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海之罪
撰文：马克·辛诺特 Mark Synnott
摄影：卡罗琳·德雷克 Carolyn Drake
翻译：杜然
上世纪60年代以前，咸海曾位居世界最大的内陆湖之列，生机盎然。然而，近几十年来无节制的灌溉取水导致湖水迅速干涸。在数千年的光阴里，横跨今天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交界处的咸海，一直霸居于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湖之列。
今天，它的衰败如同一则警世寓言。
“世界末日就是这个样子。”尤苏普· 卡马洛夫冲着我们面前一望无际、覆盖着灌木丛的荒漠挥着手说道，“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唯一能活下来的就是卡拉卡尔帕克人，因为我们现在就正在经历那样的场景。”
从我们所处的这座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北部的沙崖顶上看出去，眼前的景象与任何荒漠并无二致——若是没有那一堆堆的贝壳，以及六艘孤零零在沙地里生锈的渔船的话。这里曾经是一个伸入咸海的半岛顶端，咸海直至上世纪60年代，都是世界第四大内陆湖泊，面积达6.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5个青海湖。位于我们身后的，是穆伊诺戈镇，这里曾经是一个繁盛的渔村，有很多的罐头加工厂，甚至就在上世纪80 年代，这里每年依然要加工数千吨的鱼。50年前，咸海的南岸就在我们脚下，但现在它已经往西北方向挪了90 公里。
卡马洛夫把我带到这里，是为了让我看看曾经水量丰足的咸海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现年64岁的他，是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的资深风能研究员，同时他也是一名环保活动家，担任“保卫咸海和阿姆河联合会”的主席。卡马洛夫体格魁梧，一头白发似鬃毛一般，他来自乌兹别克的一户名门：父亲是苏联时代著名的
历史学家，而且，在半自治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于上世纪30年代并入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前，他的爷爷是该地区最后一个当选可汗，也就是领导人。
在他的国家，尚没有一座风力发电厂，但这并不妨碍卡马洛夫对于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领域的热情。因为对风的痴迷，他还造了两架悬挂式滑翔机，他常驾驶滑翔机从当地的一座山顶飞出，以便更好地了解气流。
“我希望能够像鸟一样了解风。”他说。但他的兴趣已经扩展到环境的各个方面，他从科研工作中抽出时间，带我去看曾经生机盎然的一大片水域的残迹，让我看到节节败退的咸海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数千年来，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咸海，水源主要来自阿姆河和锡尔河。咸海没有输出的径流，水位通过注入和蒸发之间的自然平衡得以维持。
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4世纪征服这片土地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这两条
河流就一直是中亚的命脉。在许多个世纪里，咸海及其广袤的三角洲地带，为连接
中国和欧洲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一长串定居点提供着给养。这些古代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及其他
民族的人从事着耕作、捕捞、放牧、商业和手工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在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上世纪20年代初加入苏联后，情况发生了
变化，斯大林决定把他手里的这些中亚共和国变成巨大的棉花种植园。但是，这里干旱的气候并不适合这种需要大量浇灌的作物，于是苏联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具野心的一个工程项目——人工挖掘数千公里长的灌溉运河，从阿姆河和锡尔河取水，灌溉周围的荒漠地区。
“上世纪60 年代初之前，这个灌溉系统还算稳定。”菲利普·米克林在电话里对我说。米克林是西密歇根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前苏联的水资源
管理问题，而且自从上世纪80 年代初以来，造访过中亚地区25 次。在这些年里，他亲眼目睹了咸海一步步走向死亡。“上世纪60年代他们挖了更多的灌溉运河，这就像是老话说的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突然，整个统撑不住了。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所带来的种种生态后果，也没预料到这个海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消失。”
到1987年，咸海的水位已经大幅下降，随后水域一分为二：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北海，以及面积更大、位于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南海。2002年，继续降低的水位导致南海又进一步分成了
东海和西海。去年7 月，东海完全干涸。
在这个厄运传奇中唯一令人欣慰的地方，是近些年里北海的恢复。2005年，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哈萨克人在北海的南岸筑起一座13公里长的大坝，形成一片单独的水域，由锡尔河提供水源。在大坝修好之后，北海及当地渔业迅速复苏，其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但大坝同时也切断了南海与一处关键水源之间的联系，为其判下死刑。
“在咸海的悲剧中最令人难过和沮丧的是，设计了这些灌溉运河的苏联水利部官员心里很清楚，他们此举注定会让咸海灭亡。”卡马洛夫表示。从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水利部的官员们最爱引用苏联最著名的气候学家亚历山大·沃耶伊科夫的研究成果，他曾经称咸海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蒸发器”，是“大自然犯下的错”。坦率地说，那会儿苏联认为农业比渔业更重要。
在哈萨克斯坦的咸海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条鲷鱼标本——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消失的几个物种之一，那时候，曾经富足的咸海逐渐萎缩，分割成几个独立的水域。在哈萨克斯坦一侧，一条大坝令鱼又多了起来；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侧，只有无脊椎动物存活。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卡赞克特肯，一名男子正在修剪榆树。沿着一些已经干枯的灌溉渠，仍能看见这种超级耐旱的树种。这些沟渠曾经把阿姆河和锡尔河流水引入广袤的棉花田。
消失的咸海 1987年，咸海分成了北海和南海两个部分，从那时起，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哈萨克斯坦在2005年竣工的科卡拉尔大坝令这种一分为二的趋势变得更为严重，它令北海复生，但也切断了南海从锡尔河获得补给的通道。2014年，因为灌溉和干旱使得南海东侧水位更浅的一片完全干涸。
这些船里的每一艘，都曾经每年拖运好多吨的鱼。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曾经的港口城市穆伊诺戈，自从上世纪80年代此地水域干涸以来，船队就在这里慢慢锈蚀。
一名哈萨克斯坦渔夫被人背到一艘船上，这里是位于咸海北部的塔斯图别克。得益于一座大坝的建造，捕鱼在这里仍然是可能的事情。
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村庄库布拉-乌斯秋尔特，海水几乎消失不见，曾经以捕鱼为生的当地人，现在只能依靠受到严格管制的打猎来挣钱。
塔斯图别克的村民在一场婚礼上起舞，这里的生活水平正逐渐提高。科卡拉尔大坝可以发电，维系这座哈萨克村庄的那些鱼类，现在也逐渐复苏。不过，地方经济的驱动力还是35年前取代捕鱼业的骆驼养殖。
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巴斯特，村民在公共浴室里享用温泉水，水来自一眼古泉，是历经数十年的灌溉和蒸发之后仅剩的几处水源之一。
阿克巴斯特曾经坐落在咸海岸边，现在它离水11 公里。乌兹别克斯坦的穆伊诺戈则没有那么幸运了。随着咸海的退却，以及缺乏固沙植被，沙尘暴在这里非常普遍。
牧羊人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已经干枯的沼泽地里放羊。乌兹别克斯坦将这片土地租给农民进行种植，基本上只能种棉花。“如果进行私有化，让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咸海专家菲利普·米克林说，“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会更高。”
今天，这里仍在种棉花。每年秋天，在290万的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当中，有大约200万人“志愿”去摘棉花——其全国产量达30亿公斤。举国上下倾巢而出，公务员、学童、教师、医生、护士、工程师，甚至包括老年人，都被大巴车拉到棉花田，去完成每天的采摘量。
“目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地区的政府会组织和施行强制劳动，乌兹别克斯坦就是其中之一。”人权观察组织中亚分部的负责人史蒂夫·斯维尔德洛说。
“你能想象得到吗，”坐在我们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前排的卡马洛夫扭过头，冲我说道，“40年前，这个地方的水深有30米。”
我们的司机隔着挡风玻璃指向正掠过荒漠扑面而来的漫天黄云。一分钟前还什么都没有，现在他们却让我马上把窗户摇起来。几秒钟的工夫，有害的尘埃就钻进了我们的汽车。我的眼睛感到刺痛，还尝到一股很咸的味道，让我差点吐出来。
这种旋风是苏联的规划师们没有预料到的诸多生态后果中的一个。“地球化学家们以为，在咸海干涸之后，表面会形成由氯化钠构成的坚硬外壳，不会产生盐暴。”米克林说，“他们大错特错。”
除了氯化钠达到有毒的程度，这里的尘土中还有滴滴涕、六六六、毒杀芬和伏杀硫磷之类的杀虫剂——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致癌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已经进入到食物链的各个环节。
今天，卡拉卡尔帕克人的食道癌患病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耐药性肺结核在这里是一个突出问题，还有呼吸道疾病、各种癌症、先天性缺陷以及免疫系统疾病也很常见。
据披露，苏联的一个秘密生化武器实验室就曾经位于咸海，或许这才是更为吓人的事情。这个实验室坐落在复兴岛（现在海水已经没有了，所以它已经不再是岛），它是苏联军方的微生物作战集团的主要实验室。成千上万的动物被送到岛上，接受炭疽、天花、瘟疫、布氏杆菌病和其他生物制剂实验。
美国国务院担心成桶的炭疽菌有可能落入居心不良者手中，于是在2002年派遣了一支清除队到这里。从那以后，尘土中再也没有发现生化物质，但邻近地区偶尔还是会有瘟疫爆发。
我们继续朝着咸海进发，沿路看到不少石油和天然气钻探设备，打破了太阳下白花花的沙漠如脆薄饼般的平坦。据卡马洛夫说，这些钻探设备是在大海开始后退之后才出现的，每年都会有几座新设备架设起来。“显然，有了它们，政府怎么会愿意让海水重新回来呢。”他说。
沿着留有车辙的土路，我们颠簸前行了好几个小时。除了白色的沙子和湛蓝的天空，我看到的颜色就只有东一处西一处浅绿色的梭梭林，以及偶尔一见的柽柳粉红色的花。
最后，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串银色的灯火，逐渐变大，直至我们来到一处中国人的营地，几个圆顶帐篷就搭在水边。他们是冲着丰年虾而来，这是一种盐水虾，是咸海目前唯一的生物。在咸海尚处于健康状态的时候，水是微咸的，每升水的含盐量是10克（世界上各大洋的盐浓度从每升33克到37克不等）。现在，咸海的盐浓度超过了每升110克，鱼类根本无法生存。
靠近岸边的地方是湿的泥沙，就像退潮时的海边。但咸海完全看不到有浪，我们此刻所目睹的其实是水的退却。
“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停下来，”卡马洛夫喊道，他身上仅着内裤，在齐膝深的流沙中奋力前行。我步履沉重地跟在后面，直至水漫到膝盖的位置。我试图游起来，但腿浮到了水面，根本无法打水。“脸朝上躺下。”卡马洛夫说道。恭敬不如从命，我感觉这就跟躺在泳池里的浮排上一样，我的头靠在“水枕”上，身体几乎完全浮在水面。
那天晚上，我们在高原露营，用梭梭林的枯枝生火做饭。卡马洛夫坐在一块波斯地毯上，瞭望着大海，伏特加倒了一杯又一杯。
在咸海仍然健康、渔夫们在富饶的水域穿梭的年代，水分每天从湖水中蒸发。“现在，蒸发到空中的不是水，而是有毒的尘埃。”卡马洛夫一边说，一边猛地灌下一杯酒，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愤怒的表情。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五个“斯坦”国家发现他们在该地区最珍贵资源的管理问题上，经常发生矛盾。令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阿姆河和锡尔河流经好几个国家，而每个国家都声称拥有从自己
领土上流过的水。为了共同解决中亚地区的常年缺水问题，这些斯坦国家在1992年成立了跨国水资源合作委员会。讨论基本上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谁拥有这些水，以及上游国家对于保护下游国家的水资源负有怎样的责任。
在咸海问题上，乌兹别克斯坦最为贫困地区之一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民众，似乎对于阿姆河上游的水问题没有发言权，因为其他国家都声称自己才是拥有者。“这是基于地理位置的歧视。”卡马洛夫说，“那些水是咸海的。”
我采访的每一个专家都预计，乌兹别克斯坦拥有的那部分咸海，在任何可以预见的人类时间框架内，都不可能出现重新注满水的情形。这个观点，卡马洛夫似乎也是迫不得已地接受。他恨死那些将这座故乡之海毁灭的政策，不过他也坦承，几周之后当棉花秋收季到来的时候，他将履行自己的国民义务，就像过去50年里所做的那样。据曾任人权观察组织乌兹别克斯坦分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于2010年年底将该机构驱逐）负责人的斯维尔德洛说，如果卡马洛夫不尽义务，就有可能遭到开除甚至逮捕。“谁也不能例外，”卡马洛夫说，“即便你是视力残疾、肢体不全的90岁老人，也还是得参加采摘。”
因为担心若是如实发表卡马洛夫的言论，有可能给他造成麻烦，我再次向他确认，这样做可不可以。“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我们都很害怕政府，”他回答道，“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