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省会攻略 [复制链接]

      “强省会”现象，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
　　无论采用何种标准观察，近十年来，全国范围内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基本都呈上升态势。如果把观察区间拉长，可以发现，省内资源向省会集中亦是过去20年的大趋势。
　　如今，发挥省会对整个省域经济乃至区域经济的引领作用，已成为大部分省份谋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
　　究其原因，中国正进入城市驱动型发展阶段，以省会为核心，辐射带动更广区域发展，已成为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
　　当下，各省均有转型发展的实现需求，以政策、资本、人才、创新等各种要素集聚来打造“新引擎”，省會是不二之选。
　　同时，区域间的竞争，已变为强省会领航下的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人们发现，新一轮发展中，多个省份的新规划中进一步突出省会的引领作用、龙头作用，提出要让省会城市作为省域经济的“发动机”开足马力，一些省份还提出了将省会打造成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
　　“强省会”依然雄心勃勃，“弱省会”亦树起大旗。
　　基础设施更完善，省会对周边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产业更高端，“知识技术密集”渐成时尚;开放性进一步增强，省内乃至更大范围的开放型经济协作体系正在形成……
　　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通过省会的引领和辐射，拉动省内其他城市协同发展进而实现均衡发展，促进区域发展，最终走向高质量发展。
　　这，才是省会战略的终极目标。

2018年末，四川省2018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暨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一个工程规模和投资金额都“排不上号”的道路工程——天府大道北延线项目——因涉及成都、德阳、眉山三市而备受瞩目。
　　这个被定位为成德同城化发展核心功能轴的工程，可视为四川省会成都发挥核心带动功能，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中国西部经济的领头羊，成都是四川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交通、信息、金融和商贸中心。在南京财经大学2018年12月发布的《全国省会城市首位度发展报告》中，成都的城市首位度總指标综合得分排名第一。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这个区域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为四川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8年6月，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的战略部署。成都在四川区域发展历史上首次被定位为“主干”，这就要求其不仅自己要继续做大做强做优，更要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当好全省发展的“发动机”。
　　从“首位城市”到“主干城市”，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成都如何带领四川全省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值得关注。
立足成都，辐射全省

　　2018年末，极米科技因“颠覆式创新”被央视新闻联播点赞。这家成都本土生长起来的高科技企业，仅用5年时间，就在国内投影市场超越爱普生成为No.1。
　　在极米科技董事长、CEO钟波看来，极米的成功离不开成都这片创业沃土的培育。
　　钟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极米选择在成都创业原因有三：制造业基础好，是有名的老牌光学研究基地;高校资源集中，便于企业招募人才;市政府给予高新企业的支持较多。
　　如今，越来越多类似极米的本土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正在成为成都科技中心建设的中坚力量。
　　除培育本土力量外，成都也致力于吸引外部资源。
　　2017年7月，上海交大四川研究院在成都天府新区成立。上海交大校长林忠钦表示，上海交大四川研究院是科研成果、优秀人才融入四川发展的重要平台。
　　“项目立足成都、辐射全省，目前研究院已与德阳、宜宾、凉山等地签订了多种合作协议。”天府新区科技创新和新经济局科技发展处处长刘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与上海交大一样，中科院、清华、北航等高校院所也把它们与四川合作的大本营安在了成都。未来，从成都出发，将有更多优质科研资源和项目涌入四川各地。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极米的孵化地还是院校合作的所在地，都有一个精确的坐标——天府新区。
　　天府新区主要涉及成都市的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双流区、龙泉驿区、新津县、简阳市以及眉山市的彭山区、仁寿县。
　　这个以成都为主力建设的新区在2014年获批为国家级新区后一路“开挂”，规划建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宜业宜商宜居城市、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五大核心功能区。
　　刘杰告诉本刊记者，2018年，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新签约引进项目共57个，协议总投资739.07亿元。

　　未来，从成都出发，将有更多优质科研资源和项目涌入四川各地。

　　在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指引下，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基本形成了优秀人才汇聚的良好态势。新区创新创业人才服务中心的李春燕告诉本刊记者，截至2019年1月13日，已聚集了各类高层次人才219人，汇聚了本科以上青年人才学历落户11.488万人。
　　未来，以成都为主力建设的天府新区，将是四川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和科技创新高地。
　　“牢牢把握天府新区建设这个重大历史机遇，加快建设引领全省经济发展新引擎。”这是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2018年4月在成都调研时提出的要求。
带兄弟，交通先行

　　“本次车由视高公交站开往天汉路站，前方到站三号桥站。”2018年10月，眉山市视高镇通往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的T50路城市公交车正式开通，从此往返两地有了便利的出行方式。
　　眉山是距成都最近的地级市，也是天府新区重要组成部分。仁寿县视高镇是天府新区眉山管委会办公地，本刊记者了解到，过去，视高镇的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交通不便成了区域联动发展的瓶颈。
　　“以前只能坐网约车，从视高到成都来回至少70元，车还不容易打到，现在有公交太方便了，2块钱就能去成都。”T50路开通当天，视高镇河心社区居民邱宇专程赶来“体验”。
　　这条公交线路的开通，是成都与其南面的眉山市落实“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实现成眉同城化发展的示范之举。
　　蜀道难，曾是制约四川发展的重要因素。成都要带领其他兄弟城市共同发展，交通必须先行。
　　梳理过去数月间成都平原经济区各城市的大事，不难看出，在协同联动方面各地动作频频，落实最快的，莫过于交通的互联互通。
　　2018年12月28日，成都市域内西向快速轨道成雅（蒲）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其设计目标直指公交化运营。
　　2019年1月5日起，日开行动车由32对大幅提高至59对的成灌（彭）铁路，不仅将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压缩至10分钟内，还通过设计整改，实现了动车与地铁的“同台等时换乘”“随到随走”，在都江堰打造出了西部地区首个县级市的“市域铁路公交化开行”样本。

以成都为中心，连接四川各地的交通线网已越织越密。
　　向北，成都-德阳动车日开行近40对，已实现动车公交化运营，德阳全域融入成都“半小时经济圈”。刚刚开工建设的天府大道北延线，未来将成为成德同城化的核心功能轴。
　　向东，成都与资阳同城化发展推进迅速。2017年4月，成资大道机场南线段开工建设，成资渝高速公路将于2020年建成通车。
　　向西，2018年底开通的成雅铁路，结束了成都至雅安方向不通火车的历史。“串联成都沿线区县及雅安的快速铁路，不仅让崇州、大邑、蒲江等郊区新城融入市域半小时轨道交通圈，也让雅安步入成都一小时经济圈。”成都铁路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8年9月29日，成都、绵阳、德阳、乐山、眉山、资阳、遂宁和雅安8市政府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就加快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铁路公交化运营达成 “8+1”协同合作框架协议。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轨道处处长王清宇向本刊记者透露，协议明确将加快构建成都至德阳、绵阳、资阳、眉山30分钟交通圈，成都至遂宁、乐山、雅安1小时交通圈，成都市域内30分钟交通圈;力争于2022年基本建成投运“一环七射”铁路公交化项目，将成都至平原经济区内城市高峰时段动车平均发车间隔控制在20分钟以内，全天动车平均发车间隔力争控制在30分钟以内。
每月“+”一个兄弟

　　2018年10月30日，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率成都市代表团赴宜宾市考察学习， 此行促成成都与宜宾签署了《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合作协议》《成都市宜宾市共建成宜重大装备制造产业园合作协议》等12个专项合作协议，涉及对外大通道建设、物流、产业、金融、公共服务、开发区建设合作等多方面。
　　根据协议，成都支持宜宾以整列和加挂方式开行南向国际班列;成都支持、指导宜宾申报航空口岸，建设辐射东南亚、南亚的南向开放国际口岸机场;双方合作共建成都-宜宾-广西（云南）-东盟的四川国际物流大通道;成都蓉欧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公司还将在宜宾投资建设成宜国际物流港。

　　蜀道难，曾是制约四川发展的重要因素。成都要带领其他兄弟城市共同发展，交通必须先行。

　　“从四川出发有30余条向南通道，最近的就是通過宜宾出川。宜宾作为四川南向开放枢纽门户，将为成都经宜宾到北部湾、粤港澳等地提供便捷的物流服务通道，成为南下和北上的物流集散地。”宜宾市政府物流业发展办公室主任杨杰顺告诉本刊记者。
　　计划总投资15亿元的极米智能光电产业园，成为两市签约全面合作后的第一个落地项目。未来，极米科技的总部仍在成都，而无屏电视整机车间、光学组件车间及相关配套车间等将在宜宾陆续建成。
　　“我们和极米的负责人在成宜两地之间往返数次，经过了20多个小时现场谈判，100余次线上沟通，60余次协议修改，最终达成合作。”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说，该项目的引入将丰富临港经开区电子信息、智能终端产业业态，双方将共同打造光电产业的城市样本。
　　成都与宜宾的合作，并非个例。
　　2018年7月举行的成都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明确，将努力打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区域发展共同体。
　　此后的半年时间，成都几乎以每月“+”一个兄弟城市的速度，与省内多个城市签署合作协议，合作内容从金融同城化到工业一体化再到旅游合作，不一而足。目前，成都已与16个市州建立起政府层面合作关系，签订并组织实施合作项目上千个。
　　“蓉欧+”战略合作平台的搭建在这些项目中颇为亮眼。
　　“蓉欧+”平台来自成都与泸州、德阳、自贡、宜宾、广元、内江、攀枝花等城市的深入合作，意在建成陆海新通道联盟。它将成为成都优化南向开放布局、共享门户枢纽红利的重要载体。
2018 年12 月30 日，雅康高速公路泸定大渡河兴康特大桥一角（江宏景/ 摄）
走出成都，配置资源

　　四川四通市政科技有限公司、成都聚源禹通塑胶有限公司、崇州市汇西铸造厂、崇州市通圆铸造厂、元通兴达铸造厂，原本是成都崇州的五家本地铸造企业。五家企业总占地面积80余亩，年产值总量不到2000万元，在产品、技术、规模、发展上都相对滞后，达不到成都市工业园区的准入条件，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
　　在四川省委提出加快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成都市鼓励产业跨区域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五家小微企业合并成立了四川省星科达铸业有限公司，并将生产制造转移到了条件更适合的眉山去发展。
　　“铸造产业对电量和环境承载力要求很高，在成都市经信委的引荐下，我们成功入驻眉山市洪雅将军工业集中园区，园区在基础设施、排污处理、配套建设方面都能满足企业要求，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会。”四川省星科达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季云鹏告诉本刊记者。
　　类似的情况是，成都永益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总周绪成最近在德阳办了子公司。他告诉本刊记者，“德阳与成都城镇相连，从我公司所在的青白江工业区到德阳高新技术开发区不过10公里，我都没觉得离开了成都。”
　　周旭成十分看好成都与德阳的同城化发展前景：“随着成都工业园区的承载力趋于饱和，工业企业向拥有地缘优势和完善配套的周边城市释放产能是很自然的事，这样成都与周边城市的产业就真的联动起来了。”
　　2018年11月召开的成都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上，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鼓励民营企业家走出成都，到更广阔的天地配置资源。
　　“第一轮，我们与20个市州签订合作协议，但政府间的合作是有限的，一定要动员企业投入力量。第二轮，我们要组织成都企业家市州行，鼓励企业家到20个市州开疆拓土。”范锐平说。
　　几乎在这场大会召开的同时，成都市开启了由市领导带队的“成都企业市州行”活动，共计16场，涉及16个州市。
　　遂宁是活动的第一站。2018年11月22日，成都代表团赴遂宁考察，举行深化成遂协同发展座谈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形成了21项合作成果。
　　目前，成都正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全面梳理自身与省内各城市的优势产业链条，积极探索“总部研发在成都，生产配套在市（州）”的新型产业合作关系。
　　这些举措，将会加快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关系，实现区域高水平协同发展。
首位度

　　城市首位度是城市经济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于1939 年由美国学者马克·杰斐逊提出，当时采用的是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之比的计算方法。
　　目前，衡量省会城市首位度有多种方法，可以用省会指标（GDP、财政收入、人口）除以省内非省会最大城市相应指标所得的比值来计算城市“位序首位度”，也可以用省会指标除以所在省份相应指标所得的比值来计算省内资源“集中首位度”。

2018年12月26日，济青高铁开通运营，浪潮集团员工张毅（化名）一大早用时30分钟到达济南东站，乘坐济青高铁1小时40分钟到达青岛，结束一天的商务活动后，赶回济南进公司准时下班打卡。
　　“济青高铁通车缩短了山东两大核心城市间的时间距离，让济南都市圈和青岛都市圈在空间上实现了折叠，也使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联系更加紧密。”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董彦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此前的2018年11月，济南640公里之外，南京北站建设正式获批。借助南京北站建设，南京将与12个设区市及周边大中城市形成放射状的“1.5小时高铁交通圈”。
　　济南和南京，这两个弱首位度省会代表城市，不约而同地把交通写在了“强省会攻略”的第一章——通过强化自身交通枢纽功能，拓展“高铁朋友圈”，与周边城市群联动，将省内省外各种要素引入省会。

　　“省会城市必须承担引领、带动、辐射全省发展的使命。”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对本刊记者说。
　　然而，外界通常认为，一些城市“省会功能还不够强”“引领带动作用还不够”，必须着力提高首位度，其中，济南和南京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省会显得“弱”，是因为省内还存在一个甚至几个“强势”兄弟城市。这种“双子星”“多子星”格局，多存在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譬如，青岛位于山东东部，带动的是东北部烟台、威海等沿海城市板块。这个城市群长久以来被视为山东经济发展的引擎。与青岛相隔300多公里的济南，位于山东中西部腹地，周边六城经济则相对欠发达。
　　苏州和南京也是一对“双子星”。两者分列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城市GDP排行榜的第七位和第十一位。虽处一省，但苏州和南京的区位并不相同。苏州是环沪城市群的一员大将，南京则与安徽合肥、马鞍山、芜湖等城市更显“亲近”，南京的外來人口中，也是安徽省人口流入占了绝大多数。
　　分析认为，济南和南京欲提高省会首位度，既要从区位定位上找准方向，也要找到有效的突破口。

　　济南周边“30分钟高铁圈”有聊城、泰安、淄博、滨州、德州五个地级市，济青高铁通车后，济南对周边资源的整合能力将大大提升，同时，以青岛为核心的港口城市“门户效应”也能通过济南更好地回传山东腹地。
　　济青高铁通车数天后，2019年1月1日，济南地铁1号线开通，大学城站的12所高校近20万名师生从此实现了“半小时进城”。地铁1号线将济南西部连成一片，今后山东中医药大学可实现与济南国际医学中心的对接，济南创新园区“中国创新谷”的成果可更方便地转化到济南经济开发区。
　　这条看似“从郊区开往郊区”的地铁线路长度仅为26.27公里，却承载着济南西部新城对接京津冀的重要使命——从此，济南西部新城到北京最快只需90分钟，可因此“融入京沪大动脉”“融入首都经济圈”。
　　提升省会首位度，与周边城市如何协同、联通是关键，解决交通问题自然是第一步。
　　从全国格局来看，济南正好位于京沪高铁大通道中间，因此它决心做一个“支点”。
　　“济南的经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地处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增长区域的连接处，以及东部泛黄海经济区与中西部经济腹地之间的承东启西位置。”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冰认为，济南应成为重点发展的中心城市，以此打造贯穿南北的京沪沿线世界级城市群连绵体，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济南的强省会之路并不在于和青岛抢资源，而是要先集聚后辐射，主动连接国家和区域交通大动脉，从区域协调角度出发，带动山东中西部地区发展。”董彦岭如是说。

　　作为省会，南京肩负着引领扬子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西北翼及南京都市圈一众“伙伴”发展的重任。

　　2018年1月，刚刚当选南京市长的蓝绍敏表示，新一届市政府将紧紧围绕提升城市首位度这一目标，“理直气壮地讲，全力以赴地干，名副其实地增（首位度）”。他强调，提升城市首位度，既要提升经济、科教文化首位度，又要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向外，在建的江苏南沿江高铁，是南京“米”字铁路网中的“一横”，这是南京主动放射的高铁通道。下一步，南京还将向连淮、宣城、北沿江等多个方向“发射”线路。“米”字形高铁网形成后，将形成3个通勤圈：省内主要城市1.5小时通达南京，东部沿海城市半日通达，国内主要城市1日通达。
　　向内，南京394公里的轨交运营里程位居全国第四，2019年要推进12条轨交新线建设。
　　未来，从成都出发，将有更多优质科研资源和项目涌入四川各地。

　　济南和南京，这两个弱首位度省会代表城市，不约而同地把交通写在了“强省会攻略”的第一章。

　　南京城市与交通规划院院长杨涛表示，以南京为核心布局综合交通网，变多中心为省会中心，这是科学的回归，有利于发挥南京的科教、文旅、现代服务业等综合功能优势，推动南京都市圈、扬子江城市群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草案中“长江经济带重要枢纽城市”的表述，意味着南京要承东启西;强调“长三角城市群西北翼中心”“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则突出了南京对安徽、苏北等片区的带动作用。
　　这一点和济南相似，不与省内兄弟城市“窝里斗”，而是“风物长宜放眼量”。


　　提升城市首位度，关键是要提升省会城市的区域辐射力。发展交通可以增强辐射力，扩容同样可以。“城市规模扩大了，产业就有更大发展空间。”陈耀对本刊记者说。
　　近日，坊间流传已久的“济莱合体”终于成真。“合体”之后，经济体量超过9000亿，虽不能超过青岛，但可以超越烟台而位居山东第二。
　　作为中国内地土地面积第二小的省会（最小的是海口），南京扩区的呼声也持续不断。
　　2018年8月，《南京日报》刊发题为“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南京城市首位度”的文章，提到南京必须“提升地域规模和质量”“南京在新一轮发展中，受到了区划面积的限制。南京的地域特征是南北长、东西窄，需适当通过扩大区域规模提升城市首位度。”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南京暂时无法“大鱼吃小鱼”，但在“宁镇扬一体化”方面，它早有筹谋。
　　作为一体化发展先行示范区，济莱协作区也已经开始发挥拓展省会发展空间的功能。目前济莱已经在多个产业领域建立配套协作关系，参与企业超过200家。

　　“事实上，空间扩容是比较粗放的城市发展路径，今后要做大做强省会，关键是从内涵上提升而不是从外延上扩张。”

　　“事实上，空间扩容是比较粗放的城市发展路径，今后要做大做强省会，关键是从内涵上提升而不是从外延上扩张。”陈耀指出，“内涵提升包括创新能力的提升、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等，也就是，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提升城市内涵的关键，一个突破口是新旧动能转换。
　　2018年1月3日，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这是党的十九大后获批的首个区域性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
　　新旧动能转换即培育新动能、改造旧动能，关键点是在创新驱动下做好产业发展。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设在黄河以北，这与济南“北跨东延、携河发展”的布局相契合。北跨黄河，拓展济南发展新空间，优化产业布局，对接德州、滨州，而后承接、吸引京津冀城市群的人才和产业。
　　自此，济南由“大明湖时代”进入“黄河时代”。
　　南京对于创新的理解则是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它将提高省会首位度的大手笔放在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打造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体系上。
　　2018年南京净增高新技术企业1282家，累计签约市场化运行的新型研发机构208个;新增就业参保大学生34万人，比上年增加60%;新增3名诺贝尔奖得主、55名国内外院士来南京创新创业……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在南京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最多的是江北新区。
　　“主城区的定位，意味着江北新区并非定位于承载城市功能疏解，而应该是各种优质创新资源和高端产业的集聚区，今后在经济体量、人口数量、城市创新资源集聚度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完善等多方面，都应该体现出主城区的作用和担当。”南京市江北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方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从南京的发展战略来看，面向西北部发展是首选，江北新区是承东启西、融汇南北和西北部发展的前沿阵地和示范區。”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唐启国认为，“提高南京首位度，江北新区作用重大。”

　　“大”时代来临，往往有迹可循。
　　2019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
　　而此前，我国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也有不少与省会相关。
　　例如，2011年，安徽原地级市巢湖市的居巢区设县级市由合肥代管，原巢湖市的庐江县划归合肥管辖;2016年，四川县级简阳市由成都代管;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區，深入推进西咸一体化……
　　2018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督察《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落实情况的通知，要求省会及以下城市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户籍人口比重低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进一步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指标控制，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这1亿非户籍人口，要重点落户在有吸引力且人口规模还不是太大的省会城市，而非北上广深。”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
　　“在顶层设计上，国家已经布局在全国建设多个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可以承担全国性功能的城市”，孙不熟分析，“能够担当这一重任的最佳候选者就是省会城市，从此种意义上看，中国的省会城市势必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当下各省做大做强省会的步伐还会提速。”
　　一个中国特色的强省会时代，正在到来。

　　从城市的规模、产业、功能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参考南京财经大学2018年发布的《全国省会城市首位度发展报告》，首位度综合得分最高的前9名分别为成都、杭州、武汉、苏州、广州、合肥、西安、贵阳和乌鲁木齐。其中，苏州不是省会，却以城市“功能首位度”得分第一进入榜单。
　　如果仅以省会GDP在全省GDP中的占比这一“硬指标”作为标准，最近的排名是：银川第一，GDP占全省比重为52.21%;西宁第二，GDP占全省比重为48.6%，其后分别为长春、哈尔滨、成都、武汉、西安等。占比在20%以下的是石家庄、呼和浩特、南京和济南。
　　无论采取何种标准计算，都可以得出类似结论：中西部省会的首位度相对较高。与沿海省份大多拥有多个经济发达城市相比，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多是所在省的单极核心城市，且省内其他地市与省会存在较大差距。
　　“没有群山，打造一座高峰就更有必要了。”城市问题研究学者熊志对本刊记者说。
　　近十年来，中西部各省率先走上了做大省会之路。
　　安徽先是拆分巢湖，合肥成为滨湖城市，再将省政府搬迁至滨湖新区，并为合肥打造了一个“米”字形高铁战略;
　　江西提出要打造“大南昌都市圈”“让南昌这个核心不断强大起来”;
　　贵州全力推动贵阳成为GDP明星城市，还以发展大数据产业为抓手，力图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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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边，大部分东部沿海省会城市GDP在全省总量中的占比低于25%。

　　“短期内虹吸效应很难避免，因为人力、资本会流向高地。”熊志说。但长期来看，省会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溢出效应就会越来越明显。

　　最低的是济南，仅占全省的9.9%;南京2018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全省第一，达到了8%，但其GDP在省内占比却只比济南高一点儿。
　　“在东部相对更开放的城市竞争格局中，省会也面临强劲竞争，如深圳与广州、苏州与南京、青岛与济南、厦门与福州等，大多是‘双子星’甚至‘多子星’模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熊志说，“经济发展处于第一阵营的广东、江苏和山东，省会的首位度都偏低。”。
　　不过，近四五年来，东部省份在新形势下也纷纷开始布局强省会战略。
　　201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强调，“杭州兴则全省兴，杭州强则全省强”。杭州要以“领头羊”的自觉和责任，率先奋起，更好地发挥龙头领跑示范带动作用，把自己摆到全国乃至全球格局中去考量，着眼“长三角”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定位，加快建设现代化。
　　杭州尚且如此，济南、南京就更坐不住了。
　　一时间，打造强省会的战场上，硝烟四起。

　　对于中西部省份来说，受自然条件限制，交通成为长久以来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省会通常是该省交通枢纽，于是，壮大省会成为一种经济发展的“自然之选”。
　　另外，省会城市具有审批成本低、政策优惠多、财政自主权大、公共服务完善等众多优势，更多行政资源、经济资源、公共资源、人口资源愿意“砸”向省会。
　　以武汉为例，这个曾经“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中部省会，拥有钢铁、汽车、光电子、化工、冶金、纺织、造船、制造、医药等完整的工业体系，更是国内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同时，具有地理区位、交通枢纽等诸多优势，自1861年汉口开埠后，一直是省内的明星与焦点。
　　如果没有强省会武汉作为依托，湖北的高校、央企和铁路资源在竞争激烈的中部地区不会如此突出。
　　进入新时期，中国城市间的竞争早就不局限于一省之内，“省与省的竞争，本质上是各自核心城市、首位城市的竞争，如果首位城市太差，直接影响的是全省的竞争力。”熊志分析。

目前，武汉的新目标是：不仅要成为长江经济带的脊梁，更要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以长江武汉段作为武汉都市新中轴，全面提升武汉城市规划格局;在三镇之外兴建长江新城，再造一个新武汉……
　　“没有一定的规模，城市的聚集效应与分工效应就不能充分显现，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创造力与话语权就难以施展。”孙不熟分析，“强省会战略，目的不是让省会城市与省内其他城市竞争，而是依托一个强省会提升全省在资源和政策竞争中的存在感与话语权。”
　　熊志认为，“对某些国家重大战略、重要工程的参与，若缺乏拿得出手的‘头牌城市’，那么这个省份就没有多少竞争力。”
　　大势如此，是极力做强省会，还是将政策和资源“撒胡椒面”？答案不言而喻。

　　长期以来，关于强省会的争议持续存在。有人认为，省会一家独大压缩了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空间，为了造“峰”，而挖空了其他“山”。
　　在刘志彪看来，强省会应该具有一个特征，即具有较强的吸引要素功能和辐射带动功能。
　　倾全省之力打造一个有竞争力和存在感的省会以参与产业和政策资源的争夺，对非省会城市来说，资源被吸走的概率确实存在。
　　“短期内虹吸效应很难避免，因为人力、资本会流向高地。”熊志说。但长期来看，省会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溢出效应就会越来越明显。
　　比如，2018年上半年西部强省会之一的西安经济增速为8.2%，为全省第七，省内城市安康、商洛、榆林、汉中、延安、宝鸡是前六名;在工业增速方面，2018年上半年西安增速为10.4%，也排在商洛、安康、汉中之后。
　　为何会出现地级市“跑赢”强省会的情形？原因就在于省会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产业结构面临转型提升，而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需要向外转移，于是周边城市成为承接产业转移、享受省会经济溢出红利的受益者，这是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
城市群的竞争

　　打造强省会是必然的趋势，其背后所蕴含的，是竞争逻辑的变化。
　　2006年起，安徽明确提出要提高合肥的经济首位度。此后，在提升首位度方面合肥常有重大利好。
　　2007年，安徽确定“规划建设以合肥为中心，以六安、巢湖为两翼”的省会经济圈，这是合肥都市圈的雏形。
　　目前，合肥都市圈囊括淮南、六安、滁州、芜湖、马鞍山和桐城，覆盖全省43.2%的人口，经济总量在全省占比达60%。
　　2011年，巢湖撤市后，合肥的城市空間向南拓展，由“滨湖”走向“环湖”，并由此奠定了其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的综合基础。
　　可以看出，省内资源向合肥倾斜的同时，合肥都市圈也在不断扩容。
　　“这种变化，既意味着区域经济竞争是省会城市的竞争;也意味着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同城化，对外参与各种要素的竞争。”熊志分析。
　　目前，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城市群的规模效应已开始显现，基础设施密度和网络化程度全面提升，创新要素加速流动，新的主导产业和创新集群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可以预见，未来在强省会领航下的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将成为常态，这种竞争，正是走向更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熊志说。

       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省会城市、构建省会城市群，已经成为省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共识，强省会战略，同时也给省内三四线城市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县域经济项目组组长吕风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三四线城市数量庞大，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在强省会时代，三四线城市面临的发展阻力各不相同，破解之道也迥然相异，但其核心首先都是产业发展问题。
　　三四线城市有的交通区位优势突出，有的自然矿产资源丰富，有的生态资源丰富，有的拥有历史文化资源。各城市要立足于自身实际，准确判断发展形势，发挥自身优势，才能在强省会时代跟上发展脚步。
　　吕风勇认为，根据圈层的不同，包括省会在内的大城市与周边三四线城市的关系也有所不同，三四线城市未来发展策略的制定也应有所差别。
　　省会等大城市周边第一圈层的城市，由于距离核心城市足够近，伴随着核心城市空间优化和产业功能调整，更容易与核心城市一体化发展，发展势头最猛。
　　第二圈层的城市，可以承接来自核心城市的交通资源、公共服务资源、科教资源等，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制造业方面具有发展优势。
　　第三圈层的城市，在承接资源方面不如第二圈层有优势，因此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它们造成的影响可能更明显。
　　第四圈层的城市，在交通大发展的今天，从地理距离上看，承接资源的能力与第三圈层不相上下，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到这个距离已趋于消失，因此该圈层的经济发展反而强于第三圈层。
　　更远圈层内的三四线城市，受到中心城市的虹吸和辐射都趋于消失，其发展的独立自主性更加明显。
　　吕风勇的观点是，一些拥有矿产资源的三四线城市要延长产业链，提高加工深度;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丰富的城市，则要发展旅游业，并围绕旅游业发展特色制造业;有些三四线城市农业条件较好，可以在农业现代化、农产品品牌化等方面下功夫。
　　“距离核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如果发展状况较好，可以谋求成为区域次中心，在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方面争取有所突破，比如，距离武汉超过300公里的宜昌市就是武汉之外的一个区域次中心。”吕风勇说。
　　城市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人。

　　“有些三四线城市受产业发展所限，无法满足辖区乡镇劳动力就业需求，那么在向外输出劳动力的同时，一方面要发展产业留住人才和人口，一方面要大力搞好城乡统筹，支持和激励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

　　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主任科员、经济学博士萧一啸曾撰文分析首位度之高几可媲美成都的武汉对周边城市的虹吸现象。他认为，近几年，武汉“换挡提速”发展对周边城市影响颇大，比如90公里外的地级市咸宁，目前市区人口仅20余万。
　　2014年有媒体调查发现，咸宁市多个楼盘入住率不足30%，当地晚间住宅區的寥寥灯光反映出城市人口密度过低。
　　2015年末，咸宁市各辖区常住人口总和250.7万人，同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01.0亿元，按照可支配收入调整计算，咸宁市潜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应为507.1亿元。也就是说，咸宁市有100多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被吸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三四线城市不应该被动接受虹吸，它们应该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努力提升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让城市更加宜居，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口持续流入。比如，宜昌就是通过打造宜居环境留住人才的典型案例，近年来该市常住人口数量持续增加。”
　　“有些三四线城市受产业发展所限，无法满足辖区乡镇劳动力就业需求，那么在向外输出劳动力的同时，一方面要发展产业留住人才和人口，一方面要大力搞好城乡统筹，支持和激励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吕风勇说。

省会圈可以做大，但是远离省会的地区是不是也应该获得必要的政策？？？某些省级权限需要下放，否则省政府就是省会的保姆了！

济南作为省会的政策少吗？济南发展不够突出，就代表不吸血？济南的尴尬地位有如下几点原因。
一方面山东自然区位条件整体都还不错，不少地方人口众多，发展不算差；另一方面，济南的山川形势导致其有先天缺陷，再加上人口相对比重不高，所以济南在山东不突出，和其他几个条件政策俱佳的省会（大区中心）也无法相提并论。

中国大陆27省（区），除了一线的广州，剩余26个省会（首府），未来基本是成汉宁杭四个城市占据头部。

马太效应很难逆转，强者恒强

省会周边的地级市本身就很近，规模还普遍很小，当时设地级市，得到了政策，现在开始大联欢了，只是苦了省份边缘地区，被省会边缘化！

现在发展突出的省会，是要全国的政策，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资源（人才资金技术），只有垃圾领导下的垃圾省会，整天想着省内其他地区的东西

当年有些县城放在地级市中心城区周边，长远来看也是给今后的中心城区扩容输血，边缘县市应该享受更多的地级市政策才对。

中西部大部分省份都是一城独大的局面，由于山地多、人口少、水资源缺乏、省内其他城市大都远落后于省会等等，省会独大有一定的合理性。
东部沿海省份双核甚至多核的状况多。这类省份的省会可以做大做强，尤其是在100公里以内的地市甚至200公里以内的地市可以与省会、直辖市等区域核心形成一体化发展。但超过200公里甚至更远的地市，如果自身条件好，包括区位、经济、交通等等，那么建议扶持发展成为非省会的区域中心！

hsihsia:中国大陆27省（区），除了一线的广州，剩余26个省会（首府），未来基本是成汉宁杭四个城市占据头部。 (2019-05-20 11:01) 

成汉宁杭这几个得加大科研投入，发展科研。不能再搞地产了。
诞生更多的科技公司，拉近和一线的距离。
中国才不会显得过于单薄。

非省会地区拆分为几个地级市，客观上变相增加了该地区的政策资源总量，当然，如果中心城市条件不行，可能会降低其存在感，而如果其条件优越、发展不错，将对该地区的一体化起很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未来省会越扩越大，各大地区早晚得分家，我的行政区划主张优越性越来越彰显。

所谓吸血，本身就应该分成两个概念


一个是行政式的，省里自上而下地向省会配置资源，优先建设交通线、学校医院、企业总部等设施

一种是市场式的，大城市天然比小城市能吸引资本和人才，有地理优势的交通枢纽、聚集着科教文卫的行政中心，自然会有吸引力



当然，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未来各省做强省会势属必然，如此才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争食”

所谓的强省会其实就是日本、韩国、英国、法国这些中等国家强首都的变种而已。

一城獨大世界主流。

从上至下，由左到右依次是：北上广深，成武南杭，天重

炎黄剑:所谓的强省会其实就是日本、韩国、英国、法国这些中等国家强首都的变种而已。 (2019-05-20 15:50) 

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日韩英法虽然首都突出，但整体均衡，首都开外的地方相对首都只是小，但不落后。我国中西部的省会和非省会，除了规模差别大，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不小

合肥都市圈囊括淮南、六安、滁州、芜湖、马鞍山和桐城，覆盖全省43.2%的人口，经济总量在全省占比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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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都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