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蒲勇健定位重庆：“西京”! 2007年5月10日，重庆当地著名学者、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在被问及怎么看待十周年之际的直辖市重庆时，他思索片刻之后，吐出两个字：“西京”。
“无论从西部的地理位置、战略布局、经济基础、工业发展来看，惟独重庆堪挑此大梁。”蒲勇健说，“从亚洲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亚的崛起已经不可避免，尤以印度为例，近年来中亚与国内的贸易往来，增长迅猛，重庆重新被定位为长江中上游的经济发展中心、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意图。”
蒲建勇补充道：“西部必须出现一个具备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战略部署的中心。让东部的商品沿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抵达重庆，再由重庆运往中亚，从长远的发展战略来看，西部应有一个直辖市来统辖全局。”
我们回看这座城市在抗战时期的那段“显赫”历史：国民政府将重庆立为“战时首都”，即“陪都”。
在战火纷飞、日寇战机的狂轰滥炸中，重庆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直辖。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255号训令：“查重庆市现经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应即行通行饬知。除明令公布外，合行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
“重庆虽有三千年历史，但明清以前，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军事堡垒，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重庆市党史专家艾新全回顾重庆史时称。在重庆成为“陪都”的那段历史里，几乎全中国所有的军工产业都汇集于重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为了确保西南片区政权的稳定，仍然将军队和行政中心设置在重庆，邓小平同志主政西南局。
中央此举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控制国民党遗留在重庆的反政府势力；二是抓生产建设，利用重庆已有的，在当时是较为发达的产业基础，供应粮食物资和军工用品，为后来的解放西藏做准备。
1950年，整个西南五省（川、黔、滇、康、藏）共有七千万人口，重庆仅一百一十万，但是创造出的生产总值占全区（西南区）的三分之一强，占四川省的70％。直到1954年，新中国政局逐渐稳定，重庆划归四川管辖。
在20世纪的前半叶，重庆无论从地理位置、军事布局、产业基础和文化氛围来看，都稳居中国西南区的龙头宝座。尤其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位列全国第三大城市（北京、上海之后）。
弹子石，重庆曾经最繁华的码头之一。“煤码头，粮食码头，棉花码头，依次排开，一直到朝天门的轮渡，有时上千人排队。”重庆市民程继华回忆30年前他生活在这里时的情景。每年涨大水的时候，从下游万州、涪陵上来运蔬菜和生猪的船会成群停靠在弹子石，浩浩荡荡的船队看不到头。
现在，这里除了一条有着百年历史的青石板路和一些破旧不堪的民居外，繁华只残存在当地老人们的记忆中。起始于这里的朝天门长江大桥，不久将要合龙，这里和重庆繁华的主城区将只有一桥之隔。重庆曾经的景象已逝，新的发展机遇正扑面而来。
傍晚时分，空气中的雾，开始散了。万春霞吃过晚饭，走在白市驿镇上，她开始关心这里的房子了。此时，项兵和他的妻子，正在镇上的KTV唱歌，每人5元钱，时间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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