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中央巡视组第三轮巡视工作已经进入尾声，第四轮巡视行将开始。两年间，巡视组已经巡视了全国大半省级行政单元。
通过各巡视组情况反馈来看，选人用人是必查项目，而几乎各省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刚刚结束的第三轮巡视工作中，海南的“特色问题”则是“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执行政策规定不够严格，存在超职数配备干部、低职高配问题等”。
而此前，山西也因此类问题被点名——有的地方超职数配备和高配领导干部。进入今年以来，一些省份也开始整顿低职高配现象。年初，江西就出台了相关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项检查和治理，严禁以“低职高配”等形式超规格提拔干部。
低职高配怎么会成为问题的?
“高配”本身并无贬义
其实高配本身并没有多少贬义的成分。相反，高配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上还属于比较常见的，比如中国的四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以及重庆——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
这个情况也会出现在省会城市层面，除了15个本来就是副省级的城市外，省会城市的书记也都由省委常委来兼任的。
于中国的国情来说，级别高了好办事，便于协调工作。另一方面，“高配”也意味着对某地、某项工作的重视。例如，贵州的红色城市遵义，其市委书记就由省委常委兼任。同样的，延安书记也陕西省省委常委兼任。
31个省份中，人口最少的西藏，地(市)委书记高配为副省级的最多，共有4个，除了自治区首府拉萨，还有日喀则、昌都、那曲三个地区。其中日喀则是西藏的两大中心之一，占全区总人口1/4。那曲和昌都地区则是属于情况复杂地区，需要高配以协调工作。
不过还有一种所谓“高配”并非高配，即部委中有一些正部长级的副部长。如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中，刘鹤、何立峰、解振华、朱之鑫、吴新雄等五人都是正部级。不过，这些人并不都是高配干部。
例如刘鹤就不算是高配干部，他还担任着中财办主任，这本来就是正部级职务，兼任发改委副主任更多的是便于协同工作。同样的，何立峰此前就是天津市政协主席，也是正部级。还有，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兼中组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蔡武兼中宣部副部长等。
此外，党内的中组部、中宣部部长以及中央党校校长均由政治局委员或常委兼任，故而相对的“常务副(正部级)”也不算是高配。
除了常态性高配外，还有救火性高配。当地方出现灾害、安全生产事故或者群体性事故时，由于地方一把手应对不利而被免职，那么更上一级的政府就会空降“一把手”，以高配官员来灭火。
基层干部高配惹争议
当然，也有一些高配是一种奖励性的措施。比如2009年时，湖南提拔19位县级书记为副厅级，其中有16人继续兼任县委书记，以示鼓励。这种鼓励模式的开创者是广东。2005年，广东开风气之先，提拔一批县委书记为副厅级干部。
但凡事过犹不及，“高配”的基层版出现过滥过泛的现象。这种奖励模式逐渐成为一种特有的政治红利，成为一种对苦劳(时间)而非功劳(业绩)的酬庸模式。有些媒体甚至称低职高配是腐败合法化。
一方面，根据相关规定，部门领导职数和内设机构领导职数都有严格规定，“低职高配”无疑增加了干部人数，造成干部队伍的臃肿;另一方面，级别获得提升后，部分待遇也会保持到退休之后，“低职高配”被滥用，也造成了干部享受高规格待遇的级别门槛被实质性降低。
在这之外，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是，“低职高配”还造成了监督难题。
本次被巡视组点名的海南，也是较早在县处级管理单位推动低职高配的省份。广为报道的一个例子是，2007年，唐剑光由共青团海南省委书记(正厅级)的位置被任命为昌江县县委书记(正厅级)。
而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也在海南文昌市委原书记谢明中受贿一案中暴露出来。
2008年，谢明中因为因索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500多万元而被判死缓。他也是当时海南省查处的金额最大的腐败分子。海南省纪委一位常委认为，谢明中为什么能够为所欲为?原因在于他大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监督缺失。
这与谢明中高配的身份不无关系。谢明中以正厅级高配成为县级市文昌市的市委书记，他的级别高出其他班子正职领导(正处)两个级别，高出党委班子其他成员三个级别。这种级别落差，自然会对相关监督造成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