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省一般太大、人口太多，就面积和人口而言，可以称之为“力可敌国”，所辖县的数目多达上百个，因此在现有省的基础上，“县直辖于省”基本不可能，否则省长可能连上百号县长的人都认不全，怎么开展工作呢？
而且从历史上讲，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也曾多达三到四级。自从秦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以后，从秦汉到隋唐，地方行政区划多数时期名义上是郡（州）县两级。但郡太小，一方面很多事情，比方农业社会中最常见的农田水利工程，在一郡之内办不了或办不好；另一方面，郡的数目太多，也不便于中央政府管理。因此，汉朝即在秦郡的基础上，在中央与郡之间设立了一级监察机构——州。东汉末年在平定黄巾军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州已经成为了一个实级政府。唐朝，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中央与州之间设立了监察机构——道，而且很多地方事务，如水利工程还需要中央政府(比如工部)派人来协调。
元朝开始实行行省制度，元的行省也是今天省制的雏形。但是元省非常庞大，省下还有路、州、县三级地方政权，元帝国实质上是四级地方政府。明清是省下设府（州），府（州）辖县，而且清朝在省与府（州）之间，还有一级机构，即道。实际地方机构级别也在三级以上。
因此，从历史上看，我国设立三级地方政府是合适的，虽然现在交通有了很大的进步和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从大多数县到省城还是不那么方便。而且现代的经济社会事务比过去多得多，如果省市之间没有一级地方政府，什么事情都找省里，省政府也会忙得疲于奔命。
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两级地方政府，但是和我国不具有可比性。我国绝大多数省就面积、人口规模而言就相当于国外的国，省下设立两级地方政府因此也是合适的。
因此在现有的省制下，在省与县之间有必要设立一级地方政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自己创造一套名词符号体系自己玩。省下一级的地方政府不论叫府、州、郡，还是专区、地区、（地级）市，实质上都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市的名称换成府、州、郡，那样其实是换汤不换药，而且三十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地级市，突然改成别的什么，社会和大众反而会不适应，也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市辖县”体制虽然不规范，但实质上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某一历史阶段中的必然产物。农业社会中，城市规模小，府（州）驻地和府（州）所辖各县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都称为“县”，大家平起平坐没什么问题。但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中心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和周边县的差异逐渐拉大，中心城市仍然在地区下面作为普通的县或与县级市就不合适了，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发挥中心城市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与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工农分割的切块设市模式相比，“市辖县”模式无疑更合理一些，因为前一种方式无疑是叠床架屋、机构重复，而且人为割断了区域内的有机联系，容易引起市、地间的恶性竞争，与赫鲁晓夫当年的“馊主义”，把苏共的州委会分割成农业州委会和工业州委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市辖县”体制肯定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之初，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0年代设立的很多地级市至今也没有什么非议，但是随着这项制度的推开，特别是1997年以来、“地改市”的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就全面否定“市辖县”的体制，因为“市辖县”虽然或许不是最完善的，但无疑是经过实践考验的、最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虽然由于考虑不周，出现了种种问题，但这正可以促进“市辖县”体制的完善，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对这一体制推倒重来。
“市辖县”体制中最大的问题：一是“强县（县级市）扩权”的要求，二是在“撤地设市”的大跃进中，出现了许多“伪地级市”。
“强县扩权”要求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后起的县（县级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差距与原来的地区中心城市越来越小。后起之秀开始不甘于人下，开始造反夺权。面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设立省直辖市，析出地级市（包括不设区的地级市），来满足后来者的要求，如江苏、广东所做的。但不能采取后退的方式，将原有的地级市降为普通的县，来满足形式上的公平。
“地改市”浪潮中涌现的“伪地级市”则是由于城市化的不发达。中西部很多落后地区的地级市（指市辖区）城市化水平充其量是“镇”的级别，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的强县（县级市）有着很大的差距，这样的“撤地设市”无疑是滥竽充数，还不如改回地区为好，但是现在看来走回头路很难了。但从另一方面讲中西部地区的城镇设置超前些也许也自己的好处，毕竟是城市化是大势所趋。
总而言之，“市辖县”体制无疑不是十分完美的，也存在各种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这也是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的原因所在，但是从总体上“市辖县”体制必须稳定，因为目前尚没有比该体制更理想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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