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专栏] 李清博客杂文时评作品集 [复制链接]

报喜，《期待北京公交报站服务更加人性化》（第22楼）刊于今日《中国青年报》

（刊于12月5日左右浙江《青年时报》）

自行车牌照没有“原罪”
李清

近日，四川省政府发出公告，决定在全省范围内不再对自行车实行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不少人认为对自行车实行牌证管理制度是不合理的，自行车牌照早该被取消。（《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等12月5日报道）

有人发表这样的观点，自行车如今已经不属昂贵商品，如果说还需要用牌照管理的办法来加以保护，那么，是不是我们穿的每一件衣服、携带的每一台手机，乃至家里的每一台电器，都需要由政府发一个牌照呢？持这种观点者似乎言之有理，却没有看到自行车与其他财物的不同特点，即自行车大部分时间是置于户外而不是放在家中，而且它也不能随身携带。

停放在户外的自行车很容易被盗，而自行车被盗的后果不能简单地以其售价来衡量。在一些城市，自行车被盗已经给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严重困扰。试想，如果你三天两头就丢一辆车，你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你所住的社区经常发生自行车失窃现象，居民们会毫不在意？即使从经济角度来讲，普通市民对于连续丢失自行车也是难以承受的。说现在自行车已经多到可以随意丢弃的程度更是只看到表面现象，如果不是被偷怕了，谁愿意甚至特意骑辆破车去上班、上学？有谁见过崭新的自行车被随意丢弃？

实际上，成都市取消自行车牌证管理制度的要害是“取消自行车牌证收费项目”，以减轻群众的不合理经济负担。在停止收费的同时，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要继续加强对被盗自行车的治安管理工作“。该市甚至进一步作出规定，为便于确认车主权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责成自行车销售商家免费为新购车者在车身上打印购车发票号。把与自行车唯一对应的发票号打印在车身上，又何尝不能说是给自行车发了另一种形式的牌照？只是这样的“牌照”更方便，也不再收费而已。

还有人认为，对自行车实行牌证管理制度，并没有达到防止自行车被盗的目的，因此该制度已无存在必要。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请问，公安部门查获的赃车通知失主领回的，有哪一辆不是通过牌照认领的？（群众真到了可以随意丢弃自行车的程度吗？）自行车牌照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还能方便查明当事人身份。说自行车牌照不能防盗是对其可笑的苛责。牌照只是一种身份标识，又不是保镖护卫。开发票同样不能防止财物被盗，难道就该取消发票制度？事实上，公安部门曾经推广的自行车“分合式”牌照，恰恰就是要加强牌照的作用。之所以没有成功，也是由于诸多现实条件受限，而非自行车牌照存在本身所致。

“最好民警管最难路段”赞
李清

北京市老城区崇文区道路狭窄，胡同较多，公交密集，区交通支队“将最好的民警放在最难管的路段”，在崇文路口值勤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任素永一年纠违近2万起，无一起行政复议。大家反映，“只要有他在，路就不会堵。”（北京电视台《红绿灯》栏目报道）

道路拥堵无疑是城市交通管理的老大难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并非是不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在城市建设和路面设施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交通民警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北京市崇文区让“最好民警管最难路段”，就是卓有成效的管理实践。

“将最好的民警放在最难管的路段“，首先反映出的是崇文区交通支队对于解决道路堵塞难题的坚强决心。辖区内的道路不够畅通，或许能以很多原因来加以解释，但老百姓认的往往就是你交警部门的管理。崇文区交通支队不回避客观困难，合理安排人力，用实际行动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既体现了敢于负责的工作勇气，又显示出精当巧妙的管理艺术。

到“最难的路段”去工作，又是对“最好的民警”的极大考验。谁的管理水平高，谁该评优获奖受提拔，不能由交警自己来说了算，也不应当简单靠几张选票来评出，必须到实践中去接受真刀实枪的检验，让道路和群众来作出评判。“只要有他在，路就不会堵”的良好口碑，就是对任素永“最好民警”最好的确认。

“最好民警管最难路段”，还能够充分发挥群体示范作用。有比较才有竞争，别人能把最难管理的路段管理得那么出色，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把不那么难管的路段管理好呢？崇文交通支队政委说，“现在在我们支队，无论是警风警纪，还是精神面貌，大家都在向榜样看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最好民警”的身后，将会是一支最好的交通管理队伍。

实际上，“最好民警管最难路段”的管理方法思路对于全社会各行各业都有着借鉴意义。如公安部门要让最好的警察去管理最复杂的社区，教育部门要让最好的校长去管理最落后的学校。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让最好的人才到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工作，既能使工作难题迎刃而解，又促进优秀人才锤炼成长，有关部门当何乐而不为？

（《江南时报》选用）

自行车牌照没有“原罪”


(李清)

　　如果你三天两头就丢一辆车，你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你所住的社区经常发生自行车失窃现象，居民们会毫不在意?

　　有人发表这样的观点，自行车如今已经不属昂贵商品，如果说还需要用牌照管理的办法来加以保护，那么，是不是我们穿的每一件衣服、携带的每一台手机，乃至家里的每一台电器，都需要由政府发一个牌照呢?持这种观点者似乎言之有理，却没有看到自行车与其他财物的不同特点，即自行车大部分时间是置于户外而不是放在家中，而且它也不能随身携带。

　　停放在户外的自行车很容易被盗，而自行车被盗的后果不能简单地以其售价来衡量。在一些城市，自行车被盗已经给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严重困扰。试想，如果你三天两头就丢一辆车，你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你所住的社区经常发生自行车失窃现象，居民们会毫不在意?即使从经济角度来讲，普通市民对于连续丢失自行车也是难以承受的。说现在自行车已经多到可以随意丢弃的程度更是只看到表面现象，如果不是被偷怕了，谁愿意甚至特意骑辆破车去上班、上学?有谁见过崭新的自行车被随意丢弃?

　　实际上，成都市取消自行车牌证管理制度的要害是“取消自行车牌证收费项目”，以减轻群众的不合理经济负担。在停止收费的同时，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要继续加强对被盗自行车的治安管理工作”。该市甚至进一步作出规定，为便于确认车主权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责成自行车销售商家免费为新购车者在车身上打印购车发票号。把与自行车惟一对应的发票号打印在车身上，又何尝不能说是给自行车发了另一种形式的牌照?只是这样的 “牌照”更方便，也不再收费而已。

　　还有人认为，对自行车实行牌证管理制度，并没有达到防止自行车被盗的目的，因此该制度已无存在必要。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请问，公安部门查获的赃车通知失主领回的，有哪一辆不是通过牌照认领的?事实上，公安部门曾经推广的自行车“分合式”牌照，恰恰就是要加强牌照的作用。之所以没有成功，也是由于诸多现实条件受限，而非自行车牌照存在本身所致。 (作者为教育部电教中心工作人员)



　　　　　　　　　　　　　　　　　　　　　《青年时报》787期（2003年）

就业岂可要求“零工资”


(李清)

　　我们主张毕业生们能够正确认识当前就业形势，降低对薪酬的过高期望，却绝不意味着赞同他们毫无原则地“自贬身价”

　　应该说，没有哪个毕业生情愿白打工不要钱，提出“零工资就业”只是为了理想而暂时“委曲求全”。这种做法反映出一些毕业生在严峻就业形势下的某种微妙心态。然而，无论“零工资就业”的结果如何，笔者都对其持反对态度。

　　人才市场竞争激励，劳动力供大于求，可谓客观现实，不少行业和专业的“薪情”也不那么让人乐观。然而国家《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向劳动者支付报酬。从法律角度看，“零工资就业”是违法行为。而“零工资”又不合情理地降低薪酬水平，极易导致就业市场恶性竞争情况的发生。

　　按劳取酬天经地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毕业生抱着不要工资只要工作的愿望来求职，首先就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目前社会上有一些惟利是图的企业利用种种手段侵害员工的利益，如不断在试用期内辞退员工招聘新人。既然不付工资，就无法签订正规劳动合同，那么求职者的合法权益将无法获得保。有的毕业生天真地以为，“零工资”或许能让自己在“硬件条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进入理想中的公司，却殊不知，敢于公然违反国家劳动法规的绝不会是什么正规企业。

　　推测一些提出“零工资就业”的毕业生的心理，不外乎有以牺牲眼前利益来换取工作经验的想法。然而，等到毕业之后才开始积累实践经验，似乎显得稍微晚了一些。实际上，从提出“零工资就业”，就或多或少能够看出一些毕业生就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不成熟。我们主张毕业生们能够正确认识当前就业形势，降低对薪酬的过高期望，却绝不意味着赞同他们毫无原则地“自贬身价”。

来源：《青年时报》794期（2003年）

“一元感冒药”难撼产销怪圈？（媒体视点）


　　新闻点击：11月28日，备受消费者关注的“一元感冒药”在广州正式举办上市会，该药品生产厂家广州诺贝华乐制药有限公司以及经销商广州市药材公司抛出“源头平价”的口号，称这是医药行业继平价药店之后另一种“平价”模式。

　　评说链接：
　　“一元感冒药”挑战虚高药价
　　不难发现，若干年来，围绕药品产销，已形成了一个由医院、药管部门、药品批发、药企等多方利益相互钳制、相互依存的庞大的怪圈。加之传统公费医疗制度惯性和医疗卫生体制弊端的“保护”，怪圈不仅难以打破，甚至被一层层加固。圈内的人见怪不怪，圈外的人无可奈何，俨然已成一个游离于我国市场化进程之外的“独立王国”。
　　药品产销的怪圈不可能永久保持下去，尽管彻底打破它尚需时日。广州这家药企“一元感冒药”的举措，即是一种令广大群众兴奋和欣慰的重要信号。它起码给人们如下启示：虽然区区一家药企无力一举打碎这个有着复杂、深厚体制背景的怪圈，但“思路决定出路”，从怪圈中走出来的产销者正试图寻找或已经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它给药企探索新的经营理念、新的客户定位、新的营销模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市场经济永远会厚爱那些先人一步的商家，并赋予他们新的前景和活力。而一旦从这个怪圈中勇敢走出的药企多了，怪圈就会慢慢松动，并最终土崩瓦解。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刘以宾）
　　从“一元感冒药”看梳理高价药品流通
　　是什么妨碍我们用上便宜的药？
　　任何一家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制药企业也不例外。目前的药品价格虚高，主要是营销环境不良所致。不少药品在流通过程中存在着营销人员支付回扣、好处费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流通成本，从而使得药品最终售价居高不下。然而，药品流通环节存在问题，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必要的流通环节和流通成本。“一元感冒药”将超低价格印在包装盒上，确实起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但由于预先确定了最终的低售价，在其利润实在已经很微薄（也许部分药品的利润还是通过减少剂量等方法换来的）的情况下，必然会给流通环节带来巨大压力。
　　从群众利益的角度考虑，希望药价能够降低，并且降得越低越好。但任何事情都得遵循客观规律，“一元感冒药”的出现未必值得欢欣鼓舞。种种现象表明，有关部门对于药品流通环节的监督管理还远远不够。指望某一两种药品价格的“跳水”就能改变畸形的药市现状，无疑是不大现实的。
　　（摘自《千龙新闻网》作者：李清）
　　“一元感冒药”为何低调出击？
　　“一元感冒药”的出击何以显得低调呢？我以为，其真正原因有三：其一，在于药品营销领域巨额的“暴利链”被低价位拉断，有着白领、医保等庞大消费人群支撑的大药房无须迎合低价位药品市场，药品商业巨头的缺位导致“一元感冒药”只能在市场的边缘和平民中间流动。其二，“一元感冒药”与某些医疗机构之间，有利益上的冲突。其三，商业信用滑坡，百姓存疑，药品市场还不够成熟。
　　无疑，“一元钱感冒药”是医药行业的一个营销“亮点”：于行业，有利于激活低端感冒药市场；于消费者，则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依我看，“一元药品”的最大意义在于向药品虚高价格发起了挑战，挤掉感冒药品价格虚高的水分之后，其它的药品价格是否会有所松动？
　　（摘自《工人日报》作者：缪新华）


《市场报》 (2003年12月18日 第二版)

莫让“毒卡”侵蚀学子心灵
李清

记者日前走访上海市部分中学时发现，吓人恐怖、言语暧昧、色情诱人的卡片竟成了今年最热销的三大品种。据某位专门在学校门口销售贺卡的小贩透露，文字内容与“同居”沾边的最好卖，只要是与“同居”、“好舒服”等沾边的贺卡，就立即成了抢手货。记者注意到，多数家长和教师对学生购买贺卡几乎不作任何过问。（据12月25日《文汇报》报道）

新年贺卡本是向亲朋好友表示美好祝福的物件，如今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不良文化的传播媒介。学生购买几张贺卡送人原亦无可厚非，然而涉世未深的孩子对渲染色情、暴力的“另类贺卡”兴趣浓厚，就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了。

众所周知，中小学生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生理和心理方面都远未成熟。他们通常好奇心强，喜欢模仿身边事物，因此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有些调皮的学生平时把惊吓他人当成乐趣，带有恐怖文字信息的贺卡就正好迎合了他们的这一特点，并为他们的不良行为提供了“道具”。毫无疑问，这些“另类”贺卡只能给青少年学生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百害而无一益。

小小贺卡价钱不高，设计别致的又能让人爱不释手，因而当前学生能够成为贺卡市场上最大的买家。生产贺卡的商家为了提高效益而不断推出具有新意的贺卡，任何人都可以理解。但如果商家过分考虑经济利益而不顾及社会效益，有意制造和销售带有明显不良文化倾向的贺卡，毒化校园和社会风气，则应当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和法律的严厉惩处。

由于贺卡种类繁多，内容又相对简单，也并非正式出版物，文化管理部门对贺卡的管理不可能像对图书、音像制品的管理那么严格，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目前贺卡市场鱼龙混杂的局面。为了赚钱，一些不良商贩将大量包含不良文化信息的贺卡混入市场。从保护青少年的角度考虑，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贺卡市场的管理，不让“毒卡”充斥市场。广大教师和家长也应当对学生购买贺卡的行为进行正确引导，防止“毒卡”腐蚀青少年纯净的心灵。

（将刊登于本周日的广州日报）

以此数文观之，小清决非有人“污”称的江南四流才子模样。若生逢唐宋，也许即李杜、三苏流亚。在学部电教中心似有屈就之感。

“在学部电教中心似有屈就之感”
部门负责人竟然将我趁机裁掉！而副总及总经理将我留下。
另，今日收到三张稿费单。同样千字左右文章，京华时报250元，合肥晚报仅50元！

《莫让“毒卡”侵蚀学子心灵 》
刊于11月30日广州日报
网上能搜到

哈哈，祝贺小清做了准CEO！希望2004年能大显身手，能发的财一定要发呀！

明输实赢的“新闻炒作学”

http://edu.tom.com?? 2004年01月02日??来源:中国青年报??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某讲师对外宣称，将出版一部暂名为《新闻炒作学》的新著，并将在该校开设一门名为“商业策划与新闻炒作”的课程。消息经媒体报道之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提出质疑，认为开设“新闻炒作学”课程违背了新闻职业道德，甚至有网友斥责该讲师已经“丧失了做人的良知”。近日，该讲师通知院方，表示放弃开设“商业策划与新闻炒作”课程的申请。


　　表面看来，不合时宜的“炒作学”在重重压力之下被迅速扼杀，该讲师的开课与著作计划亦已流产。其实，众多读者和评论者并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实质。在笔者看来，这位讲师不但没有失败，相反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为他成功地将“炒作学”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并取得了相当的效果。


　　笔者平时对这位讲师的为人略有所知，但在这里不便透露其姓名，否则有帮其“炒作”之嫌。笔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开设“炒作学”课程绝不意味着主张“新闻造假”和鼓励“恶意炒作”，更与个人的道德素质无关。“犯罪学”也有人研究和讲授，谁会认为研究“犯罪学”是为了撺掇大家犯罪？


　　事实上，“新闻炒作”现象早已是客观现实，无论在娱乐领域还是在商业领域，“炒作”可谓无处不在。一般来说，“炒作”的目的无外乎吸引眼球、扩大影响。之所以大家普遍反对开设“炒作学”课程，除了大众对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恶意新闻炒作的普遍反感之外，更多的原因恐怕在于，“炒作”在当前还只是一种新闻操作行为而已，还没有博大精深到专门设立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的地步。从这位讲师透露的《新闻炒作学》的内容来看，更大程度上只像一项专题研究，充其量是一篇长一点的论文，完全算不上宣告一门新学科成立的“开山之作”。


　　这位讲师提出放弃开设“商业策划与新闻炒作”课程，其实也只是放弃该课程的名称而已。他一定知道，只要将课程名称中的“炒”字换成“运”字或其他的合适字眼，完全可以将课程成功开设，并且光明正大地讲授下去。至于课具体怎么讲那就谁也管不着了，只要老师讲得有理，学生听得带劲就行。教学过程中是否坚持使用“炒作学”的名称也已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经过一番成功“炒作”，该讲师提高自己知名度的目的已经达到，将来选修其课程和购买其著作的人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李清)

“绝无婚托”的承诺告诉我们什么（南京日报）
> 李清
>
> 近日笔者在《北京晚报》看到，某婚介服务中心在其发布的广告上加了一句“本中心郑重承诺，绝无婚托”，不由微微一怔。由于这家婚介中心“绝无婚托”承诺的可信度并未有相应的证明材料，笔者在这里还不便透露它的名字。然而不管大家如何看待这家婚介中心的行为，其“郑重承诺”至少表明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如今婚介服务行业中“婚托”横行的现象已经愈演愈烈。
>
> 婚介服务中心（或婚介所）是干什么的？顾名思义，为没有配偶的男女牵线搭桥，促其结成“秦晋之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月老”向来具有积德行善的形象意义，因此婚介服务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高尚和值得尊敬的职业。对于成人之美的月下老人，当事人总会主动地略表寸心。由于存在大量的市场机会，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专职“红娘”渐成气候，婚介服务行业红火至今。
>
> 然而如今一切却变了味儿。现在相当多的婚介所，所作所为只为牟取暴利，职业道德早被抛至脑后。职业“婚托”大量充斥于婚介服务行业就是最明显的证明。据西南某特大城市的媒体报道，该市具有合法资格的200多个婚介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约1000人，其中至少有“职业婚托”和“兼职婚托”各200人以上，且全市98%以上的婚介所都有使用婚托的现象，当地媒体上刊登的婚介所征婚广告99%以上都是虚假信息。在北京，婚介服务已与租房中介、保健食品等行业被并列为几大虚假广告“集散地”。
>
> 黑婚介与一般的伪劣商品又有着相当的不同。“盈盈23岁甜美大方随父打理多间服装厂家境优厚觅地区不限只要你厚道有上进心”，能不让人怦然心动？“48岁男商人丧偶独居经济佳觅贤淑女可带小孩本人电话13×××××××××”，谁会怀疑其中有诈？向婚介中心求助的，多半都是满怀着信任和热情而来。然而不少人耗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甚至还投入了感情，却未曾料想竟落入黑婚介“宰你没商量”的陷阱。可以说，只要是有过被 “婚托”欺骗经历的，没有哪一个不对黑婚介恨得咬牙切齿。“婚托”甚至给一些征婚者带来久久不能消弥的心理创伤。
>
> 高尚的婚介服务行当沦落为以宰人为业的“黑店”，除了折射出一些不法经营者利欲熏心的丑陋灵魂，更反映出有关部门监管和规范工作的严重不力。事实上，近年来媒体和群众对于“婚托”现象已多有揭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黑婚介和“婚托”在社会却仍然一路通行。笔者由衷地呼吁，“婚托”现象该有人来认真地管一管了！
>

工人日报8号也刊登了
不过加了一些废话

治“京骂”须请“慢性杀手”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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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anlong.com/ 　2004-01-14 19:10:16
千龙新闻网特约撰稿人 李清

　　说句实在话，
“京骂”几乎成了北京市民的一个“顽疾”，媒体对其进行声讨的次数一次比一次强烈，有的市民甚至主张用严厉惩罚的方法来对付“京骂”。但种种手段总是收效甚微，至今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让“京骂”绝迹。

　　在去年的北京市委市政府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时任市长的刘淇同志引用的一封市民来信中，就将“京骂”列在北京人12个“小毛病”中， 可见“京骂”现象已经相当严重。有人建议应苦口婆心进行劝导的，有人则建议采用强制性手段解决这一“顽疾” 。

　　可以说北京人的“京骂”能反映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问题。“京骂”这俩字儿，甚至会严重影响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形象。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是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其次就是随着中国的强大，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礼仪之邦会备受关注。所以，即使通过采取包括严厉惩处手段的方法保证了奥运会等国际盛事中没有“京骂”，但如果盛会过后一切依然如故，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因此，要消灭“京骂”必须长远考虑，从细微处入手，循序渐进地提高公共道德水平。

　　首先一方面要全民动员，在市民中逐步形成遵守包括不讲脏话的公共道德的风气。既然可以全民动员学英语，为何不全民动员弃“京骂”？要发挥社会群体导向的强大作用力，用它约束不遵守公共道德的市民，让“京骂”者不再有“法不责众”的环境。以往一到夏天北京“膀爷”满街走，你也脱下上衣赶一把“时尚”。可现在公共道德水平提高了，谁都穿得整整齐齐，你好意思一个人袒胸露背上街吗？在体育场内也是同样，如果大家都不喊“京骂”了，又有几个人会在众人鄙视之下自顾自地起劲叫骂？

　　另外一方面，要从所有的社区、学校等基层单位织起一张道德的“密网”，让每个社会组织中的成员都养成遵守公共道德的习惯。习惯成自然，时间长了，不讲脏话也就会成为日常自觉行动。如果一个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社区、学校、家庭等各种场合已经习惯了不讲脏话，那么在其他场合，也会习惯性地“想不起来京骂”了。

　　最后，有关部门既要有耐心，也要有策略。对于“京骂族”的积极分子，也不宜运用强制手段，而要“春风化雨”地去感化。常抓不懈才是“京骂”问题的解决之道，消除“京骂”要从每一个你我、每一个场合做起。大家齐努力，“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日积月累，相信有一天大家会突然惊喜地发现，“京骂”从我们耳边绝迹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

从“曹雪芹酒”到“金瓶梅宴”


2004年01月17日

春城晚报A周末“城市物语”

李清
　
新闻回放：据《金陵晚报》报道，由南京市中医院某主任医师研制出的“金瓶梅宴”近日在南京繁华区某酒店隆重推出。报道说，在一曲悠扬的《春江花月夜》中，身着古装的“潘金莲”、“西门庆“等为食客们端上一道道据称均出自《金瓶梅》的美味佳肴。有关人士还透露，宴席正式推出前一天就有食客提前预订了两桌，甚至有香港市民在网上看到消息后通过南京的旅行社联系预订，并将在春节期间专程飞赴南京一饱口福。

笔者不是假道学，从不戴有色眼镜来看待《金瓶梅》，知道《金瓶梅》是一部具有相当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古典世情小说，但笔者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一天有人推出丰盛华美的“金瓶梅宴”。

《金瓶梅》中有饮食吗？当然有。主人公之一的西门庆家出豪门，书中多有描写饮酒作乐、推杯弄盏场面的文字，然而这些描写大多只是铺陈情节和渲染气氛的需要，翻遍全书似乎全无一点推介饮食文化的意思。连“金瓶梅宴”的研制者都承认，《金瓶梅》一书中提到的数百道菜肴基本只提到菜名，没有配料和做法的详细介绍。

然而如今毕竟有人将《金瓶梅》中菜肴的配料和做法“发掘”出来了，并成功地将“金瓶梅宴”献到了食客面前，不说是劳苦功高，也让人心生佩服。然而笔者要问一句，我们能从“金瓶梅宴”中吃到什么文化？不管《金瓶梅》一书的文学价值有多高，起码它离饮食文化经典还差得太远，而其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更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典型反面人物形象。当我们乐呵呵地接受“潘金莲”的敬酒，再美滋滋地品尝“西门家大菜”，最后再来两个冤魂武大郎制作的“炊饼”当主食，就能领略到名著中体现出的饮食文化和艺术魅力？

说到底，商家为了自己多多赚钱，迎合一部分食客的猎奇心理，却偏偏要扛出古代文化当大招牌。联想到以前曾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却很快销声匿迹的“曹雪芹酒”之类，笔者不能不说“金瓶梅宴”的推出是对古典名著的糟蹋。不过不管怎么说，宴席能以《金瓶梅》命名，潘金莲、西门庆们能披起“文化”面纱登上大雅之堂，也算是一件让人大开眼界的事了。

火车票难买的根源在于管理水平落后

李清

新京报 2004年1月20日

每年的“春运”，大部分的旅客都是坐火车回家过年，而“春运”人多拥挤、火车票难买，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对于“春运”火车票难买这一现象，人们通常将其归结为“铁道运力不足”和“整治票贩不力”等方面。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本质。

笔者认为，“春运”火车票难买的根本原因在于铁道系统管理水平的低下。

　　一是车次调度水平低。近年来，中国铁道的运力实际上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基本可以满足旅客的出行需要。平时甚至经常有一些客运车次存在旅客不足的情况。笔者就曾经在繁忙的沪宁线坐过每节车厢不超过三名旅客的列车。旅客出行人次并不总是平衡的，当旅客人数少时，不能及时统计分析市场信息，安排减停相应车次，恰恰就反映出车辆调度的滞后。同样，到了“春运”时期，旅客大量增加，也不能调度车辆充分满足旅客需求，不是管理水平跟不上又是什么呢？

　　当然，铁道系统有些管段在这方面已经作出努力，如广州铁路总公司近年来就在“春运”期间及时调度一些列车从湖北、湖南等地到广州“支援”。如果一定要说是铁道运力不足的话，那么当把我们铁道的日常运力也提高到像“春运”时期这么高的水平时，“春运”时期车票或许不会再这么紧张，但按照当前的车辆调度水平，一年中不是“春运”的其他300 多天中，列车恐怕要整天空开，铁道系统不亏死才怪呢。或许有人说，要实现那样“人性化”的调度岂不是难度太大了一些。但如果比较一下发达国家的铁道系统情况就会知道，这绝不是“天方夜谭”。试想一下，你不能做到像人家一样迅速地完成复杂工作，不是管理水平低下又是什么呢？

　　二是售票管理水平低。常常可以看到购票者在售票窗口前焦急的样子。都已经什么时代了，我们铁道系统大部分售票窗口竟然还隔着极宽的窗台，买票者通过安装在封闭的玻璃上的一个小麦克风跟售票员对话，十分的别扭和不方便。笔者就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是为了防止买票者抢劫票款，那银行每天的钞票流量不知要比火车售票处高出多少，现在有哪一家银行的柜台还设置得像以前的监狱会客室？也许是铁道部门担心购票者讲话声太大会把售票员给吓着？

　　媒体经常报道铁道售票人员加班加点售票的情况。精神固然可嘉，然而很多售票员的技能水平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我想买张明天或后天从北京到南京的票，查询了两三个车次都已没票，再问售票员就不爱理你了。可那么多的车次旅客哪能一一记住？售票员就只会按照车次查询，而不能按照地址为购票者查出所有符合条件的车次情况吗？再比如，铁道系统现在引进了先进的计算机票务管理系统，实现了异地联网售票，然而旅客想从北京去南京却有可能只买到一张到天津的票，然后等待到天津别人上车将你赶下座位，你一路站着回家，原因是“预留”了给天津站的票。可既然不按购票需求先后售票，仍用老一套的方法在各站预留固定数额的车票，那先进的联网系统岂不成了摆设？

（原文更长些，另刊于《沈阳今报》）

给重返小学的“大学生”一张合适的课桌
2004年02月05日 11:33

李清




　　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英德市岩背镇刘静雯等4名在外打工的女青年因深感没有文化、谋生艰难而回到家乡重读小学，成为学习尤为勤奋的“大学生”。而打工青年因类似原因重返小学课堂“回炉”的新闻在其他省区也多有报道，如20岁的宁夏女青年王某，25岁的陕西女青年周某等等。

　　众所周知，如今没有文化想在城市立足相当不易。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不少进城打工青年并未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学业，甚至有连小学都没有念完的。上述报道中的当事人正是在打工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文化程度的欠缺而重返校园的。小学课堂里的“大学生”们固然精神可嘉，笔者却不赞同他们的做法。原因很简单，小学教育不适合青年文盲。

　　首先是学制。青春毕竟短暂，让一名20多岁的青年再花上六年时间读完小学未免太长了些。若再想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岂不要熬白头发？事实上，青年文盲尽管文化水平较低，理解能力却要超过一般的小学生。以前的扫盲班学员一年就能学会1500个常用汉字，基本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在正规小学，一两千个汉字怎么也得花个两三年才能教完。

　　其次是学习内容。小学的课程是根据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设置的。例如小学的数学教学，对于成年人来说进度太慢。而小学所开设的音乐、体育、思想品德等课程，更是不适合“大学生”们进行学习。

　　应该说，打工青年重返小学，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对于进城务工青年来说，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迅速识文习字的同时掌握相关的劳动技能。除此之外，他们还应当了解国家政策法规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种种知识。这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小学里学不到的，却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的。打工青年重进小学“回炉”，实际上反映了成人教育在一些领域中的缺位。

　　2002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北京通州区创办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校最先开设的家政班，学习内容包括礼仪、烹饪、保育、采购、洗烫、护理、清洁、英语、教育、计算机、家电使用及宠物饲养等等，学习时间却只有三个月。茅老还亲自给学员讲课，讲做人的原则，待人接物的技巧，甚至具体到怎样穿衣戴帽，怎么遵守交通规则。事实证明，富平学校的教育培训是卓有成效的。

　　“大学生”们果真要上学，就应当进类似富平这样的学校。当然，也不是说让所有人都去从事家政服务。但遗憾的是，社会上的“富平小学”还太少。而由于富平学校是民办性质，要完全进行公益性办学还存在着重重困难。笔者强烈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关注青年文盲的教育培训问题，积极为他们创造适当的学习条件，给重返小学课堂的“大学生”一张合适的课桌，以使他们的素质迅速得到提高。

转自工人日报

“比报纸上多数文章好
李清应该有能力去当个总编”
过奖。当个城市某都市报的评论部副主任该没问题吧？

2月10日人民日报11版（科教）头条：“回炉”不必从头学起（李清）

治作弊不能光靠高科技
李清
新闻主体：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成人高考已采取报名现场电子采集照片的方式，却仍然有人蒙混过关，成功地进入考场代替他人考试。

　　众所周知，当前各级各类考试尤其是成人高考过程中的作弊现象可谓屡禁难绝，方式花样亦不断“推陈出新”。为此，教育部在去年底专门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针对考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遏制考试违纪作弊现象。各项“有效措施”中就包括“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加强对考试过程的监控”。

　　应该说，“高科技”监控手段对于威慑考生、遏制作弊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然而，随着考生作弊手段的不断“先进化”，采用“高科技”监控手段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如去年底，湖北省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部分考场，就专门设置了移动通信干扰器，以屏蔽考生的手机信号，但并没有带来让人完全满意的效果。如去年11月，全国成人高考湖北考区采用了先进的指纹比对技术，却也未能拦住一些“枪手”顺利进入考场。

　　“高科技”缘何治不了作弊？其实问题并不出在“高科技”本身。因为仪器设备再先进，也只是由人来操作使用的工具。操作过程不够严密，自然会留有漏洞可钻。比如现场采集照片，如果“枪手”持假证件来报名，就不容易及时发觉。因此遏制考试作弊的关键不在于反作弊的工具有多么先进，盲目地相信和依赖技术手段，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要切实解决考试作弊问题，必须加强考务管理和惩处力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领导和监考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守考试的全部流程规范，同时对考生的作弊行为一经查实，必须严肃处理，绝不手软，让考生既不敢作弊也无法作弊。如果像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和监考工作人员那样，出于种种原因，放任甚至纵容考生作弊，配有高科技的仪器设备又有何用？

　　更重要的方面是，要改进人才选拔和评估机制，引导社会树立起“诚实守信”的考风。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几乎单纯地以考试分数来评价学生，社会各界对学历文凭的重视也往往胜过对实际能力的考查。因此，不科学的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考生去冒险作弊。就成人高考而言，如果不对相关考试制度作出切实有效的改革，可以预见，作弊与反作弊者之间的“军备竞赛”将会进一步加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现象也将长期存在下去。

《京华时报》(2004年2月16日第A03版)

各位时评人：
　　以下文章已经在《南国早报》2月23日27版“南国时评”版见报，样报和稿费随后寄出。我们对各位表示感谢，并继续恭候各位的大作。

　　南国早报编辑中心
　　电话：0771－56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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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23日（星期一）27版“南国时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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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成群就是与民争利》■重庆 王佳宁

《让城市广场远离“政绩”》■北京　李清
《市民需要怎样的“名片”》■福建　东方尔

《为农民工进入“安全网”鼓掌》■湖北　蔡红东
《八分钟会议不值得称道》■山东　陈光
《群众看出来，组织不敏感？》■江苏　肖余恨

今日收《教育时报》寄来样报
2月12日一版：“绿领巾”让人费解

南国时评:让城市广场远离政绩



(2004-02-23 10:59:00)

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明确提出暂停城市宽马路大广场建设。要求各地城市一律暂停批准红线宽度超过80米（含80米）城市道路项目和超过2公顷（含2公顷）的游憩集会广场项目（见《人民日报》2月22日报道）。



近年来，不少地方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打造城市名片”，纷纷加大城建力度，兴起了一股互相攀比的建设城市广场之风。目前全国已有80％以上的县市建造了城市广场，不少乡镇也正在或准备建造广场。一些地方建设城市广场的“魄力”之大令人咋舌：江苏省江都市的“龙川广场”占地10公顷（10万平方米），相当于天安门广场的四分之一；陕西省榆林市火车站站前广场，总面积达27公顷；山东省荣成市甚至建设了号称“仅比天安门广场少一平方米”的超大广场，省里竟然还号召全省向该市学习。

各地竞相建设“大广场”的原因，除了一些领导干部急于求成，想“跑步进入城市化”之外，更多的无非是主政者的“政绩”思想在作祟。

城市广场固然能够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市民生活质量，然而一些地方盲目追求“最大”，动辄创造“第一”，进行过分超前、不切实际的城市建设，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大广场”首先严重浪费了土地资源。

试想，一个只有十来万城市人口的县级城市，有多大必要与天安门广场“比阔”？其次是加大了财政和群众负担。一些地方由于建设大型工程，严重拖欠银行贷款和建筑工人工资，有关市民也不能及时得到征地补偿，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还有一些地方的城市广场既严重违背了城市规划，也毫无美观、实用可言，被称为附着在城市美丽躯体上的“毒瘤”。

如今国家已经意识到“大广场”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笔者认为，光开展清理和控制大广场、大马路建设的行动还不够，有关部门还必须对那些热衷于建“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造成种种后果的官员追究相应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城市广场远离“政绩工程”，真正成为体现城市文明的景观。(北京 李清)

责编：蒙卫芝 李俭芹（实习）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 作者：李清

着实厉害！钦佩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