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中心功能是不是省会城市的 “十全功夫”？如果不是，那些老省会怎么会变得“一无所有”？
老省会与新省会，一个怅然滑落，一个拔节成长，50年的发展落差所引发的忧思在于：中国的城市发展何时才能走出政治中心功能依赖的迷途。
在区域发展中，我们习惯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省会一城独大，城市面目雷同；在城市发展中，我们习惯追逐特殊政策，排斥市场规律；看重行政级别，忽视自在活力。所幸的是，仍有一些城市凭借市场“自摸”成功超越省会，野心昭然地宣告：政治中心的功能是行政赋予的，但经济中心的功能是靠竞争获得的。
省会迁移
-本刊记者 杨 敏
一个城市，一旦成为区域的政治中心，他就具有了不可抗拒的竞争力、吸引力，从而也就有了巨大的活力。抛开老省会不说，城市功能的剥离对所有城市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除去海口，石家庄就是中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1968年2月，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往石家庄，短短40年间，区域行政中心地位的丧失与获取，体制内资源配置功能的剥离与赋予，使得两座城市发展实力此消彼长。
这样一出新老省会之间的“双城故事”，还发生在哈尔滨与齐齐哈尔、长春与吉林市、郑州与开封、南宁与桂林之间。1950年——1968年，这几个省的省会迁移，造成了中国城市发展中独特的“老省会现象”。
老省会现象
从一省独大的行政中心到省域普通的二线城市，六座老省会的惆怅和失落是其他城市无法体会到的。
如今，这五座城市中只有齐齐哈尔和吉林市经济发展还处在各自省份的次强位置，桂林、保定和开封在区域竞争中无一例外地滑落更远。当前，“车牌号经济学”正在各大区域发展论坛大行其道，这种不算严谨但是直观有趣的分析工具在民间广受欢迎。《决策》记者察看了六座老省会城市的车牌号后发现，城市的车牌首个字母的排序，基本能够反映他们在省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座次”：齐齐哈尔、吉林、开封为“B”；桂林为“C”；保定为“F”。
说起老省会沉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部副部长侯永志认为，这跟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资源配置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前，因为行政主导，有很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都是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在选择资源配置空间的时候，就会选择省会城市，省会城市的发展就会快一些。相对来说，老省会城市新的机会就会少很多。”
然而，正是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让老省会城市感觉分外不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每一个城市都有挥之不去的“省会情结”，每一个城市也都会将自身的沉寂归因于省会地位的丧失。
开封的失落感最为深重，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今天开封市民对省会迁址仍耿耿于怀。“如果省会不搬走，开封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情绪，弥漫于开封市民当中。开封市委一位退休老干部直言：“省会迁出开封是政治决策，当然有利于全省工作。但是要说对开封没影响，也说不过去，连市领导都有想法呢。”他透露了一件事：1957年7月河南省委召开党代会，当时开封地委和开封市委代表在会上曾经语惊四座：“省会都迁郑州了，为什么还把铁塔留在开封？”
“如果省会不搬迁”，这句话里浓缩了老省会城市所有的忧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叶裕民教授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省会搬迁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交通区位条件的改变，省会必然会搬迁到一个更能发挥治理作用的城市，区位条件的变化，带来这种发展水平的升降也是正常的。“对老省会城市来说，任何‘如果’的假设都没有意义”，叶裕民说。
因为铁路交通而改变命运的城市，不独有开封VS郑州这一对。在50多年前的那次新老省会集中变迁中，吉林VS 长春、保定VS石家庄、齐齐哈尔VS哈尔滨等，交通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在交通中心的背后，附带的是政治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中心等多重利益。
2003年底，郑州市政府在市区修建了一座以火车头为主题的世纪欢乐园，人们亲昵地称为“火车头公园”。公园里陈列着曾在铁路线上奔驰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这些无言的历史告诉人们：郑州是一座“火车拉出来的城市” 。
在号称中国“铁路心脏”的郑州火车站不远处，耸立着二七纪念塔。二七大罢工，让这座城市因铁路工人的血性而充溢着阳刚，而纪念塔以其对于这座城市的标志性意义，诉说着这座城市血脉里的铁路精神。
但是，铁路交通带给郑州的变化，远不是一个主题公园和一座纪念塔所能涵盖的，在这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改变中，河南省会从开封搬迁到郑州，便是其中之一。
由此，可以说，交通是打开新老省城变迁的一颗“纽扣”。
火车拉出来的城市
“九州之中、十省通衢”，人们总是喜欢用这8个字来形容郑州的交通地位。然而，如果我们回到100年前，在铁路没有开通之前，郑州原本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名叫“郑县”的县城，相对于它东西两边的开封和洛阳，那时的“郑县”默默无闻。
改变一切的因素，源自两条铁路的交汇。1904年，京汉铁路汉口至郑州段正式通车，1908年底，汴洛铁路通车运营，两大铁路干线在郑州交会。由此，郑州一跃成为全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如果把郑州市百年历史比作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那么郑州站就是这幅画卷中落下的第一笔。
从这一刻开始，铁路搭建起了郑州发展的筋骨，铁路也给这座城市带来各种口音、理念、行为方式和消费习惯，带来无限的市场和商机，1928年，郑州第一次称“市”。因为火车，郑州更是超过了洛阳和开封两大故都。于是，在1954 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
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考量，这百年来对郑州影响最大，最能触及郑州人情感的“关键词”，一是火车，二是商城。
在20世纪50年代初，郑州有号称“铁半城”之说，意思是铁路企业单位、铁路职工及其家属，在郑州市区可以占到一半。“一五”计划时的156个重点项目，郑州火车站便是其中之一。直至今天，郑州人对任何“郑州作为全国交通枢纽的地位正在下降”的言论，依然耿耿于怀。未来郑州发展现代物流业的规划，依然建立在火车头的支撑上。
如今，100年前荒凉的郑县火车站，已成为商流、物流、人流、信息流汇集的繁华之地，由此带来的“商城”概念，更是“暖在郑州人胸口的一块玉。”古都商城为郑州赢来了世人的瞩目，而3000多年后的又一轮商战，也曾是郑州“眼球吸引力”的具体表现形式。现在，郑州人更愿意把“商代第一都城”和“商贸城”统称为“商城”。3600年前的底脉与现实的承接，给郑州圆了一把“商都之梦”。
与郑州相比，另一个在1954年成为河北省会的石家庄，与铁路交通的关系就具有某种戏剧性。
100年前的铁路名称本来称为“正太线”——从河北省正定到山西省太原，作为当时获鹿县境内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石家庄本来无法与正定相提并论。如果不是在铁路设计中一个意外因素的出现，正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这条铁路的端点。然而，似乎是命运的格外垂青，事实上，正太铁路东端的起点没有建在正定，而是南移到了距离正定15公里的石家庄。无论如何谁都不会想到，石家庄的命运会因此而发生重大改变。
直到今天，石家庄人仍然享受着这段火车拉来的历史给予他们的惠赐。石家庄的城市布局，还是以火车站为中心，向外扩散。人们在心理上都不愿意距离车站太远，以致于石家庄的人口密度，高居全国前列。
与郑州、石家庄一样，“火车拉出来的城市”还有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长春。
20世纪初，当齐齐哈尔是老省会的时候，哈尔滨还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和齐齐哈尔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后来这里却成为中东铁路(现滨洲线)和南满铁路(现哈大线)的交汇点，由一个黑龙江边的渔村一跃成为“东方小巴黎”。再加上松花江的航运，哈尔滨成为黑龙江流域乃至东北的交通中心，发展可谓神速。同时，由于齐齐哈尔处于黑龙江的西段，区位不佳，因此在1954年，哈尔滨取代齐齐哈尔成为黑龙江的省会。同样在长春，京哈线的通过，使它取代了吉林市在吉林省的位置。
“十字路口”背后是什么
毫无疑问，交通技术成为影响新老省会改变的关键因素。
2007年10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42个枢纽节点城市的大名单正式对外公布。如果我们再以这个规划中的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和交通枢纽城市作为切入点，就会发现，在1954年被确立为新省会的石家庄、长春、哈尔滨、郑州等城市，都是中国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十字路口”。在其后，则是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物流乃至军事等多重涵义。
实际上，因为这种交通地位改变而被赋予如此多的附加因素，早在5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正因如此，河南省会才会“放弃”开封而“相中”郑州。河北、黑龙江、吉林等省的省会变迁，都是如此。
“省会为什么要迁郑？一句话，便于河南全省的工作。郑州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除南阳不临铁路外，其他均在铁路沿线。”1954年11月1日，时任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的赵文甫，在各部委党组、直属党委及郑州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这番讲话，明确传达了省会应处于交通枢纽的信息。而郑州无疑比开封更适合。在官方档案中的种种记载，同样也可以印证这种状况。
随着省会城市地位的确立，郑州的交通中心与政治中心功能实现重叠。实际上，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都呈现出这种高度重叠的现象，更一步影响到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思路，在这方面，省会城市只不过表现得格外明显而已。中国城市的发展，始终没有摆脱对政治中心的依赖，具体到河南老省会开封来说，开封在政治中心以外的功能中，一直没有确定或者寻找到自身发展的脉络。
对于开封的落败是不是缘于省会的迁移，向来都是郑汴两地争论的焦点。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开封的落败更多的是缘于开封交通地位的蜕变，而不仅仅是省会的迁移。对此，叶裕民告诉《决策》：“省会仅仅是多了一种发展的力量而已，相对于中国的30多个省会城市，更多的是非省会城市，都要遵循一般城市的发展规律，做不做省会不是关键因素。”
其实，开封鼎盛的时候，是因为汴河可以衔接黄河，进而联通淮河通过大运河直达江南富庶之地。当时最发达的交通是水路，包括开封、桂林、齐齐哈尔、吉林市在内，这些曾经繁荣的老省会，都与水路交通密不可分。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蒸汽机的发明导致机械动力改变了人们的交通选择。水路交通，尤其是内河的交通影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以内河航运交通而发达的城市逐步暗淡下来。开封就是典型的一例。
交通地位的蜕变，改变了开封的繁荣模式。但是在历史的摇摆之中，开封一直处于方向迷失状态。在彷徨中，今天的开封，不知道应该打什么牌。
老省会极少获得政策的眷顾，也不是资本追逐的热点地区。带着几分“没落贵族”的忧伤，老省会都没能发展为成功样本。
从《经济日报》到《纽约时报》，开封屡次成为老省会城市的代表而被人剖析。透过这些文字，开封的兴盛、衰落、忧伤、彷徨，以及对未来出路的无尽追问，都呈现在世人面前。
实际上，两篇报道相隔了整整10年，而这10年，正是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最为精彩纷呈的时期。在这短短的10 年中，中国城市上演了无数个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1954年，到时间的隧道中去追溯，将会看到这些老省会发生过哪些改变，如果再把它们纳入到整个中国城市体系中去，又会从中“读”到什么？
因此，《决策》记者以城市为纬，以时间为经，通过对不同时间段里主要发展特征的总结梳理，展现一部独特的老省城编年史。
1954-1984：波澜不惊30年
开封VS郑州、保定VS石家庄、吉林市VS长春、齐齐哈尔VS哈尔滨，这些城市的编年史，在1954年由于省会身份的变迁，从而发生永久性的改变。再加上此前已经实现变迁的桂林VS南宁，中国内地31个省会城市格局，在196 8年正式形成。
我们所关注的变化，就从1954年开始。
在接下来的近30年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运行模式，受到行政命令强烈而明显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告诉《决策》：“当时只要有一个大项目放在某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崛起。”
事实正是如此。
对这些新老省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首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56工程”。
这一时期，吉林市无疑是老省会城市中的“大赢家”，有吉林石化、吉林染料厂、吉林电极厂、吉林化肥厂、吉林铁合金厂5个特大型项目落户，其中，吉林化工是新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化工项目,是以国家“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中的“三大化”(染料厂、化肥厂、电石厂)为标志的我国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1954年开工建设，1957年投产。
而在新省会中，哈尔滨有13个大项目落户，相对于其他一起确立为新省会的城市，哈尔滨是收益最大的。由于其工业上的重要地位，哈尔滨与上海、沈阳、天津、重庆、武汉等老牌城市并称中国六大重工业基地，其实力可见一斑。
在河南省，老省会开封相比新省会郑州、千年帝都洛阳，就成为“被遗弃的城市”，洛阳有7个项目。而在河北，保定与石家庄平分秋色，分别得到3个与2个项目，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分别诞生出了日后名扬华夏的两大企业——保定的乐凯集团与石家庄的华北制药，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特大型制药企业形成的产业链，石家庄开始规划打造成“中国药都”。
当时间的车轮再向前推进10年，1965年开始“三线建设”。作为建国后生产力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在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内陆省区，崛起了30多座新兴工业城市，但本文关注的这些老省会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都没有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
不过，在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新老省会基本上都是经历了波澜不惊的30年。这种状况，一直到8 0年代初沿海特区城市的设立与14个开放城市启动，才得以改变。
1984-1995：第一次洗牌
1984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是新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第一次重新洗牌的标志。由此开始，包括4个经济特区在内的这18个沿海城市，在获得来自中央的倾斜性政策支持之外，开始引入新的变革力量，其中，市场的力量与资本的力量对这些城市的改变作用尤为显著。
8年后的1992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上海，成为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千亿级城市——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54亿元。接下来的1993年，“千亿俱乐部”中仍然只有上海一个孤零零的会员。1994年，北京以1083亿元加入。然而，这两个都是直辖市，在中国的城市体系中，由于其身份特殊而带有非比寻常的推动力量，因此，这种变化不具有标志性。
1995年，广州以1243亿元拿到这个“千亿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可以说，广州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到1996年，增加了重庆、天津、苏州。在这里，尤其值得关注苏州，这座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比显赫的江南名城，开始进入到又一个光彩夺目的发展时期。
遗憾的是，在中国城市的第一次经济实力重组中，老省会城市都没有出彩的表现，也没有引起外界过多的关注。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开封。1994年2月至3月，《经济日报》的特别专题报道“开封何时能‘开封’”，以其振聋发聩的分析，将老省城的忧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组报道，也成为老省会城市50多年变迁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1995-2004：激荡十年
开封的忧伤与广州闯进千亿俱乐部，既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一个新的10年到来。
从这时开始，包括老省会城市在内的中国所有城市，进入到一个大分化、大重组的激荡10年，这10年也成为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最精彩的10年。
在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非省会城市的崛起，特别是“B城现象”，增加了城市竞争的精彩度。在这些城市中，大连、青岛无疑是最扣人心弦的“双城演义”。
到了1999年，“千亿俱乐部”最新的会员名单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天津、深圳、苏州、杭州、无锡、成都、武汉、宁波、沈阳、大连。
在这个名单中，不仅没有老省会的身影，而且，一些长期名列前茅的省会城市、区域中心消失了，这些落伍的“旧贵族”有西安、长春、哈尔滨、济南、南京等。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十大城市”之一的成都、武汉、沈阳等，都出现了下滑。
这时，广州再次成为城市晋级的领跑者。2002年，广州第一个跨入3000亿俱乐部，到2004年，已经有5 个城市跨入这一行列。同样是在2004年，苏州达到了中国非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
当年，苏州全年实现GDP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三大中心城市而位居全国第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次于上海；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仅次于深圳；全部工业产值突破9000亿元，仅次于上海；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则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之首。此时，“苏州模式”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其创造的辉煌至今无一城能超越。与此同时，曾经主政苏州的梁保华、陈德铭、王珉的升迁，让苏州获得了“省部长摇篮”的雅号。在这方面，苏州与深圳在中国城市群落中并列双峰。
1995年以来的激荡十年，有一个人不能忽视，他就是王志纲。曾经做过学者、记者的王志纲，从1994年开始从新华社下海成为独立策划人，并创建“王志纲工作室”。通过一系列的城市策划方案，王志纲对中国城市市民与城市管理者的“启蒙”作用，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力量之一，其典型案例就是昆明1999年的世界园艺博览会。
在昆明世博会之前，中国城市中持续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展会，是每年在广州举办的“广交会”。而从昆明世博会开始，中国城市进入了“会展经济时代”，老省会城市同样如此，比如开封的菊花节。
除此之外，发端于天津、在大连集大成的“经营城市”，在这10年中获得燎原之势，被中国所有城市采用。而从2 000年元旦，昆明在CCTV播出的第一个城市广告开始，中国城市又进入了“营销城市”时代。
“经营”与“营销”，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力量，一直到目前都在发挥作用，老省会城市也概莫能外。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彦平博士认为：“城市营销需要核心资源的支撑，老省会积淀下的文化资源就是这种核心资源之一。” 这一时期，老省会城市不约而同地开始发掘自身拥有的独特资源，比如在开封，作为河南省四大精品工程之一的“清明上河图 ”，安庆的黄梅戏艺术，都成为老省会文化品牌营销的代表作。
在这个10年中，新锐媒体《新周刊》关于成都的特别报道——“第四城”，成为新闻媒体城市报道的又一个高峰。其影响力，可与6年前的《经济日报》开封系列报道相媲美。直到今天，再没有任何一家媒体的城市报道，能够像这两篇报道那样，掀起无尽的波澜。
2004年，保定成为老省会中第一个跨进“千亿俱乐部”的城市，当年，中国有44个城市跨入这一行列。从保定开始，老省会真正开始在城市经济角逐中崭露头脚。更重要的是，保定还进入了以京津唐为核心的城市群中。
2005-：未完待续的故事新编
2005年5月，一篇来自大洋彼岸的文章，把老省会城市的编年史，带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这篇触发人们敏感神经的文章，来自遥远的美国，而关注的城市，与11年前《经济日报》选择的城市一样，都是河南的老省城——开封。这一年的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首次以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发表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引发的连锁效应，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想。
实际上，就在2005年，开封的经济总量已经严重下滑，位居河南省辖市倒数之列，GDP只有325亿元，而同年郑州的GDP为1335亿元。就在大家都在争论“开封怎么了？”的时候，另一个老省会城市——吉林市更是名声大震。这就是吉林石化公司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借助于各种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吉林市成为中国环境保护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这次事件，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被问责而引咎辞职，这一事件也成为后来中国环保风暴的开端。同时，吉林石化污染事件，引发了对中国所有同类型重化工业城市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
而就在2007年，吉林市成为第二个跨入“千亿俱乐部”的老省会城市。
不过，与以上一个10年不同，老省会在这一时期普遍都搭上城市群建设的“快车”：开封是中原城市群与郑汴一体化；保定是京津冀都市圈；齐齐哈尔是哈大齐工业走廊。但北部湾经济区开发中，没有了广西老省城桂林的身影，桂林由此成为新一轮城市合纵连横中“最孤独”的老省会城市。
2005年以来，围绕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暗战”，是中国城市在现阶段上演的最大一场戏。从上海浦东到天津滨海，再从成渝到武汉和长株潭，老省会没有在这一轮城市博弈中展现自己的身影。
总体上来看，历经50多年的变迁，老省会都没有展现出非同一般的发展光彩。相对于青岛、宁波、大连、苏州、温州等明星城市，以及新近崛起的东莞、佛山，老省会要想真正告别忧伤，还是“路漫漫其修远”。
不过，可以预期的是，对于这场“未完待续的大戏”，真正能够展现高潮的故事情节，不是在过去的50年，也不是在当下，而是在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