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秣陵县治新考（原刊《学海》2014年第5期）
一、问题之由来秦汉时期，今南京行政辖域所在的江南之地先后设有秣陵、江乘、胡孰（湖熟）、丹阳、溧阳诸县，其中秣陵县乃秦改战国楚设之金陵邑，汉代沿置，其县域范围大体包括今南京城区、雨花台区、江宁区南部及西南地区，其南界可能到达牛渚[1]。关于秦汉时期秣陵县治，民国《首都志》、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及今人蒋赞初教授《南京史话》等权威书籍都认为在南京南郊江宁区秦淮河中游的旧秣陵镇（今秣陵街道），“直到三国初年，孙权才把政治中心迁到今南京市区”[2]。这一观点可以说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同，几乎已经成为定论。然而由于迄今为止秣陵街道尚未发现秦汉时期的城址遗存，其周围也未发现任何两汉时期的墓葬，这和南京地区同样作为两汉县治所在地的江宁湖熟（湖熟县）、小丹阳（丹阳县）、高淳固城（溧阳县）诸集镇及栖霞山（江乘县）周围普遍发现汉代城址及较密集汉墓群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早在2008年，笔者在编纂出版的《江宁历史文化大观》及《南京城墙志》两书中，曾于相关词条提出疑惑，但是限于二书体例及重点，当时未能就这一问题深入展开讨论。秦汉时期的秣陵县治不仅涉及到其时地方行政中心的变迁，而且关系到孙吴建都之前南京城市发展的源头，因此是南京古都历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故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二、关于秦汉秣陵县治的文献记载
最早推定秦代秣陵县治位置的史籍是唐代许嵩的《建康实录》，该书卷一云：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改金陵邑为秣陵县。秦之秣陵县城，即在今县城东南六十里，秣陵桥
东北故城是也”
[3]。按：《建康实录》成书于唐至德元年（756年），其时的江宁县（后改名上元县）城在今南京朝天宫东的江苏省委党校一带，其东南六十里正在今江宁区秣陵街道。如所周知，《建康实录》专记六朝史地资料，因距六朝较近，故其观点多被后世南京地方文献及六朝建康历史地理研究者奉为圭臬。如宋《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云：“故秣陵县城在县南五十里秣陵桥东北”
[4]；宋《景定建康志》卷十五“秣陵县”条引《建康实录》云：“秦县城在旧江宁县东南六十里秣陵桥东北”
[5]；元《至正金陵新志》卷四“秣陵县”条亦引“《实录》云秦县城在旧江宁县东南六十里秣陵桥东北，今有秣陵浦”
[6]；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秦秣陵县图考”云：“（秣陵）在城东南六十里秣陵浦处，今秣陵镇即其地”
[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云：“秣陵城在府东南五十里。秦县，属鄣郡”
[8]；清《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秣陵关”条云：“县东南五十里，有故治村，秦旧县也”
[9]。
不过，我们检索文献仍然可以发现其他一些不同的记载。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上元县“秣陵故县”条云：“在县东南四里。本金陵地也，秦改为秣陵”
[10]；《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元胡三省注云：“扬州治所在建康台城西，故谓之西州。”并引宋人宋白之论曰：“秣陵县，秦属鄣郡。《丹杨图》云：自句容以西属鄣郡，以东属会稽郡，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改鄣郡为丹杨郡，置扬州刺史，理秣陵，西州桥、冶城之间是其理处。”
[11]认为汉秣陵县治后为扬州治所，在西州桥与冶城之间，即六朝西州城故址。可见早在唐宋时期，关于秦汉秣陵县治所在，史籍中一直存在少量不同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非常微弱。
综上所述，史籍所见秦汉秣陵县治位置主要有四说：旧秣陵镇秣陵桥东北、唐上元县东南四里、西州桥与冶城之间的西州城故址、冶城故址，后三说均在今南京城区西南部。在文献记载难有突破的情况下，想要推定哪一说可能性最大，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参考有关考古发现。
三、从考古发现看两汉秣陵县治的位置
依照常识，作为延续400多年之久的秦汉秣陵县治，其遗址所在地及周围必有秦汉时期城址、墓葬等类代表性遗存。然而，迄今为止江宁区秣陵街道所在地既未有秦汉城址及相关遗物之发现，周围更未见任何两汉墓葬，其地目前所知最早的历史时期墓葬已属西晋，一是1965年秣陵公社金村大队元塘村发现的西晋太康四年（283年）墓，出土青瓷虎子、铜镜等文物
[15]；一是1966年秣陵公社桥南大队发现的西晋墓，出土青瓷熊尊、辟邪水注等文物
[16]。对此现象，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研究者以往颇感不解，现在看来，如果秦汉秣陵县治本不在此，则可令人豁然开朗。不仅如此，秣陵街道过去疑与城址关联的
地名“司门桥”实际上与元代设置的秣陵镇巡检司有关，而所谓“秣陵关”地名更晚至明代
[17]，皆与秦汉秣陵县治无涉。
四、秦代秣陵县治及两汉扬州治所分析
需要分析的还有秦代秣陵县治所问题。《三国志．吴书八．张纮传》注引《江表传》载，张纮在提议孙权建都秣陵时说：“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
[35]《后汉书．郡国志四》亦云：“（秣陵）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
[36]诸早期正史仅载秦始皇改名秣陵事，并未言及是否迁治，这和秦始皇称帝后“患兵革不休”，“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的基本国策也是相符的
[37]。故推测秦之秣陵县治仍在楚金陵邑城，即南京城西石头城故址。《景定建康志》卷二十“楚金陵邑城”条引旧志即云：“（楚）威王灭越，私吴越之富，擅江海之利，置金陵邑于石头。及怀王，为秦所灭。至汉高帝时，封韩信于楚，鄣郡属焉，六年废。”
[38]意指汉高帝六年（前201年），秣陵县迁治，旧金陵邑城始废。而据《汉书．高帝纪下》记载：“（汉高帝）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
[39]秣陵县迁治并重新筑城，可能正是起于汉高帝六年十月全国性的这场县邑筑城运动之中，而由石头山上迁城至平地的新址，应该是为了方便和平时期理政与居民生活的需要。
令人感兴趣的相关问题还有两汉时期的扬州州治。《宋书．州郡志一》认为“前汉（扬州）刺史未有所治，后汉治历阳，魏、晋治寿春，晋平吴治建业”
[44]。《景定建康志》卷七则云：“扬州先分南北，南治建邺，属吴；北治寿春，属晋。晋既平吴，移寿春之扬州并治建邺。”
[45]此说未涉及两汉扬州州治与秣陵的关系，这是主流观点；然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上元县”条载：“扬州故理，在县东百步。后汉末又理寿春。刘繇为扬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吴长沙桓王孙策定江东，置扬州于建业。”
[4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东道二．升州》亦载：“汉因秦制，至武帝初为扬州理于此。元封二年（前109年）始置十三州刺史，领天下诸郡，此即为扬州。扬州本在西州桥、冶城之间，是其理处。后汉如之。刘繇为扬州刺史，始移理曲阿。”
[47]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汉丹阳郡图考”云：“汉（扬州）无定治，或治寿春，或治曲阿，或治历阳；治建邺为多，亦在淮水之南，去丹阳城东南二里。”
[48]此说主张两汉扬州州治曾长期置于金陵，其具体位置或认为在西州桥、冶城之间，即本文考证的两汉秣陵县治所在，或认为在丹阳郡城东南二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笔者赞同贺云翱教授的意见：“对文献中所载扬州州治在西晋末年之前也曾建于这一带（笔者按：指张府园以西一线）的问题应持审慎态度，目前持一概否定或肯定的说法都还不成熟”
[49]。笔者在此提请注意的是，《南史》及《金楼子》等记载的玄武湖旁新莽大司徒甄邯墓的问题。甄邯是中山无极人，王莽篡位后，他由承阳侯进封为承新公，卒于始建国四年（12年）
[50]。甄邯没有归葬故里、都城或封地，而是葬在与他似乎没有多少联系的江左秣陵县，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诧异之事。不过，如果考虑到王莽一度改称秣陵县为宣亭县
[51]，甚至《建康实录》卷一还记载“王莽改丹杨（郡）为宣亭郡”
[52]，再假定其时扬州州治确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所记在秣陵，则多少可以平复人们心中之疑了。故笔者认为，仅就甄邯墓的发现看，两汉扬州治所一度置于秣陵县治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五、结语
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的线索，笔者认为秦代秣陵县治继续沿用战国楚金陵邑城，仍在南京城西的石头城。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在全国县邑筑城的形势下，秣陵县治东迁至南京城西冶城与西州桥之间，至东汉未改。孙吴时期继续沿用为建业县治，此即后世东晋、南朝之西州城故址。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年）之后，秣陵县治始迁往秦淮河南的今江宁区秣陵街道。因六朝时期秣陵县治数迁其址，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探讨。总之，孙吴建都之前的金陵并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之地，其地作为战国楚金陵邑城、秦汉秣陵县治所在，已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其源头甚至可以上溯至以北阴阳营、锁金村等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此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为即将到来的六朝建康都城300多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1] 牛渚即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地区。《后汉书．郡国志四》载：“秣陵南有牛渚。”可以为证。
[2] 蒋赞初：《南京史话》，第3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
[3] 许嵩：《建康实录》卷一，第2页，中华书局，1986年。
[4]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东道二．升州》，第1780页，中华书局，2007年。
[5]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五《疆域志一．地所统县名》，第353页，南京出版社，2009年。
[6]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四《疆域志．历代废县名》，第198页，南京出版社，1991年。
[7] 陈沂：《金陵古今图考》，第70页，南京出版社，2006年。
[8]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南直二》，第929页，中华书局，2005年。
[9] 汪士铎等纂：《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厢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④》，第15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0]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浙西观察使．润州》，第596页，中华书局，1983年。
[11]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宋纪五》。
[12] 《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一》。
[13]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27、828页，中华书局，1983年。
[14] 李蔚然：《金陵邑治所辩》，《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5] 江文：《江宁县秣陵公社发现西晋太康四年墓》，《文物》1973年第5期。文中“元塘村”误为“元圹村”。
[16] 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版40说明。
[17] 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局等编：《江宁文物》，第36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4年。
[18] 《宋书》卷五十三《谢惠连传》。
[19] 萧统编：《文选》卷六十，第2134页，岳麓书社，1995年。
[20] 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82页，凤凰出版社，2008年。
[21] 《南史》卷三十三《何承天传》。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十记汉司徒甄邯坟在无极县西南三十五里，或属后世讹误。第1239页，中华书局，2007年。
[22] 徐坚:《初学记》卷七引谢绰《宋拾遗》，第141页，中华书局，2004年。
[23] 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六，第1332页，中华书局，2011年。
[24]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郊五座汉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
[25] 南京市白下区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编：《南京市白下区文物志》，第111—11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笔者曾参加此次发掘，主持发掘者为姜林海先生。
[26]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大光路孙吴薛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3期。
[27] 倪振逵：《南京鼓楼附近发现东汉木椁墓》，《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28]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
[29] 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第193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30] 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第193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31]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孙权传》；一说“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改曰建业”，见《后汉书．郡国志四》梁刘昭注补。
[32] 事见干宝：《搜神记》卷五，第311页，辑《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3] 事见《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八．张纮传》注引《江表传》。
[34] 《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35] 《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八．张纮传》注引《江表传》。
[36] 《后汉书．郡国志四》梁刘昭注补。关于秦改“金陵”为“秣陵”之用意，旧说认为“秣”字从禾从末，秣即草料，乃秦始皇贬低金陵之意。近年，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研究认为，“秣”之本义虽指牲口的饲料，但秦朝曾因善种草谷、善养马匹而创业，甚至“秦”之国号本身也是来源于养马的饲料—作为禾名的“秦”，故秦所始置的“秣陵”县，不仅没有贬低之义，反而意蕴深远，与秦国号取义近同，深具褒义，是大秦帝国看中的东南形胜之地。参见胡阿祥：《秦置秣陵无贬义说》，《江苏地方志》2007年第4期。
[37] 《史记》卷十六《表四》。
[38]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城阙志一•古城郭》，第483-484页，南京出版社，2009年。
[39]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40]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引，第1772页，中华书局，2007年。
[41] 《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上》。
[42] 许嵩：《建康实录》卷二，第53页，中华书局，1986年。
[43] 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第32页，中华书局，2006年。
[44] 《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一》。
[45]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七《建康表三》，第107-108页，南京出版社，2009年。
[46]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浙西观察使．润州》，第595页，中华书局，1983年。
[47]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第1772-1773页，中华书局，2007年。
[48] 陈沂：《金陵古今图考》，第72页，南京出版社，2006年。
[49] 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第194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50] 参见《汉书》卷十八《表六》、卷九十九中《王莽传》，所记甄邯死时身份为“大司马”，与《南史》、《金楼子》记载稍异。
[51]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八上》。
[52] 许嵩：《建康实录》卷一，第3页，中华书局，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