，放飞我吧，我要回到群山里……”歌声落地，村民无不欢腾。这个风头出得连我自己都非常愉快。徐平说：“没想到你还留着这么一手。”我说这是自己惟一还行的。当时我想过，一个
民族是所有人组成的；一个民族能歌善舞，根本也是源于多数人的寂寞。这也是自己在漫漫长路上的真实写照。
那个美丽的次仁卓嘎老师，据说后来就被分配在本乡小学任教。在我离开楚鲁村出山经过贡直重回松杰村的时候，又到那个病重的老人家探望，恰巧遇见次仁卓嘎从贡直来，为她那喜欢哭哭啼啼的姨妈帮忙。这个姑娘可能自从回家就没有一天清闲，我走到哪里都见她闷头干活，一句多余话都不讲，自己家的活她干，亲戚家她也去帮忙，什么累活脏活都动手，衣服穿得那么不讲究。可是，我毕竟注意到她的表情完全不同于乡里，隐隐地流露着一种神飞飘渺的气质。
告别松杰村的午后，次仁卓嘎为我牵马走了一段路。我说你分配了工作，可不要忘记写信来告我一声。次仁卓嘎点点头，她的长发被风吹在脸上。我上了马，次仁卓嘎为我套正蹬子。这个动作我在乡中见过，只有女人为出远门的男人才做。次仁卓嘎这么一来，让我感觉亲切，自己也成了楚鲁松杰的乡人。“你跑吧，我看看你的水平。”多少天，这是我听到她惟一完整清楚的话。
徐平继续他的乡村社会调查。我从楚鲁村离开往山外走。在乡里的日子，我奇怪乡民为什么总喊我的名字，大人孩子都爱无缘无故地叫我，尤其小孩子常常追到我身后高声叫唤。临走一问，这才知道我的名字“龙冬”发音，在当地语言里是“山沟”的意思。我的名字便是进入楚鲁松杰乡的通道。自己会不会有一天突然从天空降落在楚鲁松杰？或许这并非想象，几个熟悉的乡民见了，一定会冲上来抱住我哈哈大笑。光阴如箭，4年间，我的想象仅限于此。
楚鲁松杰乡早已不再是个“乡”了。政府实施“撤区并乡”，它在我离开后不多的时间，就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阿里行署札达县曲松乡的楚鲁松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