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专访仇保兴：二次城市化的转型机会
《瞭望》文章：本刊专访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 第二次城市化转型就是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城市化转向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仁贵 杨士龙 实习生： 孙玍
“如果说改革开发前三十年我们成功地实行了GDP挂帅，大部分‘胡萝卜’(指考核与激励)给予GDP高的地方，那么后三十年我们大量的‘胡萝卜’应该围绕着节能减排、围绕着生态文明。”
在仇保兴看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城市的第二次转型，这种转型从目的上来说，就是从追求经济效益的城市化转变为使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从规划建设模式上则要求对自然生态干扰最小，他为这种路径取了个与新型工业化配套的名字——新型城镇化。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这位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历的住建部副部长，对于城市化转型的现实困境没有掩饰自己的忧虑，但他同时也充满期待：“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在中国正当时。”
我国绝无本钱走美国式郊区化之路
《瞭望》：在你看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哪些矛盾和问题？
仇保兴：我国的城镇化前一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战。
第一是机动化的挑战。城市内部将会更加拥挤，而郊区则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居住组团。这与英国上世纪初出现的城市郊区大型居住区类似。但这种将居住区与工作区分开的布局会造成大量问题，包括交通能耗将会很高：白天居住区一片萧条，到了晚上工业区则变成了“鬼城”。这些问题在我国一些城市已初露端倪。我国有些专家居然提出“我国发展进入郊区化阶段”的观点。实际上，我国绝对没有“本钱”走美国式的郊区化之路，郊区化对于中国而言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避免。
第二是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每由农村向城市迁入一个居民，其人均能耗就要提高三倍。因为我国大部分农村还处在传统耕作方式和循环经济中。我国的农业还不是化学农业和能源农业，还属于劳力农业。农民进城后，住宅要供热、出门要坐车、工作要耗能，能耗需求将大大增加，这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能源结构也面临很大约束，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把温室气体排放减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石油和天然气代替煤，而产生同样的能量，石油比煤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少40%～50%；如果用天然气代替石油，又可在此基础上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50%。而我国的能源结构特征是缺气少油富煤。所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后马上就面临石油依赖的问题。我国从1993年对石油进口的零依赖，到今天近60%的石油来自进口，这种快速转换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第三是水资源危机。我国人均2200立方米，与联合国的贫水线标准相当，而且水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匀。我国西南的人口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却拥有全国60%的水资源；华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人均水资源仅有500立方米，天津市的人均水资源只有400立方米。再加上我国的水污染情况严重，资源性缺水与水质性缺水同时存在，而且水质性缺水更为普遍和突出。城市所面临的水危机，会直接妨害我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可以说，水危机与能源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严重。
第四是耕地问题。我国城市的空间分布与优质耕地分布大部分是重合的。我国城市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地区，60%以上的中西部流动人口都涌向沿海城市。沿海的土地，在山东一年可以种一季半或者两季粮食；再往南的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一年可以种植两到三季粮食，这些地区一亩耕地的粮食产出相当于黑龙江或西北的三亩耕地。但是我国的城市密集区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所以，我国城市的扩张与土地资源或粮食生产能力保护的矛盾非常突出。例如，成都大平原的土地非常肥沃，是战略耕地资源，但是那里的城市化进程现在也很快。另外，我国在耕地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特别危险的倾向。
转型是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命题
需要警惕的两大倾向
《瞭望》：特别危险的倾向指什么？
仇保兴：设立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本意是保护耕地，促进地方节约用地，开发建设少占或不占耕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但在某些地方具体执行过程中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虚假的占补平衡。
现在的原则是占用多少耕地就要补多少，但补的耕地基本都是通过山上开荒来实现。而开荒就把山上的树都砍了，来改造成补偿用的耕地，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会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和生态环境破坏。许多山区的浅薄的土层一旦失去植被保护造成流失，几百年都难以恢复，而且这样补充的耕地与被占用的耕地在质量上有本质的差别。但很多地方为了多用地，拼凑占补平衡仍在这样做，这样既欺骗了大自然又欺骗自己，是很荒唐的行为，是双重的犯罪。
另一个危险倾向是盲目把小村庄合并成大村庄。这种模式在欧洲有过教训。二战以后，欧洲有些地方合并了一些农庄，但是效果都不好。欧洲在总结这种做法后，指出村庄合并是不可行的，原因就在于村庄都是历史形成的，一个村庄的布局与农村的经济循环紧密相扣，农民的生产生活吃喝拉撒全部在周边的土地上循环利用。一旦把小村庄集中起来，就阻断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循环，而一旦不循环之后生态环境的代价就会很高，农民务农的成本也会随之升高，就会出现“骑着摩托车挑粪便”的现象。
城市现在在推行循环经济，但是作为循环经济典型的农村却在“开倒车”。某国家部委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地方热衷于撤村并居、搞占补平衡，搞来搞去就是看中了农民的地，把农民的地换出来增加地方收入，这是真正的目的，其他都是假的。
我们国家怕的就是数字大跃进，许多人喜欢玩数字游戏。占补平衡怎么来的？耕地增加的数字怎么来的？造林的数字怎么来的？还有撤村并居之后收入增加的数字怎么来的？都难以经得起刨根问底。
我曾当过农民，较了解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活中生产的空间、生态的空间、生活的空间三者是重合的，这是与城市本质的区别。这种重合是低成本的、循环的、合理的、可持续的。
浙江省的新农村建设没有陷入这类陷阱，那里的新农村改造尊重村庄原来的布局，没有搞大拆大建大合并。政府通过以奖代补来补贴农民自身做不了的事情，为老百姓做好事。比如有的村子要修路，有的要完善电网，有的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这些事情做好了财政就给予奖励。这种做法没有对原有村庄布局大并大撤，完全是遵循自然的，同时又改善了农村环境。这样的新农村农民的“农家乐”对城里人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农民的收入也因此年年翻番。城里人周末携家带口去农村，认识农村、感受农村，周日回城时顺便从农民那里购买一周的新鲜蔬菜。这种模式国外早有预言，“城市化的过程，必然存在一个乡村的旅游化过程。”
上述错误倾向的原因部分在于，一些领导受改造山河、大兴土木的封建糟粕文化的影响不遵循农村生产生活的客观规律。有几位建设系统的干部写了本书让我写序，书名叫做《再造乡村面貌》，副标题叫做《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我狠狠批了一顿。这本书的内容还是红卫兵思维：好大喜功，想毕其功于一役，想改天换地，想人定胜天、挑战自然。农村与城市都反映出来这样的问题，但是城里的土地因为拆迁条例的修改难以征用了，征地拆迁成本太高，一些地方就开始打农村土地的主意。事实证明：城市与农村应协调互补发展，不能用城市的眼光、工业的
办法来改造农村。
遵循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路径
《瞭望》：那么，在未来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建设应当遵循一条什么样的路径？
仇保兴：就是一条，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路径。城市是人类最大的构筑物。人类所有的想象力都通过城市表达出来了，人类的雄心壮志、构思、梦想都在城市中得以实现，同时城市又是对自然干扰最大的人工产物。城市消耗了全球85%的能源和资源，产生了同等数量的废气废渣废料废水。所以城市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
2000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吴良镛先生起草了作为人类城市化过程中“三大宪章”之一的《北京宪章》(另两个为1933年的《雅典宪章》与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北京宪章》文稿中有幅漫画：城市像一个魔鬼，张着鲨鱼般的利齿，吞食着田野风光、森林，拉出黑烟滚滚的工厂与贫民窟。
既然城市是对大自然干扰最大的人工作品，城市的发展模式就必须转变为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生态城市。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有许多定义，但其最核心的就是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发展模式。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避免美国式的城市发展错误还为时不晚，城市与建筑还能够采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模式。如果将已建成的城市改造成生态城市会有困难的话，在新城或卫星城建设之初按照生态城市的标准去做，就会容易很多。
所以，生态城市是系统地降低城市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可通过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小区、绿色产业等，共同构建成生态城市。所以说生态城市发展在中国正当其时。
[ 转自铁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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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机上来看，我国采取生态城市的发展模式还来得及，但在中国实践起来并不容易。我国地形非常复杂，气候条件差异大，不同地方的生态城市都应该因地制宜，像绿色建筑一样应具有当地气候适应性，需要立足于当地实际，这就要求生态城市的模式是多样化的。生态城市的建设，不能一窝蜂上，不能搞一刀切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