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航道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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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民族是最早懂得利用航道的民族。早在7000多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人们就可以操使木桨、驾驶独木舟活动在长江下游的一些支流水道上。而在5000年前左右，大溪人就驾舟行驶在山高水急的川江航道从事渔猎活动，为开辟川江航道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史称原始航道时期。
1 先秦时期的航道发展
夏王朝充分地利用其辐射四方的天然河道。在夏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条重要的航道路线，即梁州贡道、荆州贡道和扬州贡道。夏朝时期，木板船开始出现，有力地促进了水运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当时人们对天然航道的开发利用尚处于初创阶段。
到了商代，除了继续利用三州贡道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劳动
人民开始利用木板船，陆续开辟出一些民间交流和经商的水运航线。《尚书·盘庚》载:“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这里的“河”指黄河，“涉”的意思是“以舟为涉”，反映出商代曾经多次利用黄河进行了迁都活动。另据载，商代从事贸易的舟船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
规模，天然航道在当时的
交通运输方面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到了西周，人们对天然航道的开发利用又有所深化。在这个阶段，除山西一带的黄河干支流航道得到进一步发展外，长江、汉江和湘江一线的航道已逐步开辟，特别是汉江，它的上游与北方政治中心接近，中、下游有良好的通航水道，四川、两湖等地丰富的物资都是通过长江和汉江运抵都城。这一时期，航道除继续用于贡赋运输与商业性的运输外，开始用于军事方面，《竹书纪年》中便有周昭王南征荆楚，丧六师于汉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航道开始在军事上广泛应用。群雄的争战，拓展了早期的航道，在长江
流域形成了以长江干流为轴心四通八达的天然航道体系，在黄河流域则形成了以山西为中心、以黄河为干线与支流河道互相贯通的天然航道体系。两大天然航道体系的形成，对社会
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统一和文化的交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战国晚期诸侯国间的争霸愈演愈烈，原有的天然航道已满足不了需要，人类对航道由过去简单的利用开始发展为综合性的开发治理，人工航道相继出现。
比如都江堰工程。公元前250年前后，秦国蜀守李冰在四川灌县岷江上主持兴修都江堰。都江堰是一个兼有防洪灌溉和航运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其中鱼嘴的分水，堰的排沙和古人水位观测等，反映出当时航道技术的水平。
2 秦朝至隋朝时期航道的发展
自秦朝建立至东汉中期，政权的集中统一有力地推动了航道的发展，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航道工程当属灵渠的开挖和褒斜道的开凿。
灵渠又称零渠，约在公元前221—公元前214年开凿。当时，秦始皇为了解决军粮运输的问题，实现平定岭南、统一中国的目标，命令监御史禄督率士卒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挖人工运河，以沟通湘江和漓江的航道，这项工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灵渠。灵渠的开凿大大方便了秦的征战，有力地支援了统一战争，而且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从而实现了长江、珠江、淮河和黄河四大水系的全部贯通，形成了我国统一的航道网。灵渠自开挖以后，直到湘桂铁路、京广铁路通车前的2100多年间，始终是中原和岭南的交通要道，它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融合，维护国家的统一，均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褒斜道是沟通汉江支流褒水和渭河支流斜水的水陆联运工程。汉代，中国的政治重心和军事重心均在黄河流域，但粮食等物资的主产区却在南方，为了畅通粮食和其他货物的北运渠道，汉武帝时期，提出了沟通江汉和淮渭间水陆运输，开凿褒斜通道的
方案。经过4年的开挖，陆路工程取得成功，而水道的开凿终因当时技术条件的有限和褒斜水河谷的过于陡峻而失败，但却为以后航道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除灵渠和褒斜道工程之外，秦汉时期江南运河初具轮廓，为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奠定了基础；与渭水并行的漕渠的开挖，既可灌溉万顷良田，又成为重要的运粮通道；洛阳附近阳渠的开凿，沟通了洛阳与全国主要地区的交通联系；江淮平原盐运业的发展，在促进天然航道得到充分运用的同时，茱萸沟等人工盐运航道得以开辟。这一时期，还对邗沟进行了局部的改道取直工程，使邗沟的航运效益大大提高。此外，嘉陵江上游航道的整治和川黔间水陆交通沟通工程的实施，使得我国的西南地区得到开发，成都当时已成为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
城市。
从三国割据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基本处在分裂争战的社会大动荡时期。长期的混战，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亦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航道的开发和利用。在复杂的局势下，航道虽然有所发展，但主要表现为局部的利用和改造，其目的也多服务于军事运输。这一时期，主要的航道工程有曹操开凿的白沟、平虏、泉州、新河、利漕渠等5条贯穿河北平原的渠道。河北五渠的开凿，大大方便了河北平原内部的水路交通，加强了河北与黄河以南各地的联系，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隋炀帝开通永济渠打下了初步基础。
隋代的政治中心在关中，而经济中心已移向东南，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吸收江淮地区的财富以巩固政治统治，隋王朝建立后，就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物，进行了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开河工程，开凿了举世闻名的人工航道——南北大运河，将古代中国内河航道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河北大地，南达太湖流域，流经现今的北京、天津、陕西、河南、河北、
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九省市，全长2700公里的庞大运河体系。整个运河网络布局合理，线路绵长，腹地广阔，渠道深广，为世界水利、航道史上一空前伟大的工程。这条人工航道开凿成功后，江浙一带很快就成为全国财赋集中的地区。它与东西走向的长江航道共同构成了中国水运交通网络中的主干。自此，天下利于转输，南北大运河成为以后各代朝廷赖以存在的生命线。
3 唐朝至两宋时期航道的发展
在隋朝的基础上唐朝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又进一步扩大了大运河的影响。为了保证生命线的畅通，唐王朝除加大对长江干流航道的利用和治理外，还先后对连接钱、江、淮、河四大水系的东南运河道，通过淮河北连黄河、南通长江及通过汉江北连黄河、渭河南通长江的江淮汉沔道，沟通中原和岭南以及开展对外贸易的大庾岭道，联系关中与巴蜀地区的嘉陵故水道和南接漓水、北连湘水的灵渠进行了近3个世纪的不断整治疏通，使唐代的航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达繁荣的局面。
在唐朝，我国的远洋运输比较发达，与日本、朝鲜的往来十分频繁，与南亚以及西欧的往来也有了新的发展。唐代远洋运输事业的兴盛，既促进了登州、扬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一批以对外贸易为特点的沿海城市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造船业、航海技术以及沿海航道的建设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两宋时期，由于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步南移，长江流域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漕粮仰赖江南，使得两宋王朝把长江下游南北向漕运看作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加强对漕运水道的治理成为宋王朝时刻注意的大事。
为保障长江下游南北漕运河道的畅通，宋王朝先后开浚了扬州古河，疏浚了江南运河，开挖了芜湖至镇江的江东古河，并对长江下游干流航道进行了局部的改造，如为避免长江太子矶、拦江矶水道风涛之险，曾经组织力量在长江左岸开辟了一条长达10里的航道。为实现四川和两湖地区的物资顺利转运到京城，北宋政府先后三次组织开凿江汉古运河，试图打通汉江与黄河水系的航道，并于天禧年间成功开凿了荆南漕河，实现了四川、湖南及江陵附近的物资能源源不断地转运到开封。为发挥长江的整体作用，两宋时期还对长江中上游航道以及嘉陵江等支流航道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治。
宋朝时期，我国北方在辽、金的统治下，航道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辽王朝专门开辟了黑龙江下游至松花江干流的长达2000多公里的水路贡道，这条水路通道专为统治者服务，又称“鹰路”，一直延用到清代，成为金、元、明、清各王朝经营黑龙江下游及与中原联系的重要交通线。金统一北方后，十分重视漕运，开凿了古代黑龙江第一条人工运河——“金兀术运粮河”。
4 元明清时期航道的发展
元代开始，历朝都定都于北京，粮食的需求不仅多，且主要取自南方。当时，漕运主要靠绕道南北大运河，并辅之以数段旱路。这条漕运路线不仅迂回曲折，水陆兼行，且受宋金、宋元战争的破坏，航道时通时塞，漕运十分困难。为此，元朝一方面于公元1281年于山东境内开济州河，以减少迂回航道，并假道大清河在利津入海转运直沽（今天津），开展内河和海路的联运；另一方面又于次年着手试开全线海运航线。公元1289年，元凿会通河，将济州河与旧道御河相连接，公元1293年，又凿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并于次年将通惠河凿通。至此，新的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新的南北大运河偏在东部，从过去的“弧”形变成“弦”形的新航道，里程由过去的2700多公里缩减为1794公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京杭大运河。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制度逐步衰落，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在长江下游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同时，由于明清继续保持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南北分离的局面，因此，以长江下游和南北运河为主体的航道备受重视，并得到进一步的建设和开发，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更是继唐宋以后续写了我国古代远洋运输事业最为辉煌的一笔。
自公元1405年6月郑和率28700余人乘200余艘大小船只从南京出发首航西洋，至公元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远航回国，28年间，郑和共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先后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远程航海史上的奇迹。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红海和麦加，其航海记录的完成，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和达·伽马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这一伟大的壮举，把中国到西洋的海路交通推向了全盛时期。这一划时代事件表明了长江下游干线航道的开发和利用当时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同时，在明清时期，我国的沿海运输再度兴起，明代新开辟了从淮安到天津卫的海上运输路线，比元代开辟的海道更为方便安全。清代依然沿用此条海运路线，每年海运漕粮数额达160万担，反映出当时海路运输的繁盛。这个时期，明清政府还先后对长江的荆江河段、川江航道以及湘江和灵渠航道进行了不同程度地治理，并开始对金沙江航道进行开发，使全国的航道通航水平整体提升。
回顾我国数千年航道发展史，航道的建设与治理，以服务于官方漕运为主，服务于地方和民间零星活动为辅；航道经费有官方出资、商贾集资、民众筹资三种；航道治理方法有凿石炸礁，疏导浚耙以及修筑堰埭，设船闸，开纤道等；航道助航设施方面，逐步从利用自然的地物地貌、刻石与摇旗、击鼓等临时简易的手段，发展到建立较固定的人工航标。
可以说，我国近代航道所具有的设施与手段，古代均已出现或采用，只是水平和程度有差异。我国古代航道建设虽没有形成专门的行业，但它与中国古代文明一样，有着自己光辉而灿烂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