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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是哪一边的？

yanf999:二战，是哪一边的？ (2023-07-19 18:00) 

1919年，列支敦士登将国家的对外关系（国防、外交）完全委由瑞士代理，组成一个中立联盟。

原作者：Peter Geiger，发布时间2011.12.31


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爆发，在欧洲以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结束，在东亚-太平洋战场以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结束。这场战争主要的参战双方，一方是轴心国集团（包括德国、意大利（1940年开始参与）和日本（1941年开始参与）），另一方则是同盟国集团（包括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1941年开始参与）），两个集团各自还有许多盟国。在轴心国集团前期取得极大胜利之后，战争开始从1942年出现逆转。总的来说，二战是一场轴心国集团发起的事关征服、世界观变动和种族灭绝的战争。

列支敦士登在二战期间一直处于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国”的战争与吞并的威胁之下。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列支敦士登的人民第一次打心底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个人财产和国民认同。这一弹丸之国，在没有任何军队且严守中立的情况下，得到了完全中立的瑞士的庇护，并因为盟军击败德国而得到拯救。这场战争波及了一切。

目录：

（一）国内政策

（二）外交政策

（三）经济

（四）社会与文化

（五）社会正常化与战后问题

（六）来源文章与资料

　　在战争期间，列支敦士登大公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与两大党派——激进公民党（FBP，FortschrittlicheBürgerpartei）和祖国联盟（VU，VaterländischeUnion）务实合作。自1940年至战争结束，列支敦士登大德意志运动（VDBL，Volksdeutsche Bewegung in Liechtenstein）一直毒害着国内政治环境，给外交政策造成极大压力。VDBL的主要目标就是让列支敦士登融入国家社会主义，并与纳粹德国合并。VDBL主要的政治活动体现在发布传单（1940年），《剧变报》（“Der Umbruch” 1940-1943年刊行），希特勒的宣传，焚烧万字旗和袭击活动。他们与反纳粹群体经常发生矛盾。VDBL最终被禁止以集会、游行、特殊服饰、政治臂章、旗帜或者焚烧行动等形式组织公开活动。但是政府没有下令解散VDBL，其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避免非法运动。大公、政府、国家议会、神职人员、童子军、青年团体和大部分国民都支持列支敦士登维持独立。在此期间，和VDBL的公开交锋大体上由激进公民党（FBP）与青年团体实施，而祖国联盟（VU）则采取大幅度的忍让。1940年10月，无党派组织“国家运动（ Heimattreue Vereinigung Liechtenstein)）”希望通过收集签名的方式，使得尽可能多的列支敦士登国民能够就国家独立表态。祖国联盟的的领导层否决了这一运动。在两个党派的请求下，大公根据应急法案推迟了本应在1943年举行的政府选举。因此，在困难时期，激进公民党、祖国联盟和VDBL之间的竞选活动得到了避免。在战争结束前不久的1945年4月29日，列支敦士登举行了大选。在这次大选中，VDBL不再参与，但是祖国联盟在战争期间对VDBL的圆滑态度使得其遭到了激进公民党的猛烈抨击。 在第一次比例代表选举中，代表们维持了自1939年以来的席位分布（激进公民党8席，祖国联盟7席）。在1945年5月8日的停战协议签署后，政府禁绝了VDBL和德国纳粹党的活动。

　　法律制定也遭到了战争的影响。1939年9月2日，宪法允许政府下令国家进入战时经济。这一状态通过大量条例和规定实施起来。譬如在1940年5月，政府通过宪法得到了疏散人口、牲畜和财产的巨大权力。很多瑞士的法令得到了采用，因此列支敦士登得以将其完全转化为类似瑞士的战时经济状态，满足国家的生产需求。列支敦士登的法律长期聚焦于农业，以及针对结核病（1941年）、意外事故与医保（1941-1945年各年）、市政财务问题（1941年）、工人保障（1942年）、个体产业（1942年）、公共财产保护（1944年）、旅游业（1944年）、医疗服务（1945年）等的措施。很多政府法令反映了战时的问题，譬如禁止使用外国国徽、散播流言、扰乱和平与社会秩序（前述均发生在1940年）、政治挑衅（1941年）、在校青年义务参与教堂礼拜（1940年）、农业劳动力分配（1941年和1943年）、盐价（1941年）、义务劳动与在国家和直辖市中的农业用地问题（1942年）、有关外国党派代表参与政治犯罪的诉讼、收缴草料储备（1943年）、牛奶供应、警察与边境卫队辅警的武器使用（1944年）、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易问题（1945年）。

　　尽管负担极大，政府和国家与直辖市的工作人员仍然得以在良好的秩序下进行必要施策。1933年以来建立的国家警察（安全部队）有7名警官。此外，自1938年以来，又有大批辅警以防卫为目的部署在边境。警察总数从一开始的20人发展到1945年的50人。

　　1939年8月30日，列支敦士登宣布中立。当时在瑞士可能被攻击的情况下，列支敦士登具有被卷入战争的极大风险。在1940年5月和6月，随着西线战役和希特勒筹备对瑞士发起军事行动，这一风险达到了最高峰。德国针对瑞士的秘密军事计划也包括了让德军穿过并占领列支敦士登。1940年5月中旬，政府和直辖市开始进行疏散准备。盟军空军和德军空军都曾经在战争期间飞越列支敦士登，侵犯了国家空域。在1945年2月，一名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在莱茵河的碎石河岸着陆，随后被遣送给瑞士。从德国逃离的战俘一般也会交给瑞士，但其中至少三人被遣送回了德国。在1945年5月，战争最后阶段，德军部队在法军抵达之前撤退进列支敦士登的风险陡升。政府请求法国部队帮助，并准备国民疏散。但随着战争迅速结束，两个行动都不再必要。

　　列支敦士登-瑞士边境在1939-1948年间都无法自由通过。国民需要身份证、签证才能通行。瑞士的边境卫队和军警负责控制边境。然而，瑞士没有保证给列支敦士登提供军事保障，这是瑞士联邦议会所重申的。根据海关条约，负责列支敦士登-德国边境戍卫的瑞士边境卫队，将在德军进攻时撤退至瑞士境内。尽管如此，列支敦士登公国和瑞士之间的经济契约一体化仍然意味着瑞士有着对列支敦士登的保护。相应的，列支敦士登政府也和瑞士维持着深度关系。然而，因为VDBL的活动，瑞士对于列支敦士登官方立场的不信任在1940年不断攀升。1940年秋天，列支敦士登出台了新的驻外警察法律，以开放列支敦士登人自由进入瑞士劳动力市场。然而，瑞士需要列支敦士登对瑞士做出公开承诺。而这样一承诺最终由大公、政府和政党在1940年11月5日，在议会宫中的不公开会议中表达。因此，在1940年10月政府二把手阿洛伊斯·沃格特（Alois Vogt）秘密向德国纳粹党办事处方面寻求经济伙伴关系后，祖国联盟的领导层也和瑞士方面建立伙伴关系。1941年的新的驻外警察协议中则使得列支敦士登工人能够自由进入瑞士劳动力市场。

　　德国方面，弗朗茨·约瑟夫大公和首相约瑟夫·胡普（Josepf Hoop）希望能够出台友好、无约束性的政策。胡普在1940年12月在德国斯图加特的一次有关列支敦士登的演讲令人生疑，因为他在其中对于德国军队所取得的胜利表示敬意。此外，大公也会定期给希特勒致以贺电，比如新年、生日和1944年的“7.20”事变。希特勒则一般予以简洁的回复。列支敦士登政府也同意在斯特格（Steg）建立来自瑞士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营地（1941年），以及在加弗莱（Gaflei）的库尔豪斯（Kurhaus）建立“儿童下乡计划（Kinderlandverschickung）”的营地（1943年8月-1944年2月）。

　　弗朗茨·约瑟夫大公自1938年就居住在瓦杜兹。而大公的财产（包括地产、资金与艺术收藏品）都处于德国控制区内的奥斯特马克地区（译者注：奥地利）和捷克“保护国”境内。弗朗茨·约瑟夫大公通过收购一些“雅利安化”的公司来控制那里的个别公司。部分战俘和1944-1945年匈牙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在大公控制的地产上参与了强制劳动。在1944-1945年，大公将全家人和列支敦士登的大部分动产转移到了瓦杜兹。弗朗茨·约瑟夫大公在1941年11月造访了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纽尔三世和教皇庇护十六世，并在战争后半期，于瑞士与英国和美国外交使团取得了联系。在1944年，他也和瑞士联邦总理马塞尔·皮莱特-戈拉茨（Marcel Pilet-Golaz）取得联系，同意重开在伯尔尼自1933年以来一直关闭的列支敦士登大使馆。因为这一联系并没有和本国政府通气，大公和政府之间存在一定间隙。因此瑞士继续在第三国与列支敦士登执行外交活动。

　　1945年2月，列支敦士登和瑞士根据盟军的条约，参与了对德国的封锁，在1946年的《华盛顿协议》中，让瑞士冻结纳粹德国在该国的资产时，同样也对列支敦士登生效。盟军认为，列支敦士登有转移纳粹资产和侵吞资金的嫌疑。而这也在2001-2005年遭到了“二战列支敦士登历史学家独立委员会”的调查，但各项嫌疑未得到证实。当时，列支敦士登无论是作为金融中心还是艺术品流转中心都太过于无足轻重。有些在列支敦士登的公司因为和德国有过合作而上过黑名单。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区域。德裔列支敦士登人遭到拘捕并被没收财产。间谍活动在列支敦士登也是风起云涌，因为它处于在瑞士边境的有利位置，并且就在瑞士东部堡垒萨根（SAGan）的正对面。在此之前，VDBL的党徒和在国内居住的德国人，已经在边境地区居住的瑞士人都有人进行间谍活动，向德国相关机构传递信息或者材料。在1944年，一名列支敦士登人在瑞士因叛国罪被处决，其他人也因此被判处长期监禁。

　　在列支敦士登居住的120余名德国人被征召进德国国防军，很多人在战争中死亡。另外20余名德国人没有参军，并被德国视为“难缠”的存在。瑞士人也被征召入伍。大约100名列支敦士登人作为志愿者加入了轴心国军，其中60余人加入武装党卫军，有些人加入国防军，大约30人在战争快结束时加入了人民冲锋队。大部分志愿者都是VDBL的支持者。至少有六名列支敦士登人在战争中死亡。和瑞士不一样，回国的这些志愿者不会被依法惩治。一些移民到了美国的列支敦士登人也和盟军并肩作战。

　　在战争的最后几天，瑞士派出了110名边境卫队士兵进入列支敦士登，以强化边境的防御。在这几天中，8000余名难民，包括从集中营中被解放出来的人们，穿过了列支敦士登边境。政府权力机构、新成立的列支敦士登红十字会和本有的青年团体都在这些人出境之前给予了照料。原纳粹德国的公职人员或者合作政权的人员，比如维希法国总统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等都被遣送出境。然而，在列支敦士登境内，“德国国防军俄罗斯解放军第1集团军”的残部大约500人左右，仍然在1945年5月2-3日跨过边境并被拘禁。

　　战争期间，列支敦士登完全加入到瑞士的战时经济之中。因之，所有的食品（土豆、蔬菜和水果除外）、燃油、煤炭、衣物、鞋子、香皂、自行车胎都要严格定量分配。严禁私家车出行，卡车和拖拉机部分被改造为木材气化炉，并收集用于提取原料的废料，同时，瑞士的多耕政策（根据瑞士的瓦伦计划）也在列支敦士登实行。战争期间没有发生饥荒。战时经济的必要性也得到了接受。没有配发鸡蛋、使用黄油交易、出售新鲜面包和疏忽导致的停电都将遭到政府罚款。年轻人不想投身于农业劳动，在本地的德国人则被动员起来临时参与农业劳动。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直到1941年得以增加。瑞士、德国和工业企业都需要劳动力。1941年秋天，列支敦士登成立了三家金属制造加工企业：埃申冲压股份有限公司（die Press- und Stanzwerk Eschen AG，（蒂森-克虏伯-普列斯塔股份有限公司（ThyssenKrupp Presta AG）），在沙恩创办的喜利得机械工程无限贸易公司（Hilti Maschinenbau OHG（喜利得上市公司（Hilti Aktiengesellschaft））），以及瓦杜兹精密仪器制造厂（Präzisions-Apparatebau Vaduz (PAV)）。其中喜利得和普列斯塔为德国生产军事装备，瓦杜兹精密仪器制造厂则是为瑞士的欧瑞康-布勒公司（Oerlikon-Bührle）工作。1941年，一共433人（包括299名女性）在各工厂工作，到1943年这一人数达到了827人（其中422人为女性），1945年则还有693人（其中289人为女性）。而在德国本土，由于青壮年被调往一线，有500名过境工作的列支敦士登人也在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社会层面上，从 1938年起，大批基金会倒闭，倒闭的速度远快于成立的速度。在1943年，这一数目又出现了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列支敦士登获得了更多的瑞士战争利润税款。列支敦士登的两家银行（列支敦士登国家银行（Liechtensteiner Landesbank）和列支敦士登银行（Bank in Liechtenstein））规模均较小。在战争期间，瑞士法郎使用区，包括列支敦士登在内，通胀率大约是50%。

　　战争期间，社会和文化生活都遭到严格限制。战争的到来导致人民忧虑重重。《列支敦士登大众报（Liechtensteiner Volksblatt）》一直认为第三帝国不会取得战争胜利。1940-1942年的《列支敦士登祖国报（Liechtensteiner Vatherland）》一直为德国新秩序下的欧洲做准备。而VDBL发行的《剧变报》则一直对德国的胜利抱有信心。希特勒的支持者一般会收听帝国广播电台（Reichssender），大部分听众则会收听瑞士的贝罗明斯特广播电台（Radio Beromünster），有些人也会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在瓦杜兹的电影院自从1939年以来一直运转，电影院亲德，但播放的电影和新闻片却受制于瑞士的限制令。在瑞士的布克斯（Buchs）德国的费尔德基希（Feldkirch）的电影院经常吸引来自列支敦士登的居民。针对在列支敦士登的德国人，“德国侨民区”组织了宣传影片和“纳粹德国宣讲员”的演讲。政府禁止任何非德国人入境。战争期间，祷告的数量增多，在沙恩的圣伊丽莎白修道院每天晚上都会组织一次为和平的祷告。1940年3月25日，弗朗茨·约瑟夫大公将本国领土置于在沙恩的杜克斯（Dux）的玛丽安慰礼拜堂的圣母庇佑之下。列支敦士登国民的爱国热情，在宗教希望的支持下，通过8月15日的年度纪念日所表现出来，这一天也是弗朗茨·约瑟夫大公的诞辰。自1940年以来，8月15日一直是国家纪念日。列支敦士登的国民，在1943年弗朗茨·约瑟夫大公与吉娜·冯·威尔切克公爵夫人（Countess Gina von Wilczek）的婚姻中也有着类似的热情。

　　在战争期间，大约有120名犹太人难民居住在列支敦士登，等待着逃亡去其他国家。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德国和奥地利，且自1941年以后成为无国籍人士，相对落魄，且惧怕就在卧榻之侧的德国。他们不愿意和当地人一起工作，但是能够建立创作工作机会的产业。列支敦士登指定了1940年建立的“列支敦士登犹太人互助协会（Hilfsverein der Juden in Liechtenstein）”的成员。在二战期间，只有少部分难民来到列支敦士登。从城市迁入乡土气息浓厚的列支敦士登的犹太人，得到了本地人民的一致欢迎，但他们却经常被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是一群陌生人和邪恶的敌对分子。

　　列支敦士登的战时经济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与瑞士一起慢慢恢复为正常经济秩序。最后一次配给在1948年实施。上一届政府在1945年夏天解散。解散的原由，跟1944年瑞士使馆重开的事宜导致的大公和政府的裂痕有关，此外还有德国政要，也是胡普一直在暗中忍让的知己赫尔曼·西尔格（Hermann Sieger）的现身。政府接受了“应该让新一届人士来带领列支敦士登走向战后”的观点。政府的新首脑是激进公民党的亚历山大·弗里克（Alexander Frick），此人积极对抗国家社会主义者，而长期作为政府秘书的祖国联盟党人费迪南德·尼格（Ferdinand Nigg）则担任政府二把手。在1945年停战条约签署之后，反对纳粹主义的人士在沙恩搭起了绞刑架，要求进行政治清洗，指名道姓的要求严惩政变者、VDBL的领导人与那些不安分的民众，此外还有祖国联盟党内对纳粹分子采取宽容态度的人士。政府驱逐了在纳粹机构工作的德国人，停职了一些教师，但对大部分人还是采取宽容态度，并支持他们重返社会。1939年失败的政变的领导人以及VDBL的领导人阿尔冯斯·古普（Alfons Goop）均在1946年被判处多年监禁。此外，还对曾经为德国情报机构工作的人进行了判决。1946年，随着德国档案公开了前政府首脑阿洛伊斯·沃格特与盖世太保之间的协议，政府陷入了危机。但激进公民党提出的部长级诉讼和祖国联盟方面终止联盟的威胁最终都被避免了。

（六）来源文章与资料（原文网站附）

Rech Reg 1939–48;

Liechtenstein 1938–1978, 1978;

Die schweizerische Kriegswirtschaft 1939–48, 1950.

Bellasi, U. Riederer: Alsleben, alias Sommerlad, 1997;

K. Urner: «Switzerland still has to be swallowed!», 1998;

Schremser: Der einzige Mann, 1999;

Geiger: Time of crisis, 2000;

Geiger: Eine Liechtensteinerin im KZ, in: JBL 103 (2004), 97–135;

Geiger et al.: NS-Zeit, 2005;

Maylahn: Alphotel Gaflei. KlV Camp 93 in the Principality of Liechtenstein, 2005;

Geiger: Kriegszeit, 2010.

Peter Geiger, «Second World War», Status: 31.12.2011, in: Historisches Lexikon des Fürstentums Liechtenstein online (eHLFL), URL: https://historisches-lexikon.li/Zweiter_Weltkrieg, accessed on 28.4.2022.

镇级小国居然还分成11个一级行政区

列支敦士登最大的城市也不是首都瓦杜兹，而是沙恩。
平均每9个列支敦士登人就有一家企业。全球最大的人造水晶企业施华洛世奇的总部在列支敦士登。著名的建筑材料企业喜利得和牙科材料企业义获嘉伟瓦登特也是列支敦士登企业。

尚祺宇:镇级小国居然还分成11个一级行政区 (2023-07-20 00:30) 

就是11个市镇自治体，再往下就没有实体了。
类比下来就是11个社区或者村，也差不多的。

列支亲王在2003年逼着国民公投通过一项扩大君主实权的法案，同时亲王也是欧洲最富有的君主，其财富远超英国王室。这在欧洲是一种逆潮流的存在。

亲王家族掌控列支全球信托（LGT）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私人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之一。

爱佐情佑:列支敦士登最大的城市也不是首都瓦杜兹，而是沙恩。
平均每9个列支敦士登人就有一家企业。全球最大的人造水晶企业施华洛世奇的总部在列支敦士登。著名的建筑材料企业喜利得和牙科材料企业义获嘉伟瓦登特也是列支敦士登企业。
 (2023-07-20 07:40) 

施华洛世奇的总部在奥地利蒂罗尔州的Wattens

萨德侯爵:列支亲王在2003年逼着国民公投通过一项扩大君主实权的法案，同时亲王也是欧洲最富有的君主，其财富远超英国王室。这在欧洲是一种逆潮流的存在。
亲王家族掌控列支全球信托（LGT）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私人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之一。 (2023-07-20 10:57) 

欧洲各国君主里过的最滋润的偏偏是最小的几个国家

列支亲王当初放话，公投不通过他就搬回奥地利。大金主跑了列支还怎么混

列支家祖上就是很富裕的大地主，但是因为没有一块领地直属于其名下，没有资格在神罗议会有一席之地，后来才买下施伦贝格与瓦都兹，成为神罗帝国内的主权成员

列支现在仍然和瑞士处于同一关税联盟

alavis:施华洛世奇的总部在奥地利蒂罗尔州的Wattens  (2023-07-20 15:39) 

真正的总部在Wattens，以前记得还有一家施华洛世奇赞助的奥乙俱乐部。但注册地在列支敦士登。

爱佐情佑:真正的总部在Wattens，以前记得还有一家施华洛世奇赞助的奥乙俱乐部。但注册地在列支敦士登。 (2023-07-20 17:43) 

施华洛世奇还有一个控股公司注册在瑞士，以及奥地利德国法国立陶宛等地的马甲子公司
这种跨国企业把公司注册在税收洼地避税还挺常见的。像空客实际总部在法国图卢兹，名义的总部在荷兰莱顿

这种几乎没有任何地缘价值又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袖珍小国，在战争时期反而是相对安全的。

上下求索:这种几乎没有任何地缘价值又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袖珍小国，在战争时期反而是相对安全的。 (2023-07-24 22:32) 

列支有啥影响力
还不是抱了瑞士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