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07年8月29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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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跨境双城的欧洲经验
建构港深都会的范式转变﹕合作≠合併
【明报专讯】作者为﹕香港大学地理系助理教授(研究)
继月初智经研究中心发表建构港深都会的研究报告后，香港特区与深圳市政府举办的第2届港深合作论坛亦以「共建国际大都会」为主题，标誌着港深合作范式的突破(paradigm shift)，由民间推动转为政府参与。
深圳是香港与内地唯一陆地接壤的边界城市，过去30年由只有3万人的边境小渔村发展为人口近千万的现代化大都市，香港在其迅速成长中功不可没。深圳市长许宗衡就任时曾提出「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的理念，实际上是回归其城市创建时的初始定位。在近日召开的港深合作论坛上，许市长将其进一步延伸为「与香港联合，共建世界级大都会」。大珠江三角洲作为新兴的「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区域内各城市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相比上海在长三角的绝对龙头地位，大珠江三角洲穗港深孰为龙头之争似乎仍未偃旗息鼓。广(州)─佛(山)都市圈的建设正如火如荼，深港两地在竞争(特别是港口发展)之餘，明显意识到共同的战略利益。携手建设国际大都会，成为增强两市竞争力的共同愿望。
智经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将港深都会与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国际都会作比较，并以赶超后者为目标，但后者并不具备跨境都市的性质，作为港深都会的模仿榜样或比较参照物似乎并不适宜，资金和人流在这三个大都市中可以自由流动，没有边境的分隔。
欧盟北美跨境城市 没有造成「去地域化」
事实上欧洲和北美有眾多类似香港─深圳的跨境双城，如德国─波兰之间的Guben-Gubin, Gorlitz/Zgorgelez、荷兰─德国的Kerkrade-Herezognrath、法国─比利时的Lille-Kortrijkh、丹麦／瑞典Copenhagen/Malmo的跨国城市(Bi-national cities)，以及在长达2000公里的美国─墨西哥边境线两侧100公里范围内，从西边的San Diego/Tijuana向东南延伸至Bronsville/Matamoros，分佈着13对跨境双城。这一对对跨境城市在边境仍然保留的情况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愈来愈密切，形成了所谓「跨境都市」(Transfrontier metropolis)。虽然经济和文化互动日趋密切，特别是跨境人流逐渐日常化(daily practice)，但各城市仍保留各自原有的制度和行政架构不变。即使在经济融合已制度化的欧盟(EU)或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跨境城市之间的合作并没有造成所谓「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以荷兰─德国之间在19世纪曾属同一地域(Rode)的跨境城市Kerkrade-Herezognrath为例，虽然这两个的城市政府自1990年代初积极推动建设跨境双城Eurode，但由於隶属不同国家的行政体系，边境两边居民对融合理念存在态度上的差异(如主动与被动接受，融合进展的步伐)等因素，建成一个具有同一归属感(new identity)和共同利益认知的跨境双城(bi-national city)仍为乌托邦式的愿景。主要原因在于，虽然跨境交流日趋日常化，但两个城市的发展仍以各自所属的国家利益为依归，如两个城市劳动人口的流动仍然会趋向所属国的核心大城市，空间扩展仍以各自所属国家为发展腹地，始终难以达至以建设跨境双城为共同目标的规划蓝图和一致行动。
利益分歧、制度分野，以及边界两边居民对城市融合理念的差异，是造成跨境城市彻底融合为一城、由称呼对方为「你们」(you-ness)改为「我们」(we-ness)的主要障碍。
边境并不会消失
长期研究边境的著名政治地理学者大尉纽曼教授(David Newman)在其新著中指出，全球化趋势下边境并不会消失，而只是发生转变，由有形变为无形，由静态变为动态【註1】。即是说，实体边境(physical border)可能由於经济日趋融合，人员自由流动，以及跨境交通基建的衔接而日趋畅通，甚至模糊，但各自原有的制度和行政架构仍然保持不变：类似上述欧盟的跨境双城，港深边界两边居民内心中的地域界线和分野(invisible border)可能继续存在，深圳／香港仍会称对方为「你们」，而不是「我们」(比如深圳人来港仍难以像香港人一样享受综援，而港人北上就医可能仍无法享有当地人的收费等)。可见，地域因素(territorial factor)并没有在所谓「无边境的世界」中失去其重要性。
欧盟近年提出在2007至2013年期间，各成员国的边境城市之间通过建立「新邻居关係」(New Neighbourhood)的目标，以达至边境功能由屏障(barrier)向仲介桥樑(bridge)转变。欧盟成员国制度相近的跨境双城之完全融合尚困难重重，更何况「两制」之下的港深融合。
最近得到港深政府积极推动的港深都会构想，有别於深圳学者多年前提出的港深「同城化」设想。建设港深都会的目的是，令两个边境城市合作更加便利和畅通，但合作不等於合併。在行政级别上，香港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特别行政区，深圳是广东省政府辖下一个副省级城市。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港深跨境都会有别於国际上其他跨境城市之处还在於其边界的特殊性﹕既不是两国之间的国界，也不同於一国之内的行政界线。大珠江三角洲为起源於欧盟的「多层级管治」(Multi-level governance)模式提供了一个欧盟成员国之外的生动案例，港深关係便是定位在这个跨境管治架构之下，即港深合作不仅仅是两市之间的问题，还涉及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以及与珠三角内其他城市之间的关係【註2】。错综复杂的利益关係以及两地居民认知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将令港深都会的建构在规划和具体操作上有一定难度。笔者认为，实现港深都会构想的第一步，是找到切实可行的突破口，早日达至共同理念，从而带动跨境都市的全面推进。保存边境，开放禁区，发展河套区，是其中值得考虑的方案之一。
註：
1. David Newman (2006) The Resilience of Territorial Conflict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Miles Kahler and Barbara F. Walter eds. Territoriality and Conflict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pp. 85-11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Chun Yang (2005) An Emerging Cross-boundary Metropolis in China: Hong Kong and Shenzhen under "Two System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Vol.27, No.2, pp.195-225,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