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肯定和鼓励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
就安徽来说，当前61个县(含5个县级市)中，已有57个县实现了“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30个县开始尝试“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安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两步走已经悄然迈出了5个春秋。
小县城有着大故事。安徽61个县“松绑”后的精彩值得期待，而这61个县和17个地级市关系的重新定位却注定了是一盘才刚刚开始的大棋。
12位先行者
“我是宿县的。”尽管十年时间过去了，张琪的亲戚朋友当中，还有人会这样介绍自己的籍贯，“这个字我们那里一般念‘许’”。
张琪清楚地记得，1999年，她正读初三，宿州市正式成立，而其前身正是宿县地区。“宿县地区”这个名称大约沿用了二三十年，在当地深入人心，“我记得当初刚刚撤地改市的时候，大家都很不习惯，很多人介绍自己工作单位时，都要特别说明，‘我是大市财政局的’、‘我是大市机关的’，因为在地改市之前，‘宿州市’是一个县级市，地改市后变成了埇桥区。”
宿县地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存在，当时只是一个派出机构，不是正式的一级地方政府。当时，中国地方政府大多是省—县—乡三级格局，不过在省和县之间却有一个地区这样的派出机构，譬如，池州地区、巢湖地区。这个机构主要管理人事。
1999年，宿县地区正式改为宿州市，下辖埇桥区、砀山县、萧县、灵璧县、泗县一区四县。
大约两三年后，撤地建市在安徽全部完成。“地区”“行署”逐渐在安徽成为历史。省—市—县—乡这样的四级地方政府的格局也在全国范围里基本成为主流。
然而，大约又过了5年时间，省—市—县—乡的四级地方政府的格局出现了“细微的松动”。
2007年，安徽正式开展“扩权强县”试点。安徽省政府第一批遴选了12个县域，给予优惠政策，适当放权，这12个试点县享有和省辖市相同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这当中就包括宿州市的砀山县。
在全国范围里，一个更形象的名词早已诞生——“省直管县”。所谓“省直管县”，就是很多事情，县里可以绕开市里，直接对省里负责。
安徽的“两步走”
刚刚发布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
实际上，“省直管县”体制的改革试点，安徽分为“两步走”，已经尝试了很多年。
安徽迈出的第一步是“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安徽省财政厅预算处孟照红处长告诉本报记者，安徽从2004年初就开始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的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当年7月便在全省全面推广开来，“目前安徽61个县中已经有57个县的财政体制实现了‘省直接管理’。”
孟照红表示，安徽“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在全国不仅起步早，同时成效比较显著。
当前，中国大部分省份均开始了“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财政部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说，安徽在这一方面是做得比较好。
“省直管县”当初最现实的一个本意是解决“吃饭”问题。从上个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那段时间，全国范围内县乡财政困难重重。“国家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这样调侃的话曾经广为流传。
安徽省财政厅预算处官员表示，随着对县域财政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县域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2005年开始，县域经济迈开大步，发展速度开始超越省辖市的平均水平，财政收入的增幅更是远远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在向基层“放钱”的同时，安徽迈开了第二步——尝试向基层“放权”。2007年，宁国市、桐城市、无为县、霍山县、歙县、来安县、怀远县、涡阳县、界首市、砀山县、广德县和岳西县，获得了“扩权强县”试点资格。这些县中不仅有安徽“十强县”，也有一些稍显落后的山区县。2008年，扩权试点又增加了18个县。
对比浙江模式
随着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省直管县”逐渐为广大公众所熟知，而实际上，“省直管县”却是十年磨一剑。
在“省直管县”的探索上，安徽、湖北和浙江都被看作比较典型的样本。而这当中，浙江起步最早，步子也最为大胆。
1992年，浙江就出台政策，扩大萧山、余杭、鄞县、慈溪等13个县(市)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主要内容有扩大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权、扩大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简化相应的审批手续。
1997年，萧山、余杭获得了进一步的放权，可以享受市地一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又一个五年后的2002年，浙江掀起了新一轮的“扩权强县”政策，“能放的政策都要放”，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第二年，这些权限进一步下放到全部的县(市、区)。
浙江义乌成为浙江“扩权强县”政策的大赢家，2006年，浙江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改革试点，义乌市享受了和那些设区的地级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党政负责人还可以高配。义乌被称为全国权力最大的县。
就记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浙江模式和安徽模式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第一个相似的地方是“放钱”，都实现了财政意义上的“省直管县”体制，第二个相似的地方是“放权”，试点县(市)都享受了部分地市级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而这种权限还在不断加大。
从市县博弈到放开
2007年，安徽第一批“扩权试点”县名单发布后，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口水仗。
一些民间观察家敏锐地看到，对于那些获得试点机会的县域而言，这次“松绑”意味着一个很大的机会。于是，来自那些没有获得试点机会县域的观察家们就抱怨说，“××县比我们县差多了，都是一个市的，凭什么它进入试点了而我们没有?”
草根阶层看到了，县长们更是明察秋毫。无为县是安徽第一批“扩权强县”试点县。在无为县县长林绪文看来，“扩权强县”试点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第一个好处是信息快捷、沟通方便。”林绪文告诉记者，很多政策以前需要到市里转一下才到县里，现在可以直接到县里，这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更大的好处直接体现在招商引资方面。林绪文告诉本报记者，除了一些大的决策性的权限外，一些程序性的、服务性的审批权限，全部下放到县里，外来的投资企业办起事来也方便多了，“以前需要跑到市里，现在在县里就直接办好。方便快捷就是好的软环境。”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扩权强县”还是一些县域招商引资的一张名片，“只要你一说是扩权试点县，人家立马高看一眼。”
林绪文坦陈，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招商引资、离不开项目和工业园区。
尽管人们都说“市县是一盘棋”，而实际上，市和县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博弈，“譬如，过去省里下达的资金，到了市里至少要停顿一下，说不定有时还要调整挪用一下。”
而在“省直管县”后，任务计划、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省里都直接下拨给县里，林绪文表示，这比过去方便快捷得多。
在试点县县长们看来，“放开”、“无为而治”是对上一级政府最为迫切的希望。林绪文透露说，随着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下放，巢湖市政府的思想放得也很开，能放手的都放手了。
地级市何去何从?
2008年5月，安徽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在这份文件中，安徽省委、省政府不仅在第一批试点县的基础上增加了18个县，同时还表示要在落实第一批已经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同时，研究提出下放的第二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进一步下放，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譬如一个招商项目的落定，往往牵涉到很多项审批程序，即使松绑放权了，有的程序可以在试点县里完成，有的程序还是需要跑到市里。
而越来越多的“放权”又将一件事情摆上了前台：当下辖的县一个个扩权强大后，翅膀硬了，地级市该如何摆正自身的位置，又该何去何从?
有了中央一号文件的支持，一些学者从浙江、海南和重庆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了地级市未来的影子。
一些学者主张，地方政府格局的“扁平化”是一大趋势，可以取消市一级设置，回到过去的省—县—乡三级格局，譬如当下的重庆市，直接下辖19个区、17个县和4个自治县。或者像浙江一样，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同时，省里直接管理县域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保留地级市对县域的人事管理权。
一些学者则主张，当县一级政府强壮起来后，可以改变市和县的隶属关系，市和县可以是平级关系。
不过，这种主张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果县(市、区)直接对省里负责，那么省里相关职能部门未必联系得过来。就重庆、海南这些面积小一些的省份而言，还能从容应对；换成一些大省，县、县级市和市辖区加在一起，超过一百个，这确实也是个挑战。
改革未有穷期，中国还是在路上。我们相信，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终究会在改革中得到解决。(方伟阳)
[稿源：中安在线-新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