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行在所临安府在城市建置与管理体制方面有其特点，主要体现在行在临安府的沿革、行在大内规制、临安府城厢管理布局、临安府衙及职官制度四个方面。一、京城中央官署布局，唐代长安、北宋东京开封尽量与居民生活区隔开，置于皇城内；而南宋不同，在临安府，朝廷衙署的植入往往是在城内见缝插针地安置，与市民生活区杂处。二、南宋临安府城厢管理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在“以厢统坊”的大格局之下，“街巷”兴起，取代“坊市”，这是唐、宋城市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三、提出了南宋行在“御街”与“御路”两者不能完全等同的观点，对相关考古学论著将御街与御路混淆，主张南宋御街（天街）“贯穿皇宫”的观点，表达了不同看法。四、南宋京师称“行在所”，因而导致其与东京开封府在设官分职上的差异。临安府由杭州升格，高宗虽定都临安府，但未能正称临安府为京师，而称“行在所”，名义上仍以东京开封府为京师，以示“恢复之志”。故尔，临安府官职设置，降格于开封府，仍带有州郡府治之印记，如：临安知府，正称“知”，而开封府知府必带“权”字；开封府不设通判，以判官、推官为佐贰；临安府设通判；开封府不设左、右司理院，而设左、右军巡院；临安府设左、右司理院，却不置左、右军巡院。通判、司理院本为州郡官，北宋京师开封府皆不置，临安府仍保留州郡官不变。至于府院，开封府为司录参军；而临安府仍沿用杭州州格称录事参军，等等。
关键词：南宋；行在所；临安府
作者简介：龚延明，男，浙江大学古籍所暨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310058），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唐代皆以建都之地为府，实为京府。至宋代，府数建置增多。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潜邸继位皇帝后，升所在州为府［1］9381下［2］卷八六2132［3］甲集卷九169。其次，在南宋，于驻跸之地升州为府者，如杭州升为临安府、越州升为绍兴府等。宋代地方行政管理府的管理体制中，有不同等级，大体可分为：京师府、陪京府、都督府、次府、余府五等。京府具有特殊性，虽位于路级之下，又不全听命于路；既与次府、州、军、监平级，同属州府地方行政管理等级，其体制又不全同于次府、大藩州。故特将京府予以专门研讨。本篇为南宋行在所临安府之专论。
关于临安府城市研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日本学者梅原郁《南宋的临安》，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等等①。本文在参考、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侧重对南宋行在所建置、行政管理制度，作较系统的梳理与阐发，并论证南宋临安府“街巷”兴起，开始形成厢、坊、街巷分区管理制，这是唐宋以来城市坊巷制发展的一个新突破；并对南宋行在所之设官分职与北宋东京开封之差异进行辨析。本文之观点，以期有助于宋代城市史研究的推进。是否可取，或有商榷处，尚祈方家的批评。
一、行在所临安府沿革
临安府本杭州，余杭郡，节度州，太宗淳化间，军号改宁海军节度。
古杭州，禹贡扬州之域。春秋为越国之西境，越败，属吴；吴败，又属楚国。秦、汉属会稽郡。东汉中期顺帝时，分浙西为吴郡。南朝陈置钱唐郡。隋文帝平陈，废郡，开皇间始置杭州；炀帝大业初，改曰余杭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复称杭州。天宝元年（742年）改称余杭郡，升镇海军节度。五代为吴越钱氏王国，以杭州为都城，别称西府；会稽为东府。宋仍称杭州、余杭。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纳土。淳化五年，改军号镇海军节度为宁海军节度，分浙东、西为两路。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定都于临安府，不称京师，“今日以临安府为行在所”。领县九：钱塘、仁和二县为赤县；余杭、临安、富阳、於潜、新城、盐官、昌化七县为畿县［4］卷一1-2［5］卷二二630［6］卷九〇4121［2］卷八八2174［7］卷一3241。
南宋初，高宗定都于何处，举棋不定。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十日，高宗曾降手诏：“荆襄、关陕、江淮皆备巡幸。”［1］9283上因抗金派力主收复东京，反对南逃、西移。然而南宋军力实在难以抵挡金军骑兵凌厉的攻势，高宗与六宫只能一味向河湖港汊密布的南方逃跑。其驻跸次第，可谓是南逃次第［8］卷一3356上-3358下。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称帝，所谓“即位于府治”。而后，迫于金军南侵，高宗步步南徙，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至扬州；三年二月庚戌（十三日），驻跸杭州，称行在所。迫于舆论，五月乙酉（八日），移驾江宁府，升江宁府为建康府。但高宗恐惧建康府濒临长江，不安全，身在建康，心向杭州。七月辛卯（十五日），升杭州为临安府。十月癸未（八日），又由建康返回临安府。可是金军紧追不放，要活捉高宗，高宗不得不继续南逃，壬辰（十七日）至越州，十二月己卯（五日）至明州，后经舟山泛海。金军派舟师赶至沈家门（碕头），为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率水军击败，才保住赵构未被活捉。建炎四年正月甲子（二十一日）高宗抵温州港口［9］卷二十八656-657。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金军北撤，在镇江遭韩世忠拦击，形势缓和下来。四月癸未（十二日），高宗返回越州。明年正月一日，改元绍兴，是为绍兴元年（1131年），升越州为绍兴府，建行宫。十一月，诏“以会稽漕运不继，移跸临安”［8］卷一3356上、下［10］卷一6718上、下［9］卷四九1021［2］卷二十六484。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壬寅（十日），高宗发绍兴，丙午（十四日），回临安［9］卷五一1047-1048。或传说高宗自温州回杭后，听说县名仁和，联想起太祖自陈桥驿入东京开封，自仁和门入，甚喜，对侍从曰：“此京师门名也！”始有驻跸杭州之意［11］卷二11。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一日，高宗在平江府（今苏州），下诏：“移跸建康。”在建康建太庙、正社稷之位，大有定都建康府之意。其实高宗是作秀，建康府迫近前线，他心中并不踏实［2］卷二十六528，530，531。
绍兴八年二月戊寅（二十二日），高宗终于又由建康行在所返回临安府，此后车驾未再移徙。三月下诏定都临安府，但诏书未敢以京师称，仅称“移跸临安府诏”：
（前略）朕荷蒙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申固边圉，奖率六军，是故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故兹诏谕，想宜知悉。［7］卷一3241
高宗初建南宋朝廷之初，形势凶险，前途未卜，确如诏书所称“夙夜危惧，不常厥居”，驻跸无常，“高宗初元，自汴幸扬，已而周旋江浙，然后定都临安”［12］卷五一八五33。高宗改杭州名为“临安”，意为临时图宫室之安，诚如德国学者迪特·库恩所分析：“这个名称反映了宋朝希望有一天能收复华北失地，重返开封京城。”②
故公牍移文，临安府称行在所，不称京师，寓不忘收复中原之志。南宋《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均标以“行在所”。
高宗最后选择东南一隅的杭州为宋王朝都城，基点是出于安全考虑，是宋、金战与和的时代产物。然而，在士大夫眼中，对把这样一个不被看重、远离王朝政治中心的偏居城市作为一朝之都的做法，多心存疑虑。田浩《功利主义儒家》引陈亮“至于挈中国礼乐衣冠面寓之于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予以发挥说：“临安是寓于远离世界之中心——传统上中国腹地的边缘，南宋面临失去正统权利的危险。”③
李纲、陆游、陈亮等士大夫多希望建都于建康。高宗定都临安近半个世纪之后，陆游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作《上二府论都邑札子》，慷慨陈词临安为都之不便：
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天造地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车驾驻跸临安，出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凛然若有意外之忧。［13］卷三2000
朱熹分析最为实在：
建康形势雄壮，然淮破则止隔一水，欲进取则都建康，欲自守则都临安。［14］卷一二七3055
宋高宗决策是守，必然选择定都杭州。日本史家梅原郁对此予以肯定：
冷静地看一下当时的现实，要恢复北方近似画饼，而与目前尚存着一定危险情性的建康相比，以临安作为国都，在经济上也是有难以动摇的优越性。此后，早然还不时地有人提出建康国都论，但直至景炎三年（1276年）三月被元朝伯颜占领为止，临安表面挂牌“行在”的招牌，实际上却一直作为南宋的国都存在。④
自从临安府成为南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其处于东南沿海的交通、物产、吴越古都文化的积累等优势得到了极大发挥，加上北方士大夫大量涌入，北宋中原文化，特别是东京的都市文化，对南宋临安及以后杭州的城市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使临安府的都市文化有了一个质的飞跃”⑤。南宋杭州飞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大都会、最先进的城市之一。其后，历经元、明、清，扎根于中原腹地的中国礼乐衣冠和中华文化传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恰恰是通过杭州薪火相传，在南宋高度繁荣的文明基础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二、行在大内规制
南宋皇城选址在凤凰山。凤凰山在杭州城之南端，地盘狭窄，而官府、厢坊则在北面，其结构呈“坐南朝北”之势，与传统的都城皇宫坐北朝南不同。这是由杭州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临安府周围地理环境，西邻西湖，西湖东北是西溪流经的平地与湿地；东临钱塘江，北接大运河，只有南边凤凰山麓，地望较高。高宗曾初选较为开阔的西溪一带建宫城，“西溪，居民数百家，聚村为市，俗称‘留下’。相传宋高宗初至杭时，以其地丰厚，欲都之”，又感到地势低，不符合皇宫“居高临下”的仪制。“后得凤凰山，遂云‘西溪且留下’”。“留下”之名至今仍在，现为留下镇，处于今杭州城西郊［15］卷十136。
凤凰山，下瞰钱塘江。晋郭璞《临安地志·天目山诗》：“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唐。”［16］卷一3天目山有东天目、西天目二峰，其南即为杭州凤凰山。“龙飞凤舞”即指凤凰山。凤凰山，先后为吴越国宫殿、杭州府治所在。南宋大内即于原府治基础上修建。建炎三年二月，诏以凤凰山地建行宫［8］卷一3358。凤凰山早已出名，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东京开封大内造人工山——艮岳，高九十尺，山周十余里，“以象余杭之凤凰山”，初名“凤凰山”，后有所谓神降，神语有“艮岳排空宵”之语，遂改为“艮岳”，都人称“万岁山”。所言“余杭凤凰山”，即南宋临安府大内丽正门之对面，山上有天柱宫及钱王郊坛，尽头为嘉会门［17］卷三47。
南宋行在所大内，初出于仓促，后逐渐修建。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高宗至杭州，以凤凰山杭州州治为行宫，以显宁寺为尚书省。此实为杭州置行宫之始。其后，迫于金军追击，迁徙不定。三年七月，杭州升格为临安府。绍兴元年十一月八日，诏移跸临安府，令权知临安府徐康国建行宫百余间［1］9284上、9286上。从绍兴回临安府，于行宫南门修楼屋一所，临安府遵诏书写“行宫之门”四字为门额。太史局择吉日十月二日启用，为百官进出行宫之门。南门（后为丽正门），没有走廊，遇雨，百官泥泞中行走，命修内司增建过廊。其间，高宗又曾离临安府，移跸平江府、建康府。直到绍兴八年三月，降诏驻跸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即定都临安。南宋大内，于是得到逐步扩修［1］9287上、9289上下、9290上。然，凤凰山宫城，处于凤凰山东麓山坡下，面积不大，其形状为不规则长方形，东西直线距离约800米、南北直线距离约600米，规模不大⑥。从而使宫殿等皇宫建筑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一些与皇帝紧密联系的中央官署，更不可能如北宋东京宫城可置于宫城之内。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点到：
在南宋，横行三司依然是联系皇帝与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特别是合门司承担的排班、引见职责直接发生在宫城内，之所以都是被撵出禁中，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宫城规模、地形条件的制约。⑦
绍兴九年（1139年），和议成，建慈宁殿，以迎显仁韦皇太后（高宗母）归［3］甲集卷一34。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绍兴和议”达成，诏建崇政殿、垂拱殿、太社、太稷、皇后庙、都亭驿。其后逐年修建行在所施政、祭祀、库藏等建筑，直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建尚书省六部，“大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庙宫省始备矣”［16］卷一2。宋代尚火德，殿宇皆以赤土刷染，外涂以桐油，呈红色。今杭州岳王庙围墙刷成赭红色，尚有南宋尚火德之遗意。
宋代宫室，汴京之制，奢侈不可以为训。南宋，服御唯务简省，“宫殿尤朴”。皇帝之居称殿，总曰大内，又称南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高宗退位后，六月戊辰（三日），以望仙桥东新宫命名为德寿宫，为太上皇赵构所居。德寿宫在大内北之望仙桥，故称北内。北内并非实在大内之中，而是在和宁门外御街至朝天门之右侧［2］卷一五四3598［9］卷二〇〇3941。
南宋大内，在凤凰山东。南门（前门）为丽正门，三间六架，长三丈、广四丈六尺。丽正门有左、中、右三门，南宋城楼建筑华丽，丽正门门楼“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为通入宫中门户，四周为内宫墙。丽正门前通道，左、右为待班阁（待漏院），可庇风雨；右待班阁旁为登闻鼓院、使臣营；左待班阁旁为登闻检院，检院南不远处为仪鸾司。鼓院、检院相对，列以红杈子，排列森然。检院偏东为嘉会门，嘉会门为南面第二重宫墙（外宫墙）之门，处在禁掖之外。嘉会门西之外宫墙，沿山坡向上而筑，直抵凤凰山慈云岭海观亭⑧。
丽正门的门禁甚严，人无敢辄入仰视［18］卷八62。皇帝通常不从丽正门进出，只在举行郊祀大礼时，皇帝经此门至郊坛。
由丽正门进入，为大内正衙——崇政殿（绍兴十二年修），如举行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行大册礼，皇帝御此殿，称大庆殿；遇六参起居，百官听宣麻制或特赦，殿牌名改换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殿名又为紫宸；进士唱名，改名为集英殿；阅武，则为讲武殿。实际上都是同在一崇政殿。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后，崇政殿改名祥曦殿［8］卷一3359。
由崇政殿再进之大殿——垂拱殿（绍兴十二年修），为皇帝常朝、四参起居之殿。也就是皇帝日常办公之所。
淳熙初，孝宗始作射殿，名选德殿，于御座后作大屏风，分画诸路，各列监司、郡守于二行，以黄签标识居官者职位、姓名；大屏风背面，为《华夷图》。孝宗以此殿为便殿［2］卷一五四3598⑨。周必大《选德殿记·淳熙五年》对此有较详记载：
（前略）名之曰选德，规模朴壮，为陛一级。中设漆屏，书郡国守相名氏。群臣有图方略来上，可采者辄栖之以壁，以备观览。数延文武，讲论治道，询求民意。至于中外奏报若军之机务，皆于此省决。暇则 绎经传，或亲御弧矢，虽大寒暑不废……太古之初，谓射，本男子之事，非专用于武也。射所以观德，非专以觌威也，故为是殿，以为是殿，以延群臣，以裁庶务，以阅图史。［12］卷五一五二279-280［8］卷一3361
选德殿前有个大球场，这是北宋东京大内遗风。孝宗常在此观击球⑩。球场东、西两个球门，用“坚木”做成。可视为现代足球场前身。只不过宋朝击球，有多种形式，一是骑马用杆击球；二是步击球，即奔跑击球；三是乘驴、骡击球，球飞进球门就得一筹（分）［2］卷一二一2841-2842。
关于选德殿屏风，孝宗在选德殿仿高宗体练书法，与办公之余孝宗在选德殿前球场观赏臣僚击球等活动，宁宗杨皇后有《宫词》留下了可贵的记录：
思贤梦寝过商宗，右武崇儒帝道隆；
总揽权纲求治理，群臣臧否疏屏风。
用人论理见宸衷，赏罚刑威合至公；
天下监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
家传笔法学光尧，圣草真行说两朝；
天纵自然成一体，谩夸虎步与龙跳。
击鞠由来岂作嬉？不忘鞍马是神机；
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19］卷二七七九32890-32891
寝殿为福宁殿，绍兴二十八年建。光宗逊位居之，改名寿康宫。崇政、垂拱二殿，虽曰大殿，“其修广实如大郡之设厅”。每殿为屋五间，十二架，长六丈、广八丈四尺。殿南檐屋三间，长、广各一丈五尺；两朵殿各二间，东、西廊各二十间。南廊九间。其中为殿门（丽正门），淳熙初，孝宗改后殿拥舍为别殿，取旧名为延和殿，空间很小，陛阶仅一级，小如常人所居，为退朝便坐办公之所［2］卷一五四3598［1］9290上［4］卷一9。
皇太后殿名曰坤宁，皇后殿名曰和宁。两殿各有太官及殿长、内侍，及黄院子、幕士、殿属、亲从、辇官等人祗候。诸宫妃等位次，亦有内侍提举。各阁分官属掌笺奏［18］卷八63。
在宫城之外，望仙桥东，有奉太上皇之宫为德寿宫、重华宫（德寿宫改名），寿康宫（福宁殿改名）。德寿宫原为宰相秦桧旧第，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高宗逊位后改建［18］卷八63-64。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重修大庆殿、讲武殿、复古殿。这说明南宋后期，新建了上述三殿［4］卷一9［16］卷一5。
《梦粱录》记载的南宋后期大内还有：缉熙殿、勤政殿、嘉明殿［18］卷八62。
大内北门（后门）为和宁门，这才是百官出入的实际正门。和宁门大门亦洞开左、中、右三门，金碧辉煌。卫士把守，出入甚严。如人出入，守阙人高唱头帽号。和宁门外左右红杈子，为早市场买卖处，生意兴隆。因宫中妃嫔诸阁分，宫娥早、晚令黄院子购买食品用餐，都到这里采购，“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唤，实时供进”［18］卷八63。
和宁门前是御道，御道起点左、右两边为待班阁（上朝官待漏院）。左待漏院旁是孝仁坊、合门司、六部、三省。右待漏院旁是登平坊、客省四方馆，六部桥。六部桥南侧通候潮门。入登平坊，沿内城墙稍往南，为东华门（在和宁门右侧，即南侧），守卫尤严。东华门南侧，沿内城墙折向大内南城墙，森立殿前司中军寨，殿前司中军士卒立寨守卫大内，名为中军壁下寨［18］卷八6211。
因南宋皇城坐南向北，官署、市区皆在宫城之北。和宁门出去是御街，御街第一道门为朝天门，正对和宁门。和宁门出去右转（南侧）为六部桥，六部桥往南是候潮门。和宁门出口御街左侧（西侧），排列合门司、客省、四方馆、六部、三省、玉牒所等中枢构和掌宫内出入的机构。
南宋中央官署布局，有一个与唐代长安、北宋东京显著不同的特点，唐与北宋的大多数朝廷机关或主要中央机关，尽量与居民生活区隔开，置于皇城内；而南宋不是，“在临安，朝廷衙署的植入往往是见缝插针地进行，即例如三省也是如此，因此三省主体部分的周转围可以看到不少店铺、民居”12。对此，《梦粱录》在记载和宁门红杈子前早市中，不经意地有所反映：
和宁门红杈子前买卖细色异品菜蔬，诸般下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荣可人意。孝仁坊口中，水晶红白烧酒，曾经宣唤，其味香软，入口便宜消。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早市供膳诸色物件甚多，不能自举。自内后门至观桥下，大街小巷有之，不论晴霜雨雪皆然也。［18］卷十三118［8］3354
和宁门乃宫城百官出入大门，门前御街左右即为待漏院，用红杈子（隔栏）与御街隔开。西侧待漏院前为孝仁坊，紧靠孝仁坊即为合门、六部、三省、封桩所等中央官署。就在宫门前、中央官署旁，居然允许开早市，热闹非凡，这亦是南宋都城一大奇事［8］3354。其客观原因就是因为南宋宫城规模太小，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对此有所论及：
宫城位于临安南端，因此绝大多数的朝廷衙署都不可避免地分布在宫城以北。不过，除了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也都是在宫城之外，恐怕与宫城的规模、地形有一定关系。2004年，临安城考古队对南宋宫城进行了勘探调查，探索明其形状为不规则长方形，东西、南北直线距离最长处分别约800米、600米。可见南宋宫城规模不大，更何况其中还有不少难以充分开发利用的山坡。宫城内安置宫殿后，所余空间非常有限。于是一些原先在北宋位于宫城内的机构移至宫城外，合门司、客省、四方馆的迁出就是例子。13
御街经候潮门后，略向西折，过进奏院，又折向北，经众安桥、观桥，到万岁楼，折向西行，至终点为庄桥、中正桥（斜桥）到景灵宫。全长13500尺，铺石板35000多方。这条御街对临安城十分重要，既是城市中轴线（即和宁门至朝天门这一大段），又发挥了外朝广场的作用14。
大内有双重城墙。宫城东南外城墙，于绍兴二十八年始令修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绍兴二十八年，增筑皇城东南之外城。”［3］甲集卷二77《国朝会要》称：同知临安府张偁、杨倓言：“相视合修筑五百四十一丈，计三十余万工，用砖一千余万斤，矿灰二十万秤。今来所展城阔一十三丈，内二丈充城基，中间五丈充御路，两壁各三丈充民居。”［16］5-6东南外城南墙中间有嘉会门，嘉会门西侧之外宫墙，沿山坡向上而筑，直抵凤凰山慈云岭。嘉会门东侧外宫墙延伸很远，由南经“入水门”折向东，过候潮门再继续往东至保安水门、保安门，直至艮山门折向北到余杭门。新开门折向北为望仙桥（施全刺秦桧之地）。望仙桥东即德寿宫（后改称重华宫，孝宗逊位所居）15。
三、都城规制——临安府府城厢坊布局
杭州古称钱唐，号称武林。公元前210年，已有钱唐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一月）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20］卷六328［21］卷二二34891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谓：
故《地理志》曰：“谷水自太末东北至钱唐入浙江是也。浙江又东经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经其南，王莽更其名曰泉亭。《地理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22］卷四〇994［21］卷二二3489
说明两汉时期，会稽郡设钱唐县，置会稽西部都尉治所，王莽时改名泉亭县。至东汉顺帝，会稽郡分置吴郡，钱唐归属吴郡。
据南朝宋钱唐县令刘道真《钱唐记》记载：钱唐县，经常遭海水冲入，当时西湖尚未形成，一片汪洋。汉会稽郡议曹华信，要建造防海大堤，但缺钱。他做了一个广告：“有能致一斛（10斗）土者，即与钱一千。”结果，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谲不复取。也就是说，开始按斛付钱，后来突然宣布不再收土石方了。可是，远近郡民陆续运过来的土石方，难道再运回家去？那不是损失更大吗？出于无奈，都掷下土石走了。钱唐县防海堤造成了，此后，钱唐县改称钱塘县。东汉末，朱 封“钱塘侯”，即是例证。［21］卷七一2310华信的做法固不可取，但钱塘海堤筑成，县境蒙利。防海大堤筑成后，首先县之南形成了一个湖。《钱塘记》曰：
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22］卷四〇994
关于海塘位置，虽没有明确记载，但《钱塘记》却提供了重要信息，防海大堤建成后，县南有了内湖——明圣湖，至今西湖尚有金牛传说。不少学者推断，海塘筑成后，“西湖从此与海隔绝而成为湖泊，而且也便利了灵隐一带至湖滨一带居民往来，进而推动钱塘县治东迁至湖滨一带”17。顾炎武在《肇域志》中，也是含糊其辞地说：“海塘，在府治东南二里，相传郡功（议）曹华信所立。”［23］1939此“府治”是指作者所处明末、清初杭州府治、抑是古钱唐县治？在华信修塘时，并无“府治”之说，如意指县治东二里，那是比较接近史实。不论怎样，华信所筑海塘，不可能等同于吴越国时所修捍海石塘。华信筑钱塘海堤之后，西湖逐步形成，这应是可信的。
三国时，钱唐县属吴，吴大将朱异，钱唐人。吴大帝孙权分余杭县置临水县，说明余杭与钱唐并立。陈改为钱唐郡。隋平陈，废郡，改为钱唐县；省陈留为绥安县，又割吴郡之盐官、吴兴之余杭，合四县为杭州。州治在余杭县。开皇十年（590年），州治从余杭迁至钱唐城。十一年（591年），又迁州治于柳浦西（在今凤凰山下），依山筑城（即宋杭州余杭郡钱塘县所在）。炀帝初改为余杭郡。杭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步”，杨素督建，有城门十二［24］616［7］卷二3223下。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杭州，领钱塘、富阳、余杭三县。天宝元年，改为余杭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杭州，为镇海军节度［25］卷九三700。
自隋建杭州城，南北运河开通后，带动了杭州经济发展，在唐代，杭州已然成为“东南名郡”，“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说明运河船运繁忙，舟船绵延二十里，城中市肆三万家，贸易发达［26］卷三一六3206。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杭州武胜军团练使、苏杭等处观察处置使钱镠，率十三都军及役徒二十余万，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薄钱塘湖、霍山、范浦七十里，“其高若干丈，厚得之半”。自七月动工，至十一月完工，历时四个月。钱镠《杭州罗城记》称：
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欤！［27］卷二五九8565［28］卷七七1053-1054
罗城，即外城。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杭州罗城周七十里，曰：“今杭州罗城，镠所筑也。”钱氏又在旧城南凤凰山下建筑“子城”，作为州治治所，先后二次扩建外城——夹城、罗城。夹城，拓展了州城西北和西南地区；罗城，扩展了旧城以东地区。这样，杭州城，在凤凰山下之东、之西、之北，环抱西湖，东连钱塘江，北接大运河，城市空间大为拓展18。
杭州之发展，吴越钱氏功不可没。钱镠于唐末扩展杭州罗城之后不久，称王建吴越，立国八十九年，以杭州为国都是。吴越王筑捍海石塘，增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16］卷二44。杭州已成为东南沿海商贸中心，海外贸易的港口。太平兴国三年，吴越王钱俶纳土于宋。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五月，在杭州已见置两浙市舶司；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置杭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杭州成为全国三大海港之一［1］4242下。
南宋都城的建筑规制，与长安、开封方整的都城形制不同，其形势则南北展而东西缩，城垣东西狭、南北长，在五代时就有“腰鼓城”之称［29］卷一513。关于杭州城的范围，据《梦粱录》记载：“隋朝创立此都城，仅三十六里九十步，后武肃钱王发民丁与十三寨军卒增筑罗城，周围七十里许。”［18］卷七52北宋杭州城池，比吴越国时没有多少扩大。南宋临安府城外城城墙，“沿用北宋、五代吴越国时期旧城墙，大致范围约与北宋无异。仅东南外城范围略有扩大”。经考古工作者对南宋城遗址考古，南宋时外城城墙范围大致如下：
东城墙基本在今东河以西，东河为城壕；西墙墙基即为今湖滨路、南山路与湖滨公园一带；南面主体穿过今南星桥火车站，从包家山断崖附近折转，经将台山月岩附近北上，到钱湖门。19
上引表述是按当代城市地名指称。与梅原郁根据《梦粱录》所绘制临安外城图近似：
东面外城墙至茅山河、贴沙河，城墙东北交会处为艮山门，沿东外墙向南经崇新门、新开门、候潮门，再西折至嘉会门；北面城墙，自艮山门向西延伸至西北城墙交会口——北关门（余杭门外）；西面城墙，自余杭门沿西湖东侧（西湖在城墙外）经钱塘门丰豫门（涌金门）、清波门（暗门）钱湖门；南面城墙，自嘉会门经包家山折向西、沿慈云岭山坡北折，至钱湖门。兜了七八十里一大圈。20
城墙高达三丈、宽丈余，合今约高九米、宽三米［18］卷七53。
临安府城市管理，沿用汴京厢坊制。唐以来坊市制在宋代已逐渐崩塌，至南宋，都城临安，由于大批官员、士人、军人及北方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区人口迅速递增，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封闭式的坊、市、街分开的坊市制被彻底打破，形成了居民区与街铺毗连交错的新格局。日本唐宋经济史专家加藤繁注意到唐代中古坊市制的崩溃、宋代新的市场模式产生的城市史发展中的历史性转型：
到了宋代，作为商业区域的市的制度已经破除，无论在场所上，无论在时间上，都没有受到限制。商店各个独立地随处设立于都城内外。但是另一方面，行的制度有相当程度维持着，以前存在于市内的同业商店的街区，到处看到超越了它的旧的界限21。
加藤繁认为唐代坊与市分开的坊市制，在宋代已经被冲破，但独立的市内行业街区还“相当程度维持着”，无疑是具有创见的判断，为史学界所公认。但他的考察侧重于北宋开封都城，而对南宋临安府市场与坊巷开始融合，并出现了以街巷为核心的新型城市结构变化认识不足。
北宋与南宋城市管理结构是有明显差别的。魏明孔《唐代坊市及其变化》一文就论及此点：
唐代是坊市制度最为完备和成熟的时期，也是坊市制度逐步开始衰退和变革的阶段……延续到北宋才退出历史舞台22。
也就是说，唐宋坊市制在北宋已经结束，南宋出现了新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北宋坊墙倒塌了，坊市分界开始打破，但市中街区，尚未融入坊中。至南宋，情况大变，虽然城市管理亦实行厢坊制，但比北宋开封的厢坊制更开放、更自由，实际上已向街市、坊巷融合的新型城市转变，“中国城市由封闭式坊市制向开放式街市制的巨大转折完成于宋代”23。明确地说，完成于南宋。到了南宋，已形成大街小巷畅通、街市与坊巷交错的无坊墙阻隔的城市结构。考古学家杜正贤认为：“我国古代都城布局至宋代开始打破唐代里坊式的城市布局，转变为开放式的街巷布局。”24“街巷”取代“坊市”，这是唐、宋城市变革的重要标志。
南宋临安城街道迅速发展，主要街道为御街，是贯穿临安城南北的主干大街，成为沟通大内与中央重要权力机构及皇帝车驾赴太庙、景灵宫、青城斋宫郊坛等重要祭祀场所的通道，是皇权建筑象征之一，故又称天街。御街起点在何处?《咸淳临安志》谓：
御街，自和宁门外至景灵宫前，为车舆所经之路。［8］卷二一3567下
这是关于御街起止的记载。杜正贤参与过御街遗址考古，其著作《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对此表述认同：
南宋时期的御街专供皇帝车驾通行，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御街自和宁门外开始，经由太庙、朝天门（今鼓楼）、众安桥，转向西面经礼部贡院，一直过新庄桥，最后到达终点景灵宫。目前考古发现了四段南宋时期的御街遗迹，基本展示了南宋御街的全貌。
御街分为居中的主道和位于两侧的辅道。御街主道可能是所谓天街中专属皇帝行经的区域，而两侧的辅道则属于臣僚行走的区域25。
其中南宋东南部分外城，是绍兴二十八年扩建的。由于南宋皇宫所处凤凰山坡的地理环境局限，其礼制性建筑如郊台，处于外城慈云岭附近，御街不经过。此三年一次郊祀大礼，仪仗隆重庞大，车驾如何行进，是个大问题。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二日，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即杨沂中）奉命扩展外城，在审阅了扩建外城图纸——《展城图子》后，提出新折方案：外城通十三丈（近40米），五丈（15米）作街路，六丈（两壁各三丈）为民居，二丈为城墙墙基，“将来圣驾亲郊，由候潮门经从所展街路，直抵郊台，极为快便”。九月二十二日，又将新修御路所经新南门（便门）命名为嘉会门［1］9292-9293。这条外城新修御路，自候潮门沿向南经嘉会门，再折往西南，经包家山、龙华寺直抵郊台（靠近今存杭州八卦田，八卦田为宋帝藉田）［8］卷三3372［15］卷六66。这条御路，长四里余，解决了皇帝亲郊车驾绕行不便的困难。但与御街（天街）有别。此御路，车驾并不常用，亦不经过临府府城市区。杜正贤认为：
绍兴二十八年之后，南宋临安城完整的御街北面终点是景灵宫，南面的终点是郊丘，自北向南经中间过太庙、六部桥、候潮门西、丽正门外、嘉会门外等节点。26
这个观点，把御街与御路相混淆，值得商榷，但却得到考古界同行专家秦大树高度评价，他在书评《对南宋临安城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一文中称：
历年来先后发掘了四段御街遗址，清楚了御街的走向和建筑方式，证明御街不是传统认识的起于和宁门，而是向皇宫内延伸，纵穿皇宫后经皇城南门丽正门，直到嘉会门，从和宁门向北根据文献数据记载是到北城的景灵宫。27
这个评价有点夸张。一、因四段御街遗址不涉及绍兴二十八年新开外城御路；二、作者专著也未提及御街穿过皇宫，书评却说“南宋御街向皇宫内延伸，纵穿皇宫后经皇城南门丽正门”，这个结论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御街遗址考古有证据证明御街穿过皇宫吗？其实，绍兴二十八年，殿前都指挥使（三衙管军，中央禁军最高长官）杨存中负责扩修外城新路时，明确地说：“将来圣驾亲郊，由候潮门经所展街路，直抵郊台，极为快便。”并称这是一条“御路”，既没有说是御街，又没有说穿过皇宫，何来天街由和宁门“纵穿皇宫经皇城南门丽正门”之说？
御街亦是划分府城左、右厢的中轴线。两侧坊巷林立。《都城纪胜》载：
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现钱，谓之“看垜钱”……又有大小铺席，皆是广大物货。［30］11
其他街道有前洋街、后洋街、后市街。有的小街道，在坊内，如南新街，在清河坊内。可以说，南宋城市建筑结构，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以厢坊巷为主，团市迅速发展，街道正在扩展，坊巷与街市融合，朝着向都市街市坊巷制转变，这是对唐以来城市坊巷制发展的一个突破。
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揭出了临安府京城坊巷结构有以下持点：
第一，无坊墙，坊表立街巷入口处。
第二，以街巷为中心，组成坊巷聚居区。
第三，彻底打破官、民分居的规制。
第四，店铺四处开设，营业时间不受限制。28
以上几个特点是符合史实的。如坊立坊表，立碑坊，取代坊墙，《咸淳临安志》载：“城北右厢：状元坊，北新桥南。端平二年，为武举状元朱熠立。”［8］卷一九3547《梦粱录》之“铺席”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18］卷一三117《梦粱录》之“夜市”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鼓钟鸣，卖早市场者又开店。”［18］卷一三119
为便于城市管理，高宗朝府城之内设八厢：宫城厢、左一厢、左二厢、左三厢、右一厢、右二厢、右三厢、右四厢。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诏依知临安府俞俟奏请：
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乞于江涨桥至浙江置于城、南北左右左右厢。差亲民资序京朝官主管本厢公事。杖六十以下罪，听决。［7］卷二3223下
府城之外设二厢：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孝宗朝，城内增为九厢，即将左一厢分为二厢：左一南厢、左一北厢。府城外增城东厢、城西厢，连原设的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共为四厢。整个临安城内外，共划分为十三厢。临安城外，城郊结合部，又设东壁、西壁、南壁、北壁管理区［8］卷一九3540-3543。城内九厢，置兵官七员，分领厢事；城外置城南左厢公事所、城北右厢公事所，厢官两员。
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十七日，直秘阁、知临安府荣薿奏请：“本府城内虽有兵官七员，分厢领事，而兵官多昧文法，徇私容情。乞照城外亦置左右厢公事二员。以京朝官资序人充。所有兵官乞罢三员，存留四员，止令分地巡警。”朝廷从之，置临安府左、右厢公事官二员，分掌讼谍。可是不到一年，绍兴二十七年五月，为侍御史周方崇奏罢，城内词讼仍依前自行理决。复置兵官七员，分掌城内九厢巡警治安公事，不理词讼［9］卷一七五3354［8］卷一九3541下、3542上。城外四壁，东、南二壁公事归隶城南左厢；西、北二壁公事归隶城北右厢，临安府派总辖官统领四壁巡警捕盗，加强治安管理［8］卷一九3540-3543。
关于临安府厢坊分属建制，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有精详论述。他就陈振在《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制、厢界坊（巷）制》一文中，提出的“厢界坊（巷）”新制提出质疑，并就南宋临安以厢统坊进行了深入论述，所谓城外两县“界分”，“就是钱塘、仁和两县在临安府城外相互间县境地界而已”，“不应该是一种地域分区制度”，这个结论是正确的29。
南宋京师临安府，基本上沿袭北宋开封府以厢统坊之制。但随着南宋临安水陆交会，南北辐辏，市场贸易与城市消费活动更为活跃，厢坊制正在发生变化，与开封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始将“街”纳入厢坊体制。这是古代都城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反映了南宋“街”正在崛起，构成了街巷制的新特点。
总体上看，除宫城厢在皇宫之内是特例外，城内厢均以御街为中轴分左、右。御街东侧为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厢，靠运河方向；御街西侧，为左一北厢、左一南厢、左二、左三四厢，靠西湖方向。
四、临安府衙及职官制度
南宋临安府大都督府，本杭州，余杭郡，宁海军节度［2］卷八六2174。宋代行政区划某州、某府全称，必含州、府名，州、府格名，郡名，如属节度州、府，又带军号名。临安府，属京府，由杭州升格大都督府，郡名余杭，军号为宁海军。
五代，杭州为钱氏吴越国都城（907—978年），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一日，吴越国国王钱俶纳土，献其两浙诸州十三、军一。次日，宋命考功郎中范旻知杭州（或称权知两浙诸州事），受吴越所献兵民、图籍、帑廪管钥，为首任知杭州军州事者［2］卷四八〇13911［2］卷四58［31］卷十九433［7］卷三3238［8］卷四六3760上。淳化五年（994年）杭州升为节度州，军号为“宁海军节度”［24］卷五207［2］卷八十八3174［5］卷二十二630。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二十一，诏知杭州专管勾一路兵马钤辖司事，时范仲淹为礼部侍郎、知杭州、管勾一路兵马钤辖司事。武臣一员为本路驻泊兵马都监司管勾钤辖司事［1］4381上［8］卷四六3769上。熙宁七年（1074年）分两浙路为两浙东、西路，两浙西路领杭、苏、湖、润、常、秀、睦七州，治所在杭州。其后，有合与分之变化。宣和二年（1120年）升帅府，知杭州、领浙西安抚使［7］卷二3221上、下［2］卷八六2174［2］卷八八2173［8］卷四六2174。
南宋初，两浙路复分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建炎三年七月，杭州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三月，定都于临安府，不称京师，“今日以临安府为行在所”。临安府领县九：钱塘县（倚郭赤县，望县），仁和县（倚郭赤县，望县），余杭县（望，畿县），临安县（望，畿县，在临安府西120里），富阳县（紧，畿县），於潜县（紧，畿县），新城县（上，畿县），盐官县（上，畿县），昌化县（上，畿县）［4］卷一1-2［5］卷二二630［6］卷九〇4121［7］卷一3241［16］卷二44-49。
临安府署典职辇毂，为要剧之司。掌治理府城，领九赤、畿县［2］卷八十八2174。凡府城厢坊及城外畿甸，登记与户籍管理，分派赋役，颁布禁令，统掌之。府城外南、北厢，府城内左、右厢，各置厢官，受理民事诉讼。绍兴二十六年，罢城内左、右厢官，城内所有词讼皆由本府理断。分使臣十员，以缉捕在城盗贼。立五酒务，置监酒务官以理财。全城分六都监界分，设148铺，差兵巡防烟火。置两总辖房，承旨御前文字。凡皇宫御宝、御批、实封文书下达临安府有所取索物资，则及时承办供进。凡省、台、寺、监、监司符牒及管理县及仓场等等申到公事，均须承受、办理。凡朝廷举行大礼及国信使所需，随事应办。年内各种大、中、小祠祭，供进礼料，张挂幄帘，陈列祭品。人使往来，准备舟楫，皆先期通知有司筹办［2］卷一六六3944［32］卷七十一300下。
临安府，不仅要管理本府及所领畿甸事，还要承担供奉朝廷、百司、军旅所需之物、办理所责之事。其职事数倍于诸府。其编制如下：
知临安军府事——省称知临安府，别称府尹、帅臣。建炎三年七月，杭州升为临安府。直龙图阁、知杭州康允之改为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军府事［9］卷二○468，卷二九673；十二月，知临安府兼浙西同安抚使（因浙西安抚司移于镇江府，知镇江府兼浙西安抚使），故知临安府康允之以兼“浙西同安抚使”入衔［9］卷三○688。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丁酉，浙西安抚司由镇江移回临安府。此后，南宋知临安府事，皆兼浙西路安抚使。临安府为帅府。知府为临安府一府之长官，领本府军政公事，并兼管内劝农使、浙西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点检行在瞻军酒库所公事，兼职甚多。以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临安知府潜说友官衔为例：
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兼知临安府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两浙西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点检行在赡军激赏酒库所。［8］3335
知临安府事——于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九年（1173年）五月四日曾罢置，因皇太子赵惇在此期间任临安府尹。乾道九年五月五日复置，直至南宋末未变［1］3965上、3966上。
权知临安军府事——南宋知临安府带“权”字，有两种情况。一种属兼任，如绍兴三年七月三日，以右朝请郎、直秘阁、两浙转运副使梁汝嘉为朝请郎、直龙图阁、知临安府；因梁汝嘉职事修举，高宗谓汝嘉：“今得人矣！”至四年七月一日，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梁汝嘉，新除试尚书户部侍郎兼权知临安府，汝嘉为高宗重用，命其同时身任户部尚书兼权知临安府。此“权”字，显然非降职，而是兼任之意［9］卷七八1469［8］卷四七3771下。绍兴五年二月癸卯（二十九日），因梁汝嘉上言：“心力有限，不能当两处繁剧。”徽猷阁待制、尚书户部侍郎兼权知临安府梁汝嘉改充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解除户部侍郎之后，去掉“权”字，专任知临安府。后三日，升徽猷阁直学士、知临安府（职名由猷阁待制迁徽猷阁直学士，而差遣知临安府未变）［9］卷一七二3281。又如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右通奉大夫、权刑部尚书兼详定一司敕令韩仲通兼权知临安府，次年三月十七日，韩仲通改守户部尚书兼权知临安府［8］卷四七3773下［9］卷一七二3281。另一种情况，是资浅带“权”属非正除，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闰四月二十三日，以左朝请大夫、两浙转运判官赵士璨兼权知临安府；是年九月，正除直秘阁、知临安府（按：原不带贴职，带直秘阁后，落“权”字，正除知临安府）。
权发遣临安府——资稍浅者为权发遣临安府。如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闰六月初九日，左朝请大夫、直敷文阁、权发遣临安府赵子潇；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十九日，左朝议大夫、权尚书户部侍郎赵子潇除敷文阁待制、知临安府［7］卷三3253下、3254上。
临安为皇帝驻跸之地，东南第一大都会，人烟浩穰，风俗日益薄，狱讼日益繁，六宫与在京百司、军旅、郊祀，无一不取办于京府。知府政务繁剧，“穷日，力有不能给”［8］3335上、卷五十3797上。
临安府府治在西湖东侧，涌金门南、清波门北之净因寺故基［7］卷二3224上［8］卷五十三3828上、3354。府治门进去，为正厅门，由正厅门进入为设厅（正衙），设厅之后为简乐堂，之后为清明堂、见廉堂、中和堂等，在同一轴在线。知府日常办公不在正衙，因正衙为皇太子出判之所，故帅臣（知府）例不便坐，而在正衙东侧之东厅，“每日早晚坐衙”。设厅与东厅之间有门相通。东厅后有恕堂、清暑堂、有美堂、三桂堂［8］卷十五3514上［18］卷一〇83-84。值得关注的是，府治内设有众多的安保与日常服务的附属机构，如入府治大门大院左廊为军资库、点检所（监官衙）、法司等，右廊为帐前统制司、客司房、客将、都吏、职级、手分等，大多为供驱使之使臣、府吏、兵卒所居［8］卷十五3514上［18］卷一〇83-84。
通判临安府军府事——省称府判，别称府倅、倅贰、通守。为知府之副贰，宋代置通判，有纠察长吏之意，故与知府均礼。北宋京都开封府不置通判，南宋临安府却置，寓开封府为宋京都不废之意，临安府仍未能与之比肩。其间，孝宗乾道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九年五月四日曾罢置，因皇太子赵惇在此期间任临安府尹，不设通判：“皇太子领临安府尹……见今临安府通判及签判、职官并各废罢。”［32］卷七六339下九年五月五日即复置。凡本府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知府、通判连签。所部官有善不及、职事修废得举刺。临安府通判，因都城民物繁阜，府事日剧，狱讼不息，因此，设三员通判，主要精力投入理断狱讼，所谓“斗决托于分任者为倅。倅号南、北厅，又有员外置（东厅）”［8］卷五〇3797上、3799上、3800上。
通判北厅在府衙南，自绍兴初，即分治于于府治之南。通判南厅在府衙南，其厅址常迁徙不定，如乾道时，在府衙东。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方在府治南度地建通判南厅［7］卷二3224下［8］卷五〇3797上、3799上。通判东厅在府衙南。东厅原属员外编制，“率以处宗室、戚里及有朝迹者”，即属编外优待宗室、外戚及有朝中背景人的无职事官阙，“官舍无定栖”，自处若浮萍。理宗绍定三年（1220年）始置通判东厅治所，员外通判“自今得安其居。”其《壁记》刻石东厅通判自嘉泰元年（1201年）宗室赵师石始，多为国姓宗室内者充［8］卷五〇3800上。都厅在府治西，临安府议事堂。北宋时，诸州郡皆有都厅。宣和三年，尚书省公相厅改作“都厅”，内外都厅并行禁止，改称签厅。南迁后，帅府仍称都厅。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为太常博士、通判杭州，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十六日，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值都堂，皆有题咏，其诗《熙宁中，轼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南宋临安府都厅保留苏诗石刻：［33］卷二一599、卷四二1990［8］卷五十三3828下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人＋侯）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34］卷三二1723
当直司在府治内，居东。为府幕职官、司理院官轮值讯鞠之所，接收本府诉讼，阅实后白府长贰，然后置于犴狴（牢狱），以候讯鞠。知临安府宋辉言：“本府日有引问、勘鞠公事，合置当直司。”［8］卷五十三3829［1］9337下
府幕职官——签书判官厅公事节度判官、节度推官、观察判官、观察推官。以京官任节度判官者，为签书节度判官公事。
签判、节推、察判、察推，皆在签厅分案治事，助理府政。本府簿书、案牍、文移付受及催督促等，无不与闻。理断狱讼虽由府院录参及左、右司理院参军承担，然“剖析民讼”，亦为幕职官职事之一。故当直司，亦须轮值［1］4312下［8］卷五十三3829上。签厅，别称使院。在府治后，定安桥西。观察判官厅、节度推官厅，在府治前近民坊。观察推官厅在签判厅西。
录事参军——公廨称府院。治理本府狱讼，统领左、右司理院与诸曹参军。府院，在府衙门之西，录事参军廨舍附之。
左司理参军——公廨称左司理院，治狱机构，掌狱讼勘鞠。左司理院，在府衙之东，左司理参军廨舍附之。
右司理参军——公廨称右司理院，治狱机构，掌狱讼勘鞠。右司理院，在府衙之西，右司理参军廨舍附之［7］卷二3224下，卷五3267上、下［8］卷五十三3830上、3831上。“临安府所管左、右司理院、府院三狱”，狱讼繁剧，讯鞠綦重。除录事参军，左、右司理参军狱官外，每院配有狱吏：推级四名，推行重禄法；此外杖直、狱子十二名，自乾道七年二月起，每月支钱十贯、米六斗，始推行重禄法［1］4307上。
司户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交纳。孝宗乾道六年，汪大猷曾乞户曹专主仓库［32］卷七十八365下。
司法参军——司三尺之律，职掌议法、奉法、断刑，纠议狱之徇情枉法者［32］卷七十八362下。
府学教授——二员。南宋初，因战火正炽，建炎三年罢学，不置府学教授。绍兴三年，战事稍纾，复学置教授。掌府学学生之政令，教诲学生，“凡邦之士，惟教授者是师，其必有以率属化服之，使躬问学，蹈矩矱，出入不悖所闻”。
主管左右厢公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置勾当左、右厢公事所，断决杖六十以下公事。南宋改勾当为主管，绍兴十二年，仿东京开封例，于临安府城外置主管南、北厢公事所。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又于城内左、右厢增置二员，主管左、右厢公事，分减临安府在城词讼。绍兴二十七年五月，为侍御史周方崇奏罢。“城内词讼仍由开封府理断”［9］卷一七五3354［8］卷一九3541下、3542上。保留城外主管南、北厢公事，掌城外决断杖六十以下词讼。
城南厢厅在凤凰山下外城嘉会门外。城北厢厅在北关门外（近余杭门）［8］卷五十三3830上、下、3831上［1］3966上、下卷六230-231。浙西路安抚司签厅在府廨内，位于府治正厅西，紧邻客司房。因临安知府兼两浙西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故签厅即在府治内。临安府为应付弹压突发事件和拨发公差，许招募禁军，拥有三千人兵力。如高宗绍兴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临安府即今见有将兵约二千人，不隶将兵一千人。”孝宗乾道七年（1171）正月，临安府“见管新招禁军三千人，欲桩二千人教阅外，每月选择有家累行止一千人轮差。与本府所管军兵地分巡逻”［1］8661上、8662上。所谓“有行止家累”，是指表现较好、并有家眷在城，可“结罪保明”，以防止巡逻街巷时作过。
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干办公事廨舍，在府治左、右［8］卷十五3514上。
综上所述，行在所临安府，置知府事、通判、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节度推官、观察推官、观察判官、录事参军、左司理参军、右司理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府学教授、主管南北厢公事等职事官［2］卷一六六3944。与北宋京师开封府相比，府官设置有明显差异。临安府由杭州升格，又未能正称京师，名义上仍以东京开封为京师，而称“行在所”，以示“恢复之志”。故尔，临安府官设置带有州郡府治之印记。如：临安知府，正称“知”，而开封府知府必带“权”；开封府不设通判，以判官、推官为佐贰，临安府设通判；开封府不设左、右司理院，而设左、右军巡院，临安府设左、右司理院，则不置左、右军巡院。通判、司理院本为州郡官，北宋京师开封皆不置，临安府仍保留州官未变。至于府院，开封府为司录参军；而临安府仍沿用杭州州格称录事参军。至于六曹参军开封府功、仓、户、兵、法、士备置，而临安府仅如州府只置司户参军、司法参军。此外，南宋时刻处于防御金军南侵态势，临安府知府兼安抚使，为帅臣，故府治内设浙西安抚司签厅，此亦与开封府不同。
临安府城内外社会治安，由城内左、右厢都巡检，与城东、西都巡检管辖，都巡检不归临安府管领，直接由主管侍卫马军司、主管侍卫步军司统领，属禁军军职差遣。然城内外232个巡铺，每铺差军兵4人，共差军巡兵1255人，并非全由三衙承担，“三衙人常是不足，兼多不守行止（作风不好）”，而由三衙与临安府共同差拨，各占一半，一季轮换一次［1］8661上、下、8662上。临安府领九县［16］卷二44-49［2］卷八八2174。凡九畿甸县事，归临安府管辖。
注释
①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1984年版；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梅原郁撰，何忠礼译：《南宋的临安》，收入《南宋史研究论丛》（下册），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收入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所附《京城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复旦学报》2017年第3期。②迪特·库恩著，李文锋译《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第9章《京城的转变·杭州》，第201页。③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④梅原郁撰，何忠礼译《南宋的临安》一《从开封到临安》，第5页。⑤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第一章《宋定都临安》，第28页。⑥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第24页。⑦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第20页。⑧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84页；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所附《京城图》。⑨龚按：《方舆胜览》卷一《宫阙殿》，作“乾道初”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然周必大《选德殿记》作于淳熙五年。似以建于淳熙初为确。⑩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第三章《皇宫与中央官署》一《皇宫与德寿宫》，第44页。11按：浙江人民出版社《梦粱录》版本，将“中军壁下寨”误为“中军圣下寨”。疑繁体字“壁”模糊，遂讹为“圣”，简体转为“圣”，至贻误一些关于南宋都城著述，亦写作“圣下寨”。12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第20页。13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第19页。14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所附《京城图》；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度史研究》，第345页。15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所附《京城图》。16按：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称：“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楚国设立钱唐县或钱唐城。治所在黄鹤山下的石塘村和刘文村之间。”此可备一说，但尚待进一步征信，第27页。17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第27页。18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史研究》下编《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及其重要设施》四《南宋临安结构和街市的发展》（一）《“坐南朝北”的特殊布局》，第344页。19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第二章《都城外城》第一节《临安城历史沿革》，第31页。20吴自牧著，梅原郁译：《梦粱录——南宋临安繁昌记》附图《临安城门分布图》，东京：平凡社2000年版，附图。21加藤繁著，吴杰译：《唐宋时代的市》，收入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02页。22魏明孔：《唐代坊市及其变化》，刊2017年6月26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23马继云、于云瀚：《宋代厢坊制论略》，刊《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第17页。24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第四章《主要街道·导语》，第112页。25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第四章《主要街道》第二节《南宋临安城内的中轴大街——南宋御街遗迹》，第117、146页。26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第四章《主要街道·临安城内街道概况》，第115页；27秦大树：《对南宋临安城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刊《光明日报》，2017年6月6日“光明阅读”。28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第四章《都市建筑与交通》三《京城坊巷》，第100页。29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二章《管理制度》二《厢制》，第133、142、158、159页。30按：《宋史》卷八六《地理志》四《临安府》，作“大观元年为帅府”，见第2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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