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北京城保卫战
日期：2009-07-24 作者：韩石山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http://www.news365.com.cn/wxpd/ds/rdjj/200907/t20090724_2403989.htm 民国文人，以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学识和风骨傲然于历史的记忆中。《民国文人风骨》(韩石山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生活小事、细节深处展现了邵洵美、傅斯年、梁实秋、叶公超、潘光旦、朱自清、李健吾等十四位民国文人的个性学识和刚烈风骨。
历史和林徽因开了一个玩笑。那么优秀，在建筑设计和工艺美术上，却只有那么一点可怜的成绩。历史的玩笑，不仅在没有设计什么重要的建筑和工艺，更严重的是，她青年时代的志向是“掌握西方牢固建造理论，使我们的建筑物能够历时更久一些”；而历史偏偏让她目睹，中国的那些不历久也难说多么坚固的建筑——我是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楼，街道上的牌楼，被一段一段地，一个一个地拆掉了。
早在1946年7月，林徽因一家就随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起回北京，解放前夕，她很是兴奋。清华在城外，北京还没有解放，解放军的围城部队就到了清华一带，当然没有进学校，是在校外驻扎着。她和梁思成都担心，一旦攻城，城内的古建筑就全完了。就在这时，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干部来到梁家，向梁思成请教，一旦不得已要攻城，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打炮的时候就不往那儿打。他们要梁思成把城里最重要的古建筑，标在他们带来的地图上。两口子非常激动，说“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有的教授离开北京去了国外，林徽因在和一些老师学生谈话时曾说:“我深信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祖国的。”抗战期间在李庄，费正清要她两口子去美国治病，林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可见她是抱着绝大的热情和信心，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去的。
后来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事，与这两件事同时的，是拆除北京的旧城墙和城门楼子一事。当时梁思成是北京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林是委员兼工程师，这些都是虚衔，真正的职务，梁思成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兼系主任，林徽因是梁的夫人，当然，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头衔，那就是中国的文化名人。梁思成的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他是梁启超的大公子，这就够有名的了。这算祖上的庇荫，不能算他自己挣来的。他还有他的声名，一点也不逊于他的父亲。1947年有个学生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上学，系里的老师告诉他，中国文化界有三个国宝级人物:梁思成、陈寅恪、翁文灏。我为什么特意说明是1947年呢，意思是，这是当时的评论，不是解放后的评论。社会形态不一样，评价标准就会不一样:解放前是“清议”，就是你说我说就形成了个说法；解放后凡事都要按程序来，要“民主评定”，评出来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人物了。翁文灏，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在四川李庄时，蒋介石让如数拨给救济款时，是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他后来的官当得还要大，当过行政院的院长。从政之前，他是中国第一流的地质学家，当过中央研究院地质所的所长。陈寅恪这几年宣传得很热闹了，都知道是教授的教授，研究中古史，会十几种外语，好几种是国外都快失传了的。谁都知道是个国宝级的人物。只是怕都没有想到，梁思成会跟这两个人并驾齐驱，也是三个国宝之一。虽说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要我说，梁的贡献感觉上更大些。毕竟他调查发现了那么多的古建筑，留下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梁启超的大公子和中国顶级的建筑学家，这两项合在一起，就是他的全部名声。要是再加个附带条件的话，那就是，他还是绝代佳人林徽因的丈夫，这是很加分的。同样，林徽因作为梁思成的夫人，也是加分的。
只是夫妻两人，绝然没有想到，正当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时候，会经历一场比他们经历过的任何战争都要激烈的一场战斗，说战斗太轻巧了，该说是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如果叫个名字的话，该叫“保卫北京城”，或“北京城保卫战”。中外著名的城市保卫战太多了，比如二战前的马德里保卫战，二战中的莫斯科保卫战，中国的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解放战争期间，从国民党方面说，也有个北京保卫战，也是保卫北京城，守将是傅作义将军。
傅作义是中国现代战争史上的守城名将。1927年冬，他率一个旅的兵力守河北涿州，张学良五六万大军把涿州城团团围住，强攻两个多月就是攻不下，只好讲和，傅作义带领他的部队，平安撤出涿州。从此傅作义得到守城名将的美名。抗战初期，日本人攻下娘子关，太原危急，阎锡山着了急，调傅作义防守太原。这次没有那么幸运，只守了几天就失陷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大溃退的前夕，仍能给强敌以重创，也是很了不起的。辽沈战役以后，知道林彪的部队肯定会入关，首当其冲的便是北京，谁来守呢？蒋介石想到这个守城名将，便任命他为华北国民党部队的总司令，统率五六十万大军，任务是守住北京城。应当说傅作义很好地完成了蒋介石的任务，北京城守住了，一砖一瓦都不缺，完整地交给了解放军，交给了人民。这次守城之战，动用了几十万大军才守(保)住。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北京城保卫战，从战略目的上说是一样，也是要保住北京城，但是兵力悬殊，傅作义几十万大军，解放军近百万，两军角力，最后保住了北京。而我们要说到的这场北京保卫战，守城的却只有梁林这一对病弱的夫妇，顶多再加上他们身边的几个同事。兵力这么悬殊，胜败在交战前已经判定，但是，其壮烈，其重大的意义，一点不亚于当年的北京保卫战。
一提到这场保卫战，人们都说，梁思成提的方案是在北京的旧城墙上建公园，供人民休憩之用。这个说法是错的。梁思成是有过这个提议，现在还留下了他当年画的示意图，画的是现在前门一带的城墙和城门楼子，很美，上面还有几个小人儿，在游玩。实际不是这样，或者说，最初不是这样，最初他们提的方案是全部保存，顶多在城墙上开几个门洞子。但是，没人认可他们的方案。这是他们黔驴技穷之后，使的障眼法，或者说是欺骗法，想以旧物利用，供人民休憩，来说服当时决计要拆除旧城墙的北京市领导人，实际就是国家领导人。你们不是常说为人民服务吗，现在正好可供人民休憩之用，那就请保存下来吧。但这种小把戏，怎么能逃得过身经百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火眼金睛呢？于是北京的旧城墙全拆了，旧城楼也几乎全拆了，只留下三两个。
说到这里，还得插一句，要不就不公平了。建国后，林徽因虽没有明确的职务，但是名气太大了，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对她的关照，还是很好的，好到不可想象的程度。 1954年林徽因病情加重，考虑到住在清华来市内看病不方便，北京市政府拨给一个大院子，装修好了，让梁林夫妇来住，梁在校内有职务，不可能来住，林就一个人住在这儿。这个院子有多大呢，我没去过，也没有文字资料可以查证，但我能想象得出这个院子只会比他们家原来在东总布胡同三号的院子大，不会小。因为林死后，这个院子没用了，国家就让傅作义住了。傅作义当时是水利部部长，这身份该住多大的院子，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比照的。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里，说到他父亲章伯钧当年住的院子有七十九个房间。他父亲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傅作义是同时任命的水利部长，论名分比章伯钧还要高些，这就可以估计出那个院子有多大了。人民政府做事从来是有板有眼，不会慌腔走板的，总是林徽因该住这么大的院子才让她住的。只是一想到傅作义住了林徽因住过的院子，叫人由不得想笑。人们常说历史老人多么的严肃，多么的庄重，从这件事上，也可以说历史老人多么调皮，多么幽默。当然，不管是严肃还是调皮，总的说来历史老人是公正的。你林徽因没有守住北京城，这么好的院子，当然要给守住北京城的人住了。这是说笑话。真正要说的是，有这么个大院子住，北京市政府对这位女英雄真可以说是敬重有加了。
有人或许会说，政府对你两口子够好的，你们怎么老和政府叫板呢，一圈旧城墙，几个城门楼子，拆就拆了吧。士为知己者死嘛。不能这么说，这正是他们的高尚之处，也正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地方。生活再好，待遇再高，我也要坚守我的信念。反过来说，正因为政府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才要犯颜极谏，才要陈明利害，才要以死抗争！
既是一次战役，总得有几次战斗。我梳理了一下，共有三次短兵相接的战斗。
第一次是在1952年8月，北京市召集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即8月11日到25日(会议的全部时间)中的某一天，议题是讨论拆除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地点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会场上没有固定座位，运去大批软椅让代表队们坐，为了出入方便，留下了几条通道。梁思成没有来，林徽因代表梁发言。林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发问:台下的椅子为什么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来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的看法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即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太不方便，每年都会发生多起交通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决心先把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准备好了，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现在叫林徽因这么一搅和，当时的市长彭真，考虑到这天会场上代表们的情绪太大，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示意立即停止会议，召开代表中的党员开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表决时都要举手同意。代表中的党员代表居多，再开会时，就顺利通过了。这样，一夜之间，两座“三座门”就从北京地面上消失了。
第二次是在一次宴会上。1953年夏，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还有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到了北京。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骑河楼欧美同学会设宴请客，梁林二位来了，还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来了。都是考古与古建筑界的知名人士，吴晗是历史学家，也算是考古界的人吧。宴饮间主要谈的是文物保护工作。郑振铎说，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当时林徽因的感情一下子激动了，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因为她的肺病已到晚期，嗓音都失常了。然而从神情与气氛上看，真是句句中肯，声声真情。这是陈从周在一篇文章中写的，他没有写林当时说了什么，另一位建筑学家吴良镛在一篇文章中说林曾与北京市某领导起过争论，从时间上说，应当是一回事。吴的文章中说，林徽因当时对这位北京市的领导人说:“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要懊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这话还真叫林先生说中了，这几年去过北京的都看到了，前门南边的中轴线上，不就新修了个永定门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第三次是1953年8月20日，在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室。来的都是中央和北京市文物部门的领导，这一方面的专家，还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主持会议。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在会上发了言。林的发言很长，谈了几个问题，在谈到保护古文物与新的城市建设的关系时，她这样说到:这两个方面肯定是有矛盾的，首先考虑如何想办法“保”，想办法去解决矛盾，而不是首先考虑“拆”。中国建筑在科学和美学上的价值都不比欧美的建筑差。中国建筑最成功的是木构架，和最庄严美丽的各式各样的屋顶，比欧美建筑更具美学价值。把它们保护下来，供给全体市民、全国人民以及外国友人来参观欣赏，有多好。如果把它们拆了，一切都没有了。
当时还有人说天坛面积太大了，主张只留下祈年殿和圜丘等部分就可以了，意思是把那些古柏全砍了，作为新建筑的用地。林徽因说，天坛如果没有了那些郁郁葱葱的古树，整个青葱肃穆的环境就没有了，天坛整个气氛也就破坏了。希望中央和市政府要认真考虑。当时她说得很动感情，很激动。
在这个发言中，林说“思成先生已发表了全部保存城墙和合理利用的建议”，就是那个利用城墙做公园的建议。可见，这个建议是到了最后关头才提出来的，不是一开始提出来的。可惜这个建议留下的也只是他画的那张漂亮的示意图了。现在的北京市政府真该把那个漂亮的示意图放大，立在长安街上最显眼的地方，让那些没见过北京旧城墙的人知道北京曾有过那么雄伟那么漂亮的古城墙。
或许正是这样一次次的违拗领导意图，一次次不识时务要留下这些封建的东西，此后不久，文化界就开始了一场批评梁思成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运动。当时林徽因已病重住院，梁思成没有告诉妻子。不久梁病了，住在林隔壁的病房。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逝世前她拒绝吃药。深夜弥留之际，梁思成过来为妻子送行，放声痛哭，喃喃自语:“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梁思成说错了，受罪的不是妻子，而是他。林徽因死的时候，还是共和国的好时候，在八宝山建了墓，立了碑，人民纪念碑建造委员会，还把她设计的一块花纹的样品，送给梁家做了墓上的装饰。梁思成活到了“文化大革命”，备受凌辱，于1972年在寂寞中去世。唯一欣慰的是，身边有他的继室林洙女士细心陪护。
发生在公元1950年代前期的“北京城保卫战”，两位守城名将，或者说保城勇士，是彻底失败了。然而，历史将永远记载着他们的名字。如果没有他们的英勇奋战，中国知识分子将留下永远也洗不掉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