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确定重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为国家中心城市。所谓国家中心城市，就是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的城市，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其实，国家中心城市并非现在才有，我国古代就存在国家中心城市制度；汉代、唐代称为都，分别是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北宋称为京，分别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可见，可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一般都是中央直辖市，它在古代被称为“都”、“京”等，现在则称为“直辖市”、“院辖市”、“特别市”。所以五大国家中心城市的确定就标志着当代“五京”格局基本形成，分别是东京（东都）-上海市，南京（南都）-广州市（筹备直辖），西京（西都）-重庆市，北京（北都）-天津市，京师（首都）-北京市。
附件：历代京都选介
第一章 论辽朝五京
辽朝自神册三年（918年）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营建皇都，迄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为西京止，上、东、南、中、西五京悉备。尽管由于契丹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深刻渗透到辽朝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多少淡化了五京作为全国或局部地区政治中心的色彩，但就五京城市功能概括而论，首先仍然突出表现在政治控制上，这与古代其它历史时期的城市功能相比，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以往研究已多有论及。本文着重从军事、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进行讨论。
一、五京城市的军事功能 《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说：“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领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辽朝所处的历史环境为我们了解和讨论辽朝统治者兴建五京的动机、考察五京城市军事功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息。
（一）上京 首先，从上京城的形制看，据《辽史·地理志一》记载：上京城墙周长27里（应为17里），北城为皇城，城墙“高三丈，有楼橹”。从现存遗迹可见，城墙是夯土版筑而成，主墙基宽约15米，残高在6～9米之间。楼橹，即马面，因皇城南墙即汉城的北墙，大部被河水冲毁，所以，见于皇城的东、北、西三面城墙上有马面遗迹45处，马面间距约110米，正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皇城有4门，从现存东、北、西三门遗迹来看，均筑有突出于城墙外的瓮城。 其次，在辽朝建立初年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上京承担着大本营和战略后方的重要作用。太祖、太宗时期，辽朝大军除了在华北地区与后唐、后晋展开激烈争夺外，还东灭湖渤海，西击回鹘，征服突厥、党项、乌古等部族。辽朝在如此广阔的空间进行如此频繁的军事行动，如果没有稳固的战略后方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而位于草原深处的上京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处于这些军事行动的中心，具有理想的战略后方的区位优势。 第三，在整个辽朝统治时期，上京是控制北方、包括东北和西北各部族，加强北部边防的战略后方和军事协调中心。见于《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所列的军事统帅机构中，控制奚族的有上京路诸司，控制生女真等东北各部族的有长春路、东北路诸司，控制阻卜等部族的有西北路诸司等。太宗时在征服蒙古高原东部的敌烈部后，设立乌古敌烈统军司，成为辽朝控扼乌古、敌烈两大部族，镇守北部边防的军事统帅机构。
（二）东京 据《辽史·地理志二》的记载，东京城墙“高三丈，有楼橹，幅员三十里（应为20里）”，有8个城门。宫城位于东北隅，方形，周长8里，城墙高3丈，有马面，四角有楼。东京城的防御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 辽朝统治者设立东京并把东丹国的首府迁到这里的军事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天显三年（928年），耶律羽之上表辽太宗说：“（渤海）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乘其微弱，徒还其民，万世长策也。”（注：《辽史·耶律羽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以下同）。）辽朝统治者通过迁徙渤海遗民的办法切断他们原有的社会联系，进而淡化乃至平息他们国破家亡的仇恨，巩固渤海故地统治秩序的企图昭然若揭。 除此之外，东京还承担着在军事上控制辽朝东方局势的任务，在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高丽。在《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记载了以控扼高丽为主要任务的东京兵马都部署司等军事指挥机构。在后来辽朝对高丽的战争中，东京都是辽朝军队的出发地，而且多以东京留守担任军队的统帅。
（三）南京 即唐朝幽州城。《辽史·地理志四》记载：南京城“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敌楼，即可以登高望故的城楼，战橹，即马面。《三朝北盟会编》卷11记载，南京城外有护城河，各城门设有吊桥。路振《乘轺录》说南京城东南门为水窗门，水窗即置于城墙底部，既能任水流过又可以防止有人暗中出入城的铁栅。因南京城已大部毁没，各城门是否有瓮城不得而知。 南京城的前身幽州城，是唐朝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的军事据点，安史之乱以后，成为河北最著名的雄藩大镇之一，也是历来兵家的必争之地。石敬瑭把幽州献给辽朝，对当时及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原政权与北方各少数民族关系以及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就辽朝与中原诸政权的关系来说，中原政权在军事上向来甚为倚重的沿长城、燕北一线的屏蔽作用完全消失，漫长的北部边防门户洞开，而辽朝则反客为主，动辄兴师南进，南京则成了对中原军事行动的桥头堡。 在《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有专门为备御北宋而设立的各级军事指挥机构，与其它诸京所设统军司、都部署司不同，南京的指挥机构是兵马都总管府，长官称为兵马都总管，而且有时是由南京留守兼任的，如萧思温、韩制心在留守任上都曾兼任兵马都总管。重熙四年（1035年）改为南京都元帅府，设都元帅、大元帅等军职。可见南京的军事指挥机构等级在诸京中是最高的。
（四）中京 关于辽朝为什么修建中京，是研究中分歧意见较大的问题之一。概括起来有便于接待宋朝使臣说、辽朝后期新都说、适应辽朝政治经济发展说和控制奚族说等。笔者认为后者比较符合实际。契丹建国后，设奚王府统领奚族事务，奚族成为辽朝统治下有稳定的居住地、有独立的管理机构的非契丹部族。统和十四年（996年），奚王和朔奴与东京留守萧恒德共同领兵讨伐东北的兀惹族战败，给辽朝进一步解决奚族问题提供了契机，辽圣宗下令奚王府所辖的六部部众改隶北宰相府管辖，成为契丹部族之一。奚王府虽然依旧存在，但却失去了统领部众的权力，给统和二十年（1002年）“奚王府王帐献七节度金山河川地”（注：《辽史·圣宗纪六》。）做了铺垫，而辽朝在奚族故地修建都城，就近监视和控制奚族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路振《乘轺录》等文献记载和遗址调查得知，中京城由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组成，外城城墙周长30里，内城城墙周长14里，皇城城墙周长8里。外城南门朱厦门有瓮城，内城城墙有马面，现存残高3～5米，间距约百米，围绕内城有护城河，军事上的防御功能也是十分突出的。
（五）西京 西京的设立是辽朝与西夏矛盾的产物。自从党项酋长李继迁背宋自立、实行结辽制宋的对外政策以来，辽夏之间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元昊嗣位以后在对北宋进行旷日持久战争的同时，对辽朝也不像过去那样驯服了，导致辽夏关系加速走向恶化。元昊与辽朝下嫁的兴平公主不睦，公主生病至去世，元昊既不探视也不向辽朝报告，辽兴宗对此十分不满。元昊屡屡染指辽夏交界辽朝一侧的党项部落，也使辽兴宗不能坐视西夏势力的膨胀，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发动了对西厦的大规模战争，史称“河曲之战”。同年十一月，辽兴宗下诏升云州为西京，并在十二月贺临了这个建立伊始的都城。可见，西京完全是出于针对西夏的军事目的而设立的，所以《辽史·百官志二》说“西京多边防官”。辽朝大兴土木修建西京，措置西部边防，甚至引起了北宋的警惕。重熙十五年（1046年），宋人包拯出使辽朝归来报告说，辽朝“自创云州作西京以来，不辍添置营寨，招集兵马，兵粮积聚不少，但以西讨为名，其意殊不可测”（注：《包拯集》卷9《论契丹事宜》，中华书局1963年版。）。 通过今山西大同西京遗址的调查可知，西京城大体上呈方形，边长4.6里，与《辽史·地理志五》所记大体相符。城墙在辽朝时为夯土版筑，明朝时在墙体外加包青砖，现在墙基宽12～20米不等，高8～10米。《辽史·地理志五》有“敌楼、棚橹具”的记载，现存东墙有马面21座、西墙2座、南墙3座，残高约8米。四面各有一城门，从遗迹上看，除东门外均有瓮城构筑，其中北门瓮城规模最大。城外有护城河，以北墙外遗迹最明显。
二、五京城市的经济功能 中国古代城市的突出特点之一，即城市是政治或权力的中心，由此赋予城市经济功能的基本特征就是其经济自主性差，仍然属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特别是与农村或农业经济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辽朝五京城市的经济功能即表现了这样的特征。
（一）辽朝的五京是消费性城市。无论是辽朝在塞北草原上新建的上京、中京，还是在原有城市基础上扩建的南京、东京、西京，都聚集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其人口密度是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首先，五京既是全国的都城，又是各所在道的政治中心，既有中央设在这里的军事指挥等机构，又有各京、府、县的行政、军事、司法、财政诸机构。各级文武官员、胥吏、驻军官兵在全部城市人口中占了相当的比例。其次，五京是辽朝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中心，手工业生产者和大小商贾的人数当不会太少。第三，五京又是辽朝佛寺、道观最集中的地方，僧尼、道士的人数也颇为可观。第四，在五京城市人口中占有最大比例的是一般城市居民，包括了各民族的王公显贵到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各个阶层。胡峤在上京城中见到的汉族人就包括了“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ｄǐ＠①、秀才、僧尼、道士等”（注：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四京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因缺乏可靠完备的统计资料，我们对辽朝五京的人口数量知之不详，据《辽史·地理志》所记上京有户3.65万，如果按1户5口计算有人口近20万，这对于草原深处的新兴城市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东京有户4.64万，有人口约23万。五京中的城市人口以南京最多，约有30万之众。 五京中集中了如此众多的人口，而且其中的相当部分并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因此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在城市消费品中最大宗的是粮食等日常生活用品，实际上有些城市居民本身就是农民，他们虽然住在城市中，但仍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粮食消费完全是靠自给解决的。同时，辽朝的五京仍不能摆脱古代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窠臼，他们的大部分日用品是自己生产的，不足部分或自己不能生产的才到市场上去购买。城市中社会上层所需要的高档消费品或奢侈品，除去少部分本城市或本地区能够生产的以外，有相当部分是通过与周边政权、民族以贸易的方式解决的。
（二）五京是商业贸易活动的中心。由于五京城市人口的聚集，对多档次、多品种消费品的需求必然会刺激城市商业贸易活动的活跃。这种商业贸易活动首先表现为以诸京城市为中心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和交易活动，是以满足最广大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为目标的。这种活动对周边城镇、乡村的辐射程度，则因诸京的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经济结构和各消费层次人群的构成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辽史》等文献对此缺乏记载，难以进行深入的讨论。 南京城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优越的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位置，是辽朝五京中商业贸易最繁荣的城市，这里“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ｌｕǒ＠②、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在城市内部功能性结构的布局上，南京依然基本保持了坊市有别的制度，商业贸易活动仍然在“市”中进行，即所谓“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注：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四京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上京和东京的商业贸易是在汉城中进行的。上京的汉城在皇城之南，彼此有城墙隔开，设城门以便出入，规模略小于皇城，在契丹、汉等族的居民区和上京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的所在地，东南角的回鹘营则是专门安置留居上京的回鹘商人的场所。东京的汉城即外城，有南北二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注：《辽史·地理志二》。）。中京的商业贸易区位于自南门朱夏门入城的街道两侧，“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注：路振：《乘轺录》，上海大东书局民国24年影印版。）。 在五京的商业贸易中，除了辽朝与周边政权、部族的正常贸易外，朝贡和聘使往来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辽宋间的聘使往来为例，双方各种名目的使团都要携带许多礼物送给对方。当然，这些礼物多是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只有皇室、贵族才有资格享用，与广大下层居民没有太大的关系。
（三）五京是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契丹族的手工业虽然很早就产生了，但一直局限在为畜牧生产服务的狭小领域，而且一直是以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形式存在着。辽朝建立前后，大批有一技之长的汉族手工业生产者流入契丹地区，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族工匠的到来，多少改变了契丹族手工业依附和服务于畜牧业的状况，行业扩大，技术水平也大有提高。但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即使在五京城市中，手工业生产仍然未能完全脱离畜牧业和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许多手工业生产者又同时是牧民或农民，他们生产的手工产品首先是满足自用，有了剩余才会到市场上去出卖。
（四）五京城市的经济功能奠定了辽朝国家财政运行的基础。辽朝统治下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的较大差异，决定了辽朝国家财政运行方式的复杂性。由于五京城市比州县、乡村更具有经济实力和活力，是国家对社会经济各部门、各领域进行调控和管理的重点所在，也是国家财政得以运行的主要基础所在。辽朝没有统一管理全国经济运行的机构，而在五京设置了以经济管理、财政运作为主要职能的机构。《辽史·百官志四》“南面京官”条下有上京盐铁使司、东京户部使司、中京度支使司、南京三司使司、南京转运使司、西京计司等。
三、五京城市的文化功能 辽朝五京城市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学校教育、祖先祭祀和宗教的传播三个方面。
辽朝的学校教育主要是在模仿了中原王朝的教育制度，经历了较长的过程才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辽朝开国初即已设立国子监，《辽史·地理志一》在叙述上京皇城内衙署的分布格局时称国子监以北是孔子庙，而孔子庙是在神册三年（918年）修建的，这说明国子监、孔子庙都是在上京修建之初就已经存在了。需要说明的是，有了国子监不等于已经有了学校教育，这从辽朝初年频繁对外用兵进行征服战争，最高统治者尚不能顾及文化教育事业建设的客观形势考虑是很自然的。设有国子监的京城还有中京和西京。五京中最早设立学校的是南京，又称南京太学，《辽史·百官志四》注明设于太宗时，当是石敬瑭进献十六州后由幽州州学升格而成的。清宁元年（1055年），辽道宗下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注：《辽史·道宗纪一》。）《辽史·百官志四》中所记上、东、中、南、西京学校当是对道宗即位后设学情况的记录。 上述五京诸学显然是以汉族士子为教育对象的，辽朝是否设有专门的契丹族学校，迄今未见有文献记载，不好妄下断言。不过，从契丹族已经有大、小两种文字，而且从《辽史》所见，许多契丹族官员、贵族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本民族文字来看，契丹族子弟的教育不会是以家庭教育的形式进行的。当时的高丽不止一次派儿童到辽朝学习语言，这种留学式的教育似乎也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如果有这种学校的话，应该设在上京或南京城中。 五京城市学校教育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城市中的人文气氛，而在寨北草原上新建的上京、中京和以军事重镇而著称的西京尤其如此，这与辽朝统治阶级吸纳汉族思想文化和中原王朝统治制度大致是同步进行的。同时，契丹族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儒家思想已经对契丹族社会上层修身养性、治国抚民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里的祖先祭祀主要是指辽朝皇室的先帝祭祀，是辽朝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辽史·礼志》将其归于“吉仪”之中。 辽朝在上京有安置历代先帝御容的开皇、安德、五鸾三大殿，“每月朔望、节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并赴致祭。又于城内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注：《辽史·地理志一》。）。东京宫城之北让国皇帝御容殿，世宗即位当年追尊其父耶律倍为让国皇帝，岁时祭祀。圣宗以后，因皇帝多行幸于南京、中京，所以先帝祭祀也多在南京、中京进行。统和四年（986年）圣宗幸南京，十一月冬至日“率从臣祭酒景宗御容”，这应是节辰祭祀的一种。清宁五年（1059年）十月朔日“祭兴宗于嘉宁殿”（注：《辽史·道宗纪一》。），这应是朔望日祭祀的一种。辽朝还在南京雕造了用于祭祀的历代先帝石像，开泰元年（1012年）十二月，“奉迁南京诸帝石像于中京观德殿，景宗及宣献皇后（像）于上京五鸾殿”（注：《辽史·圣宗纪六》。）。八年（1019年）正月，于中京建景宗庙，九年（1020年），于中京建太祖庙，所以，《辽史·地理志三》记中京“皇城中有祖庙，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西京华严寺中也安放了历代先帝的石像、铜像，供岁时祭祀、拜谒。 辽朝的先帝祭祀在诸京的专门宫殿中进行，多少摆脱了契丹族原有礼仪制度的原始简单形态，赋于祭祀过程以神秘、庄重、肃穆的氛围，在思想上、心理上给参加祭祀的人以更大的震撼，这也是五京城市先帝祭祀的特别作用所在。
在统治阶级的提倡和保护下，佛、道在辽朝统治地区的传播速度和繁荣程度是十分惊人的。如果把宗教的传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特别是从城市文化功能的视野来考察辽朝五京宗教传播的状况及其在辽朝全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影响，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一件事情。辽朝的著名佛寺主要集中在五京等主要城市中，这与城市人口密集，特别是更有条件讲究精神享受的各族社会上层主要居住在城市中，具备了良好的宗教传播条件有密切关系。在上京有天雄、大广、节义、安国、兴王、弘福诸寺，东京有金德、大悲、赵头陀诸寺，中京有感圣、报恩、镇国诸寺，南京有奉福、大延寿、法源、天宁诸寺，西京有华严、善化诸寺。在这些佛寺中涌现了许多对佛学有精深造诣的高僧，陈述先生《全辽文》所收高僧的墓志、塔铭中，有很多是属于五京佛寺的。 在通常情况下，僧人比较世俗百姓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就寺院内部对僧众的教育和面对世俗进行的教义宣传这一点来说，一座寺院就是一所学校，在地广人稀、交通闭塞、文教落后的塞北草原上，说五京的佛寺和僧人是当地人文的一道独特景观颇不为过。 辽朝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是咸雍四年（1068年）在南京完成的579帙《大藏经》（契丹藏）的印刷，这是继北宋初年雕印《大藏经》之后对佛教经典的又一次大规模汇辑、整理和刊印。辽朝曾经多次向高丽赠送自己雕印的《大藏经》。南京僧人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10卷，为《开元释教录》以来的佛经注音，是与行均撰《龙龛手鉴》齐名的音韵学著作。 综上所述，辽朝的五京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功能，是当时辽朝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产物。城市功能的不完善和独立性差的弱点，是由于居住在五京中的各族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都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而形成的，这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共同性。然而，辽朝五京，特别是在塞北草原上建立的上京和中京，无论是对于契丹族来说，还是对于辽朝统治下的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五京对于辽朝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角加氐 ＠②原字艹加下瓜瓜
第二章 论北宋四京
中国北宋王朝共有四京。初沿五代晋、汉、周旧制，以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为东京牞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为西京。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以赵匡胤后周末任归德军节度使所领之宋州（今河南商丘）为帝业肇基之地，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又升为南京。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吕夷简以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驻跸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亲征契丹，奏请建大名府为北京。①东京开封。地处黄淮之间，控引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和金水河，具有便于漕运的优越条件，被定为首都，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②西京洛阳。不若东京之繁荣，但园林比较发达，分司所在，为权贵豪绅及学者名流荟萃之地。③北京大名府。位于河北平原主要交通线御河东岸，地当南北水陆交通要冲，为河北重镇。④南京应天府。在四京中规模最小，但以汴河北连东京，南入于淮，在“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形势下，具有沟通江淮之利。
东京开封 地处黄淮之间，控引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和金水河，具有便于漕运的优越条件，被宋朝定为首都，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北宋的东京城,在唐汴州城及后周东京开封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共有外城、内城及皇城三重。外城又称“新城”或“罗城”，为周显德三年(956)所筑,城周长四十八里多。宋真宗赵恒、宋神宗赵顼重修，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更展筑城垣南部，周围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呈菱形,南北长而东西略窄。外城辟十二门，又以汴渠、惠民、金水、广济四河贯串全城，另设九个水门。外有城壕名护龙河,阔十余丈。濠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可见其建筑完善和防御的严密。
[汴京午门石狮]
内城又名“里城”或“旧城”其始筑年代不详,唐德宗时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建，周世宗曾加营缮。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西北。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约当今日的开封城。计辟朱雀、望春、宜秋、景龙等十门。皇城即“大内”，又名“宫城”。原为唐代宣武军节度使署,后梁都汴时改为建昌宫,后晋改为大宁宫。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又增广皇城东北隅,周五里，辟乾元、拱宸等六门。皇城内宫阙大都依西京洛阳建制，总计约四十余所，分作不同用途，如常朝则文德殿，圣寿赐宴则紫宸殿，试进士则崇政殿等等，规模极为雄伟壮丽。
东京城内有四条宽阔笔直的大道,称作“御路”, 作十字形相交,分别通向外城的南薰等四正门道旁有人行道、水沟及绿化地。从大道又分出若干纵横交错的道路,多呈直角相交, 将城区划分成若干方格形称作“坊”的居民区商市则设于内城宣德门至州桥以东的潘楼街土市子及相国寺一带。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达，坊与市的界限被突破，商店多沿街设立，城东南汴河东水门沿岸的市区，竟延伸至七八里以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描绘了这一市区的繁荣景况。
西京洛阳 乃承袭隋、唐故城开宝(968～976)政和(1111～1118)年间曾加修葺。京城周围五十二里九十六步,辟九门。皇城周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辟七门。宫城周九里三百步，辟六门。城内有太极、天兴等殿，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余区，规模宏伟。西京虽非政治中心，不若东京之繁荣，但园林比较发达，分司所在，为权贵豪绅及学者名流荟萃之地。
北京大名府 城周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门十七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原为真宗驻跸行宫,辟五门。城内有班瑞、时巡诸殿。北京位于河北平原主要交通线御河东岸，地当南北水陆交通要冲，为河北重镇。
南京应天府 城周十五里四十步，辟六门。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有二门，一殿。南京在四京中规模最小,但以汴河北连东京，南入于淮。在“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形势下，具有沟通江淮之利。
第三章 论东西两京
两京 ??长安和洛阳是古代中国建都朝代最多、最为著名的两大古都，古时称之为两京。长安历史上总共有十几个朝代在此建都：西周、秦、西汉、新、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而洛阳在建都朝代数量上也差不多，共有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之后）、隋（炀帝）、唐（包括武周）、后梁、后唐等十三个朝代之多。如果对以上这些朝代进行分析的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新莽时期全国分崩离析，群雄并起，统一名存实亡。东汉末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期间山东地区限于混战，五年后，献帝出长安东走，长安已化作一片焦土。西晋末年，洛阳被十六国之一的刘汉攻陷，晋愍帝即位于长安，三年后西晋即彻底灭亡。以上两个时期，都可以看作原先建都于洛阳的政权避难长安、苟延残喘，所以持续时间很短，只是名义上的统一王朝。洛阳，统一的全国性政权为东汉，和隋唐的一部分时期，其中隋大部分时间政治中心在东都洛阳，唐朝时长安洛阳为东西两京，皇帝常常往来于两京之间，武周时改洛阳为神都，正式定为都城。
在古代中国，决定一个都城地点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首先，笔者从自然条件分析长安和洛阳建都各自的优势。长安地处偏西，位于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处，而洛阳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在交通便利上洛阳占有优势。而长安居关中之地，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一旦东方出现变乱，便可以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并且，西汉、隋唐都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匈奴、突厥那样强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胁，长安靠近边疆，是链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时经营西域、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秦汉时期，观众就修建了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等水利设施，使该地沃野千里，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供养大批脱离生产的军队和官吏。但关中地区人口的过度集中，造成了当地自然环境的逐步恶化，再加上政治中心在战乱之际又常常沦为主战场。最后，长安的经济优势终于一去不复返。到了唐朝，长安城达到鼎盛，但关中却常闹饥荒，粮食已经不敷食用，皇帝常常带着大臣不远千里去东都洛阳就食。
洛阳所在的伊洛谷地较为狭小，山东的经济中心并非在此，洛阳一带的农业生产并不十分发达。但洛阳居天下之中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它最大的优势。前面已经提到，隋唐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脱节。当时主要粮食产区是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和江淮一带，京都的粮食严重依赖两地的转运。隋炀帝时开凿大运河，永济渠和通济渠分别以洛阳为中心分别向东北和东南延伸。洛阳成为大运河的中枢和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隋代在洛阳建设有含嘉仓和洛口仓这两大粮仓，粮食到唐朝贞观年间都未用完。如果把粮食从洛阳再运往长安，不仅要多走一千多里路程，而且在三门峡一带，常常出现船只倾覆的事故。解决这个困难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迁都洛阳。
隋炀帝在位期间大多数时间都驻留在东都洛阳，洛阳取代大兴城成为实际的都城。唐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中心在两京之间频繁变迁。但是，受到西北边患的牵制，长安作为都城的时间远远长于洛阳。洛阳控制东部，但离西北过于遥远，对突发事件无法及时反应。并且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洛阳位于四战之地，和平年代的优势在战时反而变成劣势。所以，隋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一个以政治军事立都，山河环绕，易守难攻，向东有居高临下之势，向西可以打通西域，作为防备草原民族的缓冲区；另一个以交通经济立都，四通八达，天下之中，有漕运之利。唐末至五代，政治中心由长安迁至洛阳，又从洛阳迁至开封，一方面反映了中原王朝边防线内收缩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权对东南财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在大运河改道后，开封成了新的航运中心。北宋初年，宋太祖曾计划先迁都洛阳，再迁至长安，但由于北宋实行强干弱枝的方针，在开封集中全国一半的禁军，全部依赖大运河转运粮草。此时长安和洛阳都已衰败，原先的优势大多荡然无存，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人口，迁都只好作罢。在古代社会后期，西北边患逐渐被来自东北边患取代，中原政权的的都城开始东移，扼守由北向南的交通要道，以有利于边防，例如明朝定都于北京。这使得长安和洛阳永远失去了作为都城的资格。
除了这些因素外，王朝的政治需求也是决定定都地点的因素。西周定都镐京，关中时周族的发源地，十分适合他们的农耕经济，周成王时修筑洛邑为陪都，号成周，是为了了监视和震慑商朝的移民，控制东方领地。秦朝统一后，沿用了原先的首都，国祚短暂，未能来得及考虑都城迁移的问题。西汉最初定都于洛阳，后娄敬进谏，力陈关中的险要和富庶。西汉最终定都关中，除了以上原因，还因为在东方分封了大量的诸侯王国，定都长安可以随时扑灭可能的叛乱。东汉光武帝起兵于河北，南下攻取洛阳后再四面出击，平定天下，刘秀的功臣勋贵大都为南阳豪强，东汉政权依赖于豪强的支持，洛阳也位于他们的根据地。但东汉仍把长安视作东都，大多数皇帝每年都必须渠长安拜谒祖宗陵寝。但东汉时期，长安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对边疆的控制力减弱，羌人叛乱至东汉灭亡仍未彻底镇压下去，三辅一带成为内迁戎狄的居住地，到五胡乱华的时期，关中胡人与汉人的比例已经失衡。曹操的政治中心在控制河北和河东的要地——邺城，到曹丕即位时，选择已废弃多年的洛阳为都城，主要时因为洛阳靠近南方，便于对吴国用兵。前秦由氐族建立，氐族长期居住于川陕陇交界一带，在关中也有相当大的人口规模，前秦定都长安也与靠近祖先所居之地有关。北魏孝文帝南迁，目的地也是有邺城改为洛阳，同样有洛阳位置靠南，便于对南朝用兵。并且，洛阳作为传统的汉族王朝的古都，在汉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归属感。定都洛阳，北魏既能有效拉拢汉族，又可以以中华的正统自居，显示孝文帝全面汉化的决心。北周、隋、唐的建立者出身关陇军功贵族，关中是他们传统的根据地。唐朝建立初始，就有关陇士族、山东士族和寒门的争斗。武则天大力任用出身山东的官吏，打压关陇士族，把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降低长安的政治地位，避免受到牵制。
所以，整体上看，长安的优势在于地形，洛阳的优势在于交通。建都于长安的典型性朝代，如西汉、唐朝成为了中国古代最辉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王朝。长安地处西北，位于与草原民族征战的前线。定都长安也成为外向型朝代的标志。而洛阳，地处中原正中，易于控制东部平原及各路诸侯。所以西安和洛阳称为中国古代的东西两京。两城建都时间都差不多。仅此两城尽可体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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