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所]省会迁移与老省会忧思：城市政治功能依赖现象 [复制链接]

　　一个城市，一旦成为区域的政治中心，他就具有了不可抗拒的竞争力、吸引力，从而也就有了巨大的活力。抛开老省会不说，城市功能的剥离对所有城市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除去海口，石家庄就是中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1968年2月，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往石家庄，短短40年间，区域行政中心地位的丧失与获取，体制内资源配置功能的剥离与赋予，使得两座城市发展实力此消彼长。
　　这样一出新老省会之间的“双城故事”，还发生在哈尔滨与齐齐哈尔、长春与吉林市、郑州与开封、南宁与桂林之间。1950年——1968年，这几个省的省会迁移，造成了中国城市发展中独特的“老省会现象”。
　　
老省会现象 　
　　从一省独大的行政中心到省域普通的二线城市，六座老省会的惆怅和失落是其他城市无法体会到的。
　　如今，这五座城市中只有齐齐哈尔和吉林市经济发展还处在各自省份的次强位置，桂林、保定和开封在区域竞争中无一例外地滑落更远。当前，“车牌号经济学”正在各大区域发展论坛大行其道，这种不算严谨但是直观有趣的分析工具在民间广受欢迎。《决策》记者察看了六座老省会城市的车牌号后发现，城市的车牌首个字母的排序，基本能够反映他们在省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座次”：齐齐哈尔、吉林、开封为“B”；桂林为“C”；保定为“F”。
　　说起老省会沉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部副部长侯永志认为，这跟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资源配置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前，因为行政主导，有很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都是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在选择资源配置空间的时候，就会选择省会城市，省会城市的发展就会快一些。相对来说，老省会城市新的机会就会少很多。”
　　然而，正是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让老省会城市感觉分外不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每一个城市都有挥之不去的“省会情结”，每一个城市也都会将自身的沉寂归因于省会地位的丧失。
　　开封的失落感最为深重，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今天开封市民对省会迁址仍耿耿于怀。“如果省会不搬走，开封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情绪，弥漫于开封市民当中。开封市委一位退休老干部直言：“省会迁出开封是政治决策，当然有利于全省工作。但是要说对开封没影响，也说不过去，连市领导都有想法呢。”他透露了一件事：1957年7月河南省委召开党代会，当时开封地委和开封市委代表在会上曾经语惊四座：“省会都迁郑州了，为什么还把铁塔留在开封？”
　　 “如果省会不搬迁”，这句话里浓缩了老省会城市所有的忧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叶裕民教授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省会搬迁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交通区位条件的改变，省会必然会搬迁到一个更能发挥治理作用的城市，区位条件的变化，带来这种发展水平的升降也是正常的。“对老省会城市来说，任何‘如果>的假设都没有意义”，叶裕民说。

　　既然省会迁移是一种历史趋势，那么，上世纪50年代，省会动迁的背后推手究竟是什么？国家在新老省会之间的取舍，究竟是哪些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
　　叶裕民认为，建国初期的省会动迁第一大推动力就是交通技术因素，“从历史发展来看，每一种交通技术的兴起，必然伴随着一批城市的兴起与衰落，运河时代的江苏扬州、山东临清都是大都市，但是随着海运替代漕运，海港代替河港，很多沿海城市兴起了。后来，铁路的兴起又带来一大批城市的起落兴衰”。
　　的确，建国前后，交通因素成就了好几个新省会。哈尔滨凭借南满铁路和滨洲铁路，兼得松花江交通之利取代了齐齐哈尔；位于京汉铁路和石太铁路交汇点的石家庄一跃成为河北最大的交通枢纽；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开通后，身得交通便利的郑州就取代了黄河边的开封；而南宁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交通通道，轻而易举地从桂林手中夺走了省会地位。
　　其次，区位居中带来治理的便利性，也是省会动迁另一大原因。纵观中国百年来省会变迁的历史，没迁移过或没受到迁移威胁的省会城市不多。由于青海、宁夏、海南建省较晚，如果西宁、银川、海口忽略不计的话，中国仅有八个城市在一百年时间里独享不容挑战的省会地位，这八座城市是太原、西安、兰州、南昌、杭州、贵阳、长沙、武汉。除了杭州，其他城市全部处在中间部位，没有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刺激，也没有西部、北部边防压力，这些省会的巨无霸地位至今不可动摇。除此之外，这八座城市还有另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占据了省域地理空间的几何中心位置，在区域治理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叶裕民教授认为，在交通技术与治理的便利性两大因素之外，工业化的动力也是省会迁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刘维新副会长回忆说，1954年前后是省会搬迁最为集中的一段时间，而这个时候正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五计划的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也被国人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156项工程及配套项目的选址和建设，相当一部分城市是省会城市。哈尔滨、长春、郑州、南宁、石家庄这些铁道边的新晋省会都在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一五”时期，也对中国省会的城市功能转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各级行政中心城市在政治职能得到强化的同时，其经济职能也获得进一步的加强。新的政治经济职能，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生产性工业城市等系列政策共同驱动，使行政中心城市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迅速实现了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许多行政中心城市摇身一变成为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小城市分会副秘书长罗亚蒙认为，城市功能变迁是城市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毫无疑问，在行政权力主导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国家，城市的政治功能永远是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城市最重要的竞争力。一个城市，一旦成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他就具有了不可抗拒的竞争力、吸引力，从而也就有了巨大的活力。抛开老省会不说，城市功能的剥离对所有城市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罗亚蒙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位于长江之滨的湖北省沙市市曾经是一个经济发达、朝气蓬勃的“国家文明城市”，“活力28，沙市日化”这句广告语在上世纪90年代人人皆知。但1996年，沙市并入荆州地区，成为荆州市的一个区，随着政治功能的萎缩，沙市迅速没落，今天已经不为人知。沙市的变迁，给老省会城市的启示在于，老省会城市发展也亟需摆脱政治中心的功能依赖，亟需在政治中心以外的功能选择中寻找新路。
　　功能变迁决定城市兴衰，难道这就是老省会的“宿命”？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刘彦平研究员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分析说，“不管是老省会还是今天的省会城市，以往的发展更多的是来自一种体制内的力量，但这种路径依赖是不牢靠的，他所取得的优势不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优势，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随着权力对资源配置能力的逐渐弱化，市场对资源配置能力的逐渐增强，城市的经济功能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后决定因素，而作为城市经济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产品功能将是下一轮城市竞争的一大焦点。罗亚蒙认为，城市的产品经济功能，体现在一个城市的产品在全世界或全国所占的市场份额，份额越大，功能越强。“谁能想到盼盼防盗门会出自营口？谁能想到长虹电视机会出自绵阳？谁能想到《读者》杂志会出自兰州？”英雄莫问出处，城市产品功能的偶然性与或然性特征恰恰说明了，老省会城市发展在这一点上更能找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新感觉。
　　的确，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那些没有更高一级行政动力的城市，就应更好地顺应市场规律，不是去缅怀城市政治功能的“十全功夫”，而要把眼光从省会城市身上转向那些跟温州一样靠市场“自摸”长大的城市，只有这样，老省会才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获得成长的野心和野性。

       “超越省会”只不过是还原一种常态，换句话说，除了行政中心之外，其他的中心城市地位，完全可以通过城市之间的竞争来取得。不做省会，本来是一次机遇。
　　
省城尴尬与城市PK 　
　　“或许全世界都找不到象石家庄这般迷恋省会的地方，这个平凡的近乎平庸的城市，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省会的无处不在：电视上说省会下午有轻微的浮尘，报纸上说省会又失踪了一只小猫，广播里说省会某某大街正在堵车，警车上的‘省会110>光彩夺目。所以，总有人调侃说石家庄干脆改名‘省会市>算了。其实，石家庄也是没有办法，省内的城市们向来瞧不起这个一无是处的省会，要是不天天提醒，他们谁还承认河北这个名义上的老大?”
　　这是《中国城市的十大情结》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文章中，石家庄的省会情结与上海的“纽约情结”、武汉的“芝加哥情结”等并列一起，由此可见石家庄对“省会”身份非同一般的重视程度。 　　
　　即便如此，石家庄依然深陷争论的漩涡，特别是在网络论坛上，“河北省会应该迁回保定”的网络帖子，总是能够得到成百上千条的回复，可见其人气与关注度之高。不仅如此，“好事”的网民还总结出了石家庄的“十宗罪”与保定的“五大好”，让这两座新老省会进行了一番PK。而且，随着曹妃甸“河北省一号工程”的推进，唐山已经超越省会石家庄。
　　因此，就有人断定说，如果进行一次“中国省会尴尬榜”的评选，石家庄肯定会名列榜首。
　　与石家庄具有同样遭遇的，不止一个。
　　地处闽江口的福建省会福州，就并不“福气”。1980年10月，国务院批准厦门成立经济特区，此后的20多年间，厦门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很快超越了历史更为悠久的省会福州，成为闽南人心中的海上花园和生活天堂。据说一位福州人到上海出差坐出租车时自我介绍说：“是从福建省福州来的。”那个司机师傅说道：“我知道，就是省会在厦门的那个福建吧。”
　　还有江苏，2006年的苏州市国民生产总值是4820亿元，人均GDP突破了一万美元。在实现了基本小康之后，苏州把发展的目标瞄准了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当南京提出“赶苏州”这3个字时，这个省会城市已经无比尴尬了。
　　因此，石家庄、福州、南京、济南，被并列称为中国省城尴尬的代表。其实，这些省会城市的发展都有自己的亮点，也不是经济衰弱，而是同处一省的新兴城市更加光彩夺目。
　　
明星的力量 　　
　　2006年12月31日，《广东省区域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公布了广东21个地级市竞争力排名，广州落后于东莞、中山、佛山、深圳四地成了“老五”。报告中分析原因说：“广州工业基础薄弱、国有企业比重过大、民营企业发展明显滞后等不足严重影响发展后劲，所以导致竞争力排名偏后。”不管怎么说，这个排名让广州面子上挂不住，更何况列出来的这些原因，无疑也揭了广州的底子。
　　与广州同样遭遇的，就是山东的济南。济南的经济总量不仅落在山东的经济龙头青岛后面，也落后于另一座沿海开放城市烟台，从而沦为“探花”的位置。从1984年作为首批沿海城市开放之后，青岛得风气之先，孕育发展了海尔、海信、双星、澳柯玛、青啤等“五朵金花”，被誉为“国内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经济总量居山东之首。
　　不仅如此，不少外商竟然将青岛误认为是山东的省会。
　　事实胜于雄辩，汇丰银行、渣达银行、花旗银行、三菱银行、山口银行在山东的机构全设在青岛，中国银行山东分行在青岛，东方航空的山东总部在青岛，全日空、大韩航空的山东总部在青岛，平安保险的山东总部在青岛，可口可乐山东总部在青岛，肯德基、麦当劳的山东总部在青岛，家乐福的山东总部在青岛>>
　　现在，济南不仅在经济方面与青岛、烟台两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就是在城市建设、文化塑造等方面都有些力不从心，有人无比感叹道：廉颇老矣。
　　面对这种状况，一位网友不禁发问：“济南为何如此落魄，曾经的骄傲都在哪里？为何济南一个拥有四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仅仅以趵突泉聊以自慰！难道济南这么大的省会城市，只让我们感到羞愧吗?我们不禁要问：济南，你的未来在哪里？”其怅然若失引人深思。
　　其实，大可不必因为省会经济被其他城市超越而过分的“杞人忧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认为：“超越省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结果，这不是人为的也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将来中西部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行政中心不必然是经济中心，只要一个地方具备资源禀赋、市场条件等，很快就会超越省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城市的发展不是看这座城市是不是省会，而是由资源配置决定的。”
　　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城市角色定位转换的一种必然趋势，特别是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的时候。
　　再看江苏，2004年，江苏省城市综合竞争力前三名排位为无锡、苏州、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南京，落后于苏州和无锡，也没见南京市长有什么牢骚。
　　在河北，首钢东迁唐山已经付诸实践，唐山经济总量超越省会石家庄是必然结果。就在全国两会前夕，河北省主要领导已经表示：“省会石家庄可以不做全省的经济中心，唐山市要做经济领头羊。”

　　“在以往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中，省会就应该是一个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全面的中心城市，这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实际上，省会就是一个省的行政中心，其他并不是天然赋予的。现在的‘超越省会>只不过是还原一种常态，换句话说，除了行政中心之外，其他的什么中心城市地位，完全可以通过城市之间的竞争来取得。”采访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刘彦平博士这样分析。
　　的确，“还原常态”四个字，不仅对省会城市、新崛起的明星城市，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做过老省会的城市来说，都蕴涵着多层面的意义。
　　然而，在为赶超省会这种现象赞许的同时，不得不正视的是，这些新兴中心城市的发展，一般是得益于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地缘因素，以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等名目下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也就是说，它们的兴起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老套路。
　　为什么所谓中心城市一定要是综合经济中心呢？为什么中心城市一定要看人口概念呢？有的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城市化的理解简单化，走了一条“建制型”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只作为政治中心和工业基地来发展，这种城市空间布局的误区，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摆脱。
　　或许，在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应该放弃将省会城市作为省内综合性和单一中心的发展建设思路，这样可以避免资源浪费、产业结构趋同等多种弊病，省会一开始就不应该跟着火车和工厂乱跑。
　　省会城市率先进行职能分离和转移，给省内其他城市留出发展空间，彼此进行优化配置，比起省会城市居高临下指责其它省内城市搞重复建设更有说服力。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认为：“省会作为一个省内的大城市，要表现出自己的大气、豁达，要有省会的气度。要知道其他中心城市的崛起，一定会促进省会的更快更好发展。决策者的大气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从事物的另一面去思考，就会发现，对于那些忧伤的老省会来说，不做省会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叶裕民告诉《决策》：“没有更高一级行政动力的城市，能更好地顺应市场的需求，赢得企业家的投票，所以，温州才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
　　这些过去的非主流城市，因为政府力量的边缘化，反而成为更富有创造力的城市。对此，一家著名财经媒体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什么同样处于“体制外”的开封、保定、吉林却做不到这一点？不做省会，本来正是一次机会。
　　也许，这正是老省会半个多世纪兴衰变迁最能拨动人们敏感神经的地方。

　　在省会迁移之后，失去的是“省会”这两个字背后所涵盖的资源。经济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做“资源诅咒”，实际上，“省会”也是一种资源。
　　
访谈嘉宾
　　（姓氏笔画排序）
　　王小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叶裕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
　　刘彦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
　　刘维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决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是不是很正常？
　　叶裕民：对。过去那种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方式是一种扭曲的发展，用行政命令来干预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在整个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是扭曲的。一个城市的发展是由多种历史机遇综合决定的，当这种机遇到来的时候，政府就要顺应这种力量推它上去，一旦决策失误出现逆潮流发展，会牺牲整体利益。当初沿海开放也不是只有青岛一家，而是青岛抓住了日本、韩国产业转移的机遇。每个发展起来的城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顺应了当时市场发展的需要。如果有机遇，不管是老省会、新省会还是非省会城市，都会在发展中带动一大片。中国的省会城市毕竟只有30多个，更多的城市要遵循一般城市的发展规律。
　　《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几个大省的非省会城市集体性崛起，从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厦门、深圳、佛山等等这些城市，就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变化。是不是区域多中心发展是一个趋势？
　　王小广：我一直有个观点，不能把所有的好资源、优惠政策都放到省会城市，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把所有的“宝”都押在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的快慢还要看资源配置的效率，省会是传统的政治中心，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的城市，行政干扰的影响作用更明显，所以它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是相对低的，如果把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一个低效率的地方，经济发展必然缓慢。换一种思路，如果能够在省会城市之外再培育出一个增长点来，即“省域第二中心”。这样一来，在一个省内就有了两个支点，在省会带动的基础上再加一份带动的力量，就等于整个声势翻了一番。我的观点就是：一定要有个城市能够挑战省会，甚至更强大能够超越省会。
　　刘彦平：“多中心”概念非常好。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个中心，同样一个省也不能只有一个中心。不过，“省会式微”现象只是部分的存在，在很多地方省会依然是最大的城市。但这种现象非常有意义，实际上就是城市发展的行政力量让位于市场的力量。
　　
“省域第二中心”之路 　
　　《决策》：关于“省域第二中心”，有什么样的典型案例？
　　王小广：以河北来说，唐山、秦皇岛都可以。河北这几年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就是因为唐山发展起来了，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带动。河北过去的遗憾就是没有把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秦皇岛发展起来，凡是不重视沿海城市发展的省份，经济都是相对落后，河北、广西就是典型。现在广西开始大张旗鼓地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对来说，中西部的绝大多数内陆省份，就没有这种明显的“省域第二中心”现象。中西部为什么穷？就是因为只有省会好，其他城市发展都不出色。对于一个省来说，一定要考虑如何做大做强第二中心城市。江西的遗憾就是没有把九江发展起来，应该在京九铁路开通的时候就大做文章。
　　《决策》：那么，对于地方政府的决策者来说，如何认识这种第二中心？
　　王小广：作为地方决策者，一定要树立这样一个观点：第二中心发展起来形成两个支点之后，必然会进一步促进省会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省会是不会被“打败”的，第二中心崛起不仅不会抑制省会的发展，反而会形成一种共赢，对全省产生带动效应。深圳与广州就是在超越与反超越中带动整个小珠三角；青岛的龙头地位并不影响青岛与济南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双中心；宁波崛起与杭州共同支撑起浙江杭州湾城市圈。
　　《决策》：选择第二中心城市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城市适合或有资格做第二中心城市？
　　王小广：有增长爆发力的城市，有产业基础、市场基础，地理上的区位优势明显，这样的城市很好选择，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城市。就像当初选择4个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一样，当初肯定不会选择省会，省会还是搞计划经济，开放城市就是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最后反过来还促进了省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

　　《决策》：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不管是“告别忧伤”还是“超越省会”，都表明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如何体现的？
　　刘彦平：作为省会城市，是政治力量和行政力量赋予的。但在开放的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这种行政力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青岛、宁波等非省会城市的崛起，完全就是能够更好地驾驭这种市场力量的结果，能够更好地融入国际产业价值链。
　　叶裕民：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都是“用脚投票”，即使没有省会搬迁，城市也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所需要的新动力，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持续的动力，不管是省会城市还是非省会城市，都可以发展起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山东的青岛。
　　《决策》：在这种力量改变中，哪个因素是关键的？
　　侯永志：一个是技术因素一个是制度因素。技术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不能忽略掉。比如现在讨论的焦点之一吃饭的问题，就没有去说化肥的作用，而是更多地去讨论制度层面改革带来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大化肥厂和各个县的小化肥厂，那是不可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如果只有农家肥还是现在的高产量吗？区域经济发展一样的道理，不能只讲制度变革的力量，也要考虑技术变革的力量，交通技术的改变与信息技术力量。
　　刘维新：老省会城市发展关键是要靠产业拉动，开封缺少的就是产业支撑。绵阳那么小的地方，就是以长虹等产业品牌带动起来的。开封如果只靠旅游，没有工业就没有人口集中，服务业也就发展不起来。不管是不是省会城市，都不能没有产业支撑，大连就是缺少产业支撑。所以在10年后，大连与青岛的差距是明显拉开了。产业支撑最重要的是二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日本崛起的主要产业支撑是电子产品和汽车产品。房地产绝对不能成为主导产业，房地产不会给地区发展带来长远利益。
　　《决策》：对于产业支撑的重要性，应该如何来理解？
　　叶裕民：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主导产业都是最重要的。城市要想持续发展，只能培育一个可以在市场上扩展的空间。城市竞争力的第一要素就是明确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培育起来之后，通过乘数效应就带动起来了。现在大家都想做“班加罗尔”，成都想做，杭州、大连也想做，那么，新的产业定位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像班加罗尔这种软件制作也不是尖端产业，还仅仅是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靠这种软件外包，很难把城市真正做成一流。实质上，与当年珠三角的“三来一补”没有本质区别，那个只不过是制造业的低端，这个是服务业的低端，很难靠这种产业支撑起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制造业还是最重要的，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现代制造业还是未来市场空间扩展最快的领域。产业选择不一定是最尖端的，但产品一定要做得最好。
　　《决策》：继“经营城市”之后，“城市营销”成为改变城市的一种新力量。对中国的市长们来说，城市营销还是很新鲜的课题，每年中国的市长参加招商引资活动无数，但市长们用一大串词语还没有把自己的城市介绍清楚，在招商引资中没有一个简洁的概括。目前阶段，在城市营销上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与不足？
　　刘彦平：目前阶段只是营销的意识有了，营销愿望比较强烈一点，但不知道如何来推销自己的城市特色。城市需要品牌，中国的城市还是延续一种“叫卖式”的推销。
　　同时，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与城市营销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形不成综合营销的优势，招商局就只管招商引资，旅游局就只负责旅游，都被分割了。
　　现在的城市营销在投入上也是很少的，一个汽车公司为了推出一款新车型，要投入上亿元的广告费，现在哪个城市做广告会投入这么多？一般来讲一个城市一年的宣传费用只有2000多万。
　　最后，城市是市民居住的地方，市民才是城市的主人，现在最明显的问题是城市营销不是市民参与的，变成市长的政绩工程。如何把城市营销与市民需要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的城市，不管是老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还是一般的非省会城市，都是一种考验。

写得蛮精辟的，事实上，个人觉得还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应该分开，这样可以避免一头独大，造成整体布局的不合理。而且，在战时，也可以分散风险，不致于给敌人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目标。

如果沒有香港，今天廣東也是一城獨大。

老省会居然只字未提安庆.....

引用第9楼皖州于2012-01-29 22:58发表的  :
老省会居然只字未提安庆.....

这里的老省会都是建国后省会被迁走的城市，安徽省的省会建国前就迁合肥了。

绝大多数的省会迁移都市合理的，至于省会城市是否发展为全省最强，我觉得不能用以衡量迁移是否成功。

引用第1楼幻象岭于2012-01-29 16:52发表的 省会动迁的背后推手 :
　而南宁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交通通道，轻而易举地从桂林手中夺走了省会地位。
　　
.......

南宁不是交通而是区位优势。论交通，陆路不及柳州，水路不及梧州。 说白了南宁就是有战略地位优势而已。

即使从现在起，湖北把省会搬离武汉，也不算晚。
武汉已经这样了，即便没有省会的地位，武汉也能力压数省。
而湖北不能只靠一个武汉过活，湖北必须再造新的武汉。
届时，有武汉这个非省会城市中的巨无霸，再加上新建成的新“武汉”，湖北又可恢复到上世纪那种辉煌状态，而且地位将不可动摇。

重复的帖子
http://xzqh.info/bbs/read.php?tid=89398&page=e#a

纵观各省，广州的位置应该是最适中的。

引用第9楼皖州于2012-01-29 22:58发表的  :
老省会居然只字未提安庆.....

镇江也没提

省會不應再停留在強干弱支思想、長子嫡孫觀念等舊思維。

注意：我们的省不是古代的国中国。

省会的搬迁，除了河北外（因为天津升直辖市，而保定离京津太近），基本都是因为新省会城市更具有优势和发展潜力，对全省发展更具有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省会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壮大是符合自然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是必然的，这是老省会城市无法超越的，否则没必要搬迁省会。—— 这是内因。

搬迁省会只是在外部加了把火，推进了新省会城市发展的进程而已。

老省会没有一个该回复的，也就是说、新省会都比老省会合理。
现在，也就是柳州可以和南宁比一下，老省会桂林太偏了

这文章有失偏颇。
既然是区划论坛，就从区划的角度谈谈为何济南的经济沦为山东第三名。

济南面积 8177平方公里，人口681万，6区--4县市，2010年GDP3911亿，市区2955亿；
青岛面积11282平方公里，人口872万，7区--5县市，2010年GDP5666亿，市区3068亿；
烟台面积13746平方公里，人口699万，4区--8县市，2010年GDP4358亿，市区1828亿；

2011年的数据还未核实，但2011年济南市区GDP已超过青岛，列全省第一位。


青岛和烟台之所以经济总量高于济南，完全在于县域经济占比重较大的缘故；

看看青岛、烟台下辖的县市基本上全是沿海全国百强县，且数量均比济南多；

你可能会说济南的辐射能力不强，没有证据证明青岛、烟台的下辖县就是青岛烟台带动起来的，像烟台这样的城市，市区经济加起来才刚刚超过下辖的龙口市，怎么可能是它带动的？那是那些县的优越自然条件发展出来的而已。而青岛的市区经济才刚刚达到全市域总量的50%，辐射带动从何谈起？

专家是否知道，济南下辖的济阳县、商河县均是原属德州的贫困县，10年前划给济南的。
而与济南市区相距最近的齐河县，接壤的邹平县、肥城县却分别属于距离较远、经济较差的德州市、滨州市、泰安市。

这种区划上的不合理，造成了济南县域经济这个短板一直在拖济南的后腿。

为什么会提到这几个与济南接壤的县，是因为在历史上这些县均属于济南，是后来行政强制划分给了其他地级市，却把几个无资源、欠发达的贫困县划给了济南。而到现在齐河、邹平、肥城等县，对各自隶属的地级市均没有太大的认同感，反而对济南联系较为紧密。

如果按照青岛、烟台的面积，或者下辖县的数量，为济南重新来行政区划的话，一样大的面积，一样多的县域数量，济南的GDP经济总量不会低于青岛、烟台，甚至会更高。

当然，没有绝对的公平，且山东一直不受国家的待见，济南又一直不受山东的待见，就更不指望在行政区划上能够有什么变化了。

但是，看到某些专家、某些人，动辄就说济南尴尬、济南被谁谁超越了，简直信口胡诌。

可以不进行区划改革，可以不实行省管县、继续市代管县，但不可以不做分析就胡扯。

这位新朋友是山东人？济南人？分析的不错，很是符合实际。

凡是不发展沿海地区的省，都是落后的。广西河北，加油了。

广西对沿海还是蛮看重的；河北主要依托黄骅港、京唐港，以及秦皇岛的海滨旅游；江苏没有办法，除了连云港，其余沿海地区因自然因素而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