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虾米力搏大鲸鱼如何成为可能？——读卢建荣《咆哮彭城》
庄胜全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研究生
咆哮彭城：唐代淮上军民抗争史（763-899）
卢建荣著/五南/2008年06月/354页
矢志以唐史专业暨文化史手法，写作唐代五部曲的卢建荣，本书是他在这系列缴出的第四张成绩单，次序上则名列五部曲中的第二部，至於上一本著作《飞燕惊龙记：大唐帝国文化工程师与没有历史的人（763-873）》则属第五部，述说唐廷里拥有文化主导权的两京士大夫，如何塑造与丑化身为帝国反抗者的河北人之形象，以期激发内部同仇敌慨的心理。另外两部著作，一本为谈论6至8世纪间，中国法律文化在变迁过程中，少数司法战士如何挣得些许司法独立空间的一页悲壮历史，其名为《铁面急先锋：中国司法独立血泪史（514-755）》；另一书《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则揭露北魏至北宋约六个世纪的光景间，中国士人阶级面对死亡一事所展露的心态与文化想像，及其行动背後是受到如宗教观念渲染的深层脉络。尚未出版的尾声著作，目前仅知内容为谈论技术官僚雏形的出现与文化政治，至於作者将此议题发挥至何等程度，只有来日才见分晓了。
卢氏除了展露过人的企图心与创作力之外，在操作上采行突破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藩篱之举更令人惊艳。上述四书除了《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较接近一般历史专书的写作风格外，其余三部皆沾染小说的叙事风格，不仅以章回体例呈现於读者面前，在时序上更屡屡可见倒叙与插叙的风格，与过往史家皆采顺序方式评介历史进程的写法大相迳庭，此即作者力倡的「叙述史学」展演手法，其目的不仅在於以多元向度取代单一视野来彰显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更要增进与普罗读者之间的亲缘性。以本书为例，本书开头先以869年在彭城近郊的圣明寺里，寺庙方丈向江南人士陆龟蒙诉说的故事带出本书的高潮，即868年由庞勋率领八百名徐州兵由桂林溜回彭城，所引发的一场历时年余的彭城乱事。
这场在唐末诸多动乱中既微不足道又看似偶发的乱事，原因实其来有自，百余年来徐州与唐廷间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参杂其中，蓄积的反动能量恰好在这年爆发开来，前後非得唐廷调派近二十万的军力才得以荡平。
徐、唐两造百余年来权力间的交涉过程，作者藉由曾任徐帅的王智兴（场景设计於835年与三位掌书记间的交谈）、移入彭城的张家第四代，於京城教坊里讲笑话为职的张渐（场景设计於845年的新年时节与前往探病的堂弟张元孙间的对话经过）、彭城地方文史工作者兼教书匠郑樵（场景设计於899年的课堂上），这三人之口接力道出安史乱後的彭城抗争史，他们的说法或因背景不同有其自身见解，或因共同的历史经验而有重叠之处，都在作者的捕捉之列。法国处理感觉史的名家Alain Corbin认为要了解过去的人们，没有比藉由古人的眼睛看世界，和用他们的情绪感受更好的方法，卢氏於书中凭藉虚拟却尽量与史实接轨的场景，由三人皆身处时代洪流中的经历来表述这段历史，可说是此诠释的明证，这是属於本书的内篇章节。
外篇则另辟空间处理为何╱何以百余年来徐州人士不断向唐廷争取自治的因素，当中的原因包括牵涉甚广的政治「权力」因素，不仅来自中央集权的力量大小，更有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人口与社会变迁、水路交通及经济要素、财税负担的类别与轻重多寡、甚至与彭城刘氏宗族在安史之乱前後，在地方权势的掌控力上强弱悬殊致使权力真空相关。内、外篇的内容虽相互关联，然却作法迥异，内篇说故事者乃是三位当事人，却因缺乏史家後见之明的缘故，相关的历史诠释还端赖串场的作者之口才得以使读者有完备的了解；外篇则是卢氏以第三人称全知观点进行解说，这部分卢氏已自行点破，读者可从本书〈自序〉得知其中梗概，无庸在此费事多言。
《咆哮彭城》在某种程度上可说与《飞燕惊龙记》互为表里，彭城人士在追求自治的过程中，除了能在帝国中央集权势弱之际获取相对的空间之外，亦与唐廷与河北间的紧张程度相关。帝国若势压河北，徐府的自治空间则相对减少；反之，若唐廷对於河北的压制力有限甚至战争失败，无力兼及徐州之时，则变相获得自治空间，王智兴便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崛起。有趣的是，徐州乃是唐廷用以看紧河北反抗势力的所在地之一，令徐宿道控有大运河汴水的南半部，但这样一来不仅使得经济获利可转变为自治行动的资本，更时常出现监守自盗的情形，使得唐廷头痛不已。此外，徐府与河北同样受到帝国的文化宰制，由於徐军时常与唐廷作对，因此同样与河北三镇被视为是麻烦制造者，文士官僚集团同样将徐军塑造成蛮不讲理的异文化者。然这也使得优秀的文官视入仕徐幕为畏途，吸引不到优秀人才的後果，反使徐幕应付不了徐军军官团。这些一体两面的事例使得唐廷、河北和徐府间存在诸多微妙的关系，值得读者细细去体察。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本书在作法上尚有以下特色可供研究者参考：
其一，本书若照史学领域的分类，可界定为区域史或地方史的研究作品。然而传统区域史研究流於枝节琐碎之讥已久，亦难脱缺乏研究观点的窠臼。本书摆脱处理支配、顺从关系的旧戏码，改自地方出发的角度来处理权力关系，提点读者即使居於非权力核心的弱势之处，仍有力量以小博大与权力核心抗衡，而非一味乞怜或听从於中央。只是这页历史的纪录者往往是站在权力核心一方，需有足够的情怀与视野才得以重构弱势者的身影及其抗争筹码。
其二，这并非意味只消再现地方观点即可，卢氏本书处理的不仅止於该区本身的区域发展与特色，他更进一步与权力中枢和全国性的议题做出联结，因此唐廷的中央集权与两税法推行全国後对徐府的影响、唐代经济结构之特色；以及唐廷如何处置河北、南诏的边患问题等，适当提升议题的层次，并为某件看似单纯的历史事件之爆发，提供多样而深层的缘由。
其三，既要为失声者喉舌，又要展现权力边陲与核心的价值观差异，以及通盘处理复杂的政、经及社会文化议题，则非采多重叙事的作法不为功，如此尚得以体现针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多元声音，特别是来自弱势的声音。卢氏所为，实为日渐衰颓的区域史研究走闯出一条新的取径。
综览卢氏著作，可知本书他从彭城的地方势力对抗唐廷中央追求自治的过程中，不断描摹弱势者身影的作法已非先例。在《铁面急先锋》中，以徐有功为首的几位司法战士亦不断在皇权与法律专业的夹缝中，取得司法独立并陈雪冤情的契机；在《飞燕惊龙记》中，除了两京士大夫的论述外，卢氏亦争取篇幅撰写来自河北的声音。卢氏写作小虾米力搏大鲸鱼的历史故事不仅传神，在现实的操作上亦有如是的几分味道，无论是本书所代表的区域史研究，或是卢氏力倡的叙述史学，在历史研究领域里皆属未受重视的小虾米，如何在传统史学主流的大鲸鱼口中求得翻身或成长的契机，端看其作品的影响力到达何等程度了。
延伸阅读：
卢建荣（2004）。铁面急先锋：中国司法独立血泪史（514-755）。台北市：麦田。
卢建荣（2005）。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台北市：麦田。
卢建荣（2007）。飞燕惊龙记：大唐帝国文化工程师与没有历史的人（763-873）。台北市：时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