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猿到人，由野蛮到文明，造就了人类以语言、文字命名事物的禀性。试看：天上地下，宏观微观，似乎找不到已被人类认识而没有名称的事物，连古代不可能涉足的月球也被富于想象的中国人虚拟出一座“广寒宫”。随着汉语语汇的日益丰富，由若干单词联合表达复杂意思的词组大量涌现，影响了人们书写、口述的便捷，于是许许多多的“简称”油然而生……
究竟何谓“简称”？依《辞海》的解释，“简称”也叫“略语”、“缩略语”。一般用于名称的简缩。如“土改”是“土地改革”的简称，“政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其简称可以只用每个组成部分的头一个字母或几个字母缩写构成。如“U.S.A.”（美国）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的缩写，“TV”是“television”（电视）的缩写。
然而，由于没有划定严格的界限，“简称”的已有定义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模糊了，似乎凡能简化“全称”的语词形式都是“简称”：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遵义会议”，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简称“五岳”，电子计算机简称“电脑”……果真如此吗？还是先让我们仔细审视一下随处可见的“简称”家族成员吧：
用于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北京大学－北大、南方航空公司－南航、第四野战军－四野；用于行业：经济贸易－经贸、邮政电讯－邮电、民用航空－民航、奥林匹克运动－奥运、优待抚恤－优抚；用于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马岛之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文化大革命”－“文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用于人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马、恩、列、斯，朱德、毛泽东－朱、毛，李白、杜甫－李、杜；用于职务：外交部长－外长、督理军务－督军、高级参谋－高参、支部书记－支书；用于设备：家用电器－家电、彩色电视机－彩电、航空母舰－航母、体育彩票－体彩……
从以上诸多例证不难看出：“简称”是相对“全称”而言，没有“全”就无所谓“简”。作为全称的简化形式，“简称”具有如下特点：
1． 对应的全称一般是几个单词合成的词组。多数情况下，意义相对复杂的词组才有配备“简称”的必要。特殊词组如由“姓”与“名”组成的人名、由“专名”与“通名”组成的地名，其专有部分的单词亦可进一步“简称”：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越、张玉华－玉华－华……。
2． 具有与全称同等的意义。例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军博、新华通讯社－新华社，二者的含义在任何场合都是一致的。如果一个“简称”身兼数职，则容易误导社会：人大，既泛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又可特指“中国人民大学”；水电，一指“水利、电力”两个行业，二指“水力、电力”两种能源，三指“水力发电”的生产方式。
3． 非正式或特定的使用范围。在机关牌匾、印章、公文等正式场合，特别是在外交领域和法律文书中，限定人名、地名、机构名必须使用标准全称。在全国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可简称“公安部”，而××省公安厅就不能简称“公安厅”，因为前者是唯一的，后者是普遍设置的；同样，××省民政厅、××市民政局简称“省厅”、“市局”的前提，也是在本政区与本系统内，缺一不可。
容易与“简称”混淆的，是两个外观接近且一样可以简化事物名称的语词类型：“统称”和“别称”。所谓“统称”，是对若干相关事物概括的称呼，也叫“总称、“合称”。如：三国、两晋、南北朝、两广、双拥、三江汇流、五大连池、东三省、四总部、黄花岗72烈士；所谓“别称”，是同一事物拥有的与正式名称并存的其它称呼，也叫“又称”、“亦称”。如：太阳－日、机场－空港、多管火箭炮－卡秋莎、移动电话－手机、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二者的区别在于：“统称”的涵盖对象不止一个，如“五湖四海”；“别称”的指称对象却是单一的，如西红柿－番茄。那么，它们与“简称”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简称”作为全称的缩写形式，是由全称提取有代表性的、不会与其它事物混淆的一个或几个字组成的简明词汇。例如：毛泽东选集－毛选、总参谋部－总参、高级中学－高中，行政公署－行署。可见，“用字不超出全称范围”是“简称”独具的鲜明标志，也是它与“统称”、“别称”的根本区别。
误入迷途的政区“简称”。简称，以其简明、概括见长，自然也被大量地用于指称地域。如：亚洲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印度尼西亚－印尼、澳门特别行政区－澳、中国美国－中美……若问：“中国”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会有不少人说“是”，想必是“中国”为其首尾两字组合，而且“用字不超出全称范围”的缘故。我说“不是”。因为从历史的纵向看，“中国”囊括了自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上下五千年”岁月，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历朝历代的通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代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完结后的社会主义时期，专称1949年10月1日开始的当代中国。所以，人民领袖毛泽东把歌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若从现实的横向看，两者都是指称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部国土和人民，“通称”与“专称”的意义和谐地统一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若把历史意义不同、现实意义相同的两个概念阐释为“全称”与“简称”关系，就会造成5000多年“中国历史”等同于5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莫大谬误。
京、津、冀、晋、内蒙古、辽、吉、黑、沪、苏、浙、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渝、川或蜀、贵或黔、云或滇、藏、陕或秦、甘或陇、青、宁、新、港、澳、台这是沿袭多年的全国现行34个省级政区的“简称”，人们习以为常，中、小学生甚至烂熟于心，是否也有可探讨、可商榷的之处呢？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误以“别称”作简称。这不是个别存在的问题，而是涉及三分之二的省级政区。试看：冀、晋、沪、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渝等14个“简称”，都不在其政区全称的用字范围之内，所以它们不该是“简称”。对此，国人启蒙所用的《新华字典》已有泾渭分明的表述：“台：台湾省的简称”，“藏：西藏自治区的简称”；“冀：河北省的别称”，“沪：上海的别称”，“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别称”。再看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的所谓“简称”，“张冠李戴”的现象也俯拾即是：南京市－宁，广州市－穗，宁波市－甬，福州市－榕，成都市－蓉，太原市－并，开封市－汴，九江市－浔……
其次，“简称”未能唯一。在34个省级政区中，有5－6个是将简称、别称一并混作“简称”的川或蜀、贵或黔、云或滇、陕或秦、甘或陇，也有在上海市的“沪”之外又加一个别称“申”。于是，其它领域使用省级政区简称也随之混乱。例如：同为指称贵州省，自然地理以“贵”命名包括贵州省境的云贵高原，人文地理却以“黔”命名经过贵州省的湘黔铁路。
第三，“简称”其实不简。省级政区中，惟有内蒙古自治区的简称“内蒙古”用字不单一，实际上除省略通名“自治区”外，专名并未简化。昔日，它一度被简称为“内蒙”，何不干脆简称“蒙”呢？如果是避免与昔日的“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混淆，为什么就不怕江苏省的“苏”与苏丹、苏里南混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新”与新加坡、新西兰混淆，吉林省的“吉”与吉尔吉斯斯坦混淆呢？
第四，“简称”定名不当。合理的政区“简称”，应选自全称中指称地域的部分。例如：主谓结构的省名“辽宁”，取义辽河流域安宁，简称应为指称地域的主语“辽”，而不是表示意愿的谓语“宁”；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都误用了专名中并非指称地域的限定、修饰性成分。 “宁夏”属动宾结构，动词“宁”代表的是国家意愿，且与辽宁省名中的“宁”、南京市别称的“宁”重复；“新疆”属偏正结构，定语“新”表达的是该“疆域”的性状，不宜作为当地历史、地理、民情的代表性用字。同样，偏正结构的“内蒙古”也不宜简称为表示方位的“内”。
从历史上的晋冀鲁豫边区、桂系、滇军，到地理上的云贵高原、川江、陕北；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苏政发”（文号），到大（庆）秦（皇岛）输油管道、引滦（河）入津（天津市）工程；从陇海铁路、沈（阳）大（连）高速公路到汽车牌照上的京A、晋C；从粤剧、秦腔、藏戏，到川菜、苏绣、徽墨、云烟、钧瓷……在各个需要便捷、简明表达意义的场合，经常见到政区简称的身影，因此也有了规范使用的必要。铁路名称，本应由起止地点的简称构成，象北京－广州的京广线、鹰潭－厦门的鹰厦线，但也存在陇海线、浙赣线一类指位笼统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在1942年组建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因名称中一般不使用标点符号，其驻防的陕甘宁、晋绥2边区往往被误认为陕、甘、宁、晋、绥5省。
规范的紧迫与途径。在我国，一个完整、规范的政区名称体系应包括：①各级政区全称、简称、统称、别称的汉字书写形式和读音；②各级政区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缩写形式；③各级政区中少数民族语名称的民族文字书写形式和读音。
而我国34个省级政区的“简称”，仅有少数几个经过法定。近20年内，全国人大在决议设置海南省和香港、澳门2特别行政区时，在决议改设中央直辖的重庆市时，一并规定了它们的“简称”。其它大部分始建于元代以来的省区，其“简称”都是约定俗成，并在各个领域习惯成自然地使用着、引申着。
在内蒙古自治区，“自发”的省级政区简称“蒙”，赫然遍布大、小汽车牌照，“蒙牛”成为举国知名的乳业品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因面积广大，建国之初即划设名为“南疆”、“北疆”的行政、军事区域，“驻疆部队”、“南疆铁路”等均以“疆”作为全区简称，而仅见于“兰新铁路”等处的“正牌”简称“新”反倒颇受冷落。日久天长，人们往往熟视无睹的“政区简称”有了规范、法定的必要。
试看：作为省级政区简称，京、津、辽、吉、黑、苏、浙、藏、青、港、澳、台等12个可谓名副其实，约占全国省级政区的三分之一；其余22个省级政区“简称”，似可做如下调整：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5省，以取自各个全称的“川、贵、云、陕、甘”作为简称，而将超出全称用字范围的“蜀、黔、滇、秦、陇”归位于“别称”。
内蒙古、宁夏、新疆3自治区，应分别改换“简称”：对于内蒙古，“蒙”是兼顾民族与地域、历史与现实的标志性用字，当地也习惯将其用作简称；宁夏，古为“西夏”立国之地，简称为指称地域的“夏”再贴切不过；新疆的“疆”若由习惯简称变为法定简称，合情合理又顺应民意。
相比之下，规范冀、晋、沪、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渝等14个省级政区的“简称”就麻烦多了。设身处地想想，它们年复一年地以“别称”充作“简称”，实在有难言之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安徽、福建2省名，源于本省有代表性的下一级政区，前者取自江北的安庆府和江南的徽州府，后者为唐代福州、建州的名称组合，组词属前后两字无主、从之分的并列结构，与江苏省（江宁府与苏州府）、甘肃省（甘州与肃州）的命名方式相同。不同的是，“苏”、“甘”作为各自省区的简称已由历史形成，如今要在“安”与“徽”、“福”与“建”中作出选择就难了。
直辖市重庆，在省级政区名称中虽无重复用字，但其本意表达的是“双重喜庆”意愿，拆开来没有哪个字指称所在地域，不象“京”、“津”那样出自地域，也不象“黑”、“浙”那样出自江河，只好用“别称”充“简称”，代之以当地古政区渝州的“渝”。
为数不少的是：自然地理实体的简称加方位词，组成偏正结构的省区名称，往往无法从中提取具有唯一性的“简称”：河南省简称“河”，不行，因为有河北省；简称“南”，更不行，还有湖南、海南、云南等省。山东与山西，山西与江西、陕西，湖南与湖北，广东与广西，海南与上海，江西与浙江、黑龙江，凡不具备独特用字的省区名称，在“简称”时都会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
就全国而言、就规范而论，总不能34个省级政区一些用简称、一些用别称吧？或者继续“指鹿为马”，强把“别称”叫做“简称”吧？左右为难之下，不妨设想一个简单易行的变通办法，就是把各级政区的“简称”统一改换成另一个概念－代称。
代称，是对事物的替代性称呼，形式多样，涵盖广泛，可将含义特指、用向专一的简称、别称以至化名、代号等统统包罗在内。例如：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的秘密工作中，指代“共产党”的是该词的英文缩写“С.Р”；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曾见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中原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等在军中依次代称为1号、2号、……以政区“代称”取代政区“简称”，上述种种难题将全部迎刃而解：内蒙古自治区，代称“蒙”；辽宁省，代称“辽”；安徽省，代称“皖”；广东省，代称“粤”；四川省，代称“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称“疆”……
与此密切关联的，是民族自治区域名称、少数民族语政区名称的“简化”：各级民族自治区域名称少则5－7个字，如“西藏自治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多则8－15个字，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其实，当地人民也嫌累赘，或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呼和浩特市”简称“呼市”，或在除党政机关牌匾、印章、公文外的社会其他领域，把冗长的××自治县名称简化为“××县”。
规范并进而法定全国各级政区的“代称”，既是地名标准化的内容之一，又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建设，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应当成为国家行政主管机关的当务之政。其步骤大致为：其一，制订各级“政区代称”的命名原则；其二，规定“政区代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使用办法；其三，将规范的“政区代称”以政府令、“国家标准”等方式发布施行。
（作者单位：民政部地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