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到宽版
  • 1673阅读
  • 1回复

[宋]分享-龚延明:南宋行在所临安府研究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19-10-31

摘要:南宋行在所临安府在城市建置与管理体制方面有其特点,主要体现在行在临安府的沿革、行在大内规制、临安府城厢管理布局、临安府衙及职官制度四个方面。一、京城中央官署布局,唐代长安、北宋东京开封尽量与居民生活区隔开,置于皇城内;而南宋不同,在临安府,朝廷衙署的植入往往是在城内见缝插针地安置,与市民生活区杂处。二、南宋临安府城厢管理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在“以厢统坊”的大格局之下,“街巷”兴起,取代“坊市”,这是唐、宋城市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三、提出了南宋行在“御街”与“御路”两者不能完全等同的观点,对相关考古学论著将御街与御路混淆,主张南宋御街(天街)“贯穿皇宫”的观点,表达了不同看法。四、南宋京师称“行在所”,因而导致其与东京开封府在设官分职上的差异。临安府由杭州升格,高宗虽定都临安府,但未能正称临安府为京师,而称“行在所”,名义上仍以东京开封府为京师,以示“恢复之志”。故尔,临安府官职设置,降格于开封府,仍带有州郡府治之印记,如:临安知府,正称“知”,而开封府知府必带“权”字;开封府不设通判,以判官、推官为佐贰;临安府设通判;开封府不设左、右司理院,而设左、右军巡院;临安府设左、右司理院,却不置左、右军巡院。通判、司理院本为州郡官,北宋京师开封府皆不置,临安府仍保留州郡官不变。至于府院,开封府为司录参军;而临安府仍沿用杭州州格称录事参军,等等。

关键词:南宋;行在所;临安府

作者简介:龚延明,男,浙江大学古籍所暨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310058),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唐代皆以建都之地为府,实为京府。至宋代,府数建置增多。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潜邸继位皇帝后,升所在州为府[1]9381下[2]卷八六2132[3]甲集卷九169。其次,在南宋,于驻跸之地升州为府者,如杭州升为临安府、越州升为绍兴府等。宋代地方行政管理府的管理体制中,有不同等级,大体可分为:京师府、陪京府、都督府、次府、余府五等。京府具有特殊性,虽位于路级之下,又不全听命于路;既与次府、州、军、监平级,同属州府地方行政管理等级,其体制又不全同于次府、大藩州。故特将京府予以专门研讨。本篇为南宋行在所临安府之专论。

关于临安府城市研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日本学者梅原郁《南宋的临安》,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等等①。本文在参考、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侧重对南宋行在所建置、行政管理制度,作较系统的梳理与阐发,并论证南宋临安府“街巷”兴起,开始形成厢、坊、街巷分区管理制,这是唐宋以来城市坊巷制发展的一个新突破;并对南宋行在所之设官分职与北宋东京开封之差异进行辨析。本文之观点,以期有助于宋代城市史研究的推进。是否可取,或有商榷处,尚祈方家的批评。

一、行在所临安府沿革

临安府本杭州,余杭郡,节度州,太宗淳化间,军号改宁海军节度。

古杭州,禹贡扬州之域。春秋为越国之西境,越败,属吴;吴败,又属楚国。秦、汉属会稽郡。东汉中期顺帝时,分浙西为吴郡。南朝陈置钱唐郡。隋文帝平陈,废郡,开皇间始置杭州;炀帝大业初,改曰余杭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复称杭州。天宝元年(742年)改称余杭郡,升镇海军节度。五代为吴越钱氏王国,以杭州为都城,别称西府;会稽为东府。宋仍称杭州、余杭。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纳土。淳化五年,改军号镇海军节度为宁海军节度,分浙东、西为两路。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定都于临安府,不称京师,“今日以临安府为行在所”。领县九:钱塘、仁和二县为赤县;余杭、临安、富阳、於潜、新城、盐官、昌化七县为畿县[4]卷一1-2[5]卷二二630[6]卷九〇4121[2]卷八八2174[7]卷一3241。

南宋初,高宗定都于何处,举棋不定。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十日,高宗曾降手诏:“荆襄、关陕、江淮皆备巡幸。”[1]9283上因抗金派力主收复东京,反对南逃、西移。然而南宋军力实在难以抵挡金军骑兵凌厉的攻势,高宗与六宫只能一味向河湖港汊密布的南方逃跑。其驻跸次第,可谓是南逃次第[8]卷一3356上-3358下。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称帝,所谓“即位于府治”。而后,迫于金军南侵,高宗步步南徙,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至扬州;三年二月庚戌(十三日),驻跸杭州,称行在所。迫于舆论,五月乙酉(八日),移驾江宁府,升江宁府为建康府。但高宗恐惧建康府濒临长江,不安全,身在建康,心向杭州。七月辛卯(十五日),升杭州为临安府。十月癸未(八日),又由建康返回临安府。可是金军紧追不放,要活捉高宗,高宗不得不继续南逃,壬辰(十七日)至越州,十二月己卯(五日)至明州,后经舟山泛海。金军派舟师赶至沈家门(碕头),为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率水军击败,才保住赵构未被活捉。建炎四年正月甲子(二十一日)高宗抵温州港口[9]卷二十八656-657。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金军北撤,在镇江遭韩世忠拦击,形势缓和下来。四月癸未(十二日),高宗返回越州。明年正月一日,改元绍兴,是为绍兴元年(1131年),升越州为绍兴府,建行宫。十一月,诏“以会稽漕运不继,移跸临安”[8]卷一3356上、下[10]卷一6718上、下[9]卷四九1021[2]卷二十六484。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壬寅(十日),高宗发绍兴,丙午(十四日),回临安[9]卷五一1047-1048。或传说高宗自温州回杭后,听说县名仁和,联想起太祖自陈桥驿入东京开封,自仁和门入,甚喜,对侍从曰:“此京师门名也!”始有驻跸杭州之意[11]卷二11。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一日,高宗在平江府(今苏州),下诏:“移跸建康。”在建康建太庙、正社稷之位,大有定都建康府之意。其实高宗是作秀,建康府迫近前线,他心中并不踏实[2]卷二十六528,530,531。

绍兴八年二月戊寅(二十二日),高宗终于又由建康行在所返回临安府,此后车驾未再移徙。三月下诏定都临安府,但诏书未敢以京师称,仅称“移跸临安府诏”:

(前略)朕荷蒙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申固边圉,奖率六军,是故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故兹诏谕,想宜知悉。[7]卷一3241

高宗初建南宋朝廷之初,形势凶险,前途未卜,确如诏书所称“夙夜危惧,不常厥居”,驻跸无常,“高宗初元,自汴幸扬,已而周旋江浙,然后定都临安”[12]卷五一八五33。高宗改杭州名为“临安”,意为临时图宫室之安,诚如德国学者迪特·库恩所分析:“这个名称反映了宋朝希望有一天能收复华北失地,重返开封京城。”②

故公牍移文,临安府称行在所,不称京师,寓不忘收复中原之志。南宋《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均标以“行在所”。

高宗最后选择东南一隅的杭州为宋王朝都城,基点是出于安全考虑,是宋、金战与和的时代产物。然而,在士大夫眼中,对把这样一个不被看重、远离王朝政治中心的偏居城市作为一朝之都的做法,多心存疑虑。田浩《功利主义儒家》引陈亮“至于挈中国礼乐衣冠面寓之于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予以发挥说:“临安是寓于远离世界之中心——传统上中国腹地的边缘,南宋面临失去正统权利的危险。”③

李纲、陆游、陈亮等士大夫多希望建都于建康。高宗定都临安近半个世纪之后,陆游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作《上二府论都邑札子》,慷慨陈词临安为都之不便:

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天造地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车驾驻跸临安,出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凛然若有意外之忧。[13]卷三2000

朱熹分析最为实在:

建康形势雄壮,然淮破则止隔一水,欲进取则都建康,欲自守则都临安。[14]卷一二七3055

宋高宗决策是守,必然选择定都杭州。日本史家梅原郁对此予以肯定:

冷静地看一下当时的现实,要恢复北方近似画饼,而与目前尚存着一定危险情性的建康相比,以临安作为国都,在经济上也是有难以动摇的优越性。此后,早然还不时地有人提出建康国都论,但直至景炎三年(1276年)三月被元朝伯颜占领为止,临安表面挂牌“行在”的招牌,实际上却一直作为南宋的国都存在。④

自从临安府成为南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其处于东南沿海的交通、物产、吴越古都文化的积累等优势得到了极大发挥,加上北方士大夫大量涌入,北宋中原文化,特别是东京的都市文化,对南宋临安及以后杭州的城市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使临安府的都市文化有了一个质的飞跃”⑤。南宋杭州飞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大都会、最先进的城市之一。其后,历经元、明、清,扎根于中原腹地的中国礼乐衣冠和中华文化传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恰恰是通过杭州薪火相传,在南宋高度繁荣的文明基础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二、行在大内规制

南宋皇城选址在凤凰山。凤凰山在杭州城之南端,地盘狭窄,而官府、厢坊则在北面,其结构呈“坐南朝北”之势,与传统的都城皇宫坐北朝南不同。这是由杭州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临安府周围地理环境,西邻西湖,西湖东北是西溪流经的平地与湿地;东临钱塘江,北接大运河,只有南边凤凰山麓,地望较高。高宗曾初选较为开阔的西溪一带建宫城,“西溪,居民数百家,聚村为市,俗称‘留下’。相传宋高宗初至杭时,以其地丰厚,欲都之”,又感到地势低,不符合皇宫“居高临下”的仪制。“后得凤凰山,遂云‘西溪且留下’”。“留下”之名至今仍在,现为留下镇,处于今杭州城西郊[15]卷十136。

凤凰山,下瞰钱塘江。晋郭璞《临安地志·天目山诗》:“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唐。”[16]卷一3天目山有东天目、西天目二峰,其南即为杭州凤凰山。“龙飞凤舞”即指凤凰山。凤凰山,先后为吴越国宫殿、杭州府治所在。南宋大内即于原府治基础上修建。建炎三年二月,诏以凤凰山地建行宫[8]卷一3358。凤凰山早已出名,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东京开封大内造人工山——艮岳,高九十尺,山周十余里,“以象余杭之凤凰山”,初名“凤凰山”,后有所谓神降,神语有“艮岳排空宵”之语,遂改为“艮岳”,都人称“万岁山”。所言“余杭凤凰山”,即南宋临安府大内丽正门之对面,山上有天柱宫及钱王郊坛,尽头为嘉会门[17]卷三47。

南宋行在所大内,初出于仓促,后逐渐修建。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高宗至杭州,以凤凰山杭州州治为行宫,以显宁寺为尚书省。此实为杭州置行宫之始。其后,迫于金军追击,迁徙不定。三年七月,杭州升格为临安府。绍兴元年十一月八日,诏移跸临安府,令权知临安府徐康国建行宫百余间[1]9284上、9286上。从绍兴回临安府,于行宫南门修楼屋一所,临安府遵诏书写“行宫之门”四字为门额。太史局择吉日十月二日启用,为百官进出行宫之门。南门(后为丽正门),没有走廊,遇雨,百官泥泞中行走,命修内司增建过廊。其间,高宗又曾离临安府,移跸平江府、建康府。直到绍兴八年三月,降诏驻跸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即定都临安。南宋大内,于是得到逐步扩修[1]9287上、9289上下、9290上。然,凤凰山宫城,处于凤凰山东麓山坡下,面积不大,其形状为不规则长方形,东西直线距离约800米、南北直线距离约600米,规模不大⑥。从而使宫殿等皇宫建筑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一些与皇帝紧密联系的中央官署,更不可能如北宋东京宫城可置于宫城之内。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点到:

在南宋,横行三司依然是联系皇帝与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特别是合门司承担的排班、引见职责直接发生在宫城内,之所以都是被撵出禁中,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宫城规模、地形条件的制约。⑦

绍兴九年(1139年),和议成,建慈宁殿,以迎显仁韦皇太后(高宗母)归[3]甲集卷一34。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绍兴和议”达成,诏建崇政殿、垂拱殿、太社、太稷、皇后庙、都亭驿。其后逐年修建行在所施政、祭祀、库藏等建筑,直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建尚书省六部,“大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庙宫省始备矣”[16]卷一2。宋代尚火德,殿宇皆以赤土刷染,外涂以桐油,呈红色。今杭州岳王庙围墙刷成赭红色,尚有南宋尚火德之遗意。

宋代宫室,汴京之制,奢侈不可以为训。南宋,服御唯务简省,“宫殿尤朴”。皇帝之居称殿,总曰大内,又称南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高宗退位后,六月戊辰(三日),以望仙桥东新宫命名为德寿宫,为太上皇赵构所居。德寿宫在大内北之望仙桥,故称北内。北内并非实在大内之中,而是在和宁门外御街至朝天门之右侧[2]卷一五四3598[9]卷二〇〇3941。

南宋大内,在凤凰山东。南门(前门)为丽正门,三间六架,长三丈、广四丈六尺。丽正门有左、中、右三门,南宋城楼建筑华丽,丽正门门楼“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为通入宫中门户,四周为内宫墙。丽正门前通道,左、右为待班阁(待漏院),可庇风雨;右待班阁旁为登闻鼓院、使臣营;左待班阁旁为登闻检院,检院南不远处为仪鸾司。鼓院、检院相对,列以红杈子,排列森然。检院偏东为嘉会门,嘉会门为南面第二重宫墙(外宫墙)之门,处在禁掖之外。嘉会门西之外宫墙,沿山坡向上而筑,直抵凤凰山慈云岭海观亭⑧。

丽正门的门禁甚严,人无敢辄入仰视[18]卷八62。皇帝通常不从丽正门进出,只在举行郊祀大礼时,皇帝经此门至郊坛。

由丽正门进入,为大内正衙——崇政殿(绍兴十二年修),如举行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行大册礼,皇帝御此殿,称大庆殿;遇六参起居,百官听宣麻制或特赦,殿牌名改换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殿名又为紫宸;进士唱名,改名为集英殿;阅武,则为讲武殿。实际上都是同在一崇政殿。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后,崇政殿改名祥曦殿[8]卷一3359。

由崇政殿再进之大殿——垂拱殿(绍兴十二年修),为皇帝常朝、四参起居之殿。也就是皇帝日常办公之所。

淳熙初,孝宗始作射殿,名选德殿,于御座后作大屏风,分画诸路,各列监司、郡守于二行,以黄签标识居官者职位、姓名;大屏风背面,为《华夷图》。孝宗以此殿为便殿[2]卷一五四3598⑨。周必大《选德殿记·淳熙五年》对此有较详记载:

(前略)名之曰选德,规模朴壮,为陛一级。中设漆屏,书郡国守相名氏。群臣有图方略来上,可采者辄栖之以壁,以备观览。数延文武,讲论治道,询求民意。至于中外奏报若军之机务,皆于此省决。暇则  绎经传,或亲御弧矢,虽大寒暑不废……太古之初,谓射,本男子之事,非专用于武也。射所以观德,非专以觌威也,故为是殿,以为是殿,以延群臣,以裁庶务,以阅图史。[12]卷五一五二279-280[8]卷一3361

选德殿前有个大球场,这是北宋东京大内遗风。孝宗常在此观击球⑩。球场东、西两个球门,用“坚木”做成。可视为现代足球场前身。只不过宋朝击球,有多种形式,一是骑马用杆击球;二是步击球,即奔跑击球;三是乘驴、骡击球,球飞进球门就得一筹(分)[2]卷一二一2841-2842。

关于选德殿屏风,孝宗在选德殿仿高宗体练书法,与办公之余孝宗在选德殿前球场观赏臣僚击球等活动,宁宗杨皇后有《宫词》留下了可贵的记录:

思贤梦寝过商宗,右武崇儒帝道隆;

总揽权纲求治理,群臣臧否疏屏风。

用人论理见宸衷,赏罚刑威合至公;

天下监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

家传笔法学光尧,圣草真行说两朝;

天纵自然成一体,谩夸虎步与龙跳。

击鞠由来岂作嬉?不忘鞍马是神机;

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19]卷二七七九32890-32891

寝殿为福宁殿,绍兴二十八年建。光宗逊位居之,改名寿康宫。崇政、垂拱二殿,虽曰大殿,“其修广实如大郡之设厅”。每殿为屋五间,十二架,长六丈、广八丈四尺。殿南檐屋三间,长、广各一丈五尺;两朵殿各二间,东、西廊各二十间。南廊九间。其中为殿门(丽正门),淳熙初,孝宗改后殿拥舍为别殿,取旧名为延和殿,空间很小,陛阶仅一级,小如常人所居,为退朝便坐办公之所[2]卷一五四3598[1]9290上[4]卷一9。

皇太后殿名曰坤宁,皇后殿名曰和宁。两殿各有太官及殿长、内侍,及黄院子、幕士、殿属、亲从、辇官等人祗候。诸宫妃等位次,亦有内侍提举。各阁分官属掌笺奏[18]卷八63。

在宫城之外,望仙桥东,有奉太上皇之宫为德寿宫、重华宫(德寿宫改名),寿康宫(福宁殿改名)。德寿宫原为宰相秦桧旧第,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高宗逊位后改建[18]卷八63-64。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重修大庆殿、讲武殿、复古殿。这说明南宋后期,新建了上述三殿[4]卷一9[16]卷一5。

《梦粱录》记载的南宋后期大内还有:缉熙殿、勤政殿、嘉明殿[18]卷八62。

大内北门(后门)为和宁门,这才是百官出入的实际正门。和宁门大门亦洞开左、中、右三门,金碧辉煌。卫士把守,出入甚严。如人出入,守阙人高唱头帽号。和宁门外左右红杈子,为早市场买卖处,生意兴隆。因宫中妃嫔诸阁分,宫娥早、晚令黄院子购买食品用餐,都到这里采购,“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唤,实时供进”[18]卷八63。

和宁门前是御道,御道起点左、右两边为待班阁(上朝官待漏院)。左待漏院旁是孝仁坊、合门司、六部、三省。右待漏院旁是登平坊、客省四方馆,六部桥。六部桥南侧通候潮门。入登平坊,沿内城墙稍往南,为东华门(在和宁门右侧,即南侧),守卫尤严。东华门南侧,沿内城墙折向大内南城墙,森立殿前司中军寨,殿前司中军士卒立寨守卫大内,名为中军壁下寨[18]卷八6211。

因南宋皇城坐南向北,官署、市区皆在宫城之北。和宁门出去是御街,御街第一道门为朝天门,正对和宁门。和宁门出去右转(南侧)为六部桥,六部桥往南是候潮门。和宁门出口御街左侧(西侧),排列合门司、客省、四方馆、六部、三省、玉牒所等中枢构和掌宫内出入的机构。

南宋中央官署布局,有一个与唐代长安、北宋东京显著不同的特点,唐与北宋的大多数朝廷机关或主要中央机关,尽量与居民生活区隔开,置于皇城内;而南宋不是,“在临安,朝廷衙署的植入往往是见缝插针地进行,即例如三省也是如此,因此三省主体部分的周转围可以看到不少店铺、民居”12。对此,《梦粱录》在记载和宁门红杈子前早市中,不经意地有所反映:

和宁门红杈子前买卖细色异品菜蔬,诸般下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荣可人意。孝仁坊口中,水晶红白烧酒,曾经宣唤,其味香软,入口便宜消。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早市供膳诸色物件甚多,不能自举。自内后门至观桥下,大街小巷有之,不论晴霜雨雪皆然也。[18]卷十三118[8]3354

和宁门乃宫城百官出入大门,门前御街左右即为待漏院,用红杈子(隔栏)与御街隔开。西侧待漏院前为孝仁坊,紧靠孝仁坊即为合门、六部、三省、封桩所等中央官署。就在宫门前、中央官署旁,居然允许开早市,热闹非凡,这亦是南宋都城一大奇事[8]3354。其客观原因就是因为南宋宫城规模太小,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对此有所论及:

宫城位于临安南端,因此绝大多数的朝廷衙署都不可避免地分布在宫城以北。不过,除了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也都是在宫城之外,恐怕与宫城的规模、地形有一定关系。2004年,临安城考古队对南宋宫城进行了勘探调查,探索明其形状为不规则长方形,东西、南北直线距离最长处分别约800米、600米。可见南宋宫城规模不大,更何况其中还有不少难以充分开发利用的山坡。宫城内安置宫殿后,所余空间非常有限。于是一些原先在北宋位于宫城内的机构移至宫城外,合门司、客省、四方馆的迁出就是例子。13

御街经候潮门后,略向西折,过进奏院,又折向北,经众安桥、观桥,到万岁楼,折向西行,至终点为庄桥、中正桥(斜桥)到景灵宫。全长13500尺,铺石板35000多方。这条御街对临安城十分重要,既是城市中轴线(即和宁门至朝天门这一大段),又发挥了外朝广场的作用14。

大内有双重城墙。宫城东南外城墙,于绍兴二十八年始令修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绍兴二十八年,增筑皇城东南之外城。”[3]甲集卷二77《国朝会要》称:同知临安府张偁、杨倓言:“相视合修筑五百四十一丈,计三十余万工,用砖一千余万斤,矿灰二十万秤。今来所展城阔一十三丈,内二丈充城基,中间五丈充御路,两壁各三丈充民居。”[16]5-6东南外城南墙中间有嘉会门,嘉会门西侧之外宫墙,沿山坡向上而筑,直抵凤凰山慈云岭。嘉会门东侧外宫墙延伸很远,由南经“入水门”折向东,过候潮门再继续往东至保安水门、保安门,直至艮山门折向北到余杭门。新开门折向北为望仙桥(施全刺秦桧之地)。望仙桥东即德寿宫(后改称重华宫,孝宗逊位所居)15。

三、都城规制——临安府府城厢坊布局

杭州古称钱唐,号称武林。公元前210年,已有钱唐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一月)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20]卷六328[21]卷二二34891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谓:

故《地理志》曰:“谷水自太末东北至钱唐入浙江是也。浙江又东经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经其南,王莽更其名曰泉亭。《地理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22]卷四〇994[21]卷二二3489

说明两汉时期,会稽郡设钱唐县,置会稽西部都尉治所,王莽时改名泉亭县。至东汉顺帝,会稽郡分置吴郡,钱唐归属吴郡。

据南朝宋钱唐县令刘道真《钱唐记》记载:钱唐县,经常遭海水冲入,当时西湖尚未形成,一片汪洋。汉会稽郡议曹华信,要建造防海大堤,但缺钱。他做了一个广告:“有能致一斛(10斗)土者,即与钱一千。”结果,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谲不复取。也就是说,开始按斛付钱,后来突然宣布不再收土石方了。可是,远近郡民陆续运过来的土石方,难道再运回家去?那不是损失更大吗?出于无奈,都掷下土石走了。钱唐县防海堤造成了,此后,钱唐县改称钱塘县。东汉末,朱  封“钱塘侯”,即是例证。[21]卷七一2310华信的做法固不可取,但钱塘海堤筑成,县境蒙利。防海大堤筑成后,首先县之南形成了一个湖。《钱塘记》曰:

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22]卷四〇994

关于海塘位置,虽没有明确记载,但《钱塘记》却提供了重要信息,防海大堤建成后,县南有了内湖——明圣湖,至今西湖尚有金牛传说。不少学者推断,海塘筑成后,“西湖从此与海隔绝而成为湖泊,而且也便利了灵隐一带至湖滨一带居民往来,进而推动钱塘县治东迁至湖滨一带”17。顾炎武在《肇域志》中,也是含糊其辞地说:“海塘,在府治东南二里,相传郡功(议)曹华信所立。”[23]1939此“府治”是指作者所处明末、清初杭州府治、抑是古钱唐县治?在华信修塘时,并无“府治”之说,如意指县治东二里,那是比较接近史实。不论怎样,华信所筑海塘,不可能等同于吴越国时所修捍海石塘。华信筑钱塘海堤之后,西湖逐步形成,这应是可信的。

三国时,钱唐县属吴,吴大将朱异,钱唐人。吴大帝孙权分余杭县置临水县,说明余杭与钱唐并立。陈改为钱唐郡。隋平陈,废郡,改为钱唐县;省陈留为绥安县,又割吴郡之盐官、吴兴之余杭,合四县为杭州。州治在余杭县。开皇十年(590年),州治从余杭迁至钱唐城。十一年(591年),又迁州治于柳浦西(在今凤凰山下),依山筑城(即宋杭州余杭郡钱塘县所在)。炀帝初改为余杭郡。杭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步”,杨素督建,有城门十二[24]616[7]卷二3223下。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杭州,领钱塘、富阳、余杭三县。天宝元年,改为余杭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杭州,为镇海军节度[25]卷九三700。

自隋建杭州城,南北运河开通后,带动了杭州经济发展,在唐代,杭州已然成为“东南名郡”,“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说明运河船运繁忙,舟船绵延二十里,城中市肆三万家,贸易发达[26]卷三一六3206。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杭州武胜军团练使、苏杭等处观察处置使钱镠,率十三都军及役徒二十余万,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薄钱塘湖、霍山、范浦七十里,“其高若干丈,厚得之半”。自七月动工,至十一月完工,历时四个月。钱镠《杭州罗城记》称:

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欤![27]卷二五九8565[28]卷七七1053-1054

罗城,即外城。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杭州罗城周七十里,曰:“今杭州罗城,镠所筑也。”钱氏又在旧城南凤凰山下建筑“子城”,作为州治治所,先后二次扩建外城——夹城、罗城。夹城,拓展了州城西北和西南地区;罗城,扩展了旧城以东地区。这样,杭州城,在凤凰山下之东、之西、之北,环抱西湖,东连钱塘江,北接大运河,城市空间大为拓展18。

杭州之发展,吴越钱氏功不可没。钱镠于唐末扩展杭州罗城之后不久,称王建吴越,立国八十九年,以杭州为国都是。吴越王筑捍海石塘,增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16]卷二44。杭州已成为东南沿海商贸中心,海外贸易的港口。太平兴国三年,吴越王钱俶纳土于宋。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五月,在杭州已见置两浙市舶司;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置杭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杭州成为全国三大海港之一[1]4242下。

南宋都城的建筑规制,与长安、开封方整的都城形制不同,其形势则南北展而东西缩,城垣东西狭、南北长,在五代时就有“腰鼓城”之称[29]卷一513。关于杭州城的范围,据《梦粱录》记载:“隋朝创立此都城,仅三十六里九十步,后武肃钱王发民丁与十三寨军卒增筑罗城,周围七十里许。”[18]卷七52北宋杭州城池,比吴越国时没有多少扩大。南宋临安府城外城城墙,“沿用北宋、五代吴越国时期旧城墙,大致范围约与北宋无异。仅东南外城范围略有扩大”。经考古工作者对南宋城遗址考古,南宋时外城城墙范围大致如下:

东城墙基本在今东河以西,东河为城壕;西墙墙基即为今湖滨路、南山路与湖滨公园一带;南面主体穿过今南星桥火车站,从包家山断崖附近折转,经将台山月岩附近北上,到钱湖门。19

上引表述是按当代城市地名指称。与梅原郁根据《梦粱录》所绘制临安外城图近似:

东面外城墙至茅山河、贴沙河,城墙东北交会处为艮山门,沿东外墙向南经崇新门、新开门、候潮门,再西折至嘉会门;北面城墙,自艮山门向西延伸至西北城墙交会口——北关门(余杭门外);西面城墙,自余杭门沿西湖东侧(西湖在城墙外)经钱塘门丰豫门(涌金门)、清波门(暗门)钱湖门;南面城墙,自嘉会门经包家山折向西、沿慈云岭山坡北折,至钱湖门。兜了七八十里一大圈。20

城墙高达三丈、宽丈余,合今约高九米、宽三米[18]卷七53。

临安府城市管理,沿用汴京厢坊制。唐以来坊市制在宋代已逐渐崩塌,至南宋,都城临安,由于大批官员、士人、军人及北方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区人口迅速递增,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封闭式的坊、市、街分开的坊市制被彻底打破,形成了居民区与街铺毗连交错的新格局。日本唐宋经济史专家加藤繁注意到唐代中古坊市制的崩溃、宋代新的市场模式产生的城市史发展中的历史性转型:

到了宋代,作为商业区域的市的制度已经破除,无论在场所上,无论在时间上,都没有受到限制。商店各个独立地随处设立于都城内外。但是另一方面,行的制度有相当程度维持着,以前存在于市内的同业商店的街区,到处看到超越了它的旧的界限21。

加藤繁认为唐代坊与市分开的坊市制,在宋代已经被冲破,但独立的市内行业街区还“相当程度维持着”,无疑是具有创见的判断,为史学界所公认。但他的考察侧重于北宋开封都城,而对南宋临安府市场与坊巷开始融合,并出现了以街巷为核心的新型城市结构变化认识不足。

北宋与南宋城市管理结构是有明显差别的。魏明孔《唐代坊市及其变化》一文就论及此点:

唐代是坊市制度最为完备和成熟的时期,也是坊市制度逐步开始衰退和变革的阶段……延续到北宋才退出历史舞台22。

也就是说,唐宋坊市制在北宋已经结束,南宋出现了新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北宋坊墙倒塌了,坊市分界开始打破,但市中街区,尚未融入坊中。至南宋,情况大变,虽然城市管理亦实行厢坊制,但比北宋开封的厢坊制更开放、更自由,实际上已向街市、坊巷融合的新型城市转变,“中国城市由封闭式坊市制向开放式街市制的巨大转折完成于宋代”23。明确地说,完成于南宋。到了南宋,已形成大街小巷畅通、街市与坊巷交错的无坊墙阻隔的城市结构。考古学家杜正贤认为:“我国古代都城布局至宋代开始打破唐代里坊式的城市布局,转变为开放式的街巷布局。”24“街巷”取代“坊市”,这是唐、宋城市变革的重要标志。

南宋临安城街道迅速发展,主要街道为御街,是贯穿临安城南北的主干大街,成为沟通大内与中央重要权力机构及皇帝车驾赴太庙、景灵宫、青城斋宫郊坛等重要祭祀场所的通道,是皇权建筑象征之一,故又称天街。御街起点在何处?《咸淳临安志》谓:

御街,自和宁门外至景灵宫前,为车舆所经之路。[8]卷二一3567下

这是关于御街起止的记载。杜正贤参与过御街遗址考古,其著作《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对此表述认同:

南宋时期的御街专供皇帝车驾通行,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御街自和宁门外开始,经由太庙、朝天门(今鼓楼)、众安桥,转向西面经礼部贡院,一直过新庄桥,最后到达终点景灵宫。目前考古发现了四段南宋时期的御街遗迹,基本展示了南宋御街的全貌。

御街分为居中的主道和位于两侧的辅道。御街主道可能是所谓天街中专属皇帝行经的区域,而两侧的辅道则属于臣僚行走的区域25。

其中南宋东南部分外城,是绍兴二十八年扩建的。由于南宋皇宫所处凤凰山坡的地理环境局限,其礼制性建筑如郊台,处于外城慈云岭附近,御街不经过。此三年一次郊祀大礼,仪仗隆重庞大,车驾如何行进,是个大问题。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二日,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即杨沂中)奉命扩展外城,在审阅了扩建外城图纸——《展城图子》后,提出新折方案:外城通十三丈(近40米),五丈(15米)作街路,六丈(两壁各三丈)为民居,二丈为城墙墙基,“将来圣驾亲郊,由候潮门经从所展街路,直抵郊台,极为快便”。九月二十二日,又将新修御路所经新南门(便门)命名为嘉会门[1]9292-9293。这条外城新修御路,自候潮门沿向南经嘉会门,再折往西南,经包家山、龙华寺直抵郊台(靠近今存杭州八卦田,八卦田为宋帝藉田)[8]卷三3372[15]卷六66。这条御路,长四里余,解决了皇帝亲郊车驾绕行不便的困难。但与御街(天街)有别。此御路,车驾并不常用,亦不经过临府府城市区。杜正贤认为:

绍兴二十八年之后,南宋临安城完整的御街北面终点是景灵宫,南面的终点是郊丘,自北向南经中间过太庙、六部桥、候潮门西、丽正门外、嘉会门外等节点。26

这个观点,把御街与御路相混淆,值得商榷,但却得到考古界同行专家秦大树高度评价,他在书评《对南宋临安城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一文中称:

历年来先后发掘了四段御街遗址,清楚了御街的走向和建筑方式,证明御街不是传统认识的起于和宁门,而是向皇宫内延伸,纵穿皇宫后经皇城南门丽正门,直到嘉会门,从和宁门向北根据文献数据记载是到北城的景灵宫。27

这个评价有点夸张。一、因四段御街遗址不涉及绍兴二十八年新开外城御路;二、作者专著也未提及御街穿过皇宫,书评却说“南宋御街向皇宫内延伸,纵穿皇宫后经皇城南门丽正门”,这个结论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御街遗址考古有证据证明御街穿过皇宫吗?其实,绍兴二十八年,殿前都指挥使(三衙管军,中央禁军最高长官)杨存中负责扩修外城新路时,明确地说:“将来圣驾亲郊,由候潮门经所展街路,直抵郊台,极为快便。”并称这是一条“御路”,既没有说是御街,又没有说穿过皇宫,何来天街由和宁门“纵穿皇宫经皇城南门丽正门”之说?

御街亦是划分府城左、右厢的中轴线。两侧坊巷林立。《都城纪胜》载:

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现钱,谓之“看垜钱”……又有大小铺席,皆是广大物货。[30]11

其他街道有前洋街、后洋街、后市街。有的小街道,在坊内,如南新街,在清河坊内。可以说,南宋城市建筑结构,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以厢坊巷为主,团市迅速发展,街道正在扩展,坊巷与街市融合,朝着向都市街市坊巷制转变,这是对唐以来城市坊巷制发展的一个突破。

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揭出了临安府京城坊巷结构有以下持点:

第一,无坊墙,坊表立街巷入口处。

第二,以街巷为中心,组成坊巷聚居区。

第三,彻底打破官、民分居的规制。

第四,店铺四处开设,营业时间不受限制。28

以上几个特点是符合史实的。如坊立坊表,立碑坊,取代坊墙,《咸淳临安志》载:“城北右厢:状元坊,北新桥南。端平二年,为武举状元朱熠立。”[8]卷一九3547《梦粱录》之“铺席”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18]卷一三117《梦粱录》之“夜市”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鼓钟鸣,卖早市场者又开店。”[18]卷一三119

为便于城市管理,高宗朝府城之内设八厢:宫城厢、左一厢、左二厢、左三厢、右一厢、右二厢、右三厢、右四厢。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诏依知临安府俞俟奏请:

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乞于江涨桥至浙江置于城、南北左右左右厢。差亲民资序京朝官主管本厢公事。杖六十以下罪,听决。[7]卷二3223下

府城之外设二厢: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孝宗朝,城内增为九厢,即将左一厢分为二厢:左一南厢、左一北厢。府城外增城东厢、城西厢,连原设的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共为四厢。整个临安城内外,共划分为十三厢。临安城外,城郊结合部,又设东壁、西壁、南壁、北壁管理区[8]卷一九3540-3543。城内九厢,置兵官七员,分领厢事;城外置城南左厢公事所、城北右厢公事所,厢官两员。

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十七日,直秘阁、知临安府荣薿奏请:“本府城内虽有兵官七员,分厢领事,而兵官多昧文法,徇私容情。乞照城外亦置左右厢公事二员。以京朝官资序人充。所有兵官乞罢三员,存留四员,止令分地巡警。”朝廷从之,置临安府左、右厢公事官二员,分掌讼谍。可是不到一年,绍兴二十七年五月,为侍御史周方崇奏罢,城内词讼仍依前自行理决。复置兵官七员,分掌城内九厢巡警治安公事,不理词讼[9]卷一七五3354[8]卷一九3541下、3542上。城外四壁,东、南二壁公事归隶城南左厢;西、北二壁公事归隶城北右厢,临安府派总辖官统领四壁巡警捕盗,加强治安管理[8]卷一九3540-3543。

关于临安府厢坊分属建制,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有精详论述。他就陈振在《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制、厢界坊(巷)制》一文中,提出的“厢界坊(巷)”新制提出质疑,并就南宋临安以厢统坊进行了深入论述,所谓城外两县“界分”,“就是钱塘、仁和两县在临安府城外相互间县境地界而已”,“不应该是一种地域分区制度”,这个结论是正确的29。

南宋京师临安府,基本上沿袭北宋开封府以厢统坊之制。但随着南宋临安水陆交会,南北辐辏,市场贸易与城市消费活动更为活跃,厢坊制正在发生变化,与开封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始将“街”纳入厢坊体制。这是古代都城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反映了南宋“街”正在崛起,构成了街巷制的新特点。

总体上看,除宫城厢在皇宫之内是特例外,城内厢均以御街为中轴分左、右。御街东侧为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厢,靠运河方向;御街西侧,为左一北厢、左一南厢、左二、左三四厢,靠西湖方向。

四、临安府衙及职官制度

南宋临安府大都督府,本杭州,余杭郡,宁海军节度[2]卷八六2174。宋代行政区划某州、某府全称,必含州、府名,州、府格名,郡名,如属节度州、府,又带军号名。临安府,属京府,由杭州升格大都督府,郡名余杭,军号为宁海军。

五代,杭州为钱氏吴越国都城(907—978年),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一日,吴越国国王钱俶纳土,献其两浙诸州十三、军一。次日,宋命考功郎中范旻知杭州(或称权知两浙诸州事),受吴越所献兵民、图籍、帑廪管钥,为首任知杭州军州事者[2]卷四八〇13911[2]卷四58[31]卷十九433[7]卷三3238[8]卷四六3760上。淳化五年(994年)杭州升为节度州,军号为“宁海军节度”[24]卷五207[2]卷八十八3174[5]卷二十二630。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二十一,诏知杭州专管勾一路兵马钤辖司事,时范仲淹为礼部侍郎、知杭州、管勾一路兵马钤辖司事。武臣一员为本路驻泊兵马都监司管勾钤辖司事[1]4381上[8]卷四六3769上。熙宁七年(1074年)分两浙路为两浙东、西路,两浙西路领杭、苏、湖、润、常、秀、睦七州,治所在杭州。其后,有合与分之变化。宣和二年(1120年)升帅府,知杭州、领浙西安抚使[7]卷二3221上、下[2]卷八六2174[2]卷八八2173[8]卷四六2174。

南宋初,两浙路复分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建炎三年七月,杭州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三月,定都于临安府,不称京师,“今日以临安府为行在所”。临安府领县九:钱塘县(倚郭赤县,望县),仁和县(倚郭赤县,望县),余杭县(望,畿县),临安县(望,畿县,在临安府西120里),富阳县(紧,畿县),於潜县(紧,畿县),新城县(上,畿县),盐官县(上,畿县),昌化县(上,畿县)[4]卷一1-2[5]卷二二630[6]卷九〇4121[7]卷一3241[16]卷二44-49。

临安府署典职辇毂,为要剧之司。掌治理府城,领九赤、畿县[2]卷八十八2174。凡府城厢坊及城外畿甸,登记与户籍管理,分派赋役,颁布禁令,统掌之。府城外南、北厢,府城内左、右厢,各置厢官,受理民事诉讼。绍兴二十六年,罢城内左、右厢官,城内所有词讼皆由本府理断。分使臣十员,以缉捕在城盗贼。立五酒务,置监酒务官以理财。全城分六都监界分,设148铺,差兵巡防烟火。置两总辖房,承旨御前文字。凡皇宫御宝、御批、实封文书下达临安府有所取索物资,则及时承办供进。凡省、台、寺、监、监司符牒及管理县及仓场等等申到公事,均须承受、办理。凡朝廷举行大礼及国信使所需,随事应办。年内各种大、中、小祠祭,供进礼料,张挂幄帘,陈列祭品。人使往来,准备舟楫,皆先期通知有司筹办[2]卷一六六3944[32]卷七十一300下。

临安府,不仅要管理本府及所领畿甸事,还要承担供奉朝廷、百司、军旅所需之物、办理所责之事。其职事数倍于诸府。其编制如下:

知临安军府事——省称知临安府,别称府尹、帅臣。建炎三年七月,杭州升为临安府。直龙图阁、知杭州康允之改为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军府事[9]卷二○468,卷二九673;十二月,知临安府兼浙西同安抚使(因浙西安抚司移于镇江府,知镇江府兼浙西安抚使),故知临安府康允之以兼“浙西同安抚使”入衔[9]卷三○688。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丁酉,浙西安抚司由镇江移回临安府。此后,南宋知临安府事,皆兼浙西路安抚使。临安府为帅府。知府为临安府一府之长官,领本府军政公事,并兼管内劝农使、浙西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点检行在瞻军酒库所公事,兼职甚多。以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临安知府潜说友官衔为例:

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兼知临安府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两浙西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点检行在赡军激赏酒库所。[8]3335

知临安府事——于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九年(1173年)五月四日曾罢置,因皇太子赵惇在此期间任临安府尹。乾道九年五月五日复置,直至南宋末未变[1]3965上、3966上。

权知临安军府事——南宋知临安府带“权”字,有两种情况。一种属兼任,如绍兴三年七月三日,以右朝请郎、直秘阁、两浙转运副使梁汝嘉为朝请郎、直龙图阁、知临安府;因梁汝嘉职事修举,高宗谓汝嘉:“今得人矣!”至四年七月一日,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梁汝嘉,新除试尚书户部侍郎兼权知临安府,汝嘉为高宗重用,命其同时身任户部尚书兼权知临安府。此“权”字,显然非降职,而是兼任之意[9]卷七八1469[8]卷四七3771下。绍兴五年二月癸卯(二十九日),因梁汝嘉上言:“心力有限,不能当两处繁剧。”徽猷阁待制、尚书户部侍郎兼权知临安府梁汝嘉改充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解除户部侍郎之后,去掉“权”字,专任知临安府。后三日,升徽猷阁直学士、知临安府(职名由猷阁待制迁徽猷阁直学士,而差遣知临安府未变)[9]卷一七二3281。又如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右通奉大夫、权刑部尚书兼详定一司敕令韩仲通兼权知临安府,次年三月十七日,韩仲通改守户部尚书兼权知临安府[8]卷四七3773下[9]卷一七二3281。另一种情况,是资浅带“权”属非正除,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闰四月二十三日,以左朝请大夫、两浙转运判官赵士璨兼权知临安府;是年九月,正除直秘阁、知临安府(按:原不带贴职,带直秘阁后,落“权”字,正除知临安府)。

权发遣临安府——资稍浅者为权发遣临安府。如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闰六月初九日,左朝请大夫、直敷文阁、权发遣临安府赵子潇;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十九日,左朝议大夫、权尚书户部侍郎赵子潇除敷文阁待制、知临安府[7]卷三3253下、3254上。

临安为皇帝驻跸之地,东南第一大都会,人烟浩穰,风俗日益薄,狱讼日益繁,六宫与在京百司、军旅、郊祀,无一不取办于京府。知府政务繁剧,“穷日,力有不能给”[8]3335上、卷五十3797上。

临安府府治在西湖东侧,涌金门南、清波门北之净因寺故基[7]卷二3224上[8]卷五十三3828上、3354。府治门进去,为正厅门,由正厅门进入为设厅(正衙),设厅之后为简乐堂,之后为清明堂、见廉堂、中和堂等,在同一轴在线。知府日常办公不在正衙,因正衙为皇太子出判之所,故帅臣(知府)例不便坐,而在正衙东侧之东厅,“每日早晚坐衙”。设厅与东厅之间有门相通。东厅后有恕堂、清暑堂、有美堂、三桂堂[8]卷十五3514上[18]卷一〇83-84。值得关注的是,府治内设有众多的安保与日常服务的附属机构,如入府治大门大院左廊为军资库、点检所(监官衙)、法司等,右廊为帐前统制司、客司房、客将、都吏、职级、手分等,大多为供驱使之使臣、府吏、兵卒所居[8]卷十五3514上[18]卷一〇83-84。

通判临安府军府事——省称府判,别称府倅、倅贰、通守。为知府之副贰,宋代置通判,有纠察长吏之意,故与知府均礼。北宋京都开封府不置通判,南宋临安府却置,寓开封府为宋京都不废之意,临安府仍未能与之比肩。其间,孝宗乾道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九年五月四日曾罢置,因皇太子赵惇在此期间任临安府尹,不设通判:“皇太子领临安府尹……见今临安府通判及签判、职官并各废罢。”[32]卷七六339下九年五月五日即复置。凡本府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知府、通判连签。所部官有善不及、职事修废得举刺。临安府通判,因都城民物繁阜,府事日剧,狱讼不息,因此,设三员通判,主要精力投入理断狱讼,所谓“斗决托于分任者为倅。倅号南、北厅,又有员外置(东厅)”[8]卷五〇3797上、3799上、3800上。

通判北厅在府衙南,自绍兴初,即分治于于府治之南。通判南厅在府衙南,其厅址常迁徙不定,如乾道时,在府衙东。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方在府治南度地建通判南厅[7]卷二3224下[8]卷五〇3797上、3799上。通判东厅在府衙南。东厅原属员外编制,“率以处宗室、戚里及有朝迹者”,即属编外优待宗室、外戚及有朝中背景人的无职事官阙,“官舍无定栖”,自处若浮萍。理宗绍定三年(1220年)始置通判东厅治所,员外通判“自今得安其居。”其《壁记》刻石东厅通判自嘉泰元年(1201年)宗室赵师石始,多为国姓宗室内者充[8]卷五〇3800上。都厅在府治西,临安府议事堂。北宋时,诸州郡皆有都厅。宣和三年,尚书省公相厅改作“都厅”,内外都厅并行禁止,改称签厅。南迁后,帅府仍称都厅。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为太常博士、通判杭州,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十六日,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值都堂,皆有题咏,其诗《熙宁中,轼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南宋临安府都厅保留苏诗石刻:[33]卷二一599、卷四二1990[8]卷五十三3828下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人+侯)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34]卷三二1723

当直司在府治内,居东。为府幕职官、司理院官轮值讯鞠之所,接收本府诉讼,阅实后白府长贰,然后置于犴狴(牢狱),以候讯鞠。知临安府宋辉言:“本府日有引问、勘鞠公事,合置当直司。”[8]卷五十三3829[1]9337下

府幕职官——签书判官厅公事节度判官、节度推官、观察判官、观察推官。以京官任节度判官者,为签书节度判官公事。

签判、节推、察判、察推,皆在签厅分案治事,助理府政。本府簿书、案牍、文移付受及催督促等,无不与闻。理断狱讼虽由府院录参及左、右司理院参军承担,然“剖析民讼”,亦为幕职官职事之一。故当直司,亦须轮值[1]4312下[8]卷五十三3829上。签厅,别称使院。在府治后,定安桥西。观察判官厅、节度推官厅,在府治前近民坊。观察推官厅在签判厅西。

录事参军——公廨称府院。治理本府狱讼,统领左、右司理院与诸曹参军。府院,在府衙门之西,录事参军廨舍附之。

左司理参军——公廨称左司理院,治狱机构,掌狱讼勘鞠。左司理院,在府衙之东,左司理参军廨舍附之。

右司理参军——公廨称右司理院,治狱机构,掌狱讼勘鞠。右司理院,在府衙之西,右司理参军廨舍附之[7]卷二3224下,卷五3267上、下[8]卷五十三3830上、3831上。“临安府所管左、右司理院、府院三狱”,狱讼繁剧,讯鞠綦重。除录事参军,左、右司理参军狱官外,每院配有狱吏:推级四名,推行重禄法;此外杖直、狱子十二名,自乾道七年二月起,每月支钱十贯、米六斗,始推行重禄法[1]4307上。

司户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交纳。孝宗乾道六年,汪大猷曾乞户曹专主仓库[32]卷七十八365下。

司法参军——司三尺之律,职掌议法、奉法、断刑,纠议狱之徇情枉法者[32]卷七十八362下。

府学教授——二员。南宋初,因战火正炽,建炎三年罢学,不置府学教授。绍兴三年,战事稍纾,复学置教授。掌府学学生之政令,教诲学生,“凡邦之士,惟教授者是师,其必有以率属化服之,使躬问学,蹈矩矱,出入不悖所闻”。

主管左右厢公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置勾当左、右厢公事所,断决杖六十以下公事。南宋改勾当为主管,绍兴十二年,仿东京开封例,于临安府城外置主管南、北厢公事所。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又于城内左、右厢增置二员,主管左、右厢公事,分减临安府在城词讼。绍兴二十七年五月,为侍御史周方崇奏罢。“城内词讼仍由开封府理断”[9]卷一七五3354[8]卷一九3541下、3542上。保留城外主管南、北厢公事,掌城外决断杖六十以下词讼。

城南厢厅在凤凰山下外城嘉会门外。城北厢厅在北关门外(近余杭门)[8]卷五十三3830上、下、3831上[1]3966上、下卷六230-231。浙西路安抚司签厅在府廨内,位于府治正厅西,紧邻客司房。因临安知府兼两浙西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故签厅即在府治内。临安府为应付弹压突发事件和拨发公差,许招募禁军,拥有三千人兵力。如高宗绍兴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临安府即今见有将兵约二千人,不隶将兵一千人。”孝宗乾道七年(1171)正月,临安府“见管新招禁军三千人,欲桩二千人教阅外,每月选择有家累行止一千人轮差。与本府所管军兵地分巡逻”[1]8661上、8662上。所谓“有行止家累”,是指表现较好、并有家眷在城,可“结罪保明”,以防止巡逻街巷时作过。

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干办公事廨舍,在府治左、右[8]卷十五3514上。

综上所述,行在所临安府,置知府事、通判、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节度推官、观察推官、观察判官、录事参军、左司理参军、右司理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府学教授、主管南北厢公事等职事官[2]卷一六六3944。与北宋京师开封府相比,府官设置有明显差异。临安府由杭州升格,又未能正称京师,名义上仍以东京开封为京师,而称“行在所”,以示“恢复之志”。故尔,临安府官设置带有州郡府治之印记。如:临安知府,正称“知”,而开封府知府必带“权”;开封府不设通判,以判官、推官为佐贰,临安府设通判;开封府不设左、右司理院,而设左、右军巡院,临安府设左、右司理院,则不置左、右军巡院。通判、司理院本为州郡官,北宋京师开封皆不置,临安府仍保留州官未变。至于府院,开封府为司录参军;而临安府仍沿用杭州州格称录事参军。至于六曹参军开封府功、仓、户、兵、法、士备置,而临安府仅如州府只置司户参军、司法参军。此外,南宋时刻处于防御金军南侵态势,临安府知府兼安抚使,为帅臣,故府治内设浙西安抚司签厅,此亦与开封府不同。

临安府城内外社会治安,由城内左、右厢都巡检,与城东、西都巡检管辖,都巡检不归临安府管领,直接由主管侍卫马军司、主管侍卫步军司统领,属禁军军职差遣。然城内外232个巡铺,每铺差军兵4人,共差军巡兵1255人,并非全由三衙承担,“三衙人常是不足,兼多不守行止(作风不好)”,而由三衙与临安府共同差拨,各占一半,一季轮换一次[1]8661上、下、8662上。临安府领九县[16]卷二44-49[2]卷八八2174。凡九畿甸县事,归临安府管辖。

注释

①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1984年版;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梅原郁撰,何忠礼译:《南宋的临安》,收入《南宋史研究论丛》(下册),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收入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所附《京城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复旦学报》2017年第3期。②迪特·库恩著,李文锋译《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第9章《京城的转变·杭州》,第201页。③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④梅原郁撰,何忠礼译《南宋的临安》一《从开封到临安》,第5页。⑤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第一章《宋定都临安》,第28页。⑥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第24页。⑦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第20页。⑧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84页;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所附《京城图》。⑨龚按:《方舆胜览》卷一《宫阙殿》,作“乾道初”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然周必大《选德殿记》作于淳熙五年。似以建于淳熙初为确。⑩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第三章《皇宫与中央官署》一《皇宫与德寿宫》,第44页。11按:浙江人民出版社《梦粱录》版本,将“中军壁下寨”误为“中军圣下寨”。疑繁体字“壁”模糊,遂讹为“圣”,简体转为“圣”,至贻误一些关于南宋都城著述,亦写作“圣下寨”。12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第20页。13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第19页。14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所附《京城图》;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度史研究》,第345页。15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所附《京城图》。16按: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称:“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楚国设立钱唐县或钱唐城。治所在黄鹤山下的石塘村和刘文村之间。”此可备一说,但尚待进一步征信,第27页。17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第27页。18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史研究》下编《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及其重要设施》四《南宋临安结构和街市的发展》(一)《“坐南朝北”的特殊布局》,第344页。19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第二章《都城外城》第一节《临安城历史沿革》,第31页。20吴自牧著,梅原郁译:《梦粱录——南宋临安繁昌记》附图《临安城门分布图》,东京:平凡社2000年版,附图。21加藤繁著,吴杰译:《唐宋时代的市》,收入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02页。22魏明孔:《唐代坊市及其变化》,刊2017年6月26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23马继云、于云瀚:《宋代厢坊制论略》,刊《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第17页。24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第四章《主要街道·导语》,第112页。25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第四章《主要街道》第二节《南宋临安城内的中轴大街——南宋御街遗迹》,第117、146页。26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第四章《主要街道·临安城内街道概况》,第115页;27秦大树:《对南宋临安城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刊《光明日报》,2017年6月6日“光明阅读”。28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第四章《都市建筑与交通》三《京城坊巷》,第100页。29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二章《管理制度》二《厢制》,第133、142、158、159页。30按:《宋史》卷八六《地理志》四《临安府》,作“大观元年为帅府”,见第2174页。

参考文献

[1]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4]祝穆.方舆胜览[M].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

[5]欧阳忞.舆地广记[M].李勇先,王小红,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7]周淙.乾道临安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8]潜说友.咸淳临安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施宿等.嘉泰会稽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2]曾枣庄,刘琳,等.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3]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4]朱熹.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田汝成.西湖游览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0.

[16]王象之.舆地纪胜[M].赵一生,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7]赵彦卫.云麓漫钞[M].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18]吴自牧.梦粱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9]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2]郦道元.水经注[M].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23]顾炎武.肇域志[M].[M].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4]王存.元丰九域志[M].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25]乐史.太平寰宇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26]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8]吴任臣.十国春秋[M].吴敏霞,周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29]钱俨.吴越备史[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30]耐得翁.都城纪胜[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3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2]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M].四库类书丛刊(第9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3]孔凡礼.三苏年谱[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34]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5]施谔.淳祐临安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36]高承.事物纪原[M].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太師、天策上將、大相國、領尚書事、中書監、侍中、大將軍、大司馬、假节钺都督中外諸軍事、天下兵馬大元帥、領左右神策十軍左右十二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太微宮使、首輔學士、監修國史、軍機大臣
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19-10-31
老大,不分楼太长了。
移动:小心😆电信🤣诈骗
电信:小心😳移动🙄支付陷阱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