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韩颜明 2010-1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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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2010中国发展报告》中称
城市化发展的方向是走以
城市化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道路，对以往政策倡导的“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方针提出了质疑，该报告主笔杨伟民讲，由于“绝大部分小城镇无法承担大城市特定的服务，对外来人口没有吸引力”，因而“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提法是有问题的”。
考虑到杨伟民的职务是中国国家发改委付秘书长以及前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这份报告难免会镀上一层官方色彩。
在此之前，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王小鲁博士也撰文分析中国未来城镇化的道路，王小鲁用计量
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得出中国城市发展的最佳人口
规模在 100万――400万之间，低于100万，城规模经济的聚集效应不能充分发挥出来，高于400万人口之后，城市运行的外部成本大幅增加，聚集效应逐渐递减。王小鲁同样对小城镇的发展持否定态度，认为近三十年来，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处的小城镇起到了分散协调大城市功能的作用。同时，王小鲁文章中还特别提出小城镇的发展不利于土地的集约化使用。
上述两文对小城镇不适合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结论，来源于过去二三十年间社会发展的具体结果，同时它们也隐含了一个预设的判断，即小城镇发展迟缓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中自然而且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也会仍然保持这样的状况。
正是在这一点上，上述两文的前提和结论都有待于作进一步的商榷。
难发展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方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来，其内容是“限制发展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到本世纪初，城市化方针改变为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上述政策实施的结果是：政策中明确限制规模的大城市得到了最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由于集中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城市规模急剧膨胀。而城镇化政策中曾经加以特别鼓励的小城镇建设却整体上滞后，除了长三角、珠三角在加工贸易型经济带动下，以产业聚集为特点发展起了一批工业型中小城镇外，大部分地区的小城镇都发展迟缓，在中西部农业占主导的地区，小城镇的状况尤其凋蔽。
小城镇不能发展起来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点：基层财政乏力和农民的贫困。
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从中央至省、市、县逐级将较好的税源纳入自己囊中，至乡镇一级，能够获取的财税收入非常弱小（尤其在农业为主的地区），基层政府无力投入公共设施建设。
农民收入受到农产品低价格与农民工低工资的双重制约，二者之间本身又构成内在的劳动力成本关系，从而导致农村村民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外出打工，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获得有效的财富积累。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自给自足仍然是农民生活的基本状态，缺少有效的消费需求，零售、物流等服务性行业不能充分发育，构成小城镇经济特色的要素资源不能形成，导致在国内大部分地方小城镇发展迟缓。
上述情况可能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生改变。
分水岭若干年后回头反顾，可能会发现2010年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上是一个分水岭。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基本上遵循的是投资＋出口带动的追赶型工业发展道路，经济运行方式体现出明显的高投资率、高出口依赖、低消费率。
两高一低的直接结果就是巨额的外贸顺差，截至2010年9月，中国累计外贸结存2.5万亿美元，9月份单月外贸顺差239 亿美元。中国大量的外贸顺差引发了与主要贸易对象之间的紧张关系，2008年至今的经济危机打击了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从而进一步约束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空间，可以预料，如果中国巨大的外贸顺差不能有效遏制，一场国际间的贸易战与货币战将不可避免。
中国因素的主要特点就是庞大而低廉的劳动力数量，9亿多农民以及数目上大致与之相等的9亿左右的劳动力，其数目超过了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数，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地的低端加工工业大多已经转移到中国大陆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中国在仅仅从农村转移出2－3亿劳动人口后，整个世界就明显感觉到了来自于中国劳动力从工资成本到人口数量的巨大压力。
探寻外贸巨额顺差的根结又不得不再次回到农民的贫困这一点上。
由于劳动力价格的过分低廉（珠三角普通工人平均工资从15年前的每月800元左右上升到目前的1500元左右，同时期，整体经济规模已经由1995 年的6万亿增长至2009年的33.5万亿，增长了5倍），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埋头于各类型加工企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仅仅是一种生产因素，而没有构成相应的消费因素。中国经济呈现给世界的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生产有余而自我消费不足的低成本机器。
这样的经济模式一方面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贸易冲突，同时也直接扼制了本国经济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按照亚当·斯密陈述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大国经济能够衍生出更加细致的社会分工从而更有可能形成内生性的经济增长方式。
在未来的几年或十几年，中国经济不管是因为来自于外部的压力或是内在的需求，其发展模式都将发生改变，从投资、外贸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
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农民的收入，它既包括农民来自于种养殖业的收入也包括来自于在工业和服务业中获得的收入。
如果农民收入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提高，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将是一句空话。
城镇化在这样一个预设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之下，整个社会的城镇化进程也将发生巨大的转变。
目前谈论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进程也是基于一个假定的条件，即中国能够顺利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发达国家城市化率的低线是75％（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大农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城镇化率在95％以上），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在45％左右（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离75％还有30％的差距，大约为4－5亿人口，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二三十年间能够成为发达国家，每年需要转移的农村人口数量为1500万至2000万，从数量上讲，这是人类史上最庞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它会极大地改变目前的中国社会状况，也会给全世界带来震撼，其结果超出了目前的知识和经验可以预测的范围。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全球范围内的两大主要事件之一。
同75％城市化率相关联的另外一个前置条件是农民的富裕――其收入大体相当于其它行业的工资水准，否则的话，农村劳动力会继续大规模转向非农领域，直到两者之间的收入大致平衡，整个社会经济才能步入成熟经济体的稳定发展轨道。
有了农民的富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国民经济才能够从投资外贸拉动转向国内消费拉动，在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农村人口从目前的7、8亿逐渐减少至3、4亿，农村人口的消费将成为整个社会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农民消费的提振，围绕这些消费能力形成的零售、物流、通讯、医疗、教育、娱乐等服务行业将大幅提升。服务性行业具有强烈的地域分布特征，建立在服务性行业之上的城镇经济必然是分散型的，且规模不会太大，与加工型经济必然要求的产业聚集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中国经济的运行方式由投资外贸拉动转变为内需为主导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城市化方式也会发生巨大的
变化，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将会自生出对城镇经济的内在要求，能够承担起类似服务业为主的城镇经济必然是较为分散的小城镇类型。这些单个规模不大，但数量巨多的小城镇将成为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王小鲁文章中提及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效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小城镇人均占地比大城市多，农村人均占地比小城镇多。如果城镇化能够真正实施，农民能够自愿无牵挂地从农村彻底转入城市，任何形式的城镇化都将是对土地的节约利用。反倒是目前半遮半掩的城市化中，进城务工的农民身兼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的双重身份，他们/她们既不能够在自己服务与谋生的城市获得安身的条件，自然不会放弃回归乡村的退路。当前城市化政策的结果是：城镇土地占用与乡村宅基地土地占用面积双双增加，基本农田保护在城乡两方面都受到冲击。
谈到城市土地自然会牵扯出目前的房地产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下对土地资源的浪费，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本文就不在此赘述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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