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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史】民国时期上海是如何打败北京成为金融中心的？

2015-05-10 上海金融跨业投资沙龙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及财经国家新闻网

　　北京坠落与天津崛起

　　说到民国时期的金融中心，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南上海”“北天津”。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和北京才是一南一北的两个全国性金融中心。只是到了蒋介石建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以南京为政治中心、上海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才变得一枝独秀，天津作为北方金融中心的地位则更加凸显。

　　从都城到边塞：首都南迁后的北平

　　北京金融中心的溢彩流光，在不断响起的枪炮声中渐渐消失，在政权轮替和首都迁移中改变了模样。

　　1926年3月18日，一起震惊中外的惨案在首都北京发生。这一天，段祺瑞执政府的军警野蛮镇压请愿队伍，当场射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刘和珍等47人、伤200多人，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语）。

　　当北京进入“知识阶级恐怖时代”（周作人语）之时，南方革命的烈焰开始燃起。这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揭开了以数万兵力横扫拥兵数十万之众的北洋军阀的序幕。

　　“南军北伐”日渐成为北京知识界关注的焦点。此时，北洋政府在京城的管制和对“赤化”的打击愈加严厉。一向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对文人学者“敬而言之”的北洋政府，不断收紧政策。往南方去、尤其是到上海去，成了许多北京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政治重心南移，知识分子逐渐向上海汇聚。

　　多年以后，作家施蛰存忆及1927年（时年22岁）的情景时写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沈从文，都是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

　　知识分子群体的南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半陆续北返。众多高校精英的支撑、文艺知识界的强大存在，北京依然是个不可撼动的文化之城。但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则随着一个政权的崩塌而失去了。

　　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天津，北洋政权覆灭。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北平、天津改为直属于国民政府的特别市（此后平、津在民国时期均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河北省省会）。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个历史性的改变。

　　北京开始以“沉睡中的故都”面貌出现。北平成为“边城”，由首都一变而为边塞。边城的寂寞，一如北平“前线诗人”林庚在诗中所表达：“海上的波水能流去恨吗/边城的荒野留下少年的笛声/河畔的小草看着花长落/年轻的事到中年才明白”。

　　周作人在一篇写于1930年代中期的文章中，称自己喜爱“边塞”北平：“归根结蒂在现今说来还是北平与我最有关系，从前我曾自称京兆人，盖非无故也，不过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但是我们也能爱边塞，所以对于北京仍是喜欢。”

　　不过，对于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上海人来说，则会是另一种感受。正如在北京读过中学和大学的上海籍小说家徐訏在1934年所描述：“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过惯了，或者你有了正确意识、明显的立场，那对于北平的悠闲缓慢就会觉得可憎。”

　　银行总部南移

　　当首都北京变身为“边城”北平时，金融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1928年11月1日，是北京金融业彻底衰落的标志性日子。这一天，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下称中行）和交通银行（下称交行）总管理处由北平移到上海。

　　事实上，早在北伐大军开出广东之前，京津银行家便在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变化。蒋介石的挚友、结拜兄弟张群和黄郛与北方的银行家们谙熟，与中国银行的张嘉璈、盐业银行的吴鼎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等，均为莫逆之交。而这些银行在上海、广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分支机构，成为就近观察前沿地带政治军事动向，以及与国民革命军相联系的据点。

　　以中行为例，早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前，中行高层即断定，南北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总裁、副总裁须分驻京沪，就近处理行务。1926年6月，中行副总裁张嘉璈移驻上海办公。在随后的北伐军行进过程中，中行对北伐队伍多有援助。

　　张家璈等身居北京的银行家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前和行进时南下，中行、交行等银行总部则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南移。

　　1928年11月1日，中行新的董事会成立，张嘉璈为总经理，中行总管理处正式由北平移至上海。同一天，交行新的董事会成立，原交行上海分行经理胡祖同出任总经理，交行总管理处正式由北平移至上海。

　　在中行、交行两大国家银行离开北平前后，其他一些银行总部也纷纷迁离北平或停止营业：

　　1928年8月，盐业银行总行呈准迁往天津（1934年迁往上海），原址改为北平分行；

　　1929年4月，总行设于北京（1920年开业）的中美合资银行——中华懋业银行停业；11月，总行设于北京（1918年开业）的中日合办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停业；

　　1929年，中国农工银行由北平迁往天津（1931年迁往上海）；

　　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由北平迁往上海。

　　北平证券市场衰落

　　政局改变和首都迁移对北京证券市场而言，同样是毁灭性的打击，业务急剧衰落。

　　北京证交所成立之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北洋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不惜以高利借取内外债，由此刺激了北京金融业的发展。北京证交所买卖兴隆，公债投机盛行。北京本身并无发达的产业基础，银行业与证券市场发展，与北洋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

　　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北京证券市场受到剧烈影响。当时的银行刊物载文描述北京金融现状时称：“证券市场因时局影响，大为震动，各种债票无不低落，其中以九六公债跌落尤甚。”

　　1928年4月出版的《银行月刊》介绍北京证交所上年营业状况时称：“本年上半期营业，自去冬九六债价暴跌，奉部令停市，直至五月四日始行开市。因停顿数月毫无收入，故将经常预算极力核减，以资撙节。唯开市后，虽尚照常交易，而营业之清淡，尤为从来所未有。下半期复因时局未靖，经纪人以买卖稀少，先后陆续告退，取回保证金者不下二十余家。秋间九六债价忽又剧跌，交易市况仍属萧条？？”。

　　此后，北京证交所的境况犹如九斤老太，一年不如一年。从1928年起，北京证交所连年亏损。1933年整个上半年证券成交额仅1677万元，尚不及上海证交所一天的营业量。证券市场门前冷落，北京证交所陷入停顿状态。

　　天津金融中心的崛起

　　北京全国性财政金融中心地位彻底丧失，随之而来的是上海作为唯一全国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天津则成为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

　　在众多天津人的心里，几乎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北方金融中心的辉煌历史记忆。令现今天津人怀想不已的，正是1930年代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叶。

　　20世纪二十年代，天津已经成长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当时的《银行周报》总编辑徐沧水论及当时全国性金融中心——上海和北京时，曾提及紧随其后的天津。

　　天津之成为金融中心，是被动开放与主动改革的结果。在改革开放推动下，经济发展推动金融需求，各式银行相继设立。

　　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成为通商口岸。随后，英、法、美、俄、德、日、意、比、奥9国建立租界，使天津成为设立租界国别最多的口岸城市。与此同时，凭借地理优势和开放格局，依托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和相对优越的经济运行环境，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和近代工商业获得长足发展。

　　提供金融服务的外资银行陆续尾随而来。英国汇丰银行天津分行1882年正式开业。随后，1895年另一家英国银行——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896年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897年德华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901年花旗银行建立天津分行，1906年华比银行建立天津分行，1907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建立天津分行，1920年意大利华义银行建立天津分行？？

　　天津九国租界的存在，以及工商贸易的繁盛，使北京城里的遗老遗少、下野军阀和退职官僚政客，以及周边地区的地主老财，或迁居、或将资产转移至天津，成为发起成立银行的股东和银行吸纳存款的财源。

　　同时，借助于外国租界的相对独立，“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中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等，纷纷成立于天津租界。当时的首都北京作为全国财政枢纽，咫尺之遥的这些新型银行得近水楼台，经营公债和政府借款。

　　作为办理洋务的重镇，天津是较早向现代转型的城市。1870年11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守天津。在津期间，李鸿章积极筹划洋务事宜。袁世凯继任后，着力推进天津的近代化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天津在北方的经济地位。

　　1903年，袁世凯上奏请准官商合办银行，总行设在天津的首家银行——志成银行开业。襄助袁世凯办理北洋实业的企业家周学熙，则于1919年在天津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另一襄助袁世凯办理洋务的企业家孙多森，1916年则在天津创办了中孚银行。

　　到1920年代后期，天津逐渐建立起一批中、外资银行。其中，英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素有“银行街”之称。洋行、保险公司、轮船公司、工厂、仓库等，也均跻身于此。街道两侧，一些气派的银行大楼陆续建成，像美国花旗银行大楼（1921年）、英国汇丰银行大楼（1924年）、麦加利银行大楼（1925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1926年）。时至今天，它们依然是天津市的一道风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金融业衰落，天津虽然同样受到影响，一些银行总部迁往上海，但凭借辽阔的经济腹地，依据贸易、海港优势，天津继续成为北方金融中心。除一些金融机构的总部设于此外，一些银行的天津分行为北方总部也设立于此。同时，出现一批像卞白眉、资耀华那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金融业衰落，天津虽然同样受到影响，一些银行总部迁往上海，但凭借辽阔的经济腹地，依据贸易、海港优势，天津继续成为北方金融中心。除一些金融机构的总部设于此外，一些银行的天津分行为北方总部也设立于此。同时，出现一批像卞白眉、资耀华那样深耕于此的著名银行家。

　　京津：顺流，逆流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黯然失色时，天津领北方金融中心之风骚。多年以后，当这两大城市金融地位再次反转，并为发展各自金融业、争当北方金融龙头地位而明争暗战时，鉴于这一时期北京跌落天津依旧繁华的历史事实，有专家提出，为什么每当北京发达时天津就不发达，天津发达时北京就不发达？一些人认为，天津始终笼罩在首都北京的阴影之下。

　　京津究竟该怎样相处？放眼历史，从天津卫的起源，到天津成为离首都最近的通商口岸，到成为北方的洋务中心，北方工商贸易中心、北方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以及成为首都北京的后花园，均显示出京津之间一体的关系，发展理路并非以同质竞争为相处之道。

　　毋庸讳言，目前京津之间在经济金融发展中处处“暗战”，相互争雄，甚至互不对付。其实，如果两个城市相互合作、互相配合，天津临近首都的优势得以发挥，不仅可以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同样可能。

　　不过，相较于北京金融业来说，天津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短暂辉煌，是因为国民政府将首都定在南京，从而使天津在工商金融方面全面超越北京。一旦首都回到北京，天津要想在金融业方面超越北京，几无可能。除非像南京政府那样，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分置，将后者放在天津——而这同样几无可能。比较现实的是，天津在崛起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同时，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与作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北京一道，相互配合、互相合作，协同发展，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共同撑起中国经济的第三极。

　　将视线转向南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次大变局中，金融城市的真正赢家，其实是上海。正是在这一时期，上海缔造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神话。

　　上海金融神话

　　作为外贸中心，上海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比超过80%；国内贸易进出口方面，上海一个口岸的贸易值，相当于汉口、天津、广州、青岛、汕头和重庆6大口岸贸易值的总和；作为工业中心，上海是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城市；作为金融中心，上海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份额的80%，是中国绝大多数重要商业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全国的金融决策中心、监管中心

　　此时的上海，不只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与时下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国际金融中心1.0时代”的上海，短暂地感受到了作为金融中心的巅峰体验。

　　沪宁双城：首都与金融之都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在上海开业，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央行行长。

　　对此，中国银行(601988)总经理张家璈感到满意，因为宋子文曾想把中行改为中央银行，他没有答应。新的央行成立，中行不至于消失，自己则可继续执掌这家“金融老店”。

　　宋子文也相对满意，虽然没有如愿将中行改为央行，但张家璈建议新设央行，北洋政府时期的两大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改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601328)改为特许的实业银行，央行与之三足鼎立、分工合作。同时，行址按宋子文的意愿设在了金融重镇上海，而不是像立法机构一些人要求的设在首都南京。

　　当时的金融界对此同样感到满意，央行新设，中、交两行改组，普遍认为是“金融界的新希望”。

　　中央银行成立，对上海成为更具号召力的全国金融中心至关重要。作为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央行享有经理国库、铸发国币、经理内外债和管理其他银行存放款等权利，不仅可强化上海集散全国资金的能力，而且使上海成为金融决策中心和金融监管中心。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经过审慎考虑，采取了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金融中心适当分离的方针：政治中心定位于南京，经济金融中心则定位于上海。南京政府通过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金融改革，进一步推动上海现代金融中心的发展，上海迎来了金融业的勃兴时期。

　　“海”纳百川：金融之水汇上海

　　有足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存在，是金融中心得以强大的基础。

　　北洋政权覆灭，加上自身发展所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28年11月将总行自北平迁至上海。

　　中行对1928年北平与上海开展金融业务的环境做了如下比较：“北平入春以来，因南北军事未经解决，交通又复阻滞，以致银根枯窘，各业均受影响，倒闭时有所闻，迨至首都南迁，市面更形萧条。（上海）本年春初，时局尚在军事进展之中，各业咸具戒心，市面因之停顿，迨至夏间，兵戎既戢，交通恢复，商业始呈活泼之象，金融亦渐宽舒。”

　　交行最初谈到迁沪因由时称：“（交行）总管理处原在北京，兹因国都设宁后，内部公务，诸多不便，特将北平总管理处迁入沪行。”

　　稍后，交行进一步申说：“北京原非商战之地，十数年来，沧桑几变虽一般金融界渐注意工商事业，究未能尽量发挥。本年中央财政、市面金融，上下交困，殆臻极点。银行业务，直接受其影响，应付困难，不言而喻上海为我国最大商埠，实南北金融之中心。”

　　中交两行是当时中国实力最强、业务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银行，两行中枢机构南迁，使中国的金融天平加速倾斜，北方其他多家银行随后也纷纷南迁。

　　1929年，天津垦业银行改组为中国垦业银行，总行迁沪。

　　1930年，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自天津移至上海。

　　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和中国农工银行由北平迁沪。

　　1933年，东莱银行从天津搬来上海。

　　1935年和1936年，资力、规模、影响均颇大的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也分别将总行从北平和天津移迁上海。几年后，大陆银行也将总部从天津迁到上海。

　　“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601166)、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中的中南银行，以及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总行原来就在上海，大批外地银行加盟，金融资源进一步向上海集聚，进一步增强了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集聚与扩散能力。

　　总行搬到上海的银行，置身十里洋场，商业气氛浓厚，竞争激烈，促使银行业快步成长，诚如上海文化史研究专家叶文心教授对1928年中国银行总行迁沪后的变化所言：“官场那套排场行不通了，如果要有商务上门，就得改变作风，建立一种节奏明快的企业文化。老师傅们适应不了，银行行员转而招聘来自新式大学经济、法科、外文等系的毕业生，从而建立了一支气象一新的专业队伍。”

　　与带领中行快步发展的张家璈一样，陈光甫、李铭、钱新之、周作民、胡笔江等一批通晓现代银行经营知识和管理制度的著名银行家，活跃于上海金融界，不断提升着上海金融中心的品质。

　　远东金融中心：Light，Heat，Power！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东流去。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茅盾小说《子夜》开篇的“Light，Heat，Power”，正是上海这个东方大都会活力四射的写照。上海，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更是一个堆金积银的城市。南京政府成立十年，一个无与伦比的全国金融中心呈现在世人面前。

　　—54家银行设总行于上海，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其中，中央银行、中行、交行、中国农民银行4大行存、放款总额分别达26亿元和19亿元，占全国各银行存、放款总额的58%和55%。

　　—27家外资银行在上海经营，远多于天津（14家）、北平（10家）、汉口（10家）等国内其他重要城市。

　　—在北京证交所衰落之时，上海证券市场一片繁荣。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纱布交易所、金业交易所、机制面粉交易所和杂粮油饼交易所等不同标的物的交易所，交投活跃，规模和影响均居全国之首。

　　—中央、四行、四明、万国、邮储5家跨地区的储蓄会（局），总部均设在上海；12家信托公司中，中央、中国、生大等10家信托公司总部设于上海；中国、太平、宝丰等国内最著名的保险公司总部也多半设于上海。

　　—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现银集散地，最大的现银调剂中心。法币政策实施后，上海同样是全国最大的通货调剂中心。

　　此时的上海，金融机构云集，金融功能齐全，金融市场活跃，金融的辐射作用和枢纽地位突出，逐步形成了同业拆借市场、贴票市场、内汇市场、外汇市场、标金市场、白银市场、票据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着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此时的上海，不只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市场的脉搏，与伦敦、纽约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脉搏同跳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和白银市场的活跃度和交易量，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当今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均难望其项背。

　　6年前，中国首次提出“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与时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比，80年前呈现的，正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1.0时代”。

　　京派与海派之争的背后

　　北洋时期，中央金融政策的制定在北京，国家银行的总部在北京，中行和交行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使北京比上海具有更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无怪乎有学者称当时的全国金融中心就是京津，上海影响全国的能力并不足够，严格说来只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

北洋时期，中央金融政策的制定在北京，国家银行的总部在北京，中行和交行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使北京比上海具有更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无怪乎有学者称当时的全国金融中心就是京津，上海影响全国的能力并不足够，严格说来只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

　　如今，北平与上海的金融对比，已经判若云泥。发达的金融工商业，改变着上海的城市气质。文化古城北平与现代都市上海，在城市性格上显示出更大差异。三十年代的京派与海派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两个城市性格的投影。

　　1933年10月18日，身居北平的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目标对准上海的作家。“"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早在1931年，沈从文就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透露过对文学精神堕落的忧虑，对海派文学或文学商业化提出批评：“从民国十六年（1927），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化竞卖。”

　　一个多月后的12月1日，上海的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予以反驳。苏汶讥讽北平的教授兼作家是肚饱者不知肚饿者的恐慌：“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活跃在京津一带的“京派”作家与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海派”作家，由此展开了京派与海派之争。

　　上海与北平的文化人之各不相同，正如上海学者许纪霖所说：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核心是学者专家、大学教授，而上海文化精英的主流是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家以及自由撰稿人。上海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由于都是在都市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之中生存和发展，与这个城市有着无法割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血脉的关联，都深刻地镶嵌到城市社会之中。

　　短暂辉煌：战争魔鬼的摧毁

　　就在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乃至远东金融中心而蒸蒸日上之时，战争的魔鬼开始改变中国、改变上海的命运。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让上海的金融业变得面目全非。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国民政府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全国金融步入战时统制体系。为加强国家行局联系和协调、集聚金融力量应付危局而成立的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因战事一路西迁，1938年初迁至重庆。经改组，四联总处成为战时中枢决策机构，西南地区成为其业务中心。

　　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之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停业。战时，一些总部位于上海的中资保险公司转移到重庆，重庆成为保险业中心。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成为战时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集中地。虽然战后银行和保险业中心重新回到上海，上海依然是证券交易市场的中心，但尚未重建金融辉煌，国共两党之间的战火又蔓延开来。

　　上海演绎的金融神话延续不到10年（19271937年），便开始了另一种命运，直至上海金融高地的彻底沉陷。（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历史学者）

看了第一自然段就不用看了。民国时的华北经济中心在天津，因为这是洋人的据点。

金融始终是和政治密切相连的。
民国时期，北京、天津、上海其实都是因为那时候的金融是洋大人的金融。
而现在，证交所一个在深圳一个在上海，我想大家都清楚什么回事儿。

洋人一来，北中南的京苏广纷纷被津沪港逆袭

哪里有“打”一说，根本就没有交锋

我看出了一点，这是北京在吹响建设全国金融中心的号角。
上海可要当心了。

上海有租界，较为完善的法制

中国银行其实在北京已经走投无路，靠着上海才维持下去！

           正当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业务逐渐开展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停兑事件。民国5年（1916年）5月12日清晨，上海中国、交通两分行分别接到其北京总行转来国务院停兑钞票止付存款的命令。上海交行次日登报公告遵令停兑。
而中国银行沪行在宋汉章、张嘉主持下，毅然决定拒受北京命令，照常兑现、付存。5月13、14日发生挤兑，市面混乱，市民恐慌，挤兑者日有2000余人，摩肩接踵，蜂拥而至，势如潮涌，交通断绝，银行门前喧扰不堪。当天捕房加派巡捕多人，到行维持秩序。沪行也加强服务措施，派16人专兑钞票。兑现者前门进后门出，秩序良好，并同时委托外商银行及南北市钱庄悬牌代兑以减少拥挤。13日为周六，下午原不营业，因人心惶惑，该行特登报公告延长办公时间到下午3点。第一天兑出57万元。14日为周日，银行照例停业，但为安定人心，特别破例宣布开门半日，从上午9点到12点照常收兑，挤兑人数仍有2000人。15日挤兑人数减为400余人。14、15两天共兑出70万元。16日挤兑人数约100余人，兑出27万元。17日挤兑情况已趋缓和，兑出13万元。至5月19日风潮逐渐平息。此次上海中国银行的挤兑危机得以迅速解决，除平时准备充实，资信良好，措施得当外，主要是取得各界支持：如江浙资产阶级核心人物浙江兴业银行的项兰生、叶揆初、蒋抑厄三人的全力支持，允诺借款给中行作后盾，还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李馥荪等，宋、张二经理每晚和他们密谋应付方案。其次是利用外资银行的力量，由于上海洋行较多，进出口贸易发达，外国人从其本身利益考虑，也希望中国银行能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以汇丰银行为首的9家外国银行临时签订对该行提供200万元的透支合约，虽未动用，但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上海新闻界亦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大造舆论，及时报道沪行抗令斗争情况。在各方大力支持下，沪行度过了挤兑难关，取得胜利。

中国银行迁上海是大势所趋。

           上海中国银行在抗拒停兑令取得胜利以后声誉大大提高，业务也有长足进展。在抗拒停兑令前，沪行的发行额为400余万元，占全国中国银行发行额的10%，抗拒停兑令后沪券流通地区扩大，到民国6年一跃而为508万元，以后逐年增加，至民国10年增为2184万元，占全国中行发行额35%。
民国17年底沪行发行额已增至11195万元，占全行总发行额的比率上升为65%。由于发行量的扩大而资力日厚，沪行资金的运用与调拨亦遍及于华中及华东各省。在存、放业务方面，北洋政府发布停兑令时，沪行的存、放款余额一度剧减。民国5年底存款余额为525万元，较民国4年底的1557万元减少了2/3，民国6年后逐步恢复并回升，至民国9年底已达1616万元，民国16年底又增至3870万元，民国16年比民国4年增长1.48倍。放款余额1916年底为298万元，较1915年底的724万元减少58.9%，民国7年开始回升，至民国9年底已达1537万元，民国16年底又增至1728万元，民国16年比民国4年增长1.38倍，放款对象亦从政府逐渐转向工商业。与此同时，并积极开拓外汇业务，与欧、美、日各国著名银行签订代理合约，至民国16年沪行国外通汇地点已达90余处，遍及欧洲、南北美洲以及南洋各地。每期决算盈利，上海分行也为全行作出贡献。如民国16年全行亏损156万元，民国17年又亏76万元，该二年上海分行的纯益为45万元及67万元，大大减少了全行的亏损数字。每届发放股息时，也经常由沪行先行垫付，解决了总处资金短绌的困难。上海分行在全行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中国银行受到北洋军阀派系争夺、内外交困的时期，上海分行始终保持对外信誉，业务稳步上升，成为重振全行业务的重要基地。

上海一直是外资银行的聚集中心！

一、
                    
            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上海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对外贸易日见发达，外国银行也陆续来上海设立分支机构。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率先在上海设立代理处，这是在上海设立的第一家外商银行。当时，中国除旧式票号、钱庄外，还没有自己的银行。

            从道光二十七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止，在这102年之间，共有英、法、德、俄、日、美、比、荷、意、挪等10个国家的62家外商银行先后在沪设立机构。这些在沪外商银行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其兴衰、荣枯迭有变化。

            从道光二十七年英商丽如银行在沪设立机构起，到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汇丰银行在沪设立分行止，共有11家外商银行在沪设立机构。它们是：丽如银行（1847）、汇隆银行（1854）、阿加剌银行（1854）、有利银行（1854）、麦加利银行（1858）、汇川银行（1861）、法兰西银行（1860）、利升银行（1864）、利华银行（1864）、利生银行（1864）、汇丰银行（1865）。

            最早在上海设立机构的丽如银行，它的前身是英国和印度合资的西印度银行，道光二十二年出现在印度孟买，道光二十五年西印度银行的总行迁到英国伦敦，更名为Oriental Bank，并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支机构，成为最先闯入中国的外商银行，道光二十七年在上海设立分理处，以后改为分行，中文名称为丽如银行。据《徐愚斋自叙年谱》“上海杂记”内篇称：“上海首创之银行谓丽如银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交易生理，唯一、两年前已成立矣。”

            继丽如银行进入上海后，在19世纪50年代又有4家外商银行在上海设立机构。其一是汇隆银行，咸丰元年（1851年）成立于印度孟买（后总行移伦敦），同年在广州成立分行，咸丰四年在上海设立代理处；其二为阿加剌银行，英印合营银行之一，道光十三年成立于印度，后总行迁至伦敦，咸丰四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其三为有利银行，它的前身之一为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成立于咸丰三年，总行在印度孟买，咸丰四年在上海设立代理处，咸丰七年，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与亚细亚特许银行（总行设在伦敦）合并改组为有利银行，总行设在伦敦，咸丰十年原上海代理处改为分行；其四为麦加利银行，总行设在伦敦，咸丰八年7月在上海设立分行。据麦加利银行的发起书称，其发起的目的，在于扩充“银行正当业务，以适应澳洲殖民地、英属印度、中国和希腊与小亚细亚以东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贸易需要。”

            在60年代，还有4家资本较小、规模不大的英商银行进入上海。它们是咸丰十一年设立的汇川银行和同治三年设立的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这4家小银行是随着世界棉业投机狂潮来到上海的。当时，美国的内战引起了世界棉业投机狂潮，中国的棉花也成为外国投机商人追逐的对象，仅在同治二年下半年，从上海输出的棉花就达36万担之多，价值在200万英镑以上。受棉业投机的影响，上海金融市场外汇投机炽热，市场利率高昂，从事外汇业务的外商银行也获得了高额利润，这4家小银行正是在这个时期来沪设行的。

            在19世纪60年代初，进入上海的又一家外商银行是法国的法兰西银行（Compotoir d' Escompte de Paris）。这家银行按其法文名称应译为巴黎贴现银行，但因为它是当时唯一代表法国的金融机构，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法兰西银行。它并不是法国的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Bank de’France）。这家银行于道光二十八年在巴黎成立，咸丰十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同治二年在香港设立分行。它在上海设立分行的目的之一是企图打开中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生丝的直接贸易之路，为这种贸易提供金融周转和国际汇兑业务。

            这个时期最后进入上海的外商银行是汇丰银行。汇丰银行创立于同治三年，总行设在香港，次年3月开业，4月在上海外滩开设分行。这时的上海，已有9家英商银行和1家法商银行，它是银行序列中的第十一个，但也是发展、扩张最快的一个，后来居上而雄居外商银行的首座。

            在此期间的在沪外商银行，有以下几个特点：

            英商银行占绝大多数。在早期开设的11家外商银行中，英资或英印合资银行占10家，其他外商银行仅法商1家。英商银行占绝大多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生丝、茶叶出口和鸦片进口，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形成一种中印英三角结算关系，英印银行需要在中国的重要口岸上海设立汇兑机构。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记载：“1851～1860年间每年约有300万镑白银从英国运到中国，而在1840～1860年间，每年从中国运往印度的白银仅有200万镑。”这使得在上海设立的英印银行，无论在汇兑和运送银币和银块以清算贸易资金额的业务，都有所发展。

            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早期在上海设立的外商银行，最初几乎全是在印度经营大量汇兑业务的英印银行，因此它们在开始时也专门从事汇兑业务。但由于那时的洋行也兼营汇兑业务，致使早期在沪开设的外商银行的汇兑业务受到一定影响。据《中国金融史》记载，上海开辟为对外贸易港口以后，银行业务是由洋行兼营的，他们除了贩卖从英国和印度输出的货物外，还从欧洲运来大量的西班牙银元，作为购买中国丝、茶的资金，彼此互相买卖汇票。丽如银行在上海建立机构后，在汇兑业务上还竞争不过美国的旗昌洋行。后来银行业务从洋行中分离出来，银行的汇兑业务才兴旺起来。

            从事金银套购投机活动。19世纪50年代后，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用金本位制，而东方各国还大都使用银本位制，且有贮藏白银的习惯。由于欧美市场金银比价中银价偏低，而东方各国金银比价中银价偏高，将欧美市场供过于求的白银运往东方，是有利可图的。例如：日本在咸丰十年前把白银对黄金的比价提高到5∶1，而欧、美市场则为15∶1，因此，用墨西哥银元大量套购日本金币，通过上海转运至欧洲市场出售，便可获取成倍的投机利润。仅咸丰九年下半年，日本就有价值100万元的金币输出。据查，同治三年前在日本设立银行有丽如、汇隆、汇川、有利，而这些银行在上海都有机构，便于进行白银套购黄金的投机活动。

上海一直是外资银行的聚集中心！

            从同治五年至光绪十五年（1866～1889年）的23年中，在沪新开设的外商银行不多，总共只有4家，即：德意志银行（1872）、德丰银行（1875）、俄国对外贸易银行（1876）和东京第一国民银行（1880），分别属于德、英、俄、日四国，而在此期间，倒闭、停业和撤出的外商银行共有10家，期末尚存5家，其中4家为英资银行。

            同治五年，上海发生开埠以来第一次金融风潮。随着美国内战结束，世界棉花价格骤落，欧洲出现棉业危机，伦敦、孟买随之发生金融恐慌，上海也被卷入这一金融风潮中去。这一年，外商银行发生集中性倒闭。其中60年代初进入的四小银行全部倒闭，50年代进入的汇隆和阿加剌银行也难免破产和停业的厄运。

            70年代和80年代初开设的4家外商银行，寿命都不长，不几年，先后停业或撤出，能继续存在的是丽如、有利、麦加利、法兰西和汇丰等5家。

            这一时期外商银行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汇丰银行独霸地位的初步形成。

            汇丰银行的主要投资者和创办人是那些在远东经商多年、富有经验的英籍大商行，包括三大洋行之一的宝顺洋行和其他十二家洋行，一家大英轮船公司。它与其他英商银行不同的是，它的总行不在英国本土或老殖民地印度而设在香港，自始就以中国地区为其营业基地和主要获利对象，它的英文名称叫做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iation，中文取名汇丰，含有预期汇兑业务丰富发达之意。实际上，它的成立是将列名发起的十三家洋行的金融部合并成为一家专营金融业务的银行。到光绪三年，英商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也走上与汇丰合作的道路。由于基础稳固，经营有方，加上香港政府对它的特殊维护，在同治五年的金融风暴中，新生的汇丰“几乎完全躲过席卷欧洲和印度的危机的影响”。以后，它发展迅速，很快就超过其他同行，初步形成在外商银行中的霸主地位。

其表现在：

            在国际汇兑业务中战胜竞争者，居于优势地位。国际汇兑业务是外商银行经营的主要业务，同行之间竞争相当激烈。在同治五年金融风潮之后，那些幸存下来的外商银行在心惊胆战之余，经营中采取稳重的方针，丽如、有利、麦加利和法兰西银行等一起协议，把过去习惯使用的六个月期汇票缩短为四个月期，以减少银行承担的风险。这个同业协议，却遭到汇丰银行的抵制。当其他银行不收购六个月期的汇票时，汇丰银行却大量收进，赢得众多商号的好评。

            汇丰银行经营国际汇兑业务是全力以赴的，当丽如银行于光绪十年营业失利进行整顿改组时，汇丰少了一个竞争劲敌，业务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成交额和款项调拨约有80%通过上海，而汇丰买入和卖出的外汇总值，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百分之六七十，使上海汇丰银行的地位极大地超过其他外商银行，也超过汇丰的其他分行。

            对清政府进行政治性贷款。对清政府的贷款，也是外商银行经营的一项重要业务。汇丰银行对清政府的第一笔贷款是在同治十三年贷给台湾海防大臣沈葆桢的“福建台防借款”，金额200万两，期限10年，改变了以住20年清政府举借外债期限短、金额小的情况。光绪三至七年间，汇丰又连续三次贷款给清政府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借款”共1075万两。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海防费用和购买船炮的费用剧增，汇丰又贷给清政府几笔借款总额达一千万两以上，其中光绪十一年的3笔合计858万两。据《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从同治三年至光绪十六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总额4136万两，汇丰一家贷了17笔，金额2897万两，占70.04%。

            发行钞票，操纵外汇行市。同治四年汇丰银行成立时，先在香港发行，继在上海发行。同治六年汇丰银行上海分行还发行过面额为银1两的钞票。由于外国银行发行钞票受资本额及准备金的限制，加以中国人并不乐意使用外国银行钞票，故流通量均不大。同治十三年上海4家英商银行（丽如、麦加利、有利、汇丰）合计发行额350万元，其中汇丰一家占51%，这也表明汇丰在外商银行中居于优势地位。

            在外汇行市方面，如前所述，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外汇收支约有80%通过上海，而汇丰银行的外汇买卖总值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百分之六七十。汇丰不仅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上海的外汇市场，以致中国各地外汇市场与黄金价格要看上海，上海则以汇丰挂牌为准。这主要是由于英镑是当时国际间清算货币，而汇丰又有足够的外汇资金可以按它的牌价大量地进行买卖。汇丰的行市即“先令”行市为各种有关进出口货物行市的依据，对整个远东的商业也起一定的影响。

上海的外资银行沿革

三、

            光绪十六年至民国15年（1890～1926年）是外商银行的扩张时期，在此期间新开设的外资银行有：德华银行（1890）、大东惠通银行（1891）、中华汇理银行（1891）、横滨正金银行（1893）、华俄道胜银行（1896）、宝兴银行（1897）、东方汇理银行（1899）、花旗银行（1902）、华比银行（1902）、汇源银行〔英商〕（1902）、荷兰银行（1903）、义丰银行（1905）、台湾银行（1911）、义品放款银行（1912）、中法实业银行（1913）、住友银行（1916）、三菱银行（1917）、三井银行（1917）、上海银行（1917）、美丰银行（1917）、朝鲜银行（1918）、中华汇业银行（1918）、美国运通银行（1918）、友华银行（1919）、菲律宾银行（1919）、汇兴银行（1919）、中华懋业银行（1920）、安达银行（1920）、华义银行（1920）、大通银行（1921）、远东银行（1921）、大英银行（1922）、中法振业银行（1922）、大东银行（1922）、华威银行（1923）、中法工商银行（1925）、远东银行（1925）、汇源银行［法商］（1926）等38家。同期歇业和改组的外商银行仅宝兴、汇源［英商］、义丰、中法实业、友华、菲律宾、汇兴、华威、中华懋业、中法振业等10家。

            这个时期在沪外商银行有以下几个特点：各国银行合群竞进，形成六强并存局面。光绪十六年至民国15年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纷纷来沪设立银行，计有：日资银行9家，美资银行8家、法资银行6家，英资银行4家，意大利3家，俄国和荷兰各2家，德国、比利时、挪威各1家。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加上英国的汇丰银行形成六强竞争的局面。

            德华银行仿照汇丰银行的模式，把总行设在中国，但不是在香港，而是在上海。正式成立日期为光绪十六年1月，同年12月在天津设立分行。德华银行创办的目的是肩负起投资银行的任务，以加强德国工业在中国的竞争力量。

            横滨正金银行于光绪十九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它是日本的对外贸易银行，致力于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汇兑银行，并配合日本侵华的国策，在我国东北特别是南满一带扩充金融势力。

            华俄道胜银行是沙皇俄国的殖民地银行。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其章程中有“在中国境内办理租税、赋课之缴纳；支付中国政府公债之利息”，“承受公债……之发行”，“得因中国政府之许可，铸造货币”，“发行两、元、镑及其他货币之兑换券”等规定，并在我东北地区广泛设立分支机构。

            东方汇理银行是法国在东方的殖民地银行，专以开拓印度支那及远东殖民地的金融业务为职责，总行设在巴黎。光绪二十年在香港设立分行，接替法兰西银行的地位，光绪二十五年又在上海设立分行。

            花旗银行是美国大银行之一，创立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总行设在纽约，因经理庚子赔款的需要，于光绪二十八年在上海设立分行。这是美国在中国最早设立的一家银行。

上海的外资银行沿革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日、美银行大为扩展。大战期间，英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不得不暂时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日本银行乘机扩展，汇丰的优势相对有所削弱。从民国5～7年（1916～1918年），在上海设行的日资或中日合资银行共有6家，它们是：住友银行（1916）、三菱银行（1917）、三井银行（1917）、上海银行（1917）、朝鲜银行（1918）、中华汇业银行（1918）。住友、三菱、三井都是日本的大银行、大财团，它们在上海设立分行，反映了日本在华金融贸易的扩张。

            一次大战结束前后，美国银行也接踵来沪设行，在民国6～10年的5年中，共有7家美资及中美合资银行在沪设行，它们是：美丰银行（1917）、美国运通银行（1918）、友华银行（1919）、菲律宾银行（1919）、汇兴银行（1919）、中华懋业银行（1920）、大通银行（1921），但其中3家银行（菲律宾、汇兴、友华）因经营不善，都在民国10～13年间先后歇业或归并。

            一次大战期间，北洋政府于民国6年对德宣战，德华银行由北洋政府接管，遂即停止营业。

            华俄道胜银行在苏联十月革命后，被苏联政府没收，但其总行移设巴黎，在华沙俄机构因北洋政府的庇护仍继续营业，直到民国15年因投机失败而倒闭。

            一次大战结束后，英国侵略势力又卷土重来，上海的外商银行仍由英商银行占优势。

            外资银行组成银团，联合向中国政府贷款。各国在华银行之间，既有剧烈的竞争，又有相互合作，以实现其共同利益。合作的形式主要是：组织国际银行团，贷款给中国政府；由两家或几家银行合作，贷款给中国政府。银行团的组成，有过几次变化：

            （1）四国银行团。先是英、法、德三国银行在宣统元年6月与清政府商定，一起承贷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后来美国亦要求参加，于是在次年5月，成立了四国银行团，宣统三年5月20日签订正式借款合同，金额600万镑，折合银4500万两。这个银团还与东三省总督签订合同，承贷金额1000万镑的“币制实业借款。”
            （2）六国银行团。这是在四国银行团的基础上，加上沙俄、日本两国银行。时在民国元年6月。
            （3）五国银行团。民国2年3月，美国银行退出银行团，于是六国银行团又变成五国银行团。

            从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2年，外国银行对清政府有三次联合大借款，对北洋政府有一次银团大借款，合称四次大借款。

            一是俄法大借款。为了支付甲午战争失败后对日本的巨额赔款，清政府在光绪二十一年向俄、法两国银行所借的款，金额4亿法郎（合银9896万两）。光绪二十二年，俄国财政部又指使这个财团在上海开设华俄道胜银行，经营这项借款的还本付息事宜。

            二是英德大借款。这也是清政府为支付对日赔款而向外商银行借的款，于光绪二十二年3月签订合约，借款总额为1600万镑，合银9762万两，由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各半承贷。

            三是英德续借款。光绪二十四年3月，清政府又向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商借，以偿还尚欠日本的赔款，金额1600万镑，合银11277万两。这笔借款的附带条件是在贷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司一职由英国人担任。

            四是善后大借款。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向五国银行团商借的巨额贷款，金额2500万镑，折合银24827万两，民国2年4月26日签署合同。

            以上四次大借款合计金额为5700万镑、4亿法郎，折合中国货币为银55764万两。这些借款都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分存于汇丰、德华、东方汇理、华俄道胜和横滨正金银行，使中国的关、盐两大税收的存储保管权均落入外商银行之手。

上海的外资银行沿革

五、

            从民国16～25年的（1927---1936）10年中，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生多次重大的变革，上海的金融业也面临巨大变化。一是民国16年北伐取得胜利，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二是国民政府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并逐步形成以四行二局为主体的国家金融体系；三是国民政府在民国22年（1933年）实施“废两改元”和民国24年（1935年）实施法币政策。

            在此期间，上海的外资银行处于停滞状态，新开设的银行很少，只在民国19～23年（1930--1934年）间，开设过几家规模不大的银行。它们是美商信济银行（1930）、友邦银行（1930）；英商沙逊银行（1931）、达商银行（1932）；日商汉口银行，意商滨都银行（1932）和苏联的莫斯科银行（1934）。

           在此期间，停业的外商银行计有中日合资的大东银行（1927）、中华汇业银行（1928），俄商远东银行（1929），美商信济银行（1935）、美丰银行（1935），英商达商银行（1935）。

            在此期间，外资银行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中国银行业的成长，对外商银行的发展有所遏制。中国的新兴银行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有较快的发展，民国25年上海共有本国银行86家，其中总行设在上海的有58家，合计资力（包括已缴资本、存款、公积金、兑换券）估计在30亿元以上。

            中央银行成立后，加强了经理国库和管理外汇的职能。民国18年（1929年）后，汇丰银行把中国关税新增部分的收入划给中央银行收管。民国24年后，外汇汇率也由中央银行挂牌。

            联合准备会和票据交换所的成立，减少对外资银行的依赖。联合准备会是上海的华商银行在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期间成立的，目的是通过联合准备防止战时发生钞票挤兑和存款挤提风潮。联准会开出的会单，可以用于向同业十足拆款，也可代替大额现金流通，解决了会员银行之间的资金调剂问题。在联准会的促成下，近代中国第一个正规化的票据交换所也于民国22年（1933年）1月10日在上海开办，以解决华商银行相互间的票据清算问题，在此以前，则需委托钱庄和外商银行代理。因此，联准会和票据交换所的成立，减少华商银行在资金拆借和票据交换中对钱庄和外商银行的依赖。

            废两改元，钱庄式微，对外商银行均有不利。民国22年的废两改元，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件重大的事件，在此以前，上海市面上既使用银两，又使用银元，形成两种货币单位并存的局面，不利于交易和核算。银元折合银两的比价称为“洋厘”，银两拆借的利息称为“银拆”，其行市时有高低。上海的钱庄业长期把持着“洋厘”、“银拆”的行市，坐收“差价”，因此不愿改变两、元并用的做法，而外商银行亦以银两为计算单位对其有利，因外商银行进口生银大条，即为货币，供求盈亏权操在它们手里。

            民国22年3月初，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和《废两改元》令，先从上海实施。上海从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元计算，各种行市改标银元单位。
            废两改元后，“洋厘”、“银拆”行市随告消失，钱庄日趋式微。长期来，钱庄利用庄票为外商推销洋货，用庄票向外商银行拆借资金，具有浓厚的买办性，钱庄的式微，当然对外商银行不利。

            民国22年12月和民国23年5月，美国政府先后颁布《银购入法》和《白银法案》，世界银价不断上涨。伦敦市场白银价格每盎司由民国22年1月的17.125便士，升至12月的19.0625便士，民国23年12月又上升为24.875便士，民国24年6月再上升为33.75便士。同时期，纽约市场白银价格每盎司从26.25美分，上升为44.625美分，再上升为55美分和74美分。

            世界银价上涨，引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先是内地现金大量流入上海，银行库存现银急剧增大，民国22年上海的本国银行库存现银27181万元，外商银行库存现银也达27566万元。民国23年白银大量外流，净流出25994万元，外商银行库存现银大幅度减少，年底仅有5467万元，次年更下降为3615万元。外商银行每装运白银1000万元出口，即可获利200～400万元。

            白银大量外流后，市面银根奇紧，物价下跌，工商业凋敝，银行、钱庄倒闭，经济、金融面临严重危机。白银外流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币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银本位制为金汇兑本位制，使得中国真正的建立起现代货币制度。为此，英、美两国都想把中国的货币纳入它们各自的货币集团而激烈争夺。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后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准备，法币对英镑的汇率规定为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又向美国出售白银5000万盎斯，由上海的美商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投标2500万盎斯运往美国，售得美元全部存入纽约的美国银行，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对于“币制改革”，在沪外商银行态度不一。英商汇丰、麦加利等银行率先答应向中央银行交兑库存白银，美商大通、花旗银行也很快把白银交中央银行收兑。日本银行因其政府竭力抨击中国的“币制改革”，迟迟不肯交兑库存白银，并通过军舰偷运白银出口。
            

上海的外资银行沿革

六、
      
            从民国26～37年（1937---1948），上海并无一家新开设的外商银行，而合并者则有民国28年的大英银行之并入麦加利银行。直至1949年解放前夕，才新设一家美国商业储蓄银行（即美洲银行）。但是，外商银行之间的相互消长变化却是很大的。民国30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将英、美、荷、比四国的15家银行分别交由横滨正金等日本银行接管清理。
            
            接着，日本侵略军又改组外商银行公会，由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河村二四郎担任会长，参加的会员计有10家，它们是：横滨正金（日）、三井（日）、三菱（日）、朝鲜（日）、台湾（日）、住友（日）、德华（德）、华义（意）、东方汇理（法）、中法工商（法）等银行。在此以前，外商银行公会共有会员27家，由麦加利银行总经理霍浦金担任会长。外商银行公会改组后，外商银行的票据交换改在横滨正金银行内进行。
            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特派员公署，规定了接收敌性银行的办法，上海的日、德银行由中国银行等分别接收。
            
            另外，被日本劫夺的英美等银行，依照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一律由京沪区财政金融办公处派员先行接收，然后查明原主，依册交还。经交还后复业的有美商花旗、大通、友邦、运通和英商汇丰、麦加利、有利等银行。

七、

            抗战胜利后，由于美国庞大的“对华援助”以及由此而发生的金融业务，在沪外商银行中的美商银行的发展速度最快。它们的资产比战前扩充一倍半以上，压倒其他外国银行势力。根据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规定，美援中的金融业务只准委托美国银行办理，而且规定贷款未动用前必须以1.75%的低利存入美国银行，到动用时又要缴纳签证费1‰和拨款手续费5%。这样，美商银行通过经办大量的“美援”业务又获得巨额收益。

            此外，当时中央银行实行外汇管理，使用的外汇主要是美元，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也是对美贸易，这就加强了美商银行操纵中国外汇市场的力量。当时中国的外汇汇率实际上受花旗、汇丰两行所左右。

            英、法等国的银行，战后的资力和活动虽不如美国，但仍有一定势力。据中央银行稽核处统计，民国36年10月上海13家外商银行的总资产，占上海金融业总资产的26.2%，而147家本国银行的总资产不过占54.2%，到民国37年8月，12家外商银行的总资产占上海金融业总资产的36%，同期145家本国银行的资产只占金融业总资产的50%。

            到上海解放前夕，在沪外商银行为15家。它们分别是：
英资银行：汇丰、麦加利、大英、沙逊；
美资银行：花旗、大通、运通、友邦、美国商业；
法资银行：东方汇理、中法工商；
荷资银行：荷兰、安达；
比资银行：华比；
俄资银行：莫斯科国民。
            

就算是北洋时期，外资银行中国总部几乎全部在上海，一个没有外资银行的北京也好意思称金融中心？

北四行的中南银行其实总部一直在上海！

            成立于民国10年（1921年）6月，设总行于上海。额定资本2000万元，实收500万元。创设时即有如此巨额的实收资本，这在旧中国私营银行中是罕见的。主要投资人为南洋侨商黄奕住，他一人的股份即占70%以上。定名为“中南”，寓有中国与南洋华侨合作之意。成立后，由黄奕住任董事长，由原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任总经理。它本应是归入侨资银行之列，却成为“北四行”的成员，即是由于胡笔江与盐业、金城、大陆三家银行总经理都较稔熟的缘故。中南银行创办时，因系归侨投资为主，很快被北洋政府批准获得钞票发行权。名义上为中南银行钞券，实际是四行共同发行。
中南除上海总行外，并在天津、北京、厦门、广州、汉口、南京、香港等地设立分行。业务发展迅速，到30年代初，存款总额已跃居私营银行的第三、四位。资金运用常与金城合作侧重于工业投资与放款，特别是对纺织工业的投放较多。

民国时期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创设于民国4年（1915年）6月。由庄得之、陈光甫、李馥荪、王晓赉等人创办。总行设在上海，最初资本额为10万元，实收8万余元，办事人员六七人，是一家规模很小的银行，时人称为“小小银行”。
第一届董事会推定庄得之为总董事（后改称董事长），陈光甫为总经理。业务上打出“服务社会”的旗号，强调走入社会、接近工商、以服务取胜。故该行的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逐渐为人们所称道，如不厌繁琐，从小处做起，便利顾客，为人所不屑为，时时想新方法，谋取顾客好感等，开银行界风气之先。并在经营方式上采取许多革新措施，如推行银两、银元并用，开办小额储蓄，以1元为起储点，倡导对物信用，提倡铁路押汇，开拓国外汇兑，创办旅行事业等。
该行的内部管理制亦比较健全，办事讲求效率，注意服务质量，较早使用机器记帐，并重视人才培养，延揽了一批精明能干、具有现代银行业务知识的人作为骨干。由于总经理陈光甫经营精明，管理严密，业务发展迅速，盈利较多，资本积累亦较快。
存款从民国4年底的57万元，到民国15年（1926年）底已增至3244万元，放款从51万元增至1919万元，分别增加55.24和36.6倍，在全国11家主要商业银行的存放款金额中排列第五名，资本额亦由最初的10万元，增为民国10年（1921年）的250万元，比创立时增加24倍，进入大银行行列。在国民政府时期，该行的规模和业务又有长足进展。到30年代初，上海总行已设有储蓄、信托、外汇、证券、农业、盐业、仓库等专项业务部，并在全国重要城镇设立100多个分支机构，职工2775人，存款总额近2亿元，均居私营银行首位。

晚清民国的北京貌似从未做过什么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