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商团抗争记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8月04日 04:42 中国经营报微博
谭洪安
1936年2月7日，即将迎来30周年庆典的苏州商团，突然发布最后一份通告，要求三天之内，其所属城乡各支部“一律取消”，全部枪械移交区公所，团员可自谋出路。
这个
中国近现代
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支极具影响力的商人武装自卫组织，至此偃旗息鼓。
财雄势大的苏州商人“自废武功”，并非甘心情愿，而是经历了长达8年的持久抗争。究竟是哪一股更强悍的力量，导演了这一幕？
１各怀心事
1928年7月，苏州商团实力达到鼎盛，共有31个支部，还设立3个大队和1个常备队，团员2188人，拥有各式枪支1567支，战斗力可观。它甚至还有一支27人的军乐队。
据保留下来的资料显示，苏州商团团员以商人及其店员为主，除有殷实商号作保外，团员还需“有志保商、品行端正、年富力强”，且年纪在16到45岁之间。他们日常接受严格的训练，并仿效军队，每年春秋两季定期举行大会操。加入商团者，在地方上享有很高的荣誉。这大概也是他们来之能战的重要原因。
控制商团的为苏州商界上层人士，以钱业、典当业、纱缎业和珠宝业等势力较大的行业领袖居多。因此，苏州商团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商办准军事组织。
苏州商团的宗旨，是“维持商市，保护公众安宁，以辅军警之不足”。在商人们看来，商团“既不干涉政局，亦不受何方私意利用，实为真正纯洁而有组织之团体”。
不过，在200公里外的南京，踌躇满志的国民党高官们，可不这么想。
1928年6月初，北伐军进入
北京，驱逐奉系军阀张作霖，北洋政府垮台。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全国统一宣言，声称要“从事整顿与建设，谋求完成建设新国家之目的”。
以武力起家的新政府“整顿”的重点目标之一，就是不肯俯首听命而又握有枪杆子的各地武装商团。
后世一般人印象中，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天生就跟广大生意人是铁哥们，其实不然。孙中山在广东竖起“护法运动”大旗，乃至“联俄联共”，对抗北洋政府的七八年间（1917年～1925年），国民党姿态甚为激进，与商人阶层关系微妙而紧张。
1924年“双十节”，广州商团事变爆发，以买办商人陈廉伯为首的部分粤商，对国民党高压政策实行武力抵制。事变虽遭镇压平息，但担忧失去广东民心的孙中山，匆匆抱病离粤，不久客死北京（故事详见2012年2月27日本报D8版粤商系列之《南国“二陈”鏖战急》）
经此一役，1926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更认定资产阶级武装，无论大小，都“有障碍
革命工作之危险”，于是严令“在本党政府下不准重新设立商团”，已设立的商团则设法加以
限制与利用，并力推“商民运动”与之相抗衡。
但直到1926年7月蒋介石挂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之前，国民党实际控制地区仅限于两广，政令不出岭南，对远在长三角的苏州等地商团，可谓鞭长莫及。
在此期间，苏州商团的
规模和实力，亦得以继续扩张。如1924年苏州商团扩充为23个支部，团员不下1200人，拥有各式长短枪支近千支，1927年再扩充到32个支部，团员1500余人，新旧枪支超过1000支。
数年之内，苏州商团实力三级跳，俨然已是一支来自民间的准武装部队。不过，它的头号对手，早已不是几拨昼伏夜出、扰乱市场治安的强盗土匪，而是坐拥84个军（约300个师）、共220万人的真正军队的新兴集权政府。
２前世今生
苏州商团的前身，乃1906年10月份前后成立的苏商体育会。它是继1905年问世的上海“五体育会”（商人发起的五个体育团体，上海商团前身）之后，中国最早的商团性质组织之一，事前经清廷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及商部（1903年设立，掌商务及铁路矿务，后改农工商部）立案批准。
顾名思义，上海体育会及苏商体育会，起初都无武装，只是强身健体的团体。他们的榜样，为上海租界西方商人普遍设立的商团。
当时上海西商，很多都有军人资格，他们组织商团，“无事则按期操演，有事则守望相助”，所以租界内一旦发生事端，遭受损失者大多为孤立无援的华商，西商却安然无恙。最著名者为万国商团（又称上海义勇队），自1853年成立，到1942年解散，前后延续近百年，上海近代史上多次重大事件均有参与。
苏商体育会成立不过半年，发起的商人们觉得，徒手操练而无枪支，虚有其表，不能收联合自保之效。几经交涉，借来老枪40来支，又买了1000颗子弹，会员“平时各营本业，有警则戎服巡逻”，像模像样地武装起来了。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苏商体育会已有4个支部，628名会员。
辛亥革命爆发，新旧交替之际，苏商体育会会员日夜巡逻，为保市面安宁出力尤多。随着江苏全省光复，体育会顺理成章改组为苏商商团公会，拟定章程为“专任保护本地
人民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并不与闻国家军事”。
此后，除上海商团于“二次革命”期间（1913年8月）遭袁世凯部下勒令解散外，苏州商团与全国各大商埠兴起的商团一样，维持稳定发展。1917年3月，由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呈经北京政府内务部、陆军部、农商部批准，颁布《商团组织大纲》，立法加以保护。
1922年，苏州商团二次改组，正式并入苏州总商会系统。苏商体育会最初设立，以及1912年首次改组成商团，均由苏州商会出面向政府申请，商团的维持经费，很长时间内都靠商会供给或补助，其领导人也是商会头面人物兼任。但在名义上，它是一个独立实体，最多只是商会的外围机构。
这次改组后，苏州商团直接受总商会统辖，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当年支部就增加到19个，团员突破1000人，走上快速扩张之路，后来才有了那支令新政权感到不安的“大部队”。
３以卵击石
自清末至民国早年，上海、
天津、苏州等实力和影响较大的商会，虽云“在商言商”，却每每卷入动荡的时局之中。
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苏州总商会以正、副会长和全体会董的名义，数次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及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呼吁顺应
民意，拒绝签订辱国和约，释放爱国学生，“否则，风潮激动，全国可危，商等实难负维持之责”。区区一个地方商会，对中央政府采取如此强硬的口吻，后人实在难以想象。
稍后，苏州总商会还响应上海方面的爱国商人罢市行动，“通告各业，一律罢市”。
或许正是对努力谋求自立的商会及商团的“前科”有戒心，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国民党各地方党部率先倡议，改组甚至取消上海等地表现活跃的商会，而江苏省政府更在当年年底最早提出，将商团改组为“特种保卫团”，实际上是要将其从商会系统剥离出来，变成归地方政府统一管辖的保安队。
江苏各地商团对此改编令普遍持反对意见，历史最久、实力最强的苏州商团，反应最为强烈。它争取到了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支持，敦请国民政府重新审核北京政府时期的商团条例，以法律形式保证商团的独立性。
时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商界活跃人物冯少山，本身还实际主持上海总商会的领导工作，正与咄咄逼人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周旋。唇亡齿寒，他当然要力挺苏州同行（上海总商会最终于1929年5月被强令接受改组，为国民党所控制）。
南京方面尚未表态，1928年7月，苏州商团接到吴县县政府（苏州时为吴县辖地）指令，要求商团一律按省政府要求改编。苏州商团一边以各种理由拖延时间，一边紧急联络省内各地商团，共同抵制改编。
7月26日，苏州、无锡、常熟、镇江等九个地区商团代表齐聚无锡华盛顿饭店举行联席会议，公推苏州商团副团长施魁和担任会议主席，大家达成决议：商团之“商”字，一定要保住，商团指挥权必须属于商人。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商会手里能够掌握商团这样一支重要的准军事力量，对更好维护商家利益，扩大自身影响力都作用很大，商团改编后指挥权旁落，商会失去犄角，底气自然大打折扣。
自此，江苏商团改编，成为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波及全国的官商拉锯战。
直到1935年10月底，江苏省政府再度颁令，要“切实奉行保安制度，统一地方武力”，向商团下了最后通牒。而历经8年消耗，一些商团领导人已疲惫不堪，联席会议内部出现了分歧和动摇，抵制改编的联盟，至此无形瓦解。
眼见各个商团纷纷放弃抵抗，苏州商团无法独善其身。但它仍保持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决意“自行了断”，在改编之前，宣布就地解散。面对压倒性的国家意志，民间商人群体唯一的权力，是发出无声而悲壮的抗议。
感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教授对本文采写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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