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市管县“变奏曲”之甘肃篇（完） [复制链接]

甘肃，这个中国连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都是西北边防的桥头堡，如今也俨然是中国市管县体制的“桥头堡”。
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是城市化水平上看，甘肃都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甚至超过贵州。究竟落后到什么程度，从以下的一些事实中便可略见一斑。
在政区城市化的大潮冲击下，“县改市”一度蔚然成风，以至于后来的“市”已不能客观地反映经济社会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程度，就是这样一个严重“注水”的设市标准，在甘肃居然成为一个几乎所有的县都迈不过的“坎”。在此期间，甘肃仅仅设立了敦煌这样一个非地级行政中心所在地的普通县级市，为全国所仅见。
虽然，甘肃实施市管县体制过程属于最“大众化”的类型，基本上都是地区改市，除了一个与云南东川“反其道而行之”的白银市。
白银，这个昔日兰州的“跟班”，如今也在甘肃市管县体制中担纲“大任”，为昔日的“主人”兰州“分忧”。
定西，这个中国有名的贫困地区“三西”之老大，如今也“光荣”地成为地级市大家族中的一员。
还有嘉峪关，这个不过内地一个乡镇人口规模的小城市，也“跻身”地级市行列，成为中国地级市的“老幺”。
地级市相比于地区，其机构的扩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对于像甘肃这样有名的贫困地区来说已经是不堪重负了。而甘肃，却拥有包括两个自治州在内的十四个地级区划单位，大大高于同等人口规模的省区。尤其是河西走廊地区，像酒泉与嘉峪关，武威与金昌，都几乎是“鸡犬之声相闻”。白银，由兰州的市辖区升格为管县的市，更是全国所仅见。
所有这一切，即便不能说明市管县体制之荒唐，也足以证明其已经彻底僵化。

后记：市管县“变奏曲”一路高歌到了甘肃，也就到了该“谢幕”的时候了。因为，席卷几乎整个中国的政区城市化之“春风”尽管堪称强劲，却似乎也破不开“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魔咒”，更难以深入祁连山后的雪域高原，使得玉门关外的新疆和雪域高原上的西藏依然保持着中国当代区划体制中最多的“原生态”。N年后，当我们蓦然回首，这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市管县体制究竟是区划体制上的创新，还是借“改革”之名，行“机构扩编”之实，抑或是城市化“大跃进”？答案在很多方面已经初露端倪。
其实，市管县体制下“市”带动“县”的发展只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真正有“带动”能力的市在目前的中国还只是少数，而这种“带动”的作用根本无需通过行政管辖的方式来实现。就像上海对长三角地区的带动作用一样。在现实中，人们看到更多是市“刮”县。
就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在走向真正的民主化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除国名全称中的“人民”和“民主”之类的字眼一样，中国真正的城市化也不必要以泛政区化的“市”来标记。
中国未来的区划体制改革根本也无需“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在世界上甚至在国内，包括一直就不尊“王道”、视市管县体制为“旁门左道”的台湾，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
我们也无需过多强调“中国特色”，因为在很多时候，“中国特色”成为拒绝改革的借口。

补充说明，市管县“变奏曲”之系列篇之所以缺少湖北与广西篇，是因为已经有了个人信口开河之《湖北地级市系列篇》和我等天子网友妙笔生花之《八桂追思》，再写，就真成了《多余的话》了。

“帶動“是夢話，香港帶動了寶安縣發展？市管縣創造了甚麼？

引用第18楼境由心造于2011-12-11 19:22发表的 回 15楼(jinshi) 的帖子 :
对于嘉峪关这样由“酒钢”包办大部分“民生”的城市来说，作为甘肃的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无论是成与败，都不具备任何借鉴和参考的实质意义。

        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为保障主业的健康发展和基本生存条件，“十二五”期间，酒钢集团公司规划投资1000亿元以上，着力构建钢铁、装备制造、特色冶金、能源化工、现代农业五大产业板块。重点发展钢铁、铁合金、装备制造、资源开发、综合利用、电解铝、能源化工、商贸、物流、葡萄酒业十大产业。将以循环经济为主基调，打造嘉峪关本部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平凉煤电化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张掖有色新能源循环经济示范区和武威资源能源基地。

        大企业的发展引起生产力要素跨地区流动，必然带动产业结构、地区机构、城乡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自我调整，政府沿袭多年的调整经济结构的功能可以部分地转移给大企业，这是政府在必要范围内退出市场的必要条件。

       2009年9月，甘肃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嘉峪关市依据“城乡一体化”重新划片的派出机构三个“管理区”设置模式。2010年4月，嘉峪关市成为省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8月，中央在全国确定了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嘉峪关市成为甘肃省唯一入围的试点城市。特别是2011年底又进一步被确定为全国9个典型培育的地区。

        中央提出把嘉峪关市培育成西部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小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的样板，要求以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为动力，统筹兼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五位一体”的各项建设。当一系列举措配套实施时，一个“样本点”“工业化带动”的特殊性就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
附：

35个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名单
来源：中国政法网 2011年08月19日 02:54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
山西省：太原市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辽宁省：沈阳市
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上海市：静安区
江苏省：南通市
浙江省：宁波市，绍兴市
安徽省：合肥市
福建省：泉州市
江西省：宜春市
山东省：泰安市
河南省：三门峡市，郑州市
湖北省：宜昌市
湖南省：长沙市
广东省：深圳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凭祥市
海南省：琼海市
重庆市：大渡口
四川省：德阳市
贵州省：贵阳市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西藏自治区：林芝
陕西省：西安市
甘肃省：嘉峪关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
http://www.zhengfawang.com/3162011819/12072.html

   　　从1982年至2008年，中国已经进行了六次政府机构改革。小政府、大社会是改革的目标。但是，几次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只要既有模式的行政构架存在，就很难从根本上去压缩人员，缩减成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还城市“一体化”管理的本来之满目，一个“多元化”的居民聚集城市，只设一级政府，其它都是其办事机构。城市就是一级政府和若干居民自治社区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政府腐败不断滋生的原因是因为缺少人民的直接监督。同样思维方式的华人社区，为何一级政府管理的城市型地区的香港和城市型国家的新加坡就少？它们也同样经历了英国总督强势统治时期的高度腐败，一旦行政长官的权限受到限制，人民团体可以直接面对政权对话与监督，就形成了今天相对的清廉样板。

       社会发展，利益的追求是永恒的主题，只有将利益的再分配置于全民监督之下，才能寻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城市应该是一个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自治体”。欧美国家“小政府、大社会”，“城邦”式市民积极参与的城市自治体，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减少了建设的失误和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减少政府公职人员，减轻百姓负担，只能是建立“小政府”服务“大社会”的市民（或社区）委员会自治，“自下而上”、“人民利益至上”、“人民政府人民管”的监督体系，而不是“人民政府管人民”的权限不断强化膨胀的“团体组织”体制。

      可喜的是，在乡村，中国已经探索实施了村民自治直接选举（虽然难免有瑕疵）。城市划小社区单元的自治只不过是中国革命与改革又一次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解放”。

        历史的发展变革从来都是在社会结构基础最薄弱的地区开始产生突破和裂变，而不是过度成熟的传统文化地区，中外历史无一例外。

        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替代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氏族奴隶社会，是炎黄文化边缘的秦地，而不是产生了屈原、孔丘的文化成熟的楚、齐等国。

        资本主义的萌生与兴起，首先产生于封建文化统治链条最薄弱的希腊、丹麦、葡萄牙等欧洲城邦型小国，而不是文化体系成熟完备、结构庞杂的中国、波斯、阿拉伯、印度等封建帝国。

        中国近现代引领工商业发展的上海、苏州、青岛、大连、香港等城市、都不是封建社会传统的分封领地。近现代革命的首发地广东、云南等也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区。改革三十年以来对沿海十四个城市以及沿江、沿边地区的开放，也是希望在传统文化较薄弱的地区寻求突破。而事实上改革三十年以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绝大多数恰恰也不是传统文化积淀厚重和权力机构集中的区域。

        “先立后破”才能稳定而有效推进社会的大发展。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应着眼于合理布局设立更多的“多元化适域”、“珍珠串接”、“生态化宜居”、管理层级简化、特色鲜明的城市，鼓励生产力要素的流动和新兴工业文化地区的发展，以有效开发国土资源、减少耕地占用、均衡地域发展、优化经济结构、分散社会矛盾。而不是持续“摊大饼”在“旧文化”代表区域集聚，不断激化各种社会发展矛盾的虚伪“大城市”。

        只有真正利用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促进边远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大发展。

甘肃人民不富裕，中国永远在发展中——而且是初级阶段、畸形发展、杂交国策。

引用第28楼jinshi于2011-12-12 11:50发表的 回 26楼(境由心造) 的帖子 :
       城市是一个“点状”的“多元化”有别于乡村的居民高级聚落区域，内部分工协作关联度高。国外大多数发达城市都是由一级政府管理，城市型地区的香港和城市型国家的新加坡都是一级政府管理。市政府以下是非常设的、以社区为主的居民自治单元，市民的各种诉求可以直达城市的政府机构。而我国的城市则是市、区两级以上的政府机构“多头”管理，利益的纷争、办事的繁杂割裂了城市内部的有机联系、造成机构臃肿庞大和人员的冗余、决策的迟缓、市民的各种诉求被层层隔离过滤等等。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出路，中国下一步城市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市制问题”，而不是沿袭固有思路，各种问题积重难返的“大一统”扩张。具体来讲，就是还城市本来之面目，一座聚集的城市只可能存在一级政府管理机构，其它都是这个政府的派出办事机构，基层建立以社区为主的居民自治单元，居民的呼声可以直达所在城市的政府机构。
        具体步骤来讲，就是撤销属于城市关联密集单元的区、镇政府常设机构，改为派出机构，区、镇所有的局办委等办事机构和公共服务事业单位一律划归城市这个“一体化”自身统一管理，整合公共资源。街道办事处、镇委会、“城乡一体化”的“村委会”一律改为居民自治为主的“社区”服务机构。实施“一级政府三级管理”（副省级市及以上）、“一级政府二级管理”（地级市）、“一级政府一级管理”（县城镇区）。
       让城市的管理机构直接面对城市居民的自治机构，让人民能够直接面对“人民”的政府，监督政府的工作，真正建立起“人民政府人民管”，而不是“人民政府管人民”的监督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减少政府公职人员，减少城市建设的无序紊乱，减轻百姓负担，使百姓的呼声能够通达与民生直接关联的城市政府本身。

官民关系=猫鼠关系，这是黑白论之精粹。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这是自我加入论坛一来收获最大的一次讨论。

       城市是一个“点状”的“多元化”有别于乡村的居民高级聚落区域，内部分工协作关联度高。国外大多数发达城市都是由一级政府管理，城市型地区的香港和城市型国家的新加坡都是一级政府管理。市政府以下是非常设的、以社区为主的居民自治单元，市民的各种诉求可以直达城市的政府机构。而我国的城市则是市、区两级以上的政府机构“多头”管理，利益的纷争、办事的繁琐割裂了城市内部的有机联系、造成机构臃肿庞大和人员的冗余、决策的迟缓、市民的各种诉求被层层隔离过滤等等。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出路，中国下一步城市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市制问题”，而不是沿袭固有思路，各种问题积重难返的“大一统”扩张。具体来讲，就是还城市本来之面目，一座聚集的城市只可能存在一级政府管理机构，其它都是这个政府的派出办事机构，基层建立以社区为主的居民自治单元，居民的呼声可以直达所在城市的政府机构。
        具体步骤来讲，就是撤销属于城市关联密集单元的区、镇政府常设机构，改为派出机构，区、镇所有的局办委等办事机构和公共服务事业单位一律划归城市这个“一体化”自身统一管理，整合公共资源。街道办事处、镇委会、“城乡一体化”的“村委会”一律改为居民自治为主的“社区”服务机构。实施“一级政府三级管理”（副省级市及以上）、“一级政府二级管理”（地级市）、“一级政府一级管理”（县城镇区）。
       让城市的管理机构直接面对城市居民的自治机构，让人民能够直接面对“人民”的政府，监督政府的工作，真正建立起“人民政府人民管”，而不是“人民政府管人民”的监督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减少政府公职人员，减少城市建设的无序紊乱，减轻百姓负担，使百姓的呼声能够通达与民生直接关联的城市政府本身。

在我的设想中，像甘肃这样还不能完全实现省直辖县市的省，在省与市县之间保留一级派出机构而不是政区实体或许更现实。如甘肃历史上的兰州道（兰州、临夏、白银）、巩秦阶道（天水、陇南、定西）、平庆泾固化道（平凉、庆阳等）、甘凉道（武威、张掖、金昌）、安肃道（酒泉、嘉峪关）。
现实情况下，合并地级市特别是两个规模相当的地级市难度丝毫不低于完全取缔，因为这不仅涉及机构的裁减，还涉及此消彼长的地域地位之争。

县市在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应该是当代世界通行的区划理念。虽然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将会长时期存在。
中国也只有走这一条路，才能使不同的地区能够获得尽量公平的发展机会。
虽然，如西方国家也有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高度的不平衡，但它们能通过迁徙完全自由的户籍制度来保证不同地区的人能最大限度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通过税收调节来保证不同收入阶层的人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曾经有人把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形象地称为“半城市化”，“城市”居民中，还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不能享受完全的“市民”待遇。
中国的真正城乡一体化并不在于政区的城市化，而在于根本废除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

        “攻城略地”凭实力说话，是恒古不变的真理。过去是以军事实力为主，现在则称“工业化带动”。

引用第18楼境由心造于2011-12-11 19:22发表的 回 15楼(jinshi) 的帖子 :
国有大型企业“独立王国”的属性使得经济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并不适合管县，至多如金昌那样只管辖与其有较深渊源和较多经济联系的县。白银之管县完全是画蛇添足之举。
对于嘉峪关这样由“酒钢”包办大部分“民生”的城市来说，作为甘肃的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无论是成与败，都不具备任何借鉴和参考的实质意义。

　　本报嘉峪关讯(记者李政魁)11月9日至10日，省委副书记欧阳坚在嘉峪关市和酒钢集团调研时强调，要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欧阳坚深入嘉峪关新区开发建设及讨赖河生态治理工程现场，与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谈。欧阳坚说，嘉峪关城市建设及管理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度，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服务水平，尤其是生态绿化成效显著，可以说一个西部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已经形成。
　　欧阳坚先后来到酒钢集团紫轩酒业、嘉酒风电高载能百万吨节能技改项目、碳钢薄板冷轧、不锈钢冷轧等生产一线，详细了解酒钢生产经营情况。欧阳坚对酒钢集团的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酒钢集团充分认识肩负的责任，确保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我省工业经济中发挥好龙头作用。嘉峪关发展地企合作是关键，酒钢强则城市兴，一定要以酒钢为依托，大力帮助支持酒钢，在现有基础上发展上下游产品、拓展新的领域、培育新兴的产业，使酒钢成为一个多种经营的、多元产业的综合的超大型企业，通过酒钢的发展提升工业化水平。
　　在听取了嘉峪关市和酒钢集团工作汇报后，欧阳坚说，嘉峪关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干部群众盼发展、谋发展、抓发展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嘉峪关市及酒钢发展势头强劲，成绩喜人，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快车道；二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成功之路，一个城乡协调、均衡发展的目标正在实现；三是地企关系融洽，实现了企业带动城市、城市服务企业、协调联动、互补共赢的目标，有力地促进了嘉峪关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为全省树立了典范；四是在嘉峪关形成了以“铁山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文化，这是一种艰苦创业、奋发有为、开放包容的精神，是嘉峪关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精神财富。
　　欧阳坚强调，要进一步做好地企合作、城市统筹这篇大文章，以此来不断加快全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工业基础雄厚、区位优势明显的特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与合作水平；紧紧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战略机遇，做好风电、光伏、太阳能等新型能源大文章；利用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以保护和开发关城等文化旅游景区为契机，打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欧阳坚要求，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年初下达的目标任务，对照检查，查漏补缺，做好今年最后阶段的工作，为实现“十二五”目标开好头，打下坚实基础。
【每日甘肃网主流媒体 甘肃门户】 欧阳坚在嘉市调研 强调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原文链接：http://gsrb.gansudaily.com.cn/system/2011/11/11/012267902.shtml

        欧阳坚，男，白族，1957年9月出生，云南剑川人，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下乡，1977年在云南省电影制片厂工作，1978年就读于云南大学经济系，1982年在云南省社科院工作，历任东南亚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支部书记兼所长助理、院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91年到云南省计委工作，历任综合处副处长、规划政策处处长、主任助理、副主任等职，2001年任丽江地委书记，2004年任中宣部副秘书长兼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主任，2005年任中宣部副部长，2008年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11年10月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随着国家投资体制的改革，“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够由社会投资建设的项目，尽可能利用社会资金建设。”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7/26/content_1648074.htm）  
    　　其实质的意思就是，发展市场经济，社会资本的作用将会大大增强，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和运作载体，政府是服务机构。因此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拥有大中型企业的城市必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主导。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的过程，是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也是政策措施的变化；不仅是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产业布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不仅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也是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改进。
         城乡一体化即通过城乡之间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统筹规划建设，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城带乡，城乡互动，使农民由农村向城镇集中，工业由分散向园区集中，耕地由一家一户经营向规模经营集中，公共设施由城市向农村延伸，公共财政由城市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由城市向农村传播，不断加快“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链接：城乡一体化_百度百科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城市化一般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化具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来推进的，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但另一方面，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对工业化也有反作用。城市化如能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则会推动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否则，就会延缓甚至阻碍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可形象地称之为“发动机”与“加速器”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同步地推进城市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链接）：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变化的过程。其内涵在于，它不仅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颁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化。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又是工业化发展的平台。城市是先进文化的载体，也是先进生产力的基地，加城市化进程不容置疑。城市化发展要以市镇作为载体，设市设镇不等于城市化，但城市化发展必然要求增设新的城市，新的城市又会进一步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

        我国对于城市本质和特征的最权威的提法，已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链接）》之中，即：“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枝木、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及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以及工人阶级的聚集，奢谈何“城市”，谈何城市发展？

　　“全省园区的布局呈现东部少、中西部多的特点，应在全省层面进行空间调整，以与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在加强陇西‘中国药都’的建设中，应重点加强陇药的质量建设……”日前，甘肃省政协召开十届十五次常委会议，常委、委员们纷纷为实现甘肃跨越式发展建言献策。

　　为实现甘肃跨越式发展建言献策，是甘肃省政协确定的今年上半年的重点工作。对于经济欠发达的甘肃来说，影响全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点在哪里？短板在哪里？通过与省委、省政府的衔接沟通，并几次召开主席会议反复论证，省政协最终确定就发挥大型骨干企业带动辐射作用、加快下游产品和配套产品开发、形成产业集群；推进特色优势农产品规模种植、深度加工和市场营销；优化各级开发区布局、创新开发区建设机制和提升开发区发展水平等三个方面为重点内容进行议政建言。
　　从3月到5月，由省政协9位副主席带领调研组兵分三路，深入基层调研问策。调研中，一些实例对委员们的触动很大:因为靖远煤业这一大型国企的存在，平川区一个县城人口不足10万的小城市，从业工商户由2005年的2236户增加到2010年的5697户，规模以上企业由74户增加到746户，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带动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见一斑。“把大型骨干企业相对集中、资源优势明显的兰(州)白(银)、酒(泉)嘉(峪关)、金(昌)武(威)和陇东南作为全省产业集群发展的重点区域予以大力扶持，科学划分功能定位，突出各自产业特色，给予政策倾斜，吸引企业集聚，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委员们建议。
　　外省一家从事玉米深加工的企业，在短短几年中就做出了四大系列200多个品种，“十一五”期间累计实现产值300亿元，实现利润超过25亿元。“甘肃的马铃薯、中药材、果品等特色农业就需要这样的龙头企业。”调研组建议，应采取企业兼并、政府控股，或建立企业发展联盟的方式，打造甘肃的航母级龙头企业，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让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变身为当地的“特区”，这是省政协提出的又一理念。“应把开发区作为政府管理创新的‘试验田’，切实赋予开发区管委会必需的职能，让管委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经过常委们集思广益和充分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发挥大型骨干企业带动作用　加快发展产业集群的建议案》、《关于推进我省开发区跨越式发展的建议案》、《关于推进我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建议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民生工程的建议案》等四份建议案，不日将报送省委、省政府决策参考。(记者　王聪)
http://news.cntv.cn/20110726/106778.shtml

像甘肃这样的落后地区，嘉峪关、金昌、白银这样拥有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的城市毫无疑问在甘肃的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行政建置上赋予比一般县市更高的地位在目前的体制下应该说是比较合适的。只是现在的地级市已非昔日的省辖（地级）市，连嘉峪关这样无论是人口还是面积都超小的地级市行政机构都完全按分区管县的地级市来配备。行政体制之僵化应该完全归咎于市管县体制的全面实行。
国有大型企业“独立王国”的属性使得经济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并不适合管县，至多如金昌那样只管辖与其有较深渊源和较多经济联系的县。白银之管县完全是画蛇添足之举。
对于嘉峪关这样由“酒钢”包办大部分“民生”的城市来说，作为甘肃的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无论是成与败，都不具备任何借鉴和参考的实质意义。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引用第14楼我等天子于2011-12-10 21:03发表的  :
偶构思的甘州八声：1、酒嘉一体化。或称肃州市：酒泉区、嘉峪关区。2、张掖不变。或改甘州市。3、金武一体化。或称凉州市：武威区、金昌区、永昌区。4、兰白一体化：白银复为兰州辖区。5、天陇合一：武都区改市。6、庆平合一。7、临定合一，仍为自治州，治定西市。8、甘南不变。

        取消地级市所辖县，省直管县市，加强县域经济，适域设市，减少行政层级，一直是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在中央集权制下，将来“推恩令”被“削藩”的只可能是行政架构更庞大的辖县地级市。各地“一体化关系”上感性而非理性地被忽悠再前行一步，就会触及国家政体层级改革的“雷区”，而一旦“触雷引爆”，“身躯庞大”的辖县地级市自身，毫无疑问地会被“炸成”许多小的“碎块”。

       曾几何时，甘肃省对大企业带动战略不屑一顾，该省许多号称“专家”的人对依托传统优势企业的发展方式不时提出各种质疑，结果造成十余年经济发展机遇的一再错失。
       “发挥大型骨干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下游产品和配套产品开发，形成产业集群”，这是2011年甘肃省政协提出的重要调研课题之一，主要目的是通过调研，探索大企业进一步辐射带动小企业加快发展的科学方法，为促进全省工业跨越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大企业的进入往往不仅仅是一个生产组织的进入，它同时带来的还有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大企业的进入也为当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但如果在引进特大企业的时候，一味选择那些高科技行业中的企业，或者是资本高度密集型的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可能非常高，对地区GDP的推动作用也可能更为显著，但是这种倾向会造成当地劳动力就业的困难。一方面这种企业本身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这种企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不可能为那些只接受过一般教育的劳动力提供合适的岗位，为增加就业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大企业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大”，而在于一体化。借助于一体化，分散的社会资本（包括产业资本、货币资产和社会网络）被整合成为高效能的资产组合；企业之间的替代性竞争转化为互补性竞争，提高了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率和企业交易效率；分散的“不合作文化”被凝炼为具有现代商业价值观的“合作文化”，企业文化成为凝聚人心，激发工作热情的不可替代的元素；技术和品质标准混乱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体系借助于“垄断－竞争”市场的甄别机制而逐步改进；分散进行的技术创新和投资，转化为专业技术创新与综合技术创新相结合的研究与开发模式，提高研究与开发的效率和战略水平。
        大企业的发展引起生产力要素跨地区流动，必然带动产业结构、地区机构、城乡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自我调整，政府沿袭多年的调整经济结构的功能可以部分地转移给大企业，这是政府在必要范围内退出市场的必要条件。
       我国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具有国有或国有控股性质，企业的法人代表及管理集团是由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聘任，因此企业就相应附加了行政属性。即使是民营企业，由于各级政府部门核准项目规模的权限和协调管理“抓大放小”划分区间的不同，也被附加了参照行政属性。如果企业所在地政府与企业的附加行政属性不对等，就很难协调一致地开展各项工作，势必会出现相互掣肘、影响发展的情况。尤其是当一个企业为一座城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提供了适宜的水、电、气、暖等配套的基本生活服务保障的时候，地企之间的利益纠葛直接面对的就是与“大企业捆绑”的基本民生问题。
        大企业带动战略资产组合的“一体化”，要受到土地、政策等政府核准权限与执政能力等的制约。显然，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首先要求地企行为准则和利益相互交融的“一体化”。

引用第10楼jinshi于2011-12-09 14:01发表的 :
      
        《酒泉—嘉峪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划》（链接）与《金昌—武威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划》（链接）已经制订，  待时机成熟后的重组将可能发生。

偶构思的甘州八声：1、酒嘉一体化。或称肃州市：酒泉区、嘉峪关区。2、张掖不变。或改甘州市。3、金武一体化。或称凉州市：武威区、金昌区、永昌区。4、兰白一体化：白银复为兰州辖区。5、天陇合一：武都区改市。6、庆平合一。7、临定合一，仍为自治州，治定西市。8、甘南不变。

我也到过一些地方，基本上是游走于最基层的社会，接触最多的是最底层的人。甚至见过大城市中的赤贫现象，只是到了甘肃，才真正体会到贫困的内涵。才知道什么叫“震撼”。
说实话，甘肃之贫困还不同于贵州之贫困，生态环境之脆弱无法承载过度开发，包括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当年左宗棠帅大军平定西北回乱之时，有感于此，所需粮饷完全由内地长途转运，给甘肃当地的地方官员下达的唯一“接待”命令就是沿途植树，甚至以违命者“提头来见”相威胁，大军所至，秋毫无犯，沿途柳树成荫，生态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对于甘肃而言，开源不如节流，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还不如千方百计缩减不必要的财政开支以用于民生的改善。
削减行政区划机构、减少行政开支就是一个必须的措施。而市管县体制又与其相背道而驰。
至少，相比于地级市，地区的行政机构更精简，建设“中心”城市的欲望也不强。
当年甘肃最早实行市管县体制就是白银从兰州分置设地级市并管县以及天水地改市，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至今未能体现。白银所管之景泰、会宁、靖远三县比之于武威和定西的辖县在实际发展水平上并无二致。假如当年没有白银这个地级市机构，所结余的行政开支恐怕能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一个定西地区的贫困问题。同样，如果天水没有实行市管县体制，陇南（武都）地区也可能不会存在，因为天水的市管县间接造成陇南地区地位的加强，更不会有后来的陇南市。如金昌、嘉峪关即便仍然是地级市，机构也会相对精简的多。

        1、嘉峪关地区总指挥部与嘉峪关市（县级）、三九公司合并，成立政企合一的省辖嘉峪关市（地级）。（1971年9月1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来源：http://www.xzqh.org/html/2011/0325/24219.html
        2、设立嘉峪关市嘉峪关区，管辖建设、五一、新华、胜利、前进、镜铁6个街道办事处及其行政区域。区人民政府驻地设在市区建设路。（1984年12月14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未正式成立）（同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金昌市金川区，辖原金昌市直辖乡镇）
        来源：http://www.xzqh.org/html/2011/0325/24232.html

   　　 1971年9月10日地级嘉峪关市的批准设立，与此后众所周知的2000年前后“批量”由“地区”套改的“市”具有可类比性，是机构的整合而不是升级。

        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国家经济建设时期，利用矿山、油田、陆海交通枢纽以及“三线”的建设。特别是在“临疆涉藏”类似的地区设立了众多的“因企设市”、“屯垦戍边”，不同于原有地域文化的移民新型城市，促进了国家战略腹地和边疆地区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统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今天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82年至2008年，中国已经进行了六次政府机构改革。小政府、大社会是改革的目标。但是，几次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带来的是社会管理体制持续变动的混乱，官员的急功近利，经济发展的泡沫和此起彼伏的危机。

　　    只要既有模式的行政构架存在，就很难从根本上去压缩人员，缩减成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还城市聚落高度关联的“一体化”管理本来之满目。一个“多元化”的居民聚集城市，只设一级政府，其它都应该是其办事机构。城市就是一级政府和若干居民自治社区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嘉峪关市（地级）是嘉峪关地区总指挥部与嘉峪关市（县级）、三九公司“政企合一”合并而来。嘉峪关市嘉峪关区虽未正式成立，但并不等于没有实质性成立，重要的是保留了可资利用的人员编制指标。也就是说，与未曾设区，由“县级”直升为“地级市”的东莞、中山、三亚这三市有所不同，法理上嘉峪关市是可以随时转为常规下设“区政府”的市，因为人员的编制和财政的拨付上对嘉峪关市是按设了“区政府”的市对待的。只不过是因地级市管“单区”等原因，“因地制宜”地转换成了简化层级管理，由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城区工委和郊区工委“城乡分治”分片管理，“地级市直管镇”的所谓“直筒子（即直接统治）”运作机制。

        因此，嘉峪关市设立“三区”，只是一个对既有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调整，由省机编委批复（甘肃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机构的通知》（甘机编发〔2009〕9号））。而依据“城乡一体化”重新划片的派出机构“管理区”，并不是“局委办”完整配套地建立常规“庞大”的“区政府”，并未增加任何人员的编制和财政的负担，而是一种管理机制的调整。认为嘉峪关市设立“三区”增加了所谓层级负担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读。
    
        嘉峪关市设立“三区”不是简单的区划调整，也不是组建一般意义上的区县一级党委、政府机构，而是管理模式、管理职的根本改革与转变，其本质仍是“管理区”。目的是构建一种全新的、能够统筹城乡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实现由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向城乡一体化管理转变。

         由于由来已久的嘉峪关市政府层级管理集约简化等因素，嘉峪关市成为省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在体制创新上。从全市城乡独特资源整合优化、统一开发利用的内在要求出发，突破原行政区城乡分治的格局，通过区域行政一体化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形成一个大城市的行政区建制，最终建立与城乡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要求相适应的体制框架”。明确了“镜铁区、长城区、雄关区“组团发展”，形成“三区一带一核心”的“城乡一体化”开发。
        来源：《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兰州市嘉峪关市金昌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的通知》甘政办发〔2010〕70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gansu.gov.cn/ZfgbZxwjQw.asp?ID=1405

        由于嘉峪关市设立“三区”基本为管理机制转换下的人员对等交流，并不涉及大规模的人员重新安置。因与特区深圳市及广东省行政改革正探索的模式——撤销区级政府或“撤镇建区扁平化改革”，推行“大部制”，“一级政府三级管理（副省级）”或“一级政府二级管理（地级）”，有着相似性（广东省2011年9月23日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施意见》）嘉峪关市探索“一级政府，两级管理”的城市基层扁平化政务管理改革反而走到了改革领军的广东省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