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对普通读者来说，“
历史政治地理”这个词有点陌生，似乎国内相关著作不多。
周振鹤：我这本书确实比较小众，一般来说，在政治与地理的关系方面，有两种学问：一是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国家的领土疆界、首都、
行政区划等政治现象，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及其发展变化，为国家的政治决策、国际事务等工作提供依据。这是拉采尔在1897年首次提出来的，距今100多年。简言之，就是从政治角度看地理变化。
一是地理政治学，是从地理的角度去看政治，又叫地缘政治学，后被豪斯霍费尔发展为“生存空间说”，成了纳粹德国对外扩张的借口，所以“二战”后一度衰落。这是因为它走向了极端，真理迈出一步，就可能成为谬误，但“冷战”结束后，地理政治学又受到了一定的关注。
如今国内谈地缘政治学的人很多，但懂的人很少。在西方，新世纪之交时出过很多书籍，但基本未引入到国内，政治地理学的专业书也如此，国内很难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译过一本教材。
诠释史学面向专业
北京晨报：您主编的十三卷巨著《中国
行政区划通史》今年会最终完成吗？为何又想起去写这本《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周振鹤：最终完成要明年了，这套书属于技术史学，将历代行政区域变迁的情况尽可能复原出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会有不足，将来再不断改进吧。
这套书终于要做完了，但有点不满足，因为它没有回应更多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政区变迁？政区变迁的道理在哪里？对疆域变化、海权认识等，如何进行历史分析？能不能从政治角度来理解这些变迁？我写这本书，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属于诠释史学，主要面向专业读者。
政区变迁的背后，自有其规律，比如秦代政区划分基本是依据地理环境而定，各政区边界与山川走势基本相合，可到了西汉，为压缩诸侯，多封众建，政区边界与地理环境的偏离就非常大。
政区地理意在看清历史背景
北京晨报：说到了解地理变迁才能正确认识历史，我有一个疑问：在春秋战国，函谷关被认为是天险，甚至用“一丸泥”就可以塞住，为什么后来关中却屡屡被突破？
周振鹤：秦统一天下前，只有关中，这个通道很重要；统一天下后，这个关便没那么重要了。到了汉代，关梁基本被拆开，以利货物运输，虽然潼关很坚固，但比其他关隘也只是略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冷兵器时代的神话，楚汉相争时，刘邦带的兵不多，也从那里打进了关中，并非不可跨越。
北京晨报：以往人们似乎更关注
经济地理，为何您更关注政区地理？
周振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主导因素显著，政治区划往往也是经济区划，这在今天也不难找到例子。比如从上海坐地铁能到江苏昆山，可出了上海市界，公交卡就不能通用了。我们的经济受行政区划影响很大，如果单从地理特点发展经济，建一个大工厂，重点考虑的是运输、供电、成本、煤炭等的方便，可我们有时恰好相反，所以不能只从经济地理角度看问题。
研究历史不能忽略背景，而这个背景往往与政区相关。
政区是经济发展的紧箍咒
北京晨报：为什么历史上中国行政区域变动如此剧烈频繁？
周振鹤：美国这么多年来，50个州的州界基本没动过，定完也就完了。而我们的变动比较大，大处看，近几十年增加了海南省、重庆直辖市；细节上，县一级年年都在变，行政区划手册总有调整。
为什么要调整？因为行政区划常落后于经济发展，经济会自动形成中心、网络，与人为规定产生矛盾。
比如清末时，乌镇经济已很繁荣，与一水之隔的青镇经济彼此紧密关联，本应一体，可它们分属不同县、不同府，怎么争取，就是并不过来。
再比如“上海经济区”，曾引起广泛关注，因为能把长江南北经济结合起来，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都想加入其中，几乎成了华东区，由于无法脱离行政区划的框架，只好无疾而终。
划块而治助推粗放发展
北京晨报：行政区等同于经济区，会产生怎样的正面与负面作用？
周振鹤：初期有正面作用，在GDP考量的压力下，各行政区竞相发展经济。可渡过这个阶段后，又会成为制约因素。因为划块而治，产业同构严重，一家盈利，众人模仿。“大炼钢铁”时，目标不过是一千多万吨，要求“头可断，血可流”，如今我国年产钢已达2亿吨，钢材价格持续下跌，有点得不偿失。这种发展，仍然是粗放型发展。
经济发展，必然要走向全面的市场经济，你说苹果算哪个市、哪个州的？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厂。一家工厂，如果一半车间在苏州，一半车间在上海，人们完全忘掉了中间的那条线，这才是真正的以市场为中心。
我觉得，要真正抓住看不见的手，而不是总抓住看得见的手。不过，还是一步步来吧。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有人对行政区会如此恋恋不舍？
周振鹤：这不奇怪，在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为主，就像马克思所说，人们的生活就像袋子里的马铃薯，每个马铃薯之间没有关系。所以，需要通过政区将大家集中起来，小农经济是分散的，越是小农经济，越容易出现集权的情况，比如当年的法国、波兰等。
政区变迁是历史沉淀的结果
北京晨报：从历史上看，政区地理变迁的规律是什么？
周振鹤：后代总在吸收前代的教训，发现对统治不利，就会改一下。
比如汉代吸取了秦代的教训，从中央到地方是二级制，每个郡都很小，分化了反对的力量，可黄巾起义爆发后，各郡实力不足，难以弹压，只好合郡为州，结果各州实力增强了，尾大不掉，纷纷割据。唐代吸取了这个教训，虽然分道，但不设行政机构，仅仅负责监察，宋代也是二级
管理，可400多个州、1000多个县，皇帝管不过来，只好设路，近似于后来的省，为了不让它成为行政区，便将职权分下去，没有省政府，但副作用是事权不统一。
总之，一代代都在完善，到清代，一切权力都由皇帝垄断，像雍正那样，以一人治天下，出门就是军机处，13年不出京城，甚至连例行的赴东北祭祖都没去过，这么搞，也就只好累死了。
“迁都论”不靠谱
北京晨报：今天网友们特别热衷于讨论“迁都”的话题，从政区地理的角度看，您是否同意？
周振鹤：我不同意。
城市人口集中，机会就更多；但过分集中，也会带来压力。从历朝情况看，首都人口必然会多，但过去是如何化解掉压力的呢？因为过去首都只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不像后来，什么中心都往首都放，首都为什么还要做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出版中心、航空中心之类呢？
上海曾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可现在全国几乎所有大银行的总行都放在北京，因为财政部等一开会，大家随时能去，如果在上海，老总还要天天赶飞机，实在太辛苦了。幸亏北京不靠海，否则的话，恐怕还要成为航运中心。
美国首都是华盛顿，经济中心是纽约，德国首都是柏林，航运中心是法兰克福。把一些中心分出来，才能减少压力，否则天天堵车，北京也不会愉快。
北京晨报：还有很多网友提议，分成50个省，您怎么看？
周振鹤：提这种意见的网友缺乏专业背景与历史基础，出于好玩的心态，便在
地图上随便画，其实只要念念相关的书，画起来就会有根据得多，可不论怎么画，如果还是行政区、经济区不分，也都是无关痛痒。
专家看门道，粉丝看热闹
北京晨报：政区地理给我们看问题的新视角，但它太专业了，普通读者该如何进入？
周振鹤：恐怕很难。学习历史政治地理很艰苦，我带的研究生几乎天天泡在资料室，因为要懂经济学、政治学、边疆史、
民族史等。有的学生本科学的是新闻系，来我这里都说原来的功课太轻松了。
普通历史读者恐怕还是更喜欢读故事，比如《明朝那些事》之类，大家看多了，还出了好多“明粉”，其实明朝能好到哪里？嘉靖、万历几十年不理朝政，只是由于皇权控制弱了，诸事不定于一尊，商品经济、文化有了繁荣的机会。也许朱元璋早料到了这个局面，所以设计出这么一套制度，就算皇帝昏庸，制度也还能自动平稳运行。
一本学术书不大可能流行，过几十年后，人们还能想到它，就很不错了。
周振鹤：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政区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语言接触史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