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官溪”
“官溪”，在全国、全省的地图上是那样微不足道，但是对成千上万生于斯、长于斯的在地人而言，“官溪”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那是一段生命的历史，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那里有色彩、有温度、有声音，还有情感。这个概念的形成、凝结和固化，与官溪这片天地的独立成乡建制的历史沿革息息相关，无论隶属于浙江还是归附于江西，官溪是一个相对独立与统一的行政主体。江山人向来称官溪为“干溪”，江山腔“溪”念为“qiē”。一般认为，官溪地名源于那条小溪——官溪人称之为“大溪”（读为“tuoqiē”），在天热少雨的季节，溪水常干涸，故称为“干溪”。
这是官溪的母亲河，溪水流遍了官溪全部的地域，贯通了官溪所有的村落。什么时间、什么原因导致这条溪流之名转化为地方之名？似乎没有答案。这个地方耕读之习绵厚，人文之风鼎盛，历来读书人多，在外地经商做官的也多。这些文人雅士，有感于“干溪”这个地名有损地方形象与声誉，便把“干溪”雅化为“官溪”，以此彰显当地文风之盛、为官之众。在历史上，官溪所管辖的地域有所变更。传统上的官溪乡，仅管辖内村、外村、后山、中店4个行政村，这是一个以胡姓为主体的聚族而居的村落群，所以外地人一般认为“官溪姓胡”的刻板印象，殊不知，1952年之后的官溪人主体还姓杨、姓周，大姓混杂着小姓，小姓遍布各个村。
解放初，江西属于中南军政委员会、浙江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管辖，50年代后期，江西归属华东区。
1952年5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浙江省江山市淤头区官溪乡的内村、外村、后山、中店4个行政村37个自然村和南坞乡的大桑园、周家墩、黄坳3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划归江西省玉山县管辖，这7个行政村合并为新的官溪乡（政务院1952年5月30日批准），经过一甲子的融合，这些行政村同化为一个心气相通、心手相连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相传胡氏祖先是两兄弟，从婺源清华迁徙而来，之后兄弟分家，以大溪为界，长兄在外头，称为外村，小弟在里头，称作内村，分别建有胡氏祠堂，平时称外村祠堂、内村祠堂。这是官溪人熟悉的典故。
1942年6月，官溪过日本人的时候，外村祠堂被万恶的日本人一把火烧为灰烬，内村祠堂却完好无缺，留存至今。殊不知，日本人烧毁的，不仅是有形的官溪祠堂，而是官溪人无形的精神支柱和心理象征，官溪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还有影响和声望，随之被摧毁、被瓦解。老辈的人常说，外村祠堂比内村祠堂更高大、更细发、更气派，可能长幼有分、齿序有别的缘故吧。江山一带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官溪祠堂南坞井，新塘边糕礼贤饼；上埂竹篙善坞饭缫，道仁棚草鞋乌石棚米麳；峡口南货莲花山棍子，还有——三口的婊子！这首顺口溜道尽了当时江山各地的特产与风情。这里的“官溪祠堂”指外村祠堂。
传说外村祠堂有一根著名的麻糍梁，独步江南。江山这一带中秋节有吃麻糍的习俗，当年造祠堂的时候，适逢中秋，由于尺寸长短的原因，上梁出现困难，经一位神仙指点，这根横梁用麻糍黏合而成。这当然是个传说。后生晚辈无缘亲眼目睹外村祠堂的芳容雅貌，想必对内村祠堂不会陌生，因为亲密接触的机会唾手可得，内村祠堂已然如此富丽堂皇，何况外村祠堂。从传说中，我们可以解读为外村祠堂建造工艺的精美华贵。百步之遥的两个胡氏村落，竟然建造两座如此辉煌的祠堂，从中可知官溪这个地方的特殊性和胡氏家族的影响力，官溪的宗法势力不容小觑。官溪地属浙、赣两省三县交界的偏远山区，上面是浙江江山，相距县城须江镇80华里；下面、右边是江西广丰，相隔县城永丰镇50华里；左上角是江西玉山，相离县城冰溪镇60华里。一条大溪由西往东，流经官溪地界，汇集江西玉山的八都。大溪两边是延绵的丘陵，山势不高大，后阳山是官溪的最高峰，隔绝了官溪与江西玉山的往来，中间是相对开阔的狭长地带。如果说官溪地形地貌像一个布袋或者葫芦的话，那么周家墩是葫芦嘴或布袋口，黄坳是头，桑园、平埂一带是身，外村是腹，处于山沟沟里的内村、中店、后山一带，几乎是尾巴了。
从1952年脱离江山并入玉山，到2001年撤乡并镇之前——确切时间在2001年12月前后，这些都是官溪乡所管辖的行政村。总体来说，官溪是南北夹着小山、东西狭长的丘陵地带，人多山多，田少地少，山峰不茂密，田地不肥沃，水流也不丰沛，从地缘关系来看，由于官溪悠久的影响力和深远的辐射力，周边地方似乎没有人敢轻视官溪，或者对官溪人说三道四，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人说官溪乃富庶之地、首善之区，倒是有“有女莫嫁官溪胡，两顿番薯一顿葡”（官溪人称餐为“顿”，南瓜的方言谐音为“葡”）这样的调侃。
有人说官溪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尽管有些夸张，但是好像又不为过，因为“一方水土一方人”，官溪这个地方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本来就不是靠山靠水来扬名立万，而是靠官溪在历史上所累积造就的集镇、乡绅和声望。官溪虽穷，人的志气却不短，心气也不低，还算是读书出人才的地方。
官溪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自视甚高，往往标榜为“江山人”，或者以“官溪人”的标签，周旋于玉山人、广丰人之间，隐隐之间有区隔玉山人、广丰人之意。正因为如此，所谓“刁民”，一则是官溪人强烈的自我认同、自我保护意识，为人处事桀骜耿介难圆融；二则是人丁众物产不丰盈，人穷则思变，变则通，由此不师古，亦不因循。官溪人穷且益坚，因思变通而智商高，因心气高而情商低，难见大奸大恶，罕见大富大贵。这，就是官溪人！
1952年之前的官溪，在地人主体绝对是胡姓族人，外加小部分的“百家姓”。在宗法势力深厚而且盛行的乡土社会，非族姓者往往被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俗称“异乡人”。这是一个充满歧视性的称呼，寄生族外之地的异乡人生存之艰难可以蠡测。尽管来自江山广渡的本人毛姓家族与官溪有一百多年的交融历史，我们家还是顶戴过“异乡人”这顶高帽，遭受邻居的白眼和嘲笑，本人小时候算是躬逢其时，与有荣焉了。
直到改革开放，随着城乡流动的频繁和加剧，一个准移民社会的到来，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在悄然改变，“异乡人”这个称呼逐渐地淡出我们的视野，退出历史的舞台。在对待所谓的异乡人这个问题，当前的官溪，气度已经今非昔比，心胸更开阔，思想更开放，有社会潮流的因素，还有心有戚戚的同理心——在玉山，官溪人本身就是异乡人！无论是异乡人还是在地人，只要认同这片土地，认同这条河床狭窄、水流细小的“大溪”为母亲河，那么大家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EaQiGeongQieLang（我是官溪人）！”
二，“官溪”之盛
千百年来，官溪是乡土社会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当时方圆几十公里，有五个重要商镇，如果以官溪为中心的话，东北角是江西玉山的八都，相隔20华里，走甘岭小道，仅有15华里；东南角是浙江江山的新塘边，相距35华里；西边是江西广丰的排山，彼此25华里；西南边是浙江江山的峡口，距离35华里。
在传统社会，这五个商镇应当是闽浙赣交界地区区域商贸的枢纽地带，其中核心点是峡口，中转站是官溪，排山、八都和新塘边是外围要塞。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方圆几十公里仅有这五个商镇有固定的集市，也就是定期赶圩的日子，而其他地方则没有，其中新塘边逢一逢六，官溪逢二逢七，排山逢三逢八，峡口逢四逢九，八都逢五逢十，每个商镇农历每月各有六个赶集之时辰，彼此不重叠。一个行商坐贾，每个月从农历初一到三十，理论上可以每天赶集，初一新塘边、初二官溪、初三排山，还有初四峡口、初五八都，五天一个轮回，几乎可以跑遍闽浙赣三角地带边区贸易的中心集镇。需要指出的是，官溪南边30里的江山凤林，解放前也是一个传统集镇，但是相对峡口、官溪，人气差很多，市面难言繁华。
传统社会集镇和路亭的设置与管理，自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应当是了解在地文化的一个窗口，一把钥匙。五个商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在所管辖的区域，自然是绝对的中心，吸附力和影响力谁与争锋。官溪是传统社会闽浙赣一条重要古商道上的一个中转站。沿着山脉溪流，官溪集市的辐射范围，东边连结了浙江江山的南坞、政棠、新塘边，东南方向串连了浙江江山的三二都、凤林、峡口，还有江西广丰的管村，南边、西边承接了江西广丰的社后、排山、五都、杉溪，甚至影响了江西上饶的沙溪、壶桥，东北方向衔接江西玉山的八都、群力。这一带乡镇的百姓村民、贩夫走卒，每逢集日，一般蜂拥到官溪赶集，当然官溪人也经常往来于这些地方。实际上有规律可循，那就是以官溪为中心，走路半天，最多一天的脚程，符合乡土社会传统商贸的半径。这些地方，几乎是官溪集市的辐射之地。这一带的客商、货物主要汇集官溪，要么直达峡口，要么汇聚凤林，通过凤林溪用竹排木筏，把货物拖运到峡口。如果以官溪为传统商道的出发点，可以看出这样一条线：官溪——三二都——凤林——峡口，由此越过仙霞岭，直达廿八都，然后进入福建浦城地界，这是一条传统的闽浙赣边贸易商道。“廿八都尽尾”、“挑浦城担”，这是江山方言一个专门的术语，特指大交通、大贸易时代还没有出现之前，传统闽浙赣边区贸易货物流通的形象比喻，“挑浦城担”成为周边部分乡亲的重要谋生手段，那是羊肠小道、手推肩挑背扛的年代。
在闽浙赣现代交通修建之前，官溪、峡口、排山、八都和新塘边——这五个商镇是传统闽浙赣边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的现代交通，指现代的铁路、公路的修建。官溪集市的衰败，最先征兆是浙赣铁路的修建。浙赣铁路东起浙江杭州，西至湖南株洲，横贯浙江、江西和湖南三省。为了运送江西萍乡煤矿的煤，浙赣线于1899年开始兴建湖南株洲至江西萍乡段，1929年至1937年，分别修建了杭江段（杭州至江山）和玉萍段（玉山至萍乡），所以浙赣铁路全线贯通是1937年。官溪人盛传，当年建造浙赣线的时候，火车规划通过官溪，但是官溪有手眼通天的能人，当心族中的良田受损，于是通过关系，让铁路拐了个弯，火车从新塘边直插玉山下镇方向走了。1958年大练钢铁的时候，为了运送矿石，铁路还铺到南坞下面5里路左右的驼背桥头，轰轰作响的火车，还是没有延伸到官溪。官溪从此失去了通连铁路的机会。这仅是官溪人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颇有“白头宫女话玄宗”的味道，真假难辨，但是多少折射出“失去才知道珍贵”的心态。
浙赣铁路通车，更多地是影响浙江、江西沿路的传统商铺，对浙江、江西与福建三省交界边区贸易的影响应当不大。广丰、玉山、江山一带的货物，要运往福建浦城的话，还是必须经过这五个商镇的周转。当年的茶叶客、烟叶客络绎不绝，一路上都是嘎吱、嘎吱作响的羊角车，从江山、广丰、玉山，甚至上饶来的客商，汇集官溪，然后翻山过竹岩，到凤林、峡口，进入福建地界。相反地，应当说正是浙赣线修建这段时间，官溪恰好是最为繁忙的历史阶段之一。浙赣线江山段，有一个新塘边马家仓火车站，在大规模地施工时期，官溪与新塘边之间的人流、物流，络绎不绝。至于方圆几十里的村民、山民，卖些辣椒、南瓜、茄子、茶叶、鸡蛋什么的土货山珍，随着季节时令的变化，肩挑、手提，甚至推拉各种车辆，汇集官溪集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官溪集市声名远扬，很繁华很热闹，每逢墟日，往往到下午才散去，有时还拖到傍晚。那时官溪有很多旅社、饭店，供过往行人歇脚、吃饭、过夜。
乡土社会的中国，以宗族、家族为社会结构的基础，对帝王而言是“家天下”，对宗族来说是“家山水”，绵延数千年；每个乡村几乎被一个或几个聚族而居的宗族所把持，祠堂是所有家族的精神象征和神经枢纽，一切仪式活动和重大决策都在这里举行；社会个体脱离了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几乎难以生存立足。可以说，乡土中国的社会重心，不在城镇，而是在乡村。大凡在外地当兵、读书、做官和经商的族人，心系乡土，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落魄潦倒的，荣归故里、落叶归根是所有人的梦想，有成就、有声望的，修祠堂，做公益，搞慈善，提携子弟，服务族人。
与官溪盛衰荣辱相生相伴的，是胡氏家族，那是一根线上的蚂蚱。晚清至民国时期，外村有所谓的“四家头”（“世家头”，胡氏四大家族）这么一说，也就是兄弟四人，各自繁衍、各人努力，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四个名门望族。作为“兄弟”，内村胡氏不居人后，强人、能人、贤人辈出。胡氏家族坐拥良田，经营各种店铺，族中子弟多有出息，读书、经商、做官，甚至在行伍，都有一些出人头地的大、小人物。如同异地他乡的豪门一样，这些实力雄厚的家族，通过横向联姻的方式，“亲上加亲”，如同滚雪球一样，把家族势力尽可能地往外延伸。胡氏家族的势力，实际上不仅仅局限于官溪这片族地，周边县乡，方圆数十里，都有胡氏家族的田产、店铺，以至于到改革开放时期，官溪乡还有许多“飞地”——官溪的山水田地在其他乡镇的地盘！解放前，外村胡永祖弟兄三人在广丰购有良田千担，收租时节，十里佃农，好不热闹，人称“租（祖）老板”。
20世纪80年代初，官溪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采用抓阄、抽签的方式，按人头分田到户，很多乡亲在官溪之外分到田地。家在内村祠堂外的胡老师，迄今还有水田在江山三二都，租给当地人种，那是当年内村大队的田地。1988年师范毕业回家乡官溪中学教书的胡老师儿子，还骑着自行车去三二都收过田租——一蛇皮袋稻子！从产权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划拨出去的话，这块田地现在依然属于胡老师家所有。有一阵子，官溪人敲锣打鼓，把田地送给人家，还怕对方不要，丢下地契什么之类的，转头就跑。这是历史遗留的现象，从中可知官溪胡氏家族势力之炽盛。官溪有一个关于宗族械斗的传说，可以佐证胡氏宗法势力的强悍。从前胡氏家族与其他地方的家族因为田地纠纷而发生宗族械斗，胡氏宗亲成群结队地，提着写着大红“胡”字的灯笼，连夜奔赴现场，一路上灯火相连，蔚为壮观；正当“后续部队”整装待发，“先头部队”已经摆平事情，探子回来报喜了！可以说，外村、内村的胡氏家族，携手并进，共同把官溪推向兴盛，成就了官溪的声望。遗憾的是，官溪的繁盛，没有与时俱进。
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已经脱胎换骨了，官溪依然老神在在，“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不经意间，官溪人发现周边村镇的乡民不再来赶集了，集镇悄然逝去往日的喧闹，终于“一觉惊醒梦中人”，然而一切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官溪命中注定是一颗流星，而非恒星！我们欣赏、惊叹流星刹那间的绚丽，那道美丽的弧线撞击着每个目击者，凄美、哀婉。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关注过“官溪”这颗流星的生命轨迹吗？流星从哪里来？又终将去何方？官溪人，请停下你那匆匆的脚步，深呼吸，猛回头，仔细地凝视一次这颗熟悉又陌生的流星吧。“官溪”之盛，在集镇，在文脉，在盘旋崎岖的商道，在依恋故土的乡绅……
三，“官溪”之殇
作为省市交界地带的村镇，既可以是优势，还可以是劣势，关键在于有没有与时俱进，从传统纳入现代的产业体系、商贸体系，而商贸体系的变革，与交通路线的变更息息相关。现代交通与传统商道颇有关联性，甚至还有一致性，因为有些路线是重叠的。官溪集市的衰败，严格来讲是由于浙闽、浙赣、赣闽各级公路，特别是省道、国道通车之后开始的。
浙闽公路，从浙江江山的淤头、峡口越过仙霞关，直通福建浦城。当前浙闽大通道205国道和G3京台高速，实际上就是传统浙闽商道的现代版。赣闽公路兵分两路，一条省道从江西上饶、铅山，越过武夷山脉的分水关，直达福建崇安（现在的武夷山），还有一段路线重叠的江西上饶至福建宁德的G1514宁上高速，就是传统赣闽商道的现代版；一条是从江西广丰至福建浦城的省道。
浙赣公路，有两条省道影响官溪巨大，一条从浙江江山的凤林、三二都经过江西广丰的社后、排山，直达江西广丰、上饶；一条从浙江江山的贺村、淤头经过江西玉山的八都，拐个弯，直插玉山的腹地群力、六都。这两条省道，不知什么缘故，都绕开了官溪。随着交通的变革，商道也随之变更，机械动力代替了人力、畜力，公路、铁路，以致航海、航空路线，成为现代社会的大动脉，汽车站、火车站，还有码头、空港则成了现代商业网络的节点，社会整合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鼎鼎大名的河南郑州、河北石家庄，交通的变革是这两座城市崛起的重要因素。放眼浙赣闽三省交界区域的现代交通体系，官溪处于“三不管”——天不管、地不管和人不管的三角地带，没有一条跨省的现代铁路、公路通过，更遑论高速、高铁了。
官溪为什么没有纳入现代化的交通体系？当中也许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官溪两省三县交界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偶然性在于，如果当年规划交通的时候，能把这个三不管地带纳入现代交通，官溪则永生；必然性在于，一旦这个机会没有，或者失去了，官溪则必然衰败了。结果人尽皆知，谜底只有天晓得！“温水煮青蛙”，作为传统步行商道一个重要中转站的官溪，从浙赣铁路通车开始，逐渐拉开了边缘化的序幕。之后随着形势变革，官溪逐渐萧条，特别是鹰厦铁路通车，闽浙赣大规模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换主要依赖铁路、公路，还有飞机、轮船，传统步行商道骤然失去了重要性，直接影响了步行商道上各个驿站的兴衰荣辱。官溪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传统驿站。
1952年官溪划归江西，意味着官溪在江山、浙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降低，开始失去优势；2001年官溪归并八都，分崩离析为若干个行政村，又一次宣告官溪在玉山、江西地理位置中彻底的边缘化。这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大交通带来的是大交流、大贸易，传统自成体系的区域性小规模贸易体系随之瓦解。当年并驾齐驱的五个商镇，“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非常遗憾的是，随着时移世变，五个商镇当中，只有官溪没有赶上时代的步伐，逐渐地被边缘化，仅是衍变为若干互不干涉、完全独立的行政村，峡口、排山、八都和新塘边，则陆续地由乡升格为镇，俨然成为一方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峡口、排山、八都和新塘边这四个地方有机而有效地融入现代产业体系、交通体系了，而且繁盛的程度，与融入的深度正相关，产业越厚实、交通越发达的地方，经济越繁荣。浙江江山的峡口、新塘边姑且不说，有水路、陆路，有省道、国道，峡口通高速，新塘边还通火车，市场相对成熟，所以这两个地方发展的最好，当中也许有省域经济地区差异的因素，但关键还是峡口、新塘边的现代交通体系的完备，产业造血功能的健全。
由于浙赣铁路、鹰厦铁路，新塘边由当年闽浙赣边边区贸易的外围，一跃而成为浙闽贸易的前沿。排山距离广丰县城仅25华里，交通便利，况且广丰又深受上饶的吸附，排山有大腿可抱有靠山可靠，承接了广丰、甚至上饶的辐射，排山的繁华自然今非昔比。相较而言，八都相隔玉山县城40华里，接受玉山的辐射相当有限，又处于闽浙赣边贸易的外围，加之交通不甚发达，产业没有成规模，所以发展相对滞后一些。
至于官溪，被排斥在现代产业体系、交通体系之外，接受中心城镇的辐射几乎为零，一如当年的山高皇帝远，官溪沉沦了。每逢农历初二、初七，是传统的赶圩日子，迄今依然，只是风华不在，平常农忙集日，几乎不及上午十点半就曲终人散。市场经济的今天，周边村镇的集市，如雨后春笋，官溪逐渐散失了区域市场贸易中心的地位。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官溪依靠传统商道上的商贸而兴起，因现代交通的转变而衰落，仅剩一个名存实亡的集镇，这意味着历史上的官溪有名无实了。一个地方的繁荣，需要几百年的涵化，但是一个地方的衰败，仅需几十年的流变。官溪之衰，衰在脱离传统的浙江母体；官溪之败，败在没有纳入现代的交通体系；官溪之亡，亡在没有夯实健全的产业体系。沧海桑田，官溪被时代抛弃了。
依据传统乡土社会的紧密程度，尽管官溪与八都的距离最为相近，但是依存度却应当最为薄弱，因为在闽浙赣边区贸易六个商镇中，八都是外围的一个贸易点，而且一个属于浙江江山，一个属于江西玉山，历史文化、社会心理迥异。从中可知，地理上的接近不必然是心理上的接近，心灵上的相通侧重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变革。历史的发展似乎不以个人的意愿为旨归，谁也不会想到，官溪会与依存度最低的八都合并为一个乡镇，改称仙岩镇。所谓阴差阳错、今夕何夕也！至于推动官溪脱浙入赣、由江而玉的幕后推手，还有依据、理由，似乎无从知晓。即使有，也是道听途说，众说纷纭，难以自圆其说，遑论事实真相了。有人说官溪大溪流向玉山，依水系而划归江西；有人说官溪在江山的地图上凸出地插入玉山地界，依山势而划归江西；还有人说官溪是由江西解放军而非浙江解放军解放的，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而划归江西等等，不一而足。这需要认真、严肃而深入地研究与探讨，不是红唇白牙能说清楚的。传统上，官溪属于浙江江山文化区域，官溪与江山其他乡镇的关系很密切，务农经商、婚丧嫁娶、烧香拜佛，还有读书做官、赶集走亲戚，源远流长，彼此走动非常普遍。官溪作为一个区域中心集镇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从时间方面考量，确切地说与浙闽古商道同步，与母体江山的荣辱兴衰相生相伴，至晚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官溪已经相当兴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物换星移，官溪以致于江山，长时间所累积的人脉、文脉，还有影响与声望，随着革命的情势而翻盘，逐渐地消逝。解放之初，官溪乡属于江山县淤头区，1952年官溪划归玉山时，很多办公桌椅等东西大量搬到新塘边。按照规定，官溪划归的是广丰，但是遭到绝大多数官溪人的反对，因为官溪人，甚至整个江山地界的人，当年对广丰的印象不好，又穷又计较，这当然是刻板印象在作祟；关键是那时广丰划分地主成分的政策紊乱，只要你家有田地，你就是地主，然后强行分田地、搬东西。惯有的刻板印象加现实的利益驱使，在乡绅村民的反对下，官溪划归广丰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了一段时间。出人意料地，官溪最终还是划归江西，只是由广丰变成玉山，以至于生米煮成熟饭了，很多官溪人，尤其在外地的，还不知道变天这件事。那时绝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吃公粮者”）不愿留在玉山，回流江山了，老百姓却没有选择的余地。
隶属浙江的官溪，缘何变成江西刀俎上的鱼肉，呼来喝去的，让人费解。官溪的龙脉被割断了！这种状况，深深地影响了官溪的社会生态。官溪逐渐地疏离了江山，艰难地与玉山融合了一个甲子，迄今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中，如同一碗夹生饭，江山不想吃，广丰吃不到，玉山吃了消化不了——官溪人顽强地坚持着身份认同上的主体性！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官溪人的人格分裂，不屑说是广丰人，不甘说是玉山人，不敢说是江山人。这是一种弃儿心态，灵魂深处有一缕的悲怆一丝的挣扎。行政上的变革，可以拉近地理上的距离，弥补经济上的罅隙，却不可能削平文化上的落差，弥缝心理上的鸿沟。这是官溪人身份认同的情结与困惑。
迄今为止，还有些老辈官溪人会念叨：“我们江山人如何如何……”，颇有“我祖上阔绰过”的气概，言谈举止中，不屑与广丰人、玉山人为伍，尤其猜拳喝酒之际。当下的年轻人，念叨的是“我们官溪人如何如何……”，以此区隔玉山人、广丰人，饱含着一丝无奈一丝落寞。逐渐地，官溪在地之人只能、只得以“官溪人”作为身份认同的符号，以“官溪腔”作为语言区隔的招牌，“江山人”、“江山腔”这样的称谓，慢慢地淡出官溪人的生活。但是“官溪人”这个符号、“官溪腔”这个招牌，只能在有限的区域中流通、使用，只要跨越传统官溪所能辐射、所能影响的地方，官溪人惟有无可奈何、气若游丝地声称：“我是玉山人”，然后不自觉地把眼神移开，如众人面前被抓的小偷一般羞赧，惟恐直面对方。
天作孽，不可违啊！似乎在心底，官溪人永远与玉山隔了一层，说不清也道不明，因为在官溪人的社会心理中，潜伏、沉埋的“江山人”心态一直挥之不去。“玉山人”的标签，官溪人是被迫贴在身上的，如街头巷尾的“牛皮癣”广告一般，让人不舒服，想扯也扯不掉。很多官溪人，尤其是与玉山关联性不强、卷入程度不深的，身在异地他乡，依然标榜“我是江山人”。只是夜行久了，难免碰到鬼。在面对“正港江山人”时，官溪人的底气明显不足，犹如泄了气的皮球，只剩下打哈哈的份了，然后又作一番解释和辩白，惟恐被对方误会为别有企图，难免有些尴尬。
这时候，让官溪人怅然若失的是，“正港江山人”依然不会认同这个自我标榜为“江山人”的官溪人为“自己人”！还有一些在外地讨生活的官溪人，张口官溪腔，绝口不提哪里人，但会很委婉地说：“我是官溪的”，遇到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识趣的，只得无奈地追加一句：“官溪属于玉山……”有时还有不耐烦的情绪。江西、玉山在这些官溪人心目中，聊胜于无。即使在玉山完全立足的官溪人，似乎很低调，因为灵魂深处还是有一种异乡之感，只要不是刻意而为之，官溪人在玉山的生活圈子尽可能地还是官溪乡友，特立独行者例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无论你人到哪里，你的社会关系就延伸到哪里，除非你有意斩断。
只要有机会，在一般情况下，官溪人还是乐意去浙江、江山讨生活的，“天堂杭州”对官溪人从来就有莫名的吸引力和亲切感，“英雄城南昌”则距离官溪人很遥远。这在婚嫁方面表现尤其明显，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官溪女孩子做梦中都想嫁到浙江、江山，丝毫不会眷恋江西、玉山，娘家也会以此为荣，还多少会引来邻居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当然如果是“官溪郎”找一位江山妹子做“压寨夫人”，知情者多少带些惊讶，一副不可思议状，因为随着官溪划归玉山，官溪人的婚嫁关系随之发生深刻的转变，只有官溪女孩子外流江山，罕见江山女孩子倒流官溪。大凡在浙江、江山立足的官溪人，特别是那些落地生根、手持浙江身份证者，偶然地触动那根敏感而脆弱的乡愁神经，往往会数落甚至破口大骂江西或者玉山的种种不是，完全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心态，可谓“人阔脸就变”，全然不顾穷亲戚的感受。如此这般万象众生，怨谁？恨谁？怪则怪，“官溪”实在太过狭小，难以承载官溪人无奈而躁动的心。可想而知，行政区划的不当划分，对在地人心灵的影响是多么深刻多么久远。
2001年官溪乡降格为若干行政村，这是釜底抽薪的一招。“官溪”这个布袋，终于破了；“官溪”这个葫芦，终究碎了。这种脱离了江山母体、以官溪为依托的认同取向，自然无法抗拒玉山的吸附、诱惑和打压，“形势比人强”啊！一个显著而严重的现象是，官溪学子、商贩或行政人员，由于在玉山就学、工作和生活的原因，自然而然地或者被迫地习得两套话语表达系统，一种是“母亲的语言”——“官溪腔”，或者说有点变了调的“江山腔”，一种是主流的官方语言“玉山腔”，有些人还会下意识地去模仿“玉山腔”，有些人故意“忽略”，以至于“遗忘”父亲、母亲的话——官溪腔。那些从官溪走出去的所谓见过世面、经过风雨的文明人、城里人，举手投足之间，有的官溪腔夹杂普通话，有的官溪腔混合玉山腔，有的官溪腔混搭玉山腔、普通话，有的干脆全盘普通话，或者全盘玉山腔，否则不足以言情，不足以达意，不足以标示；等而下之者，姑且不要说平常跟官溪人在一起，就是在父亲、母亲面前，还说不着调的怪味玉山腔，浑然不知父亲、母亲说的是哪门子话了。这也难怪，因为只要你一张嘴蹦出“官溪腔”，在玉山人看来你就是来自“化外之邦”、“蛮荒之地”，与其说是可笑的强者姿态，倒不如说是对这个非我族群（以玉山腔为认同的“玉山人”）下意识地排斥与抵制。弱势者自我保护的重要盔甲就是——习得在地人的语言，还有就是与在地人通婚！这种方法，屡试不爽。这在周边的江山人看来，似曾相识的官溪人无异于特立独行的另类、异类。这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意气风发的所谓官溪“四家头”的列祖先贤看来，简直有辱门风、斯文扫地！行政区划的变更，严重异化了官溪人的心理，而且与玉山关联性越大、接触越紧密者越为甚，只是不自知而已。倒是那些地地道道的家乡父老，两条腿深深地扎根于官溪这一方天地，浑然一体，固执地——与其说是固执地，倒不如说是本真地——坚持着家乡的方言。
一个以“官溪”为依托的官溪人的认同取向尚且如此，如果连相对统一与独立的“官溪”这个依托都没有了，现在和未来的官溪人的认同取向，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想必再过一个甲子——不，再过二十年，那时候的年轻人连“我们官溪人如何如何……”也不提了。一声叹息“官溪乡”，一地鸡毛“官溪人”……
纵观官溪的历史沿革与社会变迁，1949年政治上的鼎革，从长时段来看，这是官溪的一个劫难，尽管这是举国之变，但是毋庸讳言，对浙江、江山和官溪的影响，这是显见的，因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是建立在江浙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基础之上”的，新中国屡次发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运动与清算，对各地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不久远，官溪难逃这个罩门。举个军事上的例证。根据“民国时期江山县国民党将军名录”记载，中华民国在大陆短短的28年历史，非常罕见地蕴育出江山64位将军，还有一位女将军，其中上将1位，中将9位，少将54位，灿烂若秋天夜空中的繁星，当中更有国民党军统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毛一戴”（戴笠、毛人凤、毛森、毛万里）。在众多将星中，不乏一些官溪之子，其中有一位是胡务熙，任台湾省政府警务处处长，少将军衔。还有保安戴笠家族与官溪胡氏家族的关系之密切，更是熟悉官溪的乡亲皆知的趣谈。但是新中国60余年，江山在军事上、政治上出类拔萃者似乎寥若晨星，官溪更是风云突变，物是人非事事休。
1949年共产党已经革了官溪的命，那些叱咤风云的官溪人，殉葬于国民党了！元气大伤的官溪，从此一蹶不振，雄风不在。
1952年第一次行政上的变更，官溪脱浙入赣，被迫脱离江山母体，成为一个弃儿、孤儿、流浪儿，官溪人“摸着石子过河”，艰难地踏上了异化与归化的变奏之途，幸运地是50年来官溪依然是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行政主体；
2001年第二次行政上的变革，官溪分崩离析，撤销乡镇建制，归并仙岩镇，官溪连作为一个弃儿、孤儿、流浪儿的资格和身份都没有了，全国范围的撤乡并镇浪潮扼杀了官溪这个弃儿！如果说政治上的鼎革是宿命，第一次行政上的变更颇具主观偶然的话，那么官溪没有有机而有效地因应和融入交通上、产业上的剧变而导致的发展脱序，这是官溪衰败的客观必然了，以至于第二次行政上的变革干脆在地图上抹杀了官溪。“官溪”之殇，在政变，在交通，在脱离母体，在迷失自我……
四，“官溪”之光
“官溪”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一般来说，对在地的官溪人而言，在外地时，官溪人口中、心中的“官溪”，涵盖官溪所有的一切，地域的、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历史的……这是一个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概念，这时候的“官溪”，是全体官溪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本地时，往往指代官溪外村，彼此心照不宣，不言而喻，不证自明。但是对外地人、异乡人来说，“官溪”一般指代官溪外村，这是一个他者的概念。这也难怪，因为外村是官溪的行政、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特定场合，外村就是官溪，犹如冰溪镇指代玉山一样。但是“官溪”这个概念，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消解与重组在所难免。
1952年脱浙入赣，官溪千百年来的历史长河在此拐了一个弯，但是依然沿着既有的河床浩浩荡荡奔向前方；2001年难逃撤乡并镇浪潮的袭击，河床突然消失了，官溪似乎正在流向神秘的远方，那里也许是沙漠，也许是海洋，遥不可及，深不可测，或许将干涸于无尽的沙漠，或许将消融于汪洋的大海……如果说官溪以独立成乡的建制由江山划归玉山，历史依然赋予了官溪人一个安身立命的心灵空间的话，那么官溪被降格、被肢解成若干行政村，无厘头地归并八都，则宣告官溪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官溪人的飘逝。“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没有相对统一与独立的“官溪乡”这个行政主体为依托，谈何“官溪人”呢？！老天爷跟官溪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21世纪的“官溪”、“官溪人”的内涵和外延必然发生重大的变迁，因为政治可以影响文化，改变认同。一个甲子之前的祝家墩、黄坳、桑园这一带乡亲，言必称“南坞人”，谁会以“官溪人”自居呢？可以预见，如果任凭形势的发展，再过一个甲子，或者更短的时间，祝家墩、黄坳、桑园这一带的乡亲，谁还会以“官溪人”自居呢？与母体越远的行政村，离心力就越大，何况本身就是拉郎配，只是情意相投，合伙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地亲如一家人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事到如今，分道扬镳已经在所难免了。最纠结、最揪心于“官溪人”认同的，莫过于聚族而居的内村、外村、中店和后山这一带的胡氏宗亲了，特别是内村、外村那些喝过一点墨水的人。
当今的内村、外村合并为所谓的“官溪社区”，行政上的内村、外村全部消失，合二为一，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未来的“官溪人”，当然有特定的所指，那就是“官溪社区人”。“官溪”，实乃“官溪社区”之谓也。由此可见，在21世纪，不出意外的话，此“官溪”当非彼“官溪”，此“官溪人”绝非彼“官溪人”了。这可是千百年前，从婺源清华迁徙而来的胡氏两兄弟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吧。兄弟连心，其利断金！“官溪”、“官溪人”，还是由内、外村这对难兄难弟联手坚守吧。老辈人称中店为“山村”，称当地人为“山村人”，闻其名油然而生“人猿泰山”式的想象。中店的官溪人，本来就是“官溪的犹太人”，偏居一隅，抱团结伙，生命力旺盛，富有心计，桀骜不驯，彪悍而好斗，“座山雕”是最好的诠释，未来的鹰眼中必将只有“中店人”而无“官溪人”。最为多愁善感、情深义重的，应当是后山人。撤乡并镇的浪潮把后山人拍打在沙滩上，如贪图自由的小白兔忘了返家的路，于是干脆从山沟沟茂密的树林里跑出来，与平埂人联姻，合而为一，凑合着过日子，丛林中野性十足的小白兔驯化从良，变成温顺乖巧的小宠物了，但是忘不了往昔躺在“官溪人”怀抱中的温存，所以未来的新“平埂人”，自然而然地会与“官溪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虚与委蛇，逢场作戏。行政上的“官溪”解体了，但是任何一个眷恋乡土的官溪人似乎心有不甘，希望维系一个身份的认同，那就是——“我是官溪人”！此心天日昭昭，此情山河依依。
确实，“官溪乡”消失了，“官溪人”意识在逐渐淡化，这激起一些具有强烈的家园共同体认同的乡友浓郁的危机意识，冀图通过种种措施，延续、挽救乡亲对“官溪”的认同。当下这些官溪人，可以抱团取暖、唾沫横飞一时，但是最终还得要面对薪尽火灭、油干灯尽的冷酷现实。所以愿望是美好的，任务是艰巨的。对这样的乡友，我们应当给予掌声和鲜花，给予理解和支持。这是一件公益之事，一件功德之事。有梦最美，希望相随……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希望未来大溪边上所有乡亲异口同声地说——“我是官溪人”，这是一件有趣而且好笑的事情。当特地要标注或强化“官溪人”这个符号的时候，上帝已经吹响了招唤“官溪人”奔赴天堂的号角了。值得官溪人弹冠相庆的是，官溪不是汶川，仅是从地图上消失，而不是从地球上抹杀，否则召见的是阎王。道理很简单，族群身份的认同应当是基于血缘、地缘、文缘基础之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混合体或统一体，无需刻意强调，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一个人口中喊着、背上刻着、脸上写着“我是官溪人”，行走在官溪、仙岩、玉山的街道上时，岂非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由此可知，这是堂吉诃德式的挣扎，这是精卫填海式的梦想，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命运共同体认同。人心如流水，一去不复归啊……毋庸讳言，行政上的官溪乡，对2001年之前出生的“官溪人”似乎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时候的官溪是一个独立而统一的主体，如同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一样，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官溪人”一鼻孔出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是对2001年之后出生在大溪边上的乡亲而言，难道历史上的行政主体有那么重要吗？从第一声啼哭开始，行政上的“官溪乡”对他们而言就是子虚乌有的啊！期望这些乡亲对“官溪”有感情，不是奢望，就是鬼扯，顶多是“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太公/太婆讲过去的故事……”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会影响和改变一个人当前既有的生活，这符合逻辑吗？没有感同身受，没有经历体验，当然浑然不知了。打个不恰当的类比。行政上消亡的官溪，仿佛在大清王朝铁蹄下面灭亡的大明王朝，一批又一批道貌岸然的江南绅士，一夕之间，莫名地成为遗老遗少，衣冠华族在异族人面前成为“劣等人”，悲愤谁能知？！这些人有的郁郁寡欢，抱憾终身；有的削发明志，“不食周粟”；有的揭竿而起，成为“反清复明”的义士……但是在滚滚的历史潮流面前，这些遗老遗少、仁人志士一并灰飞烟灭，徒留清名在人间。
归根究底，这些老少爷们，没有看清楚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规律，拯救的根本不是什么“大明江山”，而是大时代、大变革背景下由个体产生的对“失根”的一种焦虑和恐惧，由此而导致的集体的社会的“神经官能症”。在满人面前，汉人就是弱势，“留发不留人，留人不留发”，更是一种种族灭绝的血腥恐怖政策，这是社会族群的“失根”；相对与大明王朝的命运休戚与共的名门望族，在歌舞升平的江山丽景中享受无穷无尽的荣华富贵，当大清王朝如泰山压顶般扑面而至时，让人措手不及，女人、财富、地位和声望，甚至生命，有形的、无形的，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宁当太平犬，勿作乱世人”的社会心理，可以让一介布衣在对抗社会变革的集体无意识中随风起舞，这是个体生命的“失根”。这种焦虑和恐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调适，安然过度了，天下依旧太平了。由此看来，一个独立而且统一的行政主体“官溪”，仅是所有2001年之前出生的“官溪人”的一个心结，一种信仰。
对于在外面讨生活的官溪人，乡镇的撤消没有一丁半点地影响其生活和发展，但是心头还是有一片阴云，多多少少会觉得失去了什么，难以名状；至于跟官溪乡生息相伴的，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乡亲，对其生活和利益的影响是切肤的直接的，心情之复杂非局外之人所能体认。这个行政主体的消失，对所有在地人而言，或隐或现的，有一种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因为“官溪”脱序了，“官溪人”被甩出了既有的轨道，特别是并入“非我族类”的八都，抵制、对抗意识油然而生。本来官溪被迫脱离江山，划归玉山，对官溪人而言已经是一次伤害了，这次的撤乡并镇，更是在既有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这让官溪人情何以堪？！撤乡并镇之后的官溪人有“失根”的焦虑和恐惧，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那些主体意识越强的“官溪人”，这种感觉越强烈，反应就越激烈；那些主体意识不强，或者毫无主体意识而言的“官溪人”，当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一切生物的应激反应，都是生命个体对环境变革的一种条件反射。质而言之，当前主体意识强烈的官溪人的种种表现，说白了是个体对官溪撤乡并镇所引发的对生命“失根”的惶恐和失望，然后以集体的名义，高高举起道德的大旗，迎风飘扬，正义凛然，试图以主观意志去挽救或改变什么，但是终究无济于事。这是一种自我疗伤，自我救赎，这道伤口、这个心病，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息。但愿这种对“失根”的焦虑和恐惧，千万不要传递给下一代大溪边上长大的乡亲。
2001年之后的乡亲，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没有理由、没有必要背负这么沉重的千年历史包袱走完21世纪。是不是认同“官溪人”，对2001年之后出生在大溪边上的乡亲，一点也不重要了。因为这与其生命、生活无关！如何让大溪边上的乡亲觉得认同“我是官溪人”是一种荣耀？难道当前的官溪人就这样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依然大有可为，只是做事情之前要清楚知道我们究竟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我们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允许百家争鸣，大鸣大放，主要探讨两个问题：“官溪是什么？”、“官溪人是谁？”弄清楚、搞明白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了——那就是，以“官溪”、“官溪人”的名义，去做一切可以做的、关乎大溪边上乡亲的生活以至于生命的事情；在特定的场合，每一个官溪人能以“官溪”、“官溪人”的名义，自强不息，成就个人，然后寻找机会反哺乡亲，让官溪扬名，让乡亲自豪。“官溪人网站”的建立、“官溪学子互助协会”的成立，就是一剂又一剂的良方。惟有如此，才能把2001年之后大溪边各个行政村的发展与历史上的“官溪”有机衔接起来，才能召唤2001年之后出生的乡亲对“官溪”、“官溪人”有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新体认；惟有如此，才能复苏和获得“官溪”、“官溪人”在玉山、江山和广丰这两省三县交界区域的历史记忆和应有尊重。
“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件功德之事，需要全体“有主体意识的官溪人”的热情参与和鼎力支持。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政治上的“官溪”已经不存在了。这只火凤凰能否涅盘？这是天定的命数，不是个体的官溪人所能参透，这叫“天机不可泄露”。“官溪”还是一只蛰伏在老鸦石嘴山林中修炼千年的蜈蚣，气数已尽，仙气已散，但是官溪人积淀千年的文化心理不是短时间所能消失的，这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幸运的是，我们有一条共同的母亲河——姑且称之为“官溪河”。迄今为止，这条流遍了官溪全部的地域，贯通了官溪所有的村落的大溪，还是籍籍无名，默默流淌，不离不弃，守望着官溪这片土地，见证着官溪的盛衰荣辱。只要这条溪流的存在，有形无形、自然而然地成为在地人的一条地理上、精神上的纽带。以这样一条溪流之名来取代地方之名，最终溪流倒成了无名之溪，千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钦佩和赞赏先祖的智慧。“官溪河”（“大溪”）在，地理上的“官溪”就在！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公共的市场——“官溪街”。
在乡亲心眼里，没有星期天，一如既往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历的清明、谷雨，远比公历的国庆、元旦来得亲切、实在，因为这些都是学子、士人（所谓吃公粮、吃官饭的“公家人”）操心的事情。每逢赶圩之日，五天一个轮回，那才是乡民天然的“星期天”、“休息日”。尽管风华不在，铅华褪尽，但是本色如一，每当农历逢二、逢七，“官溪街”依然是官溪乡亲重要的“心灵市场”。“官溪街”在，心理上的“官溪”就在！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种共同的音声——“官溪腔”。在玉山，官溪已经一无是处，一无所有，当前的官溪人仅剩“官溪腔”了。我们可以“脱浙入赣”，可以没有火车，可以没有乡镇，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官溪腔”。因为我们父亲、母亲的话是道道地地的官溪腔，这是我们的母语！“煞蛮黄昏，天空乌印滴笃，我到你阙里，踢得个类糠拉槽盆，害我个类扑拉沙梗。”谁能够流利地表达出这样土得掉渣的“官溪腔”，谁就是“正港官溪人”！“官溪腔”在，文化上的“官溪”就在！
为了延续而非终结官溪的历史，为了增强而非削弱官溪人的认同，当务之急，没有比思考和践行如何善待“母亲河”、如何振兴“官溪街”和如何强化“官溪腔”更为实在、重要而迫切的事了。有了“官溪河”，就有地理上的“官溪”；有了“官溪街”，就有了心理上的“官溪”；有了“官溪腔”，就有了文化上的“官溪”；行政上的“官溪”已经消失，地理上的、心理上的、文化上的“官溪”必将永恒。反之，“官溪河”亡，“官溪街”亡，“官溪腔”亡，则“官溪”必亡。有了“官溪”，何愁没有“官溪人”？“我是官溪人”的认同，那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事情。“官溪河”的疏通和“官溪街”的振兴，交给在地各个行政村的父母官去努力、去经营，这是彪炳千秋的德政。在此聊聊“官溪腔”。
全球化的今天，千万别忘记另外一个方面——在地化，这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体两面。所谓在地化，通俗一点就是指“接地气”。方言是区别族群的天然标志，这是造就族群认同的必要条件。对一个走出去的官溪人来说，要说身上具有全球化和在地化相统一的痕迹，那就是如影随形的“官溪腔”，这是所有官溪人的“文化基因”和“乡愁密码”。一个身处异地他乡之人，没有比听到地道、纯正的家乡方言，让人倍感亲切和温情了。饮水思源，一个没有遗忘家乡方言的异乡人，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理应受到尊重和敬仰，无论你是匹夫匹妇还是达官贵人，无论你在天涯海角还是在天上人间。
“官溪腔”，也就是“江山腔”，迥异于杭州、宁波的方言，有些表达倒是跟客家话有近似之处，颇有中原古音之流风，有些口头语似乎很难用现代汉语来表述，比如“我”字的官溪腔，《新华字典》中根本就找不到有对应的字；再如“扫帚”是“地雨”，“吃饭”是“呧饭”，一句“你一个类杀器”，如同“你一个类杀侪”那样，饱含着爱恨情仇，很传神，值得在地人的关注与珍惜。在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也许你的公嫲，你的爸娘，或者外公外嫔给你念过这样的童谣：“木匠无凳档，裁缝无钮袢（pan）；打铁无镬铲（huo），做篾无箩戗（qiang）；泥水住破屋，种田常讨饭。”这可能要到江山、官溪的田间地头、河边井角才能听到了。当前的官溪人，如果珍视风雨同舟一甲子所铸就的“官溪乡”的情感与友谊的话，那就珍惜全体官溪人的共同标签——“官溪腔”。对官溪在地文化的坚持，没有比用官溪腔来表达与交流更直接、更有效的事情了，特别是官溪人在一起，请用“官溪腔”，这仅是张嘴之劳而已……爱家乡，从爱家乡的方言开始吧，因为那是你母亲的语言！谁能寄望一个连家乡都不热爱的人，还能热爱祖国？
饭局中，茶桌上，有的乡友寄望官溪能脱赣返浙，“认祖归宗”，这无异于在21世纪的民主中国做着“反清复明”的春秋大梦，这根本不是一己之力所能达到的，没有历史的机缘巧合，官溪返回浙江，永无可能。有的乡友期待官溪人能众志成城，滴水穿石，以致“还我河山”，独立于仙岩，这依然是天方夜谭，未来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不要说撤乡并镇是必然趋势，就是撤县并市也在所难免，没有天赐良机，官溪独立建制的机会遥遥无期、绝无可能，人心齐，泰山未必能移。还有的乡友冀望官溪陡然间发现一个大矿产、投资一个大项目，这样官溪就能大发展、大变革，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果真如此，官溪人祖坟冒青烟了，但是就当前趋势而言，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官溪的发展，一言难尽，需要机遇，需要政府扶持，需要自我奋斗……我以为，“官溪”要发展，“官溪人”的人格必须先健全；“官溪人”的人格健全，必须先破除“我们是江山人”这一个甲子的迷思！这个符咒不解除，官溪人永远走不出心理上的“小山村”。
官溪人挥之不去的“沉潜的江山人”的身份认同意识，究其原因，一则是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固化认知心理，这是一种以“官溪腔”（“江山腔”）为标志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二则是官溪脱离浙江江山的母体是在毫无预感、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迫转变的，毫无自主权，自尊心受到严重的创伤，继而转化成浓郁的被遗弃的悲情意识；三则是归附玉山并没有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屋漏偏逢连阴雨”，撤乡并镇的浪潮彻底吞噬了官溪，官溪人忿懑之情在所难免；四则是当前浙江、江山，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就确实是江西、玉山所不能比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冠盖华夏，从世俗眼光来看，一个是“高富帅”，一个是“穷矮挫”。从现实利益层面来说，身为江西玉山人的“官溪人”，如果有机会成为浙江江山人，当然是让人神往的，更何况从血缘、文缘看，本来就是如此。如果说“思念是一种病”的话，那么官溪人确实“病”了！这种病是“恋母癖”、“单相思”、“癔症状”，发病主要原因是精神性和暗示性的作用，情感代替理智、暗示性强、自我中心和好幻想是其性格特点。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血缘、文缘仅是身份认同的必要条件而已，没有听说美国人成天念叨着“我们是英国人”，没有听说新疆哈萨克族人整天思念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为什么官溪人心心念念着“我们是江山人”呢？！本质上来说，在官溪人心里，只不过江西、玉山这个“养母”没有浙江、江山这个“生母”那样富有、漂亮、优雅，能够给子女带来更多的财富，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子女生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如此而已！这是人性中趋利避害、趋炎附势、“西瓜偎大边”的正常心态。换个角度来思考，如果官溪人摇身一变，成为“香港人”、“上海人”，我想这份悲情的成色和纯度不要说没有，终究要淡化许多吧。哪个官溪人是天生地、顽固地、偏执地坚持“我是江山人”？理由何在，意义何在？这实在没有天理啊。果真如此，我们惟有同情地理解，深沉地祝福了。奇特的是，官溪人似乎从来没有抱怨、迁怒浙江、江山这个“生母”为什么要抛弃亲生儿子，更多地是责怪、怨恨江西、玉山这个“养母”、“继母”，这种心态正常吗？“官溪”归附江西玉山已经一个甲子，“官溪”已经消失整整十年，难道我们还要生活在梦游状态？“生母”对你弃之如敝履，置若罔闻，“养母”清贫难道是你拒绝认同的唯一理由？江山，仅是官溪人的原乡而已，玉山才是官溪人的家乡！“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官溪人”要学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玉山人！当前任何试图推动官溪独立建制、脱赣返浙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行为和举措，如西西弗斯那样，注定徒劳无功。
坦白地说，这种悲情、苦情，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官溪的社会发展，制约了官溪人的人格健全。一切皆应顺势而为，而非逆流而上！从历史上看，行政区划的变革是常态。“滚滚东流不尽水，浪花淘尽英雄泪”，任何事物，如果不与时俱进，不与社会、与时代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难免走入末路，一个英雄如此，一座城市如此，一个村落也是如此。从地理位置、人口基数、经济总量、行政成本、历史地位和社会潮流上看，官溪撤乡并镇是必然的，悲剧的是官溪脱离了母体浙江江山，遗憾的是归并江西玉山的官溪，没有获得与时俱进式的发展。传统官溪人的主体意识是建立在“沉潜的江山人”意识基础之上的，背后隐含着抗拒和抵制“玉山人”的基因，当前官溪人的主体意识应当建立在“我是玉山人”这个族群认同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与仙岩、与玉山良性互动，和谐发展。基于这种认识，当前的官溪人应当尽快尽可能地抛弃这种弃儿怨妇的心态，以积极地、健康地心态接受现实，拥抱仙岩，融入玉山。与其把个人的时间、心力放在无谓的事情上，倒不如实实在在的发展自己、壮大自己，那才是王道。如果任何一个官溪人能在任何岗位上成就个人的事功伟业，殊不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续写和改写了官溪的历史。但愿每一个官溪人，无论是2001年之前的，或者是2001年之后的，都能成为“官溪之子”！“今日我以玉山为荣，明日玉山以我为荣。”这是穷则思变、变则通的官溪人应有的豪情。我们应当有信心、有能力让这种扬弃了的“官溪人”主体意识进一步延续和弘扬。我们是“新官溪人”！别了，梦中的江山！再见，悲情的官溪！
世界已然是一个地球村了。中国正处于大转型、大变革、大发展的敏感而关键的时期。国家如此，城市如此，乡村也不是桃花源。当前的官溪也是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时期，遗憾的是并没有大发展。如何跟这个大时代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不至于被时代的浪潮彻底淹没，这是任何一个爱家爱乡的官溪人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
作为历史的延续，当下官溪人的梦想，官溪人的希望，就是务实理性地面对官溪的发展现状，把情感的哀怨意识转化为发展的危机意识，凝聚力量，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尽可能地改变官溪的交通，发展官溪的经济，改善官溪的民生，厘清官溪的文脉，增强官溪的认同，群策群力，抓住一切有可能让官溪融入现代大交通、大产业、大贸易体系的机会，促使官溪的蝶变，这是官溪未来发展的不二之途。与社会、与时代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对一个地方是这样，对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江山不是天堂，玉山不是地狱，官溪人依旧生活在人间，永远生活在现实。如何认识“官溪”、“官溪人”和“官溪腔”？如何调和“官溪腔”与“玉山腔”、“江山腔”的关系？这取决于大溪边上每一个乡亲的生存智慧。但愿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之后，这一方天地上的乡亲，还能自然而然地说：“我是官溪人”！面对八都人、玉山人的时候，我们心平气和地说：“我是官溪人！”面对江山人的时候，我们用“官溪腔”不亢不卑地说：“我是玉山人！”“官溪”之光，在认同，在告别悲情，在顺势而为，在与时俱进……五、“立此存照”一直以来，有一股冲动，有一份伤感，回味着、追寻着记忆中的青春印记和官溪印象，试图探寻生我养我的家乡，为何沦落得如此快速又如此彻底？我凝视着家乡那既熟悉又陌生的背影，踽踽独行，在踉踉跄跄中渐行渐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通过与官溪依存了一辈子的父亲毛文益、母亲杨莲香“断烂朝报”式的口述，凭着感觉与追忆，在很多个白天黑夜里，我的心灵与家乡在对话，勾勒、记载下了我的观察和感悟，也许细节有出入，观点有争议，立此存照，聊表思乡念友之情，权作笑谈消遣之资。
父亲随爷爷毛赞炽、奶奶李淑雅于1942年过日本人的时候，从江山广渡逃亡而来，在官溪落地生根；母亲于1952年从江山南坞嫁到官溪，夫妻二人磕磕碰碰了一甲子，如同官溪之于玉山，在我看来是如此地不协调、不合拍，让人对婚姻沮丧。但这就是生活！如果说官溪对于父亲是战乱，对于母亲是婚嫁的话，那么官溪对于我而言，那是一个婴儿之于母亲，与生俱来具有“官溪胎记”。这个印记有多深，乡愁就有多浓——大溪是我的野泳地，桃花山是我的花果山，祠堂山是我的百草园，外村祠堂是我的“三味书屋”……那里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梦想，有我的喜怒哀乐，无论在哪里，我永远是一个地道的官溪人。
作者：毛章清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