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内因为本崛起
当然,前述三方面原因,使外界解读“东莞模式”时,很容易就可将它归类于外源型经济之列。因为前述香港和台湾的这些制造工厂,大部分仅为生产车间而已,企业的设计、销售和运营环节,并不放在东莞,而是在香港或台湾。大部分的工厂仅为组装车间,原材料或零部件由境外运来,组装成产品后再运出境外。
而且为了躲避税收,以及逃避中国大陆的资本管制(资金不能进自由进出境,外汇控制等),此类台资和港资工厂,大都采用人为抬高原材料和部件价格、压低东莞产成品销售价格(在香港或台湾进行最后产品包装后再抬高价格)的方式,使得东莞的生产环节只能有极低甚至没有利润,将尽可能少的钱留在大陆环节。这种状况直到进入21世纪之后才开始转变,尤其是人民币启动其升值进程之后。
这样导致中国大陆在这种产业分配中,只能赚到两部分钱,一是内地农民工赚到的血汗工钱,一是东莞本地赚到的土地增值(地租和房租)以及低层次生活服务业的收入。
但是我们仍需要感谢香港人或台湾人。因为哪怕这些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都通通不会制造。尤其是对东莞来说,原来纯属完全的农业地区,本地农民种稻谷、植果树或渔业为生,从来没有过哪怕是低层次的工业和商业经验,更遑论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港资、台资工厂的外科手术式植入,至少让东莞人和中国内地农民工,开始受到最基础的工业化训练。
而且,哪怕东莞在整个环节中只是提供了土地和厂房,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也有需要加以肯定之处。这就是可供我们分析的东莞模式的内因:
一,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珠三角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核心地区,为外资进入中国内地敞开了大门,使得香港和台湾工业资本进入东莞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充分的简政放权的措施,大部分吸引外资的审查政策下放给了各个地级市,使得各个地级市可以因地制宜求发展。而东莞也由此可以制订本市的吸引外资小政策。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末,东莞市政府针对吸引香港和台湾企业进入,创造了良好的本地政策环境,使得东莞除了成为成本洼地之外,亦同时成为外商投资的政策洼地。
二,东莞市政府同样采取了分权原则,而且一如广东省政府拆细全省的地级市一样,东莞市亦拆细市内的乡镇,使得全市划分成了30余个乡镇,并且简政放权,使各个乡镇、各个村都获得了发展权(说白了就是土地批租权收益权),充分调动了各镇、村、居的招商引资积极性。这最终形成了东莞模式的以下几个最大特点:
1: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遍地开花,大干快上。这使得港台商人前来投资的时间成本、土地成本都降到了最低。这一模式现在已充分显示出了它的各种弊端——诸如,利益分配机制极其零碎和复杂,很难加以调整;土地的利用效率越来越低,但是却无法加以整合;低级的招商水平,很难吸引欧美的大型跨国公司,产业升级也很难实现;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越业越突显——但在那时效率却奇高,短短的十余年时间,1万多间工厂就布满了东莞的各个乡镇村落,所有交通相对便利的公路沿线,均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区。
2,此种模式使得本地农民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由于土地使用权大部分掌握在镇以下集体手里,本地农民有着极大的话语权,因此他们也收割了级差地租和工厂租赁收益中的绝大部分,使得东莞形成了藏富于民的效应。这一点将会和后面提到的苏州模式或昆山模式形成强烈反差。到现在为止,东莞本地农民基本都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数百亿元的民间游资和价值数千亿元的沉淀财富(工业厂房和自建出租住宅楼),让东莞本地人享受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最大好处。
3,此种利益格局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东莞弱势政府的格局,政府的弱势虽然助长了民间丛林化的社会生态,但中国最为普遍的强势政府在东莞却始终基础薄弱,无形中使得东莞成为国内最为市场化的地区之一,市场自由化的观念深入人心,而计划经济的因素也基本式微。虽然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政府财政力量的增强,东莞也试图加强政府的干预能力,但最终政府将发现,除了在公共服务领域可以有较大的施为空间外,在本应由市场决定的领域,政府能够干预的空间实在有限。这一点与同属珠三角的广州或珠海,以及上海或苏州的强政府模式显然大异其趣。
三,东莞或者说广东本地的地方文化,有利于外资在本地的发展。许多人在研究珠三角发展模式时都会提到广东文化在这方面的巨大优点:广东人务实而且有双赢原则,不会眼红别人赚了多少钱,“有钱大家赚”,你赚你该赚的部分,我拿我该拿的部分,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事实正是如此,港台商人赚了他们该赚的那部分,而东莞人则老老实实地赚了他们该赚的这部分:地租和房租、生活服务业(餐饮、酒店、理发及休闲等等产业)收入。这种文化特色使得港商和台商入驻的文化成本也降到了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