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北京日报
从统计上把中国目前城镇化推进的方式或具体渠道做一个分解，有助于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城镇化的趋势。这项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化的源泉，或者说城镇人口的增长只有16%来自于城市自身，我们把它叫做“自然增长”，其它的84%都是“机械增长”，即从非城市地区迁入的。在机械增长的城镇人口中，26%是由外出农民工构成的。农民工常住在城镇却没有城市户口。此外还有5%的人口，属于人户同迁，即从农村转到城市的同时也得到了城市户口。贡献最大的即53%的城镇人口，来自于“就地转移”，即工作性质没变，居住地没变，仅仅因为行政区划即城乡区域界定的变化，比如“村”改“居”、“乡”改“镇”、“县”改“市”或“区”等，使这些人的户籍身份也随之而变。这个因素对目前统计上的城镇化贡献很大，但是并不充分体现城镇化的功能。
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农民工进城对城镇化的贡献，如果能够保持以往的增长势头，我们的城镇化就具有可持续性。按照这个思路预测未来的城镇化，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6%，到了2020年大约是60%，但迈向2030年的时期速度将慢下来，预计2030年城镇化率只有67%。而且，即使这样减慢的城镇化，也需要依靠每年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农民工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也就是说需要仰仗于农村人口的继续转移。那么，这部分人口的变化趋势如何呢？
其实，每年城镇化中农民工的增量，主要是初中和高中毕业后不再升学的农村人口，即16-19岁年龄段人口。2014年，这部分人口已经达到了峰值，从2015年开始已经进入负增长时代。与此相应，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也必然下降，2015年仅为0.4%。为了避免与此同时出现的城镇化减速的趋势，我们需要以人为核心推动新型城镇化，也就需要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并由此获得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具体来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保持城镇化速度的关键，从而提高经济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模拟，在2011到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即劳动力供给）能增加1个百分点，对应这个时期的GDP潜在增长率会增加0.88个百分点。类似地，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的GDP潜在增长率则高达0.99个百分点。可见，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效果是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强调三个方面。
一是真正认识到改革是能够带来红利的。总体而言，改革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既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此消彼长，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至于户籍制度改革，更是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即通过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增加劳动力供给，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不断提高，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即使认识到改革能够带来红利，但这个红利能否得到，仍然决定了改革是否激励相容。户籍制度改革特别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成本的，目前来看，城市政府推进改革必然要承担这项成本，但它带来的改革红利，特别是对于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则不是能够完全排他性地被当地城市政府获得。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就产生了不对称性，这时必须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不仅在市民、企业和政府之间，而且在不同级别政府之间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明确才能达到激励相容，才可能按照中央部署及时推进改革。
此外，我们还应该强调的是，任何改革都要把目标定在体制机制的转变上，而不要用指标做引导加以推进，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单纯追求指标性改革，一些地方就可能考虑以重新划分城乡界限的办法，通过就地转移的方式，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但是，这种变化不会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不实质性增加劳动力供给。只有以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为核心，户籍制度的改革才能着眼于资源重新配置，推动新型城镇化，获得提高潜在增长率这一改革红利。
名词解释 ：
激励相容
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其个人行为会按自利的规则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企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 现代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表明，贯彻“激励相容”原则，能够有效地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结果符合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让每个员工在为企业“多做贡献中成就自己的事业”，即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两个目标函数实现一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