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于1885年宣布在台湾建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第二年（1886年）在刘铭传上奏清政府的《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中，有省会设置一项；当时刘铭传将省城确定在了彰化的桥孜图（现台中市南区），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实际的行政中心一直在台北。1894年，继任的巡抚邵友濂将台湾的省会正式迁到了台北。台湾的省会设置几经波折，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变迁。
刘铭传之所以把台湾的省会定到彰化的桥孜图，是有他的考虑的，“新疆以迪化州为省垣，城署无需建造；台湾改设行省，必须以彰化中路为省垣，方可南北兼顾”，而且这个地方“山环水复，中开平原，气象宏开，又当全台适中之地，拟照前抚臣岑毓英原议，建立省城”。彰化地处台湾中部，台湾南部、台湾北部都能顾及，而且离海口比较远，对于已经领教过西方海上列强厉害的清政府来说，在这里设省会也可以增强政治中心的安全性。刘铭传对建省会有一套完整的设想，他把省会建在台中，同时修建一条南北贯通的铁路，再开辟一条横贯东西的公路，加上邮电、轮船、电线等先进的通讯方式，便于与台湾各地联系，居中而掌握四方。
1889年，刘铭传命台湾知县黄承乙、中路统领林朝栋筑省城。但事非人愿，情况并没有向刘铭传设想的方向发展。原归商办的台湾铁路出现变故，刘铭传只得挪用修建省会的经费修建铁路，使得省城工程延缓。1891年，刘铭传辞职离台。继任巡抚邵友濂认为台中“本系一小村落，自设县后，民居仍不见增；良由环境皆山，瘴疠甚重，仕宦商贾托足维艰，气象荒僻，概可想见……查台北府为全台上游，巡抚、藩司久驻于此。衙署庙局，次第粗成；舟车两便，商民辐辏。且铁路已修至新竹，俟经费稍裕，即可分储粮械，为省城后路。应请即以台北府为台湾省会，将台北府为省会首府。”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台中的省会位置最终被台北代替。
台北是个典型的盆地，开发的时间比台湾西南部沿海平原迟。明郑时期，经营重点放在南部，北部则作为流放犯人之地，开垦更是很少。1684年，台湾纳入清朝版图，1697年，郁永河来台采磺，在《裨海纪游》中，形容此地是“非人所居”之处，可见当时台北地区的荒凉。1709年，泉州移民陈赖章率众开垦，在台北西部形成了“艋舺”。艋舺位于大汉溪与新店溪的交汇处，水运条件极佳。嘉庆以后，北台湾经济有了大幅度的发展，艋舺成为北台湾货物集散中心，从“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盛誉就可以想见当时的繁荣。此后，艋舺附近河道淤积，其地位逐渐被其北相距两公里的大稻埕代替。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淡水港开埠通商，实际起卸的口岸，也包括艋舺和大稻埕。
开埠前台湾出口以米糖为大宗，而适合米糖种植的平原又主要分布于南部，北部除台北至新竹间狭隘的海岸平原外，缺乏贸易米糖之凭藉，故该区相对于南部而缺乏旺盛的外贸经济活动。然开埠后由于台茶出口激增，北部山区所产茶脑乃成为出口大宗物资，故使得此一区域亦纳入外贸经济活动范畴。台湾北部出口贸易的大量增加，使得此一时期台湾的经济中心从南部移至北部，大稻埕就成了北部贸易的中心。
1874年，沈葆桢来台巡察。次年，沈葆桢上《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以“台北口岸四通，荒壤日辟，外防内治，政令难周”为由，“拟建府治，统辖一府三县，以便控驭，以固地方。”在府治的地理选择上，折中提到：“伏查艋舺当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沃壤平原，两溪环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观。西至海口30里，直达八里岔、沪尾两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以为屏障，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非特淡、兰扼要之区，实全台北门之管，拟于该处创建府治，名之曰台北府。”于是，在艋舺和大稻埕之间的水田区，台北府治开始兴建。这样，大稻埕作为国际商业区、府城作为行政中心就与原先的艋舺联成一气，有所谓“台北三市街”之称。台北三市街在当时就成了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现在台北都市发展的重要基础。
1884年，台北城竣工。随后，城内的市街、店铺以及公共设施相继完成，甚至还有了电灯、公共浴室等现代化的设施，以至于连美国公使田贝都认为台湾在当时是中国最进步的一个省份。
刘璈曾想将台湾政治军事中心移到台中，台北知府林达泉主张移往台北，他认为：“全台形势，翼蔽东南，幅员绵邈。以目前而论，台湾为府治所在，镇道建节，实为扼要之区。然统全局而筹之，台湾地处下游，如人居于矮屋之中，不能昂头四顾，是未若台北之地据上游，控制全局，犄角福建，尤有振衣千仞濯足万里之概也。”他还认为台北比台南有山水、水泉、物产、口岸四大优势，而且台北离福州近，交通便利，台湾有事，内地舟师可以径渡，内地有事，台北也可以策应。所以“窃意台北经营措置，少则五年，多则十载。台湾巡道当移驻台北，不唯风气日辟，势不能遏，抑亦形势扼要，理有固然也”。
总的来说，台湾北部经济地位的日益重要，是促成台北最终成为台湾省会的主要原因。而台北府的建立，各种条件制约台中不具备作为省会的条件都是台湾省会确立在台北的原因。
（《两岸关系》2006年第4期，侯军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