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该加强对基层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其实花在科技和高等教育上的钱可以更少一些。一个985院校的一年到账的经费足以养活一个较小的地级市了，当然985高校的领导是副省部级，而且一个地级市所有正高职称人员总数也可能没有一个大学多。XX学者、院士更不用比了，北、清的院士比好多省都多。
实际上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大体还是羊毛出在羊省上，虽然除少数工业化地区与矿区外，全国大约2000来个县每年的县域财政收入都在10亿元以下，甚至只有几千万元或者更少，总税收贡献不到全国的10%。只有三大直辖市和东南沿海的发达省份才是中央财政的奶牛（当然东南数省也有财政不能自给的农业县）。但是现在国家财政体制下存在相当广泛的税收转移。
国家财政收入的90%以上来自企业，而企业税收主要是增值税，与居民收入和最终消费都没有必然的关系，税收的发生地与实际税源广泛的不一致，税收的主要转移途径有总部经济这一个“抽水机”，特别是增值税——企业代收的居民消费税。除非这个企业只在当地生产和销售，既不从外地采购原料、设备，产品也不对外销售，否则税收就会从消费地转移到生产地。
其实，中央对县级及以下（特别是中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并不大。一个50万人规模的大县，为了维持基层政权（县、乡一级）和基本公共服务一年10亿元财政支出基本够用，每年中央财政转移不超过3万亿的钱本就可以满足基层建设的需要，这只占全部财政收入的30%。而且这与上述财政不能自给的县市区的实际财税贡献也大致相当。因此，除了少数特别贫困的老少边穷地区外，一般县级区域的财政支出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并没有占谁的便宜。
乡镇以下属于村民自治，但是目前90%以上的农村集体组织基本空壳，难以维持自身运转，真正有一定财力的村级集体组织，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几，主要上还处于城市边缘地区，靠卖地发家。
因此，基层财政困难的核心还是村一级财务和公共支出，这也是农民负担、农村公共服务、集体债务等诸多问题的根源。
农业税费改革以后，农民负担不再是主要问题，但是与之而来的是乡村集体组织瓦解，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衰废，因为集体经济时代作为公积金的村提留也被一并废除了。
轻徭薄赋当然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而且目前支农基金也不少，这体现了中央的关怀。支农基金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针对具体农户的各项补贴——粮食补贴、良种补贴、柴油补贴等等，直接到农民的户头，严禁截留和挪用，但补贴发放基本是按人头、田亩数，实际上成了每年对农民每人几百元的副食补贴，无助于解决农村公共积累废弛的问题。另一类是交通、水利、电力、通信、农业、林业、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各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科教文卫等专项基金，这种条条上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公共积累的不足，但也存在着种种问题。
实际上村一级的基层组织建设根本用不了多少钱，一个1000人左右的行政村满打满算大约10万元的支出就足够了，其中大体5万是各种日常支出和劳务补贴，另外5万可以作为村庄基础设施（道路、水利）的建设和维护费用，全国大约70万个行政村，合计不过700亿元，不到国家财政支出身上的一根毛。
如果每个村每年的集体积累可以达到20-30万元，整个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将会有很大的改观。而且集体经济只有财政上可以维持、有积累并能够给村民带来福利，农村集体组织才可能要存在。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集体积累很少，这也是人民公社最终散伙的重要原因。只有不到5%的在合作化时期就搞得比较好的先进典型的集体经济还是保留了下来，当然由于90年代中后期的生产过剩和农村信用危机，又垮掉了一大批。
集体积累、集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推动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
实际上即使补足村级集体组织的运行费用，加上已有的各种支农途径的投入，国家财政直接用于村级集体组织与农民身上的投入有1万亿足以。这样国家对县及县以下的财政投入总数也不过4万亿，在国家财政支出中还是占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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