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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河朔国防及非国都场所(转帖）


朔者，北也，河朔即河北，河朔地势北面和东面群山峦绕，燕京以幽云山脉屏蔽中夏门户，西以太行、东以渤海拱卫河朔腹心，与西边河东势力进出的重大关隘---太行八陉中五陉（井陉、釜口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即在河朔境内，因而，当河朔有强势政权时，亦可一定程度制河东之命。南面敞开大口作侵吞中原之姿，从地势看确为符合兵家形势之要，境内平原、山地、盆地、湖泊地形齐全，“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巨势强形，号称天府。”河朔地势高于中原，则河朔可“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从而对周围形成高屋建瓴之势，形成对中原地区的严重威胁。
在软性资源上，河朔物资丰饶，“有鱼盐枣栗之饶”《史记.货殖列传》。因地处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重要衔接地带，因而河朔有着烈烈的尚武雄风，《隋书》地理志所载，河朔南部诸郡“人性多敦厚”“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其土风悲歌慷慨”。北部诸郡“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并称“自古自勇侠者，皆推幽、并。”《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因而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河朔始为精兵为天下雄，此后千年而河朔兵锋不减。

（一）

河朔地形总结可分三势：

地形特点是左依太行高地，所以，自西向东各主要以一河横亘东西，而将河朔分形为三，成为构建河北前中后三线国防之基点，永远成为历朝历代河北军国之争的核心。

第一线以拒马河为分割，由燕山山脉至此及河两岸之重镇为第一线防区。此防线可谓河朔之门户，拒马河以北也因之成为为后世著名的幽云十六州河朔部分的实际形势分割线。此线发生作用之机主要在国家大一统政权时期，国家御此以阻塞北部游牧势力的侵入。

第二线构成为太行山滹沱河为分割，沿河两岸的后世著名的河朔三镇（真定、河间、中山）即在此构成河朔中线防务。此线为河朔军国之根本和腹心。此线大用在于华夏内部势力纷争而争夺对河北的控制权时体现作用。以及中原政权丧失河朔第一线后籍此线而为国之屏藩。

第三线为漳水分割，沿河两岸之邯郸、邺城、大名（邢台），构建河朔南门，此线往往作用于华夏内部战国纷争之时，河北政权南图时以此线为基点震慑中原之用。

如此，对此三线河流的控制即成为控制河朔局势之命脉，也成为南来北往纵然行遍诡秘经略，但总也绕不开的必争之地。

河朔第一线，即为河朔御北第一线，也是河朔强大得可以骄睨的霸国天势。也是河朔御北最主要的形势，以明朝设立九边为例，明朝九边，即为明为抵御北方游牧势力而设立的九大军事重镇，连接而成即为现长城。而构成河朔段长城的重镇为宣府和蓟州，但北方游牧势力还可由河东大同盆地绕过燕山而轻易破紫荆关、倒马关而入河朔第一线之腹心，所以九边之另一重镇云州（大同），实际也是构成河朔第一线的燕山重镇。由此九边即有三边拱卫河朔第一线之命运，而丧失这三边，即意味着游牧势力可从三条路线进入河朔，当然也意味着那强大得几乎无与伦比的燕山屏障到燕京到拒马河段内河朔领土的绝对性丧失。

这还可从五代沙陀人石敬瑭与辽国做政治交易而割让的幽云十六州得到验证，这十六州控制的地域即是明朝三边重镇所能控制的全部第一线之命脉，即整个大同盆地到河朔第一线拒马河的实际形势范围。由此，后世之北宋不能收复，则华夏王气之黯然就成必然之势。

第一线之国防也分前中后三线，如明九边之三镇，如幽云十六州之云州（大同）、新州（涿鹿）、武州（宣化）、妫州（怀来）、儒州（延庆）、檀州（密云）、蓟州（蓟县）；中线则为军政核心之幽州（今北京）和顺义（顺州）、南线涿州以为幽州之南部藩屏，以上便为河朔第一线之全部形势部署。

而第一线之对华夏之命运也因此变得极端重要性，晚唐，契丹雄起图谋黄河以北之汉地，而五代之中国却割据混战，可是即便如此，以辽太祖之强悍却两败于中原之割据政权，对华夏终究只逞骚扰劫掠之能；而当沙陀人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作为儿皇帝之礼送给契丹人之后，辽太宗却能三年而灭百战之强国后唐而入主汴京南面称制。

北宋启战端而收燕云，然却未控制大同盆地与河朔东北之平、营、滦三州之地（因此三处为契丹在五代时期即武力攻取，非十六州之内，金人继承而拒绝还于宋朝，而此三州之地即控扼辽西走廊，地理价值类似明朝之山海关），可以说，宋不有平、营、滦，而直接肇始宋朝天裂残局；而满清入主中原之关键一步，即入山海关入燕云腹地，而成华夏亡国亡天下之祸。

所以历代以来大小偏霸政权，统天下政权，无不给予河朔局势以极大关注和重视，但河朔第一势高度使人紧张，即在其势之高妙，却也在其势对国家形重而势脆！

河朔第一线地势极其矛盾，河朔之势强弱尽在于燕山之巨势屏障。也即只有河朔第一线的燕山山脉足可以称得上可以媲美任何形势的巨势。而燕山山脉地处传统华夏农耕区与游牧民族之分界，所以，因分界而临界点，因临界点而敏感焦点。于是地处北部极边的燕山，既有直接将北方游牧民族直接挡于塞外之优势，确保了内部的长期安全，然而单以这种防御，却又是极其脆弱，没有缓冲区的幽云，剩下的只有铁壁铜墙的归属之战。于是，河朔之势在于其燕山山脉之刚性，而至刚，却易折，而河朔又以易折之刚，强擎中夏之天。

因此，燕山巨势在缺乏战略纵深的前提下，往往会导致己方陷入防不胜防的被动中。而一但不慎屏障丢失，则几无挽回余地，一旦游牧民族占据幽云屏障，则游牧势力便往往以其强大的兵种优势，突破中线防御而颠来倒去地突入传统汉文明区，而天下遂为齑粉矣！于是史上每一次从河朔突入进来的游牧民族，如羯、鲜卑、羌、女真、蒙古、满族等，几乎导致华夏文明与人口之大灭绝！所以幽云山脉的归属关系到华夏文明之生死存亡，其存亡利害为祸华夏之深，非其它形势堪比，更非华夏堂奥手足相煎可堪比！

（二）

如果有人说，若破燕山山脉，则坚守燕京犹可作第二阶段的抵御，燕京不下，则这些游牧民族即使进入河朔，也难站稳脚跟，如契丹突入塞内，攻燕京不下而只能参观打劫中原即可说明。但是，势势相依，燕京与背后燕山山脉是大势与小势之分，破燕山山脉则燕京大势已去，而燕京小势风支独残又能几许？

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后，契丹遂在河朔站稳足跟并以此为基，凌逼中原。蒙古攻金，也两入河朔，金人固守中都（燕京），蒙古虽只能邀利退兵；但燕、代山脉势已失，中都屏障不存，致金无法长久都燕而南迁，遂蒙古再克燕京而金国河朔之势全部瓦解。瓦刺也先也曾侵入河朔破明军、俘明帝，却不能克燕云屏障，遂明都不可下，只得撤兵。后金（清）军五度迂回入边，但无法打通辽西走廊，也即不能破北京而在河朔站稳足跟；待明亡，吴三桂举山海关降清，幽云失势，则李自成只得弃北京急急如丧家之奔，而满清则挟燕云之势定鼎河朔。但如果游牧民族既突破燕代山险要又攻占河朔北部重心北京，便已在河朔站稳足跟。

此种格局之弱点也以明朝迁都北京，以北京为核心而“天子戍边”的第一线防御即可明了。永乐朝大学士丘浚曾预言：“京师东北藩离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 结果200年后明末东北边事频繁，满人屡屡越长城而入河朔烧杀劫掠。

明嘉靖年间著名学者陈建认为“幽燕形胜，自昔称雄，然距边塞不二百里，无藩篱之固，而天子自为守。所幸胡人惟利在抄掠，无争帝之志耳”也即道明明都燕之举能风雨飘摇200余年，非其势之能，而在于幸也。

明遗民黄宗羲在检讨明朝得失时，曾痛心地指出国都定于幽燕之败局，“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郡燕之为害也。《明夷待访录.建都》”黄宗羲虽检讨幽燕定都之败局却正反映出幽燕防御线之形强而势脆。因而，《读史方域纪要》顾祖禹也说：“以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庭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四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恐救未至而国先亡也。”

而明朝最初的长远打算却在于都关中，以“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并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太子朱标为此巡抚陕西，然后太子之死加之朱元璋年老而不了了之。而当燕王定鼎大明局势时，遂成迁北京之始末。

然，如若构建稳固之燕山国防，当如何营建？顾祖禹在说：“明代之都燕也，当法汉唐之成算，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河西、朔方之地。” “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患，其可得乎！”而明成祖扫荡大漠却终未能来得及再建开平、大宁、东胜之藩篱而“出师未捷而崩于榆木川，重置大宁之志未得酬现”于是，顾祖禹之论也即证明了一个规律，即要想确定一处防务，务必再建立一外围藩屏，所谓唇齿相依跗骨之肌，无唇之齿即寒而脆，无肌之骨即弱易折。

于是，以燕京之尊，即便对外时有燕山山脉之不二之天势，在国防上竟也如此捉襟见肘，而对内无此巨势天障，却只得以涿州、保定之堪堪小势作燕京之屏蔽，何谈巨势？燕京之不守，燕山攻守无以依托，则燕山大势则又何能独存？所以，史家对幽燕的评价趋于矛盾，一方面“幽燕形胜，实甲天下”；另一方面“形胜未可全恃，而燕都之形胜，又不足恃也。”以都城之重，也无法构建一线之强大，这既证明河朔之形重而势脆，又证明河朔第一线对内之脆弱。

因而，河朔第一线地势对于内部政权似乎有种迷惑性，一方面枭雄们钟情于燕京之山河形势“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结果却往往发现都燕往往非理想场所，因而史家更是结合史实而总结出，河朔地势虽可守一时而不可守一世：战国时代之燕国在三晋强国面前势力最弱，荆轲刺秦失败后，赵国残余与燕国结盟燕代联军，结果与秦军易水一战而蓟都亡，迁国辽东三年而后亡；臧荼都燕叛汉却不旋踵而败；东汉末公孙瓒守易京而败亡于袁绍；王浚乘西晋变乱而据有幽州，却被后赵石虎攻灭；北魏末年六镇起义，杜洛周、葛荣、韩婴旋起旋灭；安禄山据河朔精兵遂成天宝之乱而中折唐运，若非玄宗德宗多次急胜心切而毁将胜之势，天宝之乱或可减至三年；“迨夫李匡筹（卢龙节度使）夷灭于克用，刘守光复系组于存勖，而幽燕卒并于河东矣。” 因而就有了“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无力与灭唐之朱温梁朝对抗）”之说。后世一如此类，“契丹倔强者八世，竟败亡于女真。女真恣睢者百年，终夷灭于蒙古”……《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历代州域形势六”

此所以据幽燕而不可强驰于天下也。

（三）

河朔第二防御线，即滹沱河流经区域，及北至拒马河南岸。以此线御北最成功者无如北宋，北宋在无法得到燕山屏障，而燕山之势至少可达拒马河。事实上，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地界一直到河北中线，即瀛洲（河间）和莫州（任丘）。然，因此二州已经脱离第一线之势能，而在拒马河以南的河朔中线附近，为中原政权势能之内，所以五代之后周能轻易获得，并为北宋继承而再未失去，但是，当将前沿再往北推，就直接与游牧势力支撑的燕山强大势能所碰触。所以，北宋即只能在此一带以真定、河间、中山为重镇，以拒马河南岸之雄州、霸州、保州为前沿据点屏蔽根本之滹沱河流域，建河朔第二势。然，去幽云之河朔毕竟其势已失，勉强构建的国防能阻挡由盛而衰的契丹骑兵却无法阻挡新兴崛起的女真铁骑，能阻挡游牧势力二百年却无法阻挡游牧势力三百年，能化解蛮族第一冲击波却无法化解第二冲击波，所以失幽云之河朔，便形同凤凰之铩羽，终究不能声鸣动天光焰群伦。所以，河朔除燕云之外的人为雄关巨隘，终究只算得小势罢了，非足以成光耀千里的大势，大势非得依托雄持万里绝壁天险不可！

所以，于河朔而言，在丧失河朔第一势的燕云地区，则河朔之势即在第二势的中线，但若北方游牧势力在占据幽燕后再破河朔腹心三镇，则河朔南部重镇无需占有而河朔之势全去。所以北宋但有中线之河朔三镇支撑局面，则国事犹可为，若失中线三镇，则河朔之势全去，中原河南则决无独为之可能！耶律德光灭后唐即是前车之鉴，因而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于中线之真定（石家庄）、河间、中山。北宋末，金人强势南下，要求割让三镇之地，李纲说：“三镇，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陈东则沉痛呼吁：“曾不知无三关、四镇（太原、河间、真定、中山），是弃河朔也！弃河朔，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因而河朔之势能决定----无河朔则绝无中原之可能。

顾祖禹论河朔中线地势，称真定“控太行之险，绝河朔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渡口）、道梁、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达也。”称河间“北拱京师，南临青济，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北不得河间，青、冀之祸未烈，南不得河间，幽平之患未深也。”此所以北宋在失燕云险要后，尚可以中线维持国防；而当北宋失去中线之三镇，则南线则速崩溃，金骑则迅灭北宋。于是，正如北宋宋祁说：“河朔为天下根本，而真定又为河朔之根本”

因而河朔中线在河朔南、北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此势胜败将决定第三势之有无。因而无论北伐南图，中线争夺便具决定性意义。

而堂奥内部之战，也体现此现象，若破河朔南部如战国秦汉时期之邯郸，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邺城（今河朔临漳）或唐宋时期之邢台、大名，则割据河朔政权之势尚未去，若再攻下河朔第二势则河朔割据之势不待燕云之势破而顿时瓦解！

考察内部各时期之河朔割据大战，因防御范围之不等，邺城、邯郸、邢台至真定一带的河朔中、南部地区即构成各自的中线。考察自河南攻取河朔的5起战事：

（1）汉高祖十年9月陈豨反，而陈豨立足于大同盆与河朔北线，而南取中线常山正定一带，却不及攻南线邯郸而为刘邦抢先占据，待刘邦破河朔中线正定，则陈豨兵势瓦解而成丧家之犬；（2）曹操官渡之战破袁绍，进而伐袁氏兄弟，曹操破邺城而袁氏走河朔中线之中山，中山不守而袁氏亡；（3）石勒据河朔中线之襄国（邢台）而一举突袭灭幽州一隅之王浚；（4）隋朝尉迟迥据河朔中线南线与河内及部分山东地反，是以河内为第一线，以邺城为中线，但隋军破河内第一线，尉迟迥退守中线邺城决战，中线败而身灭；（5）慕容垂乘前秦苻坚淝水之败而重建燕国时，得第一线，却未得第二线而直接攻第三线之邺城受阻两年而后得之，若非苻丕急于回关中登极，南线之邺城大战最终命运如何将不得而知，所以，河朔争夺战在于中线之决胜负。这已是一条战争规律，即任何防御，中线将决定形势命运之分合点，这个规律也将在笔者其他形势分析中不断体现。

于是，观天下之攻守大势，可以总结这个规律，如果防御地势能支持两道防御线，则基本算是安全，也能较好地挡住敌军的纵深，或者说进入后无法立足而只能劫掠退却，也即北势攻河朔，则破第一线、第二线而第三线土崩；南势攻河朔，则破第三势、第二势则第一势瓦解。所以此后中原政权能象北宋一般在河间、真定一线能顶住，则国家尚可以勉强维持；若是连这一线也守不住，则中原政权便可谓大势已去。

而如果威胁来自西面的河东，则会如何？

如果说河朔可制中原之命，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河朔之势受河东而剪灭多矣，河东地势高于河朔，更为险峻，所以河东必然气压河朔，中原与河朔争势，来自中原的强权可以威胁河朔南部，却无法同时威胁河朔中部，而来自西边河东的势力，如《战神河东》所详述的，却可以同时威胁河朔北中南三线，可谓河朔之命受制于河东。

史上自河东方向东下太行平荡河朔七起：

1、2、王翦、韩信出井陉而定赵燕；
3、李光弼、郭子仪出井陉而河朔返正；
4、王猛出潞川而灭前燕；
5、北魏末尔朱荣出滏口而破葛荣；
6、高欢出滏口而据信都；
7、北周出滏口而扫北齐。
而总结战史之关键在于沿太行山关隘之得失。而其中又以关中政权兼并河朔政权共四起，河东兼并河朔政权三起。

河朔交通重镇皆在太行山东侧，而河朔交通重镇恰皆以扼守太行各陉而设，于是河朔政权衰亡轨迹皆以失太行山关隘为先，而后自河东晋阳（太原）出井陉，或自河东上党出滏口陉，东下太行陉，以临河朔，河朔便势去而亡。于是，刘汉灭西晋，而遣石虎自飞狐陉攻燕蓟；北魏灭后燕：魏军出井陉，直趋燕都中山。魏军攻占常山（今正定）后，河朔诸郡县纷纷降魏，惟中线之中山、南线之邺城、信都三城为后燕所守，再经近两年的围攻，克此三城。河朔遂为魏有。唐安史之乱，郭子仪李光弼以朔方军东出井陉，破河朔中线之安军，断绝安军回路，迫降河朔十余郡，几迫安军放弃对中原关中之攻势。所以，如此快刀手连破河朔高手之势，非河东而不可为。

（四）

而当近世千年里，河朔似乎一举而强盛，乃至关中河东皆非对手，何因？在于游牧势力自河朔的介入，而使得河朔之势暴涨，河朔以燕山燕京之门户，背依庞大草原之无敌游牧铁骑之势遂使河东、关中再难号令群雄，此所谓非河朔本身之势能焕发。所以，华夏内部据河朔而成天下势，除了汉光武帝刘秀、明成祖朱棣外，再无其他。汉光武之所以能光武，则源于洛阳更使政权的败乱，而能据河朔收拾残局；明成祖能成永乐，也在于朱元璋对南京开国名将的大扫荡，和永乐借助归附的蒙古朵颜三卫的游牧军队，于是，汉之河朔势力能号令天下者至此绝。而且，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是汉光武与更使政权、明成祖与南京政权都是家族之争，而以外姓之河朔政权夺前朝之天下则数千年从未发生！

那游牧势力的介入则又如何呢？

自五胡乱华始至满清，考察羯族之后赵，鲜卑慕容之前燕、后燕，胡化政权之东魏北齐、契丹辽、女真金、蒙元、满清皆为胡政权，这些政权大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之影响，大一统政权即两个，半天下之局过半。

如此，可谓一目了然河朔雄胜之势对于汉政权，却只能留下了一串串悲壮的绝命故事，如唐安史之乱之后遗症魏博节度使一般，虽“终唐之世河朔常为厉阶”，但“河朔叛乱者，凡十七起，其能免于诛夷、保其宗祀者，不数见也”河朔之割据终会烟消云散而无所作为。

由是，可见，河朔对于游牧民族之辉煌前途意义，如果以一句话分别概括河朔对汉与塞外民族的作用的话，那就是汉据河朔，则势偏狭而憋促，虽可控河洛中原和齐鲁山地，但西不足以制服河东、关中；西南不及川蜀、南不及荆湖、两淮和东南不及两浙膏腴巨形。正所谓“幽燕去河洛为远，而去关中为尤远……”河朔与华夏文明中心地带过于遥远的现实软肋终将呈现鞭长莫及之叹，进而丧失攻守之巨资。所以，试图偏霸河朔者多也，却几无善终。

而北方塞外势力能据河朔而成霸业者，可以引用木华黎对鉄木真的建都之议来一阵见血地体现这个意义：“幽燕之地，龙蹯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塞外骑兵的空间概念与华夏不同，骑兵认为这个距离可控），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读史方舆纪要》卷十直隶一），“燕京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燕山，左拥太行，右濒渤海，挟五关之险而凭临中夏，”也就是说，河朔对塞外游牧势力之意义，在于据河朔为桥头堡，而以自己漠北老家的庞大势能为后方，才可南控中原，深入两淮江浙。以达到进可攻退可收的不败地势！这就是河朔成为塞外民族成就大势之不二法门！持相同手腕的则是满清，满清窃华夏神器而踞河朔后，清除辽东汉人以作满人退守之资，当清宣统退位，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即暴露满人这种以河朔为跳板襟带“老家”退路的典型殖民心态。如此，结论就是：河朔乱于内部，则可旋即而灭，倘若河朔乱于塞外，则华夏面临亡国灭种，这就是河朔对本国之意义与对塞外民族意义之巨大区别！

由此，笔者再对此种朔迷离的漩涡作一个最后总结，魏晋以来都河朔王朝11个：后赵、冉魏、前燕、后燕、东魏、北齐、辽、金、元、清，其中汉政权只有冉魏和大明，其余9个政权皆为胡人政权。而以计算时间以记之，则后赵32年、冉魏3年、前燕34年、后燕24年、东魏16年、北齐27年；辽209年、金61年、元104年、明241年、清267年。而汉政权只有冉魏和明都河朔只有244年。其他9个胡人政权共774年。

由此可见河朔对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意义！尤其近千年的华夏文明轨迹也以都河朔为主，乃至于明朝及现共和国依然定都河朔。但是，冉魏是覆河朔后赵政权仍都河朔不足为奇，明朝燕王根基河朔而强抢金陵皇气而心虚不宁、蒙古强邻虎视中原而不得已都燕，这都不足为奇，然笔者不得其解的是何以当今共和国亦步后趋而都燕耶？若说都燕乃镇边，然当今游牧已为文明所抛弃而烟消云散，游牧再难以骑射掳掠成势，无需以国都之重来戍边，况若戍边，巨敌当为西北俄罗斯、西南印支矣，岂非当都关中而非燕耶？强敌巨藩若日本、台湾，岂非当都齐鲁、两浙？若说都燕为经济民生，则更谬矣，内治之都，当为中原、金陵也，都此二者，可和合天下之势而势合则雄于地球也！都燕之势决不可辐射天下而仅能闭门于河朔也，所以，中华文明之根决不可在河朔，治国之势当在中原当在金陵……然笔者只能浩叹莫非千年来，游牧民族对华夏文明和思维深入骨髓的侵凌，也或许被千年来强大的游牧帝国卷起的一股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势所左右了心智……总之，汉政权都河朔尤其北京实无充足之理由，吾国实不应亦步亦趋于历代游牧帝国。

臣为陛下择善几处，请陛下斟酌定夺

一曰洛阳、汴京；二曰金陵；三曰南阳；四曰关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