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重庆直辖十年系列文章－－10年后，站在直辖的肩上（转帖） [复制链接]

十年前的这一天，你光是走在重庆的街头，就能嗅到这座城市按捺不住的兴奋。

1997年6月18日上午10点整，五块象征重庆历史里程碑的牌子：“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伴着潮水般的掌声，竖立起来。

直辖后的第一届市委书记张德邻，在主席台上激动地说：要依靠全市三千万各族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发三峡、振兴重庆，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在场的3500名重庆各界人士，个个热血沸腾。那一天，重庆当地报纸的新闻标题是，“直辖啦！”

出牌

改革开放后，中国所有城市都进入高速增长期。重庆作为四川省辖的一个城市，尽管一度被中央计划单列，但在很多的政策和投资方面，却并没有占得优势，这一局面直到1997年重庆直辖才被打破。

重庆因何而直辖？学者大多持三种观点。

最为主流的观点是，重庆因三峡工程而直辖，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枢纽工程，三峡水库移民搬迁和安置的规模和难度也均为世界之最。为了库区稳定，百姓安心，故中央决定直辖重庆。

第二个观点是，重庆在西南区的军事要塞地位无法取代，内可保西南安稳；外可御敌对势力入侵。出于军事战略部署的需求，中央直辖重庆。

最后一种观点，在重庆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中所流传。为重庆建设奋斗了一辈子的这些老干部表示，由于邓小平同志在重庆主政西南区数年，在其调回北京之前，曾为重庆的发展谋划过出路。一度想把四川省分划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省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省，但未能践行。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新重庆直辖，3个月后，新市委书记张德邻走马上任。

“张书记上任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突破原有的行政体制，这是重庆获得直辖市身份之后打出的第一张牌。行政体制的突破为今后重庆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勇对直辖后的首任书记评价颇高。

在行政区划上，直辖后的重庆只有三级，没有地市，市下面是区，区下面是县。涪陵、万州和黔江，之前都是属于重庆代管的市。尤其是万州，解放前四川人对省内几座大城市的称呼是‘成渝万’，万州排行老三。直辖之后，原本与重庆平起平坐的一个市，突然成为其下辖的一个区，这需要强大的推动力才能完成。“张德邻书记来了之后，连搬三座山头（涪陵、万州、黔江），使重庆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行政体制上有所突破的城市，这为此后重庆的政令通畅、行政效率提高、三峡移民铺平了道路。”李勇回忆说。

三级行政管理体制确立之后，重庆就以一个直辖市的政府规模管理一个有着3000万人口的中等省规模的区域。公职人员的供养方面，重庆为70：1，而其他西部省份这一比例是10：1，行政效率大为提高，政府财政负担则大为降低。

如果说，此前由四级减为三级，是直辖之后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一改革成功所带来的甜头，让重庆自觉走上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之路。

重庆目前在村一级已经全部实现选举，由几个乡撤并为一个镇的试点，让重庆的公职人员数量再次大面积减少。重庆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模式”，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

去年10月，重庆市政府开始试点把土地、项目审批、执法处罚等涉及到30多个委办局的权利下放到6个区域中心城市。现在，重庆市还正在试点由纪委成立行政效能监察局，以进一步提高政府效能。

而 “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的获批，成为眼下重庆市委全力打好直辖牌最核心的内容。

市委书记汪洋主政重庆一年半来，亲自挂帅大力推进这张直辖牌。

2007年5月，一份名为《新阶段重庆发展战略综合研究》的报告出炉。里面写道，“成为特区之后的重庆，要在财政、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力争国家的政策支持。”

而本报独家获得的另一份报告，则给出了力打直辖牌的建议实施细则，在争取中央政策方面有如下建议：

财政方面，重庆统筹城乡发展具备先试先行的条件，由于地方财力较弱，建议将重庆新增上缴的中央财政收入先征后返，重点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按照2006年重庆上缴财政收入测算，如果“十一五”增速不变，增量收入会达到400亿元。

中央财政从长江中下游及南水北调等受益地区上缴税收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用于建立长江环境保护基金。

此外，希望中央支持重庆设立保税区或自由贸易区，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和更加高效的货物通关监管模式，成为西南地区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窗口。

金融方面，支持重庆在西部率先进行金融创新，赋予地方独立发行政府债券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类企业自主发行企业债券，对重庆企业在上市、股票融资方面给予支持，发行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建立区域性银行和区域性资本市场，建立西部产权交易中心或第三板股票交易市场。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支持重庆新的农村建设战略项目，将泽渝大中型水库工程纳入国家投资计划。支持重庆西部综合性交通枢纽战略项目，做大重庆空港。支持生态环境战略项目，包括三峡水库水消落区综合治理、乌江第十一梯度电站、核电站、朱杨溪水利枢纽等。支持重庆加强电网建设。

清障

事实上，审视重庆直辖十年的历程，很多因直辖而能够得到的东西，迟迟没有拿到。直辖的优势仍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重庆目前仍然面临航空、铁路、能源、金融等领域的限制。按照现行管理体制，西南地区的航空、铁路等领域依旧由相关部门设立在成都的分支机构审批。

新落成的江北龙头寺火车站仅能够容纳5000人，这一建设标准与成都使用多年的火车站仍然有很大的差距，重庆当地媒体在车站建成后报道说，政府计划着修建另一座与北站相邻的更大规模的火车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流和物流。

“火车站建大了，成都方面不批。”当地学者说。而在此之前，重庆多年来一直努力要设置重庆航空公司，因未得到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设在成都）的批准而胎死腹中。西南的很多区域行政管理中心，大公司总部，均设置在成都，而总部经济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带动，贡献是巨大的。重庆希望更多“中”字头的企业能够落户重庆。

在西南土地监察中心、西南环境监察中心落户成都之后，市委书记汪洋批评重庆有关职能部门缺少“中心意识和跨越区域的意识”，应该提前努力，争取设在重庆。

“不过，在重庆成为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后，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重庆将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会。”李勇非常乐观，他认为重庆目前从中央获得的这个“特区”身份，将使重庆高速发展。这会是重庆直辖之后打出的最重要的一张牌。

2007年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作出新的定位：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对于直辖十年后重庆的发展前景，重庆大学副校长陈德敏充满激情地描述，“届时，中国西部将崛起一座巨大的城市，一座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型城市。围绕在这座城市的周围，是大大小小的经济发展区，形成串珠式的城镇布局。”

“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重庆却因为直辖，而演变成一个新的大都市。”陈德敏说。

在重庆成为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后，这些体制上的障碍将迎刃而解，重庆将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会。这会是重庆直辖之后打出的最重要的一张牌

自１０年前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能，就被列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１０年后的今天，这一任务完成得如何？它给重庆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政府瘦身每年节约１００亿元

重庆市人口有３１００多万，８０％的人口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直辖市的体制、中等省的规模这一特殊的市情，使重庆的行政管理既无法照搬其他省份的体制，也不可能套用京津沪的现成模式，只有自己进行变革的探索。”重庆市编办主任李玉琴说。

离重庆主城最远的城口县县委书记米绍林用“雁过拔毛”和“一插到底”来形容行政变革前后的感受：“原来上级的项目、资金落实需经过中间层，难免会有些截留；而现在有什么困难可直接向重庆市领导反映，市领导也时常奔赴一线指导工作，这样就将政策执行层级递减规律的影响降到最低。”刚直辖时，重庆的管理层次为“省－地（市）－区县－区公所（区公委）－乡镇”五级。管理层次多，容易造成政策、资金中间周转的滞后效应。直辖不久，重庆便尝试减少管理层级，十年间撤销了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三个地市级机构和１０７个区公所，行政管理层次减少为“市－区县－乡镇”三级，实现了行政管理的“扁平化”。

在理顺行政架构的同时，重庆把机构、人员的削减作为政府瘦身的重点。为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这一机构改革“怪圈”，重庆市市长王鸿举提出：先确定市场需要政府干什么，然后确定政府该干什么，从而确定政府的规模。重庆从改变政府的全能角色入手，推行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从改革管理体制入手，将辅助性、服务性职能从政府中分离出来，推进事业单位和机关后勤社会化、企业化；将涉及民政、建设、国土资源、房管等共1400余项工作分别移交给相应的行业组织或事业单位承担。

李玉琴说，由于坚持“适度规模的政府”，重庆在管理人口和管理的行政单元增加一倍、管辖面积增加近两倍的情况下，全市行政事业编制不但未增加，还余编６．２万名。

政府瘦身的另一个结果是，每年节约行政经费１００亿元。

　　行政问责与事权划分催生效能政府

２００４年９月，重庆石柱县一辆超载５倍的中巴车在过桥时被洪水冲走，５０条鲜活的生命就此消逝。经调查，此次特大交通事故并不仅缘于“天灾”，也属“人祸”。一个月后，县长岳中焕引咎辞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

有人为他“惋惜”，因为正好赶上重庆率先在全国以地方立法的方式出台《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而“引咎辞职”是追究责任的７种方式中最严厉的一种。但岳中焕自己却平静地向媒体表示：“这是我应该承担的，对这次特大事故我不能自谅。”

重庆市政府法制办主任李殿勋说，建立行政首长问责的目的是要从机制上打破“庸政无责、小过难究”的障碍，着力解决政府机关决策失误、治政失当、权力失控、政令失畅和行为失范问题，把监督对象确定为行政首长，有利于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也开启了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特别是行政首长的新渠道。

重庆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对政府部门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作出了过问和追责的规定，在我国现有的纪律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基础上，开辟了第三条监督通道，较好地解决了“惰政”“怠政”问题。４年来，重庆先后有９８名干部因效率低下，执行不力，责任意识不强，瞒报、迟报重大突发事件，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等问题而被追究责任。

最让重庆市民津津乐道的是在“垃圾围城”事件中“问责”的震慑效应。２００４年８月中旬，重庆长生桥垃圾处理场因故关闭，全市无法清运的数千吨垃圾堆积在大街小巷，由此引发了一场“垃圾围城”危机。重庆市决定，如果不在７天内处理好此事，将启动行政首长问责制。在这一“紧箍咒”的威慑下，有关领导和部门３天内就解决了问题。有关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主动在媒体上公开向市民道歉，市民普遍表示满意。

重庆市还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理顺政府各部门关系，充分发挥各个层级的行政效能。“权力上收、责任下放”是政府划分事权难以克服的通病。重庆按照“管少、管好、管活”和“事权、财权、人权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划分市和区县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强力推动区县扩权改革。市政府将包括许可审批权、处罚强制权、税费征收权和人事编制权在内的９２项行政权项赋予万州、涪陵、黔江、江津、合川、永川六大区域中心城市，把８９项行政审批权限赋予全市４０个区县行使，解决了市级部门管理权过分集中的问题，明显增强了区县统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政府治理从制衡权力入手

风景区修个厕所，要市里十个部门审批；县里修座大桥，要盖上百个公章……重庆直辖之初，旧的行政管理观念、体制与经济发展不合拍，“管理就是审批，权力就是收费”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位市领导一次看见一辆中巴车严重超载，立即指示查处，但有关部门只罚款２００元了事，这种“以罚代法”的结果是重庆市主城区在１９９７年间，平均每１０个城区市民中就有１个被罚过款。

从直辖开始，重庆每年清理、废止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累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５００余项，并规定今后行政审批项目总量在此基础上实行动态性的“只减不增”。鉴于行政审批项目７０％集中在建设领域，２００６年，重庆率先在全国实行建设领域并联审批制度，建立起“统一受理、分头审批、限时完成、集中回复”的审批机制。“这一机制使审批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平均审批时间由原来的３５０天左右压缩到１１０天，审批关口精简了五分之四，企业负担减少一半以上。”一位建筑商人如此算了一笔账。

李殿勋说，不受制约的政府肯定不是法治政府，只有保障公众参与、监督政府重大决策的权利，才能解决政务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问题，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３年前出台的《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就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赋予了公众这样的权利。

２００５年，重庆市物价局就轻轨票价定价问题举行听证，轻轨公司提出的价格是不分段，上车１５元。群众反映票价偏高。听证会后调整为全程票价５元并可分段计价。由于票价降低，为了维持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行，重庆市财政每年补贴５０００万元。３年来，重庆各级机关举行决策听证８００余次，参与群众１０万余人。凡是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如拟定、修改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安置方式和标准，设定水、电、气等公用事业收费项目及标准，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失业保险等标准，行政机关都组织听证。

重庆充分运用行政复议这一行政机关内部的“纠错程序”，推动政府依法执政。重庆规定，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首长要以行政诉讼当事人或行政复议参加人的身份出庭参加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案件公开审理，到法庭上感受违法行政的危害，以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小摊贩李勇国对此深有感受：“现在城管执法人员在街头野蛮执法现象大大减少。”（来源：新华社）

列车驶过临江门车站时，余兰“啪啪啪”地按下了手中数码相机的快门，镜头里，是她第一次来重庆的母亲，车窗外，耸立在长江峡谷里的高楼大厦，都成了母亲的背景。

“我家在秀山农村，离这里有500多公里。”21岁的余兰刚刚读完大学，她在这座离家乡最近的大城市里找了份卖保险的工作。10年前，随着重庆的直辖，她的家乡从四川划归重庆，她早已习惯了和别人说自己是重庆人。但是，武陵山隔断了老家与外界的交通，从秀山来一趟重庆，并不是那么容易。

出站时，站在自动验票机面前，妈妈手足无措。在女儿的帮助下，终于通过验票机时，妈妈已是满脸通红。事实上，在这段并不漫长的轻轨线上，每天都有不少旅客不知道如何操作出站进站的设备，重庆的轻轨站台里，总是站着大量管理员，耐心地教乘客们使用并不复杂的验票机。

在中国的历史和城市版图上，重庆从来都是因其险峻而充当着一个临时宿营地的角色，像慕尼黑和凡尔赛那样。在她成为中国的直辖市之后，终于开始为她的3100多万人民而建设。站在重庆已经被高楼大厦淹没的解放碑前，你会想起著名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师柯勃彦的感慨，曼哈顿大跨度的桥梁、高耸建筑的磅礴气势令他兴奋不已，他曾写道：“当黎明的曙光照在玻璃上时，摩天大楼如同美丽的烈焰。”

而在今天的重庆，政治家和企业领袖们憧憬的是把整片的峡谷和山丘在最短的时间内都变成这般景象。柯勃彦雄心勃勃的现代主义城市理念塑造的场景出现在资源匮乏的中国西部，比出现在香港和上海突兀得多。

但是，人们还弄不清楚，这座西部山城正在发生着的一切，究竟会给他们带来多大幸福，为了这些憧憬中的幸福，他们又将承担什么？

　　作为宿营地的重庆

如果不去了解这座城市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成长史，人们也许就无法品出这10年的重庆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1940年代之前，重庆人口不足30万，和下游的万县、巫山并无二致，不过是个长江峡谷里的小县城而已。

在新中国和平发展的半个世纪里，重庆的人口高速增长，今天，重庆辖区内的40个县区，有近半数人口在百万左右。

1942年，美国人费正清从飞机上看到重庆时，这座中国战时首都在瞬间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着厚厚的灰尘，要在城里往来，得像山羊一样，忽上忽下。”

费正清所言的不适合人类居住仅仅是指重庆城区，但放大到整个重庆辖区，或许更加贴切。

与密集人口相对的是土地等基本生存资源的匮乏。甚至到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时，她居然占据了中国18个连片贫困区中的两个，武陵山区和大巴山区的很多县海拔都在2000米以上，土层薄，平整的土地少，难以维持人类生存。要想走出这些山区，则困难重重，在重庆境内修建高速公路，每公里平均成本是东部的3到5倍。1990年代，从重庆到合川短短6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花费了约40亿元才修成。

人口众多、生存资源匮乏、交通建设成本高昂，重庆把这些西部中国的特征集于一身。如果说，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中国城市是“天生丽质难自弃”，那重庆和她背后的西部则似乎难以摆脱大自然设置的困境。让分布在长江上游峡谷里的2000多万人口摆脱贫穷，融入城市文明，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是抗日战争给予了作为城市的重庆第一次生命。当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日本从中国东海岸登陆，中国最富足的东部城市全部沦陷后，落后的西部山城因其天然的险峻而进入统治者的视野。

“重庆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重庆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分享过的插曲，这些人，由于相信中国的伟大，由于具有守住国土对抗日本的巨大的热情，曾经聚在重庆城边。”《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这样形容重庆。

整个1940年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军事、工业、文化资源悉数聚集重庆，人口增长超过百万。但随着日本人的败退，所有人都回了家，上海、南京、北京依然是中国的大都市，是号令和决策的中心，是文明的样板，重庆只是战时之物，风云际会之后，又重新沉寂。时间很快将她还原成一座四川省下辖的普通城市。

1970年代，上海北站站台，挂着“上海——重庆”的普快列车拉响汽笛出发时，列车上、站台上爆发出如丧考妣的哭喊声，车上有人死命地往下跳。那些车厢里满是支渝的上海人，他们将重庆当成了受苦受难的不毛之地。

这个场景是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三线建设时期”的一幕常景。由于中国与苏联、美国关系都陷入恶化，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提前进行的战争准备活动促成了三线建设，重庆也再次因为备战而迅速囤积了大量的工业资源，成为中国六大工业城市之一，工业门类完备程度排名第一。

但这一次，战争没有爆发。中国迎来的是一步一步的对外开放。那之后的20多年，东南部大片国土，在外来资本的支撑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重庆则默默无闻。

1990年代，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外资涌入中国，但流向重庆的外国投资却不到70亿美元。重庆依靠三线建设时期迁来的各种小工厂艰难地打发着日子，重庆人不停地抱怨，四川省政府拿他们的钱去建设成都。

　　直辖的魔力

当灰暗的20世纪即将过去时，重庆迎来了真正的机遇。

重庆直辖最初源于邓小平的一句提议。据重庆市原副市长甘宇平回忆，1985年1月19日，当邓小平在自己的故乡四川走了一趟回到北京后，他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说，四川太大，不便管理，“可考虑划为两个部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一个以重庆为中心。”

此后的12年里，关于重庆直辖的各种方案不断提出，不断遭到质疑，人们怀疑，作为四川下属普通城市的重庆有没有经济实力和资格跟北京、上海、天津并列？在生存资源匮乏、生态脆弱的长江上游建设一座超大城市，将要动用多么大的资源？又会对长江，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但是，中国广袤的西部需要用工业文明武装起来，而工业文明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建设庞大的城市。另外，三峡工程的建设，中央政府需要减少行政层级，保障从国库下拨的移民安置资金安全地到达最底层。这些原因最终压倒了一切质疑，重庆直辖终于在1997年成为现实。

那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重庆直辖的方案以88%的得票率通过，相对于中国政治表决中惯常的95%以上的通过率，这个数字预示着人们对这个直辖市未来的担忧，但不管怎样，重庆的历史就这么展开了。

10年之后，重庆拥有了一个兴盛的中心商业区，高楼林立，百货商店云集，交通系统完备。开发商为了满足源源不断到来的新移民的住房需求，你追我赶，大兴土木，新的建筑工地热闹非凡。整个渝中半岛，几乎完全被20层以上的写字楼充满，郊区坑坑洼洼的草丛里，建起了100多个网球场和6个高尔夫球场。

对于一座中国城市来说，行政级别的调整难道真有如此大的魔力？10年的重庆故事给了人们一个最直观的答案，但其中的机理还远不清晰。

直辖之初，重庆所能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好处，除了官员职位的升级之外，就是财政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1996年8月17日，中央政府决定：直辖之后，原重庆上缴四川财政的1.8亿元不用再缴，由中央财政直补给四川，同时另给重庆市增加补贴1.5亿元，这样重庆就直接增加了3.3亿元财政收入。除此之外，移民款、扶贫款等各种专项资金，重庆都得以自主支配。

除了这些直辖带来的好处，相比于其他城市，重庆并没有更多的政策优势，甚至在金融、航空、铁路、能源等领域依旧受制于国家各部委及能源、航空等中央企业的“西南大区”管理模式，并没有享受到与其他直辖市、特区真正的同等待遇。

对于重庆市的各级官员来说，他们对中央政府给予的支持则是另一种体验方式。在记者走访重庆期间，不少重庆当地的观察家都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央政府对于重庆最大的支持在于官员的配置，历任官员中，后来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在重庆大力肃清官场上浓烈的官僚主义作风，曾出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包叙定为重庆带来不少机电、化工等大型项目。

2002年，当重庆迎来直辖5周年的时候，这座城市仍然在峡谷和悬崖的包裹之中，艰难前行。虽有直辖之名，但因受困于交通设施的匮乏，5年间的发展速度依然落后于东部大部分城市。担任了10多年交通部部长的黄镇东调任重庆市市委书记，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原定到2020年实现的交通规划修改到2010年实现。

那之后的5年，重庆才开始了真正的腾飞。蜀道之难，难在川东与川东北，5年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每项交通工程的立项到施工速度大大加快，在这样一片崇山峻岭中迅速建成如此大规模的高速公路，比渝中半岛上林立的高楼对重庆重要得多，也更能算得上奇迹。

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政治资源的配备成了重庆发展最现实的动力。政策第一、官员第二，重庆10年，大城市崛起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执政者的蓝图已经设计到15年后。

重庆依山而建，道路弯多、坡陡、面窄，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著称。然而，直辖十年后的今天，相信很多来渝的外地人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感受。随着“8小时重庆”、“半小时主城”、“桥梁之都”等一系列新名词的诞生，山城已然变坦途。

重庆市长王鸿举一句“重庆是一个每3个月就需要换地图的地方”，不仅是直辖重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真实写照，也是重庆利用直辖契机取得骄人成绩的诠释，更体现了重庆人心中的那份自豪与踌躇满志。3486亿生产总值、36座大桥飞跨两江、664公里新增高速公路、24平方米人均住房、百万移民的有序搬迁和安置、69家世界500强入驻、11570元城镇人均和2874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截至2006年的这一系列数字证明，广袤的巴渝大地正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巨变。

桥多路捷山城变坦途

A、立体交通重庆驶入“快车道”

“公路好像鸡肠带，坐车不如走路快！”从武隆深山沟里走出的博士生张春林是唱着这句民谣走进大学校园的，“那时到重庆得走两三天”。1995年，张春林读研究生时，家门口那条窄如鸡肠的路动工扩宽了，后来成了机耕道，拖拉机能开进去。

后来，关于家门口那条路的变化，张博士是这样形容的：“一年小变，三年大变。”1997年，机耕道拓宽了，还铺上了石子，平整了好多，可同时让两辆大车通过。前两年，这条路又变了，铺了沥青，双向两车道，还加了护栏，危险地段有明显的警示标志。这条路变宽变直之前，重庆到涪陵的高速路早就通了，涪陵到武隆的沿江高等级公路也翻修了两次，今年4月开通客运的渝怀铁路也从他的家乡经过。张博士欣喜地说：“从重庆回老家，现在只要4个小时了。”

2004年11月6日，重庆轻轨“较新线”正式观光运行，重庆人终于圆了轻轨梦，历史将在这天定格。从第一辆电车驾临山城、第一列火车拉响汽笛，到第一辆重庆本土汽车诞生……大半个世纪以来，重庆人迎接了太多的第一。就在今年6月，重庆直辖十周年之际，倾注重庆人20年心血的重庆地铁终于破土动工，标志着重庆的轨道交通将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8.2万平方公里的重庆山峦起伏，江河纵横，10年前从最边远的区县到主城需要两三天时间。直辖后，重庆交通建设先后四次提速，山城市民对于“重庆速度”的感受更多来自于交通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8小时之内，可从主城到任何一个区县；半小时内，可从市中心到主城任何一个地方。在近日开展的“一语评重庆”活动中，曾在渝东南工作了6年的老重庆郭道荣，用“路短了，人亲了，全面小康的距离近了！”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B、桥梁之都两江彩虹飞架南北

昨日晨，雨过天晴，家住上清寺东林西村的张长寿老人推开窗户，伴随着一股凉风，美丽的渝澳大桥和嘉陵江大桥映入他的眼帘———两桥相拥，横跨大江两岸，在薄雾中时隐时现；桥上车来车往，桥下嘉陵江水奔流不息，“重庆要是没有桥的话，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哦。”老人感叹道。

的确，重庆，一座城在山中、山在江中的城市，桥对城市发展和人们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桥在修建之初只是为了方便人和车、改善一个城市的交通状况的话，那么在它不断发展壮大后，桥也成了一个城市的“名片”，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渐渐成为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国最权威的桥梁组织茅以升科教基金桥梁委员会认定重庆为“中国桥都”。重庆不仅桥多，而且桥型美，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桥型，所以重庆还被称为中国“桥梁博物馆”。据了解，大到长江、嘉陵江，小到涪江、乌江，重庆大大小小的桥梁有5000多座。重庆已建、在建的长江大桥有24座，嘉陵江大桥11座，而直辖之初，长江和嘉陵江上只有8座大桥。

重庆的大桥拥有多项世界第一，菜园坝长江大桥是世界上公路和轨道交通两用拱桥中跨度最大的；朝天门大桥、石板坡长江大桥也分别是全球同类型桥梁中的世界第一跨；万州长江大桥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混凝土拱桥；巫山长江公路大桥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钢管混凝土中承式拱桥。

咱们的生活变了样

A、看重庆夜景比肩香港

“不看夜景，枉到重庆。”如今，重庆人接待外地客人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走，今晚带你去南山看夜景吧”。南山一棵树是看重庆夜景的最佳位置，这里与重庆最辉煌最灿烂的主城区隔江相望，位置高(海拔437.5米)，可看到长江与嘉陵江于朝天门处汇合，凭栏远眺，夜景层次分明，立体感强，极具诗情画意。

伫立南山一棵树观景台极目远眺，点点火光点缀，错落有致，好似跳动的音符，如梦似幻，气韵迷离；隔岸主城区那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布满了夺目耀眼的霓虹灯，把山城的夜空照得通亮，其灯光疏密相间，层次分明，呈现出一种立体的美、柔和的美；滨江路上，橘黄色的灯火连成一条飘逸的彩带，宛如仙女飘动着的衣袂，更像一条舞动的火龙，绽放着山城蓬勃朝气和青春活力；更妩媚动人的是那波光潋滟的江面，万家灯火倒映水中，形成无数条金银光柱，那七色的光交织在一起，显得雍容华贵，充满诗情画意！霓虹闪烁的观光游艇载着游人在江面缓缓而行，载着人们无边的遐想和美丽的憧憬！

B、吃“美食之都”领风骚

重庆火锅、南山泉水鸡、南滨路美食街、解放碑好吃街，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如今已成重庆美食的“代言人”。“用心去做！”每天开张前，在渝中区七星岗开炒菜馆的彭大姐，都会交代店里的伙计们在买菜、配料、烹饪等环节上都要用心。“现在顾客既挑剔味道又要营养，还要讲究服务质量。”

据重庆市统计局调查总队资料显示，城市居民人均肉禽蛋水产品消费量比直辖前增长了12.4%，各种鲜乳及奶制品消费量增长了1.7倍，农村居民肉类消费量增长了23%。重庆市民越来越注重吃得健康、吃得美味和吃得方便了。据了解，截至去年底，重庆市餐饮业在外地开办连锁店达3000多家，每年解决就业人口数万人；去年，该市餐饮业的营业额达162亿元，超过目标任务12亿，吸纳就业人口80余万。同时，重庆市举办的两届火锅节、美食节都让山城美食得到很好的推广和交流，“美食之都”名副其实。

C、住搬出平房住进大楼

匡女士一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江北城老区，全家3口人之前一直挤在3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如今，由于老城区的改造，他们一家已入住摩天高楼。匡女士感叹：“直辖10年带给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太多的实惠了。”匡称，3年前，政府决定改造江北城老区，低矮潮湿的平房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夷为平地，数个月后，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摩天高楼。“政府给我家补贴安置的房子位于大楼的18层，面积110多平方米，小区环境和物管服务没得说，站在客厅里还能看见长江和嘉陵江呢。”

其实，跟匡女士一样“惊喜”的重庆市民还有很多，他们都因城市的旧城改造住了漂亮的新房———北部新区直辖前不属城区，只是大片的农田和村落，经过十年建设与发展，现在这里已全是高楼大厦、高档住宅小区和宽阔的街道。据了解，直辖10年间，重庆市民的居住条件和环境大大改善，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4平方米，是直辖前的数倍。

D、行轿车飞进百姓家

前日，沙坪坝的李先生从正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车展上买了辆东风标致307，随后他开始计划着未来的生活：周末，开车去大田湾体育场踢球；十一长假，自驾车去海南游……李先生在重庆一家外资企业上班，今年38岁。“10年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这辈子还能买上车，如今却变成了现实。”

老李家的变化，是重庆城市居民生活变化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997年，该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23元，如今已达11570元，是直辖当年的2.2倍。该队有关人士表示，重庆居民衣、食消费正向住、行消费转移，以往城乡居民千元、万元级消费正在向十万元甚至百万元级消费快速转变，消费结构升级步入“加速跑”阶段。

据了解，为构建制造、研发、商贸服务为一体的“中国汽车名城”，重庆目前提出了“汽摩之都”构想，按照规划，到2010年，重庆整车产销预计将达150万辆。重庆现已成为各类汽车销售商抢占销售领地的重要城市，销量每年都成倍增长，2004年为7万辆，2005年则达到14万辆。

重庆速度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地图

重庆直辖十年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形象日新月异，市长王鸿举曾用这样的话形象地描绘新重庆：“重庆是一个每3个月就需更新一版地图的地方！”在航拍师李先生记忆里，以前航拍重庆，空中取景解放碑信手拈来。直辖后，空中寻找解放碑变得十分困难。数十栋超高层建筑形成了新的天际线，在城市森林中找寻老“地标”成了每次航拍的难题。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建设大提速，让重庆城“长大”了一倍：主城建成区面积在直辖时只有约300平方公里，到2005年达到700多平方公里；直辖前，重庆主城区主要集中在长江和嘉陵江两江环抱的渝中半岛，随着主城区的北拓和西进，而今已明显“变胖”。10年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主任规划师闵希莹游三峡时曾在重庆短暂停留，当时她感觉“重庆像个大农村”。近日，她再赴重庆的印象是“和我的记忆相比，重庆变化太大了。”

一系列信号显示：或许，今后重庆地图的更新时间会更短。

李鹏撰文深情祝福重庆

重庆直辖十周年之际，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同志专门撰写纪念文章，以表达他对这座城市及其人民的深情祝福和厚望。李鹏说，十年来，重庆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不同程度改善……一座秀丽的山城，正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祖国的大西南。十年来，重庆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众所公认的成就，“作为重庆直辖决策者之一，我也感到十分欣慰。”

同时，他指出，重庆必须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继续巩固和发展新兴产业群，寻求新经济增长点。要继续做好移民工作，关注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大力发展旅游业、运输业、物流业，进一步发挥重庆在西南的辐射带动作用。“我们坚信，在新的十年里，重庆市一定能够富民兴市，更加发达，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一定能够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重庆直辖决策者、推动者之一，李鹏同志对重庆怀有深厚的感情。1997年6月18日上午10点，在重庆近3000万人民的期待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亲手为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10年间，李鹏同志先后十余次到重庆，给这座城市和她的人民以极大的关怀和鼓舞，也兑现了他每年到一次重庆的诺言。（来源：华西都市报）

月7日晨，雾很浓。30岁的万春霞从宿舍醒来，洗漱、吃饭，半小时后的7点半整，她准时站到了车间的流水线旁，待机器轰鸣声起，开始一天的工作。

万春霞所在的摩托车配件企业，坐落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的工业园里，她的工作是给摩托车发动机里转子的外壳装上6个铆钉。她只有初中文化，但这个工作，她做得很好。

这名年轻的女工来自三峡蓄水淹没陆域面积最大的地区云阳县农村。那里仅库区移民就有16万人。当人们从古城沉入水底的悲壮情绪中平缓过来后，开始大规模的外出打工。现在，云阳县有固定常年外出务工农业人口25.3万人，占到这个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万春霞仅仅是这座年轻直辖市中百万库区移民的缩影——从农村来到城市，文化不高，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

截至2006年，直辖之初的2445万重庆农村人口中，富余劳动力已累计转移出706万人。这一数字接近伦敦主城区人口的总量。

他们每年往返于家乡和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重庆主城区之间，赚回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开销。而一旦他们的收入得以在外面安家，他们将永不再回来。

重庆市府计划，在未来五六年间，以每年40万人的速度，再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220万人；到2020年，将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1000万人，将农业人口控制在930万左右。

随着农村的老屋空弃、土地抛荒，大量村庄将终结世代传承的历史，就好像那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

然而，对于重庆市来说，直辖10年，弹指一挥，艰难的转身背后是重庆该如何定位。

试点九龙坡

重庆市发改委方面的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针对刚刚获批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续细化政策仍在制定中。但重庆已经为这场试验选定了先行先试的平台——九龙坡区。

这个90多万人口的工业大区，农业人口少，城区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强。

九龙坡区的目标是，到2020年把下辖9个镇的20万农业人口再转移出10万进入第二、三产业。这个区计划把低素质的农业人口引导进入类似花卉种植这种第一、三产业结合的行业中；利用职业技能培训，让具备一定素质的农民进入工业园区，成为产业工人，或者进入餐饮、商贸等第三产业。

万春霞很满意现在每月1200元工资的工作。但她眼前最大的困难是，因为没有城镇户口，孩子上学要交近万元的借读费。她所在的企业可以给非城镇户口的员工上 “三险一金”，但员工要出一半的钱，万春霞说自己还年轻，身体好，不想上。

2012年之前，重庆将全面取消农业、非农户口的划分，统一登记为“重庆市居民户口”，并最终过渡到以身份证取代户籍管理；在财政能够负担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行政体制上，进一步简政放权，增强区县统揽本地经济发展的能力，试点撤乡镇政府建乡公所，改镇政府为街道办事处。

和万春霞一样为孩子上学犯难的，还有同样在这家企业工作的项兵。项兵每天在生产线上，只是为摩托车发动机定子上缠绕的铜线剪掉多出的部分。31岁的项兵留着时髦的发型，戴耳钉，右臂上刺着一只“大象”和一个“忍”字，很难想像他是一个六岁孩子的父亲。项兵的妻子在九龙坡区白市驿镇的商场做售货员。他们的打算是，夫妻俩每年攒一万块钱，5年后在镇上开个小店卖床上用品，以后就在这里买房安家。

一盘菜 一桌菜

“现在只要肯干活，没有找不到工作的，云阳县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项兵很乐观。但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云阳县仍有高达18.6%的城镇失业率，2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困难的是，云阳县44万适龄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的有25.6万人。数百万低素质的农业人口，成为重庆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最艰难的变数。

为了解决农村低素质人群的就业，大量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重庆的工业园区兴建。

重庆市委财经办副主任陈新民说，如果说以往的三届市领导主政期间每人做了一盘菜的话，汪洋书记所领导的这届重庆市府，将凭借“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获批的契机，端上一桌菜来，全方位推进这座山城经济发展的进程。

一个由彼此交通顺畅相连的以重庆主城为核心、23个经济较好区县组成的“一小时经济圈”，承载着这座城市未来15年发展的梦想。重庆东北部库区和东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百万农业人口，将被吸纳进入这个区域未来将迅速兴起的20余个中小城市、100座中小规模城镇和60个工业园区中。

但人们仍在质疑——在投资环境明显劣于东部沿海、区位优势不及中部武汉等城市的重庆，用什么产业填充到这个未来将容纳2200万人口的庞大的经济区域中去？

传统的汽车摩托车产业、以常规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装备制造业、石化产业和以微电子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是排在重庆未来重点发展的六大产业中的前四个。而发展物流中心，则一直是这座依江而兴的城市难以摆脱的情结。按照设想，这些产业的大项目将落户于“一小时经济圈”内大城市的工业园区，小城市、城镇则给这些大项目做相关产业配套。

在对重庆市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勇、重庆大学教授蒲勇健、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的采访中，水电气资源、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是他们均谈及的重庆经济发展优势所在。

然而，疑问依旧没有消除。除了连续发现大气田、中缅石油管道到达昆明后可能接入重庆，使得这里在发展石化项目上具有明显优势和机遇外，其他项目的发展，均显后劲不足。作为传统支柱产业的摩托车已火爆不再；仅凭借长安福特一家汽车企业很难带动这个产业的高速增长；微电子产业也主要依托台湾茂德8?集成电路一个项目；而现代装备制造业，是上海正在积极发展的产业；物流，显然也只能屈居宜昌之后，发展中西部次级物流中心。在采访中重庆的一些政府经济发展的智囊团人物也对这些表示了担心。

这个被人们寄予最大期望的，未来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攥在手里的是一条苦涩的发展链条：解决千万农民向城市转移——发展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未来再次产业升级瓶颈……

这是摆在重庆市政府未来十年的一道难题，在全国都在进行产业升级换代的时候，重庆该怎么解决经济持续发展和大量人口就业？

一位学者承认，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资本不会自觉流向缺乏竞争优势的西部。但发展西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战略问题。西部要发展，必然先发展重庆，作为西部重镇，发挥西南交通枢纽作用、发展大项目建设，发展大工业产业，似乎才是重庆的现实之选。这就需要中央在财力、物力和政策上大力支持。“重庆已经给中央递交申请，希望获得中央大力支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是重庆下个十年腾飞的坚实基础。

定位重庆

2007年5月10日，重庆当地著名学者、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在被问及怎么看待十周年之际的直辖市重庆时，他思索片刻之后，吐出两个字：“西京”。

“无论从西部的地理位置、战略布局、经济基础、工业发展来看，惟独重庆堪挑此大梁。”蒲勇健说，“从亚洲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亚的崛起已经不可避免，尤以印度为例，近年来中亚与国内的贸易往来，增长迅猛，重庆重新被定位为长江中上游的经济发展中心、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意图。”

蒲建勇补充道：“西部必须出现一个具备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战略部署的中心。让东部的商品沿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抵达重庆，再由重庆运往中亚，从长远的发展战略来看，西部应有一个直辖市来统辖全局。”

我们回看这座城市在抗战时期的那段“显赫”历史：国民政府将重庆立为“战时首都”，即“陪都”。

在战火纷飞、日寇战机的狂轰滥炸中，重庆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直辖。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255号训令：“查重庆市现经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应即行通行饬知。除明令公布外，合行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

“重庆虽有三千年历史，但明清以前，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军事堡垒，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重庆市党史专家艾新全回顾重庆史时称。在重庆成为“陪都”的那段历史里，几乎全中国所有的军工产业都汇集于重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为了确保西南片区政权的稳定，仍然将军队和行政中心设置在重庆，邓小平同志主政西南局。

中央此举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控制国民党遗留在重庆的反政府势力；二是抓生产建设，利用重庆已有的，在当时是较为发达的产业基础，供应粮食物资和军工用品，为后来的解放西藏做准备。

1950年，整个西南五省（川、黔、滇、康、藏）共有七千万人口，重庆仅一百一十万，但是创造出的生产总值占全区（西南区）的三分之一强，占四川省的70%。直到1954年，新中国政局逐渐稳定，重庆划归四川管辖。

在20世纪的前半叶，重庆无论从地理位置、军事布局、产业基础和文化氛围来看，都稳居中国西南区的龙头宝座。尤其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位列全国第三大城市（北京、上海之后）。

弹子石，重庆曾经最繁华的码头之一。“煤码头，粮食码头，棉花码头，依次排开，一直到朝天门的轮渡，有时上千人排队。”重庆市民程继华回忆30年前他生活在这里时的情景。每年涨大水的时候，从下游万州、涪陵上来运蔬菜和生猪的船会成群停靠在弹子石，浩浩荡荡的船队看不到头。

现在，这里除了一条有着百年历史的青石板路和一些破旧不堪的民居外，繁华只残存在当地老人们的记忆中。起始于这里的朝天门长江大桥，不久将要合龙，这里和重庆繁华的主城区将只有一桥之隔。重庆曾经的景象已逝，新的发展机遇正扑面而来。

傍晚时分，空气中的雾，开始散了。万春霞吃过晚饭，走在白市驿镇上，她开始关心这里的房子了。此时，项兵和他的妻子，正在镇上的KTV唱歌，每人5元钱，时间不限。

<<<最大的变化：

每三个月都要更新一版地图的地方

<<<交通：

直辖之初从重庆市区到最长、最远的县城要走两天。现在8小时之内就可到达

嘉陵江上的大桥，直辖之初是8座，去年年底已经建成36座，到明年竣工的还有5座“黄金水道”，现在的通货能力相当于四条高速铁路<<<移民：到去年年底为止113万移民当中已经动迁了102万，每一个移民家庭至少有一个人从事二、三产业<<<教育：大学在校学生直辖之初是15万人，2006年已经达到57万人<<<雾会散去吗？

直辖之前，每年的雾天平均是110天。最近4年，平均每年51、52天

田德荣的退休工资有1400多块钱，比他的女婿和女儿的总和还要多。

退休前他在重庆万州区博物馆工作，当地人习惯把这座博物馆称为三峡博物馆。

退休之后，田德荣夫妇仍然吃住在博物馆里。这是一座破旧的博物馆，惟一现代化的设备是去年刚刚自费添置的10万元的红外防盗装置，博物馆的墙外，挤满了碧绿的爬山虎。

田德荣的女儿29岁，由于找不到工作，临街开了个打字复印店，一个月赚600块钱，刚够自己吃喝；田的女婿找的工作，也赚不到几个钱，因此田德荣想抱上孙女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不过也有很多精明的商人，祥飞丝绸公司的老板周永忠无疑是其中一位。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样，当重庆多数人涌向城市打工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工厂设在了万州。

“在库区办厂，从国家得到的投资政策和税收方面的优惠，都要多很多。”周的祥飞丝绸，目前已经销往印度、尼泊尔、新加坡等地，2006年他的祥飞公司还进入了重庆民营经济50强。

得之

从来没有哪一个城市，会像重庆这样，因为三峡工程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也同样因为三峡工程背上沉重的包袱。

重庆直辖十年，也是移民的十年。

短短的十年之中，要将近百万人口，从祖辈耕种的田地上迁离，并安置，令其居有所、病可医、老有保、少有学，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而解决移民的问题，也是当初重庆直辖时，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之一。

“重庆究竟从三峡工程中得到了什么？”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时，他回答说， “重庆因为三峡而发展成为现今的重庆。”

“三峡蓄水了，发电了，中央尽可能地想着重庆，为了安置那些因为三峡工程而改变命运的人们，不仅在西电东输的过程中，抽取一定的税额，补贴重庆，同时从农业、工业方面尽可能多的支持重庆。”廖元和说。

百万移民，中央的支持远不止百亿。

以三峡库区最大的城市万州为例，如果没有三峡蓄水淹没城区，也许万州至今与其他城市并无二异，没有现在宽阔的柏油马路，没有一栋栋新修建的洋房，笔直而开阔的滨江大道。

库区农民因三峡而转变成为城镇居民的占据了多数，政府也将他们安置在修建一新的洋房里，享受着比以前更好的医疗、养老待遇。 “他们的子女，享受到的教育也比从前要好得多。”廖元和说。

6月7日，重庆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专家普遍将其解读为中国的 “第三个特区”，当地的多数专家认为，重庆被作为统筹城乡改革的试点区，跟三峡库区的大量移民的进一步安置有关。

手中握着三峡这张牌，重庆还有更多的利益。设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基金，专门用于重庆等上游地区生态建设，基金来源包括：“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三峡总公司发电收入中按每度电提取0.5~1分钱作为补偿资金，这笔资金大概估算在200亿元左右。

十年前直辖，十年后特区。重庆的发展与三峡水库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丝丝相扣，紧紧相连。

失之

三峡工程又令重庆失去了什么？

有人认为，三峡工程令重庆失去了旅游景观，淹没了城池，隐没了山川；也有人认为，三峡工程令重庆负重前行：城邦消退、产业空虚、移民困扰、治安不良。

如果没有三峡工程，或许他们不会像现在这样无所事事。街上这样的年轻人太多了，那些被移民安置的农民，多数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失去了种田的土地，又没有在城市中生存的技能。

“农民变市民，住起洋房，端着饭碗。端着饭碗，指的是讨饭的碗。”田德荣无奈地说， “在三峡库区，有很多 ‘零就业’家庭，所谓零就业家庭，指的是那些全家都没有工作的。”

万州这座城市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忧，由于没有大型工业和支柱产业的支撑。没有生存技能的农民，丧失土地之后就只有在城市里干些苦力活，以供他们所住的那座崭新洋房的水费、电费和煤气费。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的两位研究员宋爱平与王端平对三峡库区的经济做了一次深度调研。

经过一系列的抽样统计和东西部产业结构对比之后，两位研究员得出直辖以来三峡重庆库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个现状：以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库区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在靠投资拉动，近几年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但是形成的支柱产业少，三峡工程完工后，势必形成产业空虚，影响进一步发展壮大。

重庆一直以来打好三峡库区牌促进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望，显然没能实现。今天的三峡库区，对于重庆而言，不是一个发展的凭借，更多的是意味着责任和负担，令重庆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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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重庆库区的非公有制经济总量偏小，从发展的历史演变来看，库区个体、私营经济从事第三产业的户数占大多数，主要集中在商业流通和服务行业。如零售、饮食和中介服务等。第二产业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水平，发展后劲不足；从运行质量上看，库区非公有制经济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源型产业，如煤炭、建材、房地产业等，普遍存在科技含量不高、品牌效应不强、抗风险能力弱、经济效益低的问题。

从对产值的贡献和科技贡献率来看，中国东部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开始由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迈进，其发展对资金的依赖度相对减弱，而西部及库区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本积累。

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了重庆市政府面前：三峡库区沿岸生活着1000多万人口，这些人中的80%以上都是农民，普遍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由于三峡水库是生态保护区，地处长江中上游，在这个地方发展重化工业并不适宜，发展大型化工企业容易埋下隐患，此前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已是先例。

重庆一直以来打好三峡库区牌促进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望，显然没能实现。今天的三峡库区，对于重庆而言，不是一个发展的凭借，更多的是意味着责任和负担，令重庆负重前行。

憧憬

与两位研究员的忧虑截然相反，长期致力于农村发展建设的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则描绘出另一幅蓝图。

经过10至15年的不懈努力，使重庆农业产业化覆盖重庆60%以上的耕地，60%以上的留守农民长期在农民公司或者龙头企业务工，农业产业化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0%以上。

届时，人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来到重庆，沿着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和农村公路，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色：处处青山绿水；不同作物的农业基地集中连片，一年四季色彩斑斓；卡车载着各种形状和色彩的农产品，奔驰在宽阔的公路上；大部分农民居住在城镇或依山傍水的居民点，山上零散的农宅不见了；农民白天驾车（摩托车、小汽车）前往基地务工。晚上栖息于城市功能完整且富于民族风情和现代文化气息的小城镇或居民小区；农家乐、生态园聚集八方游客，谈笑风生，农民，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乌托邦之梦？

有人认为国开行重庆分行的想法幼稚可笑。不过，中共重庆市委财经办副主任陈新民向记者表达了他的观点。

“重庆库区有什么？工业落后、农业不发达、第三产业更不用提。但是库区有大量的农民和土地，我们可以在这上面作文章。”陈新民说。

在重庆市政府的构想中：一方面，通过发展核心城市和周边城镇的工业与第三产业，吸引库区农民进城务工；另一方面，这些农民空余的土地将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劳务输出也是重庆的一大优势。”陈新民认为，重庆人口多，劳动力便宜，可以为沿海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庆逐步入下安置移民的重负，然而“库区产业空心化”依然是摆在重庆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