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欧美国家的市建制来比较，其规模一般只相当于中国的市辖区、街道、甚至较大的社区而已。但欧美国家城市规模不管大小，共通之处是自治。而自治的基础，是深深扎根于市民的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意味着对规则和合同规定的遵守，有争议则诉诸法律的裁决。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是对契约的尊重。签约的时候接受了这个规定，就必须严格地遵守。
中世纪欧洲已出现城市自治，通常由国王颁发特许状，白纸黑字授予市民一定的权利和豁免权，如王室领主不得乱征税、乱罚款，市民有权选举代表管理城市，制定若干法律等等权利。市民在城市范围内获得自治权，由国家以契约方式固定下来，国王也不得反悔。时至今天，在英国要设市（city ），形式上仍须取得国王特许状（royal charter）。就西方传统来讲，城市的核心体制必然是地方自治。
中国没有城市自治传统，我们只有县以下的乡绅自治。我们讲儒家道德精神，乡绅们以家长的身份地位宣扬道德教化，遇纠纷请大家长出面调解，诉诸道德伦理力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非不得已不惊动官府。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讲的是为商的诚信、良知，强调自我的内向修为，情操是高尚的。至于违约欺骗的行为，自己不做但别人做了，而面对这等问题，社会该怎样制裁，如何防范未然，似乎并非最关心的事。
西方传统的城市既是地方自治体，那么国家行使主权，只有靠另一套往往是地域性的建制来执行。美国的县，代表州行使主权 (例如司法权)，等于是州的分支机构，而市则是地方自治体，县、市职能截然不同。连小国摩纳哥，也设市议会和市政厅，尽管国、市同域，自治权也得落实。
城市人口集中，利益纷纭，经济和社会活动异常频繁，产生了大量的公共建设和管理的需要，甚至出现特定的城市文化。而全体市民的认同和参与意识则是保障成功实现自治的前提。市民们组成一个共同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选举组织政府，监督公共财政以及各项公共用事业的管理。
现代城市建制，为了保障有效的由下而上的治理，要求规模适度，便于服务、管理和监督，又或者为了保存当地某种政治、地理、或文化特质，当城市与城市连上的时候，宁可增加地域性的协调机构，也不愿意搞合并。因为扩大规模，每一市民的选票作用就要降低。而且规模过大，会削弱管理效果，影响服务水平。不过规模过小，管理成本便增高，浪费资源。因此规模要适度，使得个体参与时作用较大，对本地认同感强。
反观中国的广域市，由于地域过广，城市化水平一般不高，发展落差大，既要照顾生产水平较落后的农牧业社会，又要实现工业化社会的管理，追求产值，甚至还要面对信息时代、市场开放、一体化的种种挑战。经济增长究竟要靠农业推动，还是工业推动，又或者靠第二、三产业推动？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取向，究竟要产值、效益，还是要社会公平？复杂的社会形态，令地方政府很难面面俱全，由于整体“跨度”太大，因此中国的广域市制客观上要求有一个“万能政府”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