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四大活佛,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
只有章嘉去了台湾,现简介如下:
七世章嘉·意希多杰，又名罗桑白旦丹贝仲美，为章嘉活佛系统的第七世(也有的佛教徒从释迦弟子尊达算起，称为第十九世)。光绪十七年(1891)出生于唐克托地方(今互助县南门峡乡却藏滩)，①被认定为六世章嘉呼图克图的转世身。六世章嘉罗桑丹增坚赞是湟水流域人，光绪十二年(1886)奉诏进京，年才九岁，受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赏赐甚多，接着巡视五台山和内蒙诸地，十四年(1888)九月圆寂于内蒙古多伦诺尔的善因寺。清朝廷理藩院即指示佑宁寺以及内蒙古善因寺、汇宗寺喇嘛寻访他的转世灵童，后来诸寺喇嘛便找到了意希多杰，经理藩院在北京雍和宫抽签，认定为七世章嘉呼图克图，迎入佑宁寺供奉教养。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岁的七世章嘉奉召入京。光绪帝在内廷召见了他，乘黄舆，颁赐金印。次年，授为札萨克达喇嘛，命其长驻北京，继承前世所有的封号，享受各项应得的待遇。二十七年(1901)曾赴五台山、多伦诺尔、察哈尔等地巡礼疗疾，直到三十年(1904)从蒙古草地回到北京，和前辈章嘉一样，驻锡于嵩祝寺，并被光绪帝召见。不久，驻京呼图克图六世敏珠尔活佛俄科(今海北祁连县阿力克人)去世于多伦诺尔的广宗寺，其所任京城副札萨克达喇嘛一职空缺，理藩院奏请朝廷简放遗缺，光绪帝遂命七世章嘉任此职，并管理内蒙的汇宗、善因两大寺，北京的嵩祝、法渊、知珠、法海四寺、西宁的佑宁、广济二寺，以及五台山的镇海、普乐等寺院，仍驻嵩祝寺供奉。这时他才十四岁。辛亥革命爆发时，七世章嘉已是二十岁的年轻人，具有一定的主见。这年(1911)夏天，他奉末代皇帝溥仪之命去多伦诺尔接掌札萨克达喇嘛印务。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中旬，清帝退位，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仍然以北京为民国首都，各省纷纷通电赞成民主共和。可是蒙古贵族则对辛亥革命感到恐惧，表示反对民主共和。在沙俄唆使下，外蒙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独立”，内蒙也有不少人策划“独立”活动，一时气氛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内蒙宗教领袖的七世章嘉于1912年8月16日毅然来到北京，表示赞成共和，并出面劝导内蒙地区的蒙古王公贵族放弃“独立”主张，拥护中华民国，共谋五族幸福。由于他在内蒙佛教徒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因而他的劝导起了重要作用，不久内蒙古王公贵族也大多表示拥护民国。在这次分裂与统一的斗争中，七世章嘉起了民国政府中其他人所无法起的作用。袁世凯为了酬答七世章嘉之功，在1912年10月19日颁布命令，加封章嘉“宏济光明大国师”名号。同月30日，又批示道：“章嘉呼图克图，道行高深，此次翊赞共和，厥功尤伟”，加年俸银一万元。11月12日，再次颁令晋封七世章嘉的父亲为辅国公，母亲为公夫人，其弟弟、师父等皆有封赏。到1916年元月，大总统徐世昌又一次颁令道：“西宁果隆寺(即佑宁寺)章嘉呼图克图，原有灌顶、普善、广慈、弘济、光明大国师，加封昭因阐化四字名号，并金册一道。”随之，还专门从陆军部为章嘉拨出随身保护马队一队。其时，外蒙古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乘辛亥革命之机，与沙皇俄国勾结，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帝国”，自称“日光皇帝”。中国政府照会沙俄驻华公使，表示强烈抗议。后几经交涉，外蒙在1915年夏天撤销“独立”，改称“自治”，哲布尊丹巴接受民国政府的册封。可是在1921年7月，外蒙再次宣布“独立”，哲布尊丹巴任立宪君主。七世章嘉曾多次致函哲布尊丹巴，规劝他取消“独立”，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哲布尊丹巴于1924年3月去世，外蒙当局废除其转世制度，直接改称蒙古人民共和国。章嘉遂成为整个蒙古地区佛教徒所敬仰的宗教领袖，因此被北洋政府更加重视。1925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七世章嘉即派使者到南京联络，国民政府立即任命他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生前想法，加封七世章嘉为“净觉辅教大师”。1929年，在南京正式成立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国驻京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了与国民政府的联系。七世章嘉“素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信念”，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全民族的抗战，出力很多。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土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惨遭蹂躏。日寇还想进一步利用内蒙古王公贵族，吞并内蒙古地区。内蒙贵族德王与日寇勾结，策划“蒙古自治”，进行分裂活动。全国人民对此义愤填膺，七世章嘉也不例外，多次规劝德王以及各旗王公，甚至与德王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次年4月，国民政府在洛阳广寒宫主持召开“国难会议”，七世章嘉专程从太原前往参加，被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为名誉主席。他在会上用蒙语进行演讲，陈述国家强盛之理，领土被蹂躏之痛，博得热烈掌声。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任命七世章嘉为蒙旗宣化使。1932年12月26日晨，章嘉在国府大礼堂正式宣誓就职，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授予印信，随之成立宣化使公署，内设总务、宣传两个处，1933年元月，章嘉回到五台山，设立行台秘书室，并筹备宣化办公用品。之后，曾巡察内蒙古诸盟旗，进行宗教政治活动，劝导王公贵族不要轻信日寇挑唆，不要干分裂国家之事。七世章嘉的行动，早就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监视，他们企图重利拉拢章嘉，利用章嘉在蒙古群众中的崇高威信进行分裂我内蒙地区的活动，可是七世章嘉面对利诱威逼，态度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七世章嘉不仅对蒙古地区的安危日夜操劳，而且十分关注西藏地区的局势。当时九世班禅避居内地，十三世达赖被亲英分子所挟裹，英帝国主义吞并西藏的欲望日益强烈，西藏局势非常严峻，国民政府深感棘手。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去世，七世章嘉便致唁电拉萨当局云：“惊闻达赖大师圆寂，震悼殊深。值此边务纠纷，西陲多事之秋，遥念佛辉，弥增关切，敬希善摄藏政，以固边围，而纾中央西顾之忧。”同时又给班禅和国民政府发电，对九世班禅进劝道：“西藏系边藩要地，主持端须重望，我师佛教首擘，政治领袖，关众藏务，自在荩筹硕画，中藏之幸，国家之幸。其惟我师图之。”对国民政府则建议道：“窃以西藏问题，久悬未决，值此藏务主持乏人之际，亟宜派素孚藏民信仰大员，主持一切冀安边圉。”从这几封电报可以看出，七世章嘉对西藏问题是何等的关切，其维护国家统一的一片激情，表溢于字里行间。七世章嘉自任蒙旗宣化使后，常驻南京，期间还曾巡游普陀山、九华山、峨眉山以及江、浙诸佛教名胜。所到之处，深受欢迎，1935年，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7年，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七七事变”后，日寇逼近河北山西。当时，七世章嘉正在五台山，日寇对他多方诱逼，但他毅然离开山西，先下南京，后上重庆，将蒙旗宣化使公署迁至成都，继续进行爱国宗教活动。期间，也还和著名佛教大师太虚整顿重建中国佛教会，为推动国内佛教活动出了不少力。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七世章嘉，晋封他为“护国净觉辅教大师”，授金印金册。就当时而言，封为“护国大师”的只有达赖和班禅二人，章嘉也被封以同等的尊号，可见政府对他的敬重程度之深。后来台湾官方评价他时认为：“八年抗战期间，大师站在佛教立场，翊赞抗建大计，号召蒙藏同胞，贡献良多。”所以，在被封为“护国大师”的同时，还授予他胜利勋章等多枚。国民政府实行宪政以后，七世章嘉还曾历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47年，在南京召开中国佛教会首届会员代表大会，七世章嘉当选为理事长。全国解放前夕，七世章嘉申请回青海家乡看看，但是蒋介石没有同意，并将他挟持到了台湾。1952年，在台北召开第二次“中国佛教会”代表大会，再次推举为理事长。同年9月，率领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第二次世界佛教徒大会。七世章嘉在晚年常常思念大陆蒙藏同胞，思念青海家乡，但是海峡隔绝，唯能寄情于无穷的回忆和想象而已。1957年3月4日，七世章嘉大师在台北台大医院附设医院圆寂，享年六十六岁。台湾当局为他举行了葬礼。次年初，蒋介石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褒扬中国佛教会故前理事长章嘉呼图竞图令文》。文中道：“护国净觉辅教大师章嘉呼图克图瑞岭隆祥，宋崖悬慧，潜修密院，光肇藏宗。曩昔杖锡中原，宣化蒙旗，宏扬教义，所至缁素景从。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及蒙藏委员会委员，竭诚翊赞中枢。……正期辅佐中兴，不意遽归大化。当届圆寂之际，犹为国祈福，吁祝收京。缅怀绩范，悼惜弥深，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崇德报功之至意。
七世章嘉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佛教领袖。辛亥革命成功，他从内蒙驰赴北京，赞成共和；后又劝导内外蒙古，维护国家统一；抗战之初，拒绝日寇利诱。但最后被蒋介石劫持到台湾，客死异乡，并就此完结了章嘉活佛系统。然而，七世章嘉毕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日常诵持经咒，精进不懈，而且每日一餐，严守教规。同时，他又是一位博学之士，精通汉、满、蒙、藏多种文字，勤于写作，著述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