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人文景观]石峁遗址与黄帝 [复制链接]

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文博考古部门对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髙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石峁遗址进行区域性系统考古调查，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石砌古城。最近，通过对该城址的进一步调查及重点发掘，确认这座古城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城的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年代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结合这里以前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精美玉器及其他文物考古现象，专家们纷纷表示，这座古城的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及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至其具体性质，专家或认为它是当时“北方一个很大的集团”，或一个“酋邦”势力范围控制的中心，也有称之为“一处区域性的中心”的。鉴于没有任何对这座古城的文字记录，专家又均表示不知道这座古城属于哪个邦国或哪个部族。笔者向对先秦西北地区的古国古部族有过持续的关注，欣闻该地区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自然感到十分振奋。但与上述专家不同的是，我认为还是可以从历史学角度对这座古城进行一些诠释的。这座古城不是别的，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

      黄帝是我国史前时期一位部族首领，或者说是一位部落联合体的首领。司马迁《史记》把他和其他几位同样性质的部族首领说成是古代华夏一统国家的帝王，即所谓“五帝”，并说这与其他几位古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的王室都是黄帝一人繁衍下来的后裔。这个说法与当今考古发掘所示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相冲突，显然是不对的。对此，当今绝大多数学者似已形成了共识。但是，对于黄帝及他所代表的部族到底生活在史前哪一个具体的时期，以及哪一个具体的地域，学界却未有一致的认识。如今，结合石峁古城的发掘，我相信，这座古城所蕴含的考古文化分布的范围及其附近地区，应当就是黄帝部族活动的地域。而这座城址的相对年代，则应当是黄帝部族及其后裔活动在历史上的时期。

      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记》、《汉书》有关黄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当今陕西黄陵县以北偏东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所在的神木县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史记·五帝本纪》还谈到黄帝与蚩尤在今河北张家口地区的涿鹿进行过一场战争，并在战胜之后“邑于涿鹿之阿”。这个说法又大致见于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尝麦》篇，应是有些根据的。张家口地区与陕东北离得不算太远，并处于北方长城地带同一生态环境之下，其时两地间文化交流及人群往来应是很正常的，或者黄帝部族、黄帝后裔的一支迁移至此，把祖先黄帝的故事带到此处，也是很好理解的事情。下文将谈到黄帝后裔白狄族人的一支确实有过自西向东的迁移，可见《史记》记载之不诬。

      实际上，作为黄帝部族活动在今陕北地区的更直接的证据还应从黄帝后裔白狄族人居住在这一带谈起。

      白狄姬姓，与黄帝是同一姓氏。汉王符所作《潜夫论·志氏姓》即称“隗姓赤狄，姮（姬）姓白狄……短（姬）即犬戎氏，其先本出于黄帝”。王符说白狄属于姬姓，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犬戎，二者均为黄帝之后。比《潜夫论》更早的文献《山海经》对之有更详细的记载，其《大荒西经》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其《大荒北经》亦称：“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所谓北狄，后人认为包含了白狄与赤狄；而所谓白犬，显然就是指的白狄。

      白狄族人居住的大本营与黄帝氏族同在陕北地区。《左传·成公十三年》记春秋晋国的吕相《绝秦书》说：“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吕相称白狄与秦同处雍州，却一直是秦的仇敌，而同晋国保持着婚姻关系。所谓晋与白狄的婚姻关系，系指晋献公娶犬戎狐姬而生重耳事，《国语·晋语四》记此事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俊才。”韦昭注说：“狐氏，重耳外家，与晋俱唐叔之后，别在犬戎者。”韦氏说狐氏出自唐叔无据，但明言狐氏为犬戎的别支，可见犬戎确实为姬姓，并为白狄之属，故才有狐氏与晋同姓通婚之说。

      吕相称白狄与秦所同处的雍州，实指今陕北地区。因秦人所据为陇南、关中，雍州其余地区就只剩下陕北了。查史书谈到白狄居于陕北地区的记载还有不少，如《国语·齐语》：“（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西河”系指今晋陕间黄河两岸之地。《史记·匈奴列传》径称白狄“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圁水即今流经榆林、绥德等地的无定河，“圁、洛之间”指今陕北榆林、延安地区。吕相称白狄与晋结为婚姻的时间是在春秋前期，从《左传》诸书的记载看，其时白狄已跨过黄河，活动于与陕北交界的晋西北一带。春秋中后期，白狄东迁，一部分越过管涔山，沿今桑干河，至于今大同、阳原盆地，是为以后的代戎，即无终戎；一部分越过吕梁山，入晋中盆地，沿滹沱河，占有太行山东西两麓地区，是为以后的鲜虞白狄，即战国中山国的前身。有关白狄东迁之事牵涉过多考证，此处暂且从略，但他们的老家均在陕北地区，则是无可置疑的。

      不仅白狄，大家十分关注的周族的起源地也是在陕北。周人亦是黄帝族直接的后裔。周人姬姓，在先秦华夏各族中，只有周族与黄帝同一个姓。这其中的原因，乃是周人本亦属于戎狄。著名先秦史家徐中舒先生早就指出过周人出自白狄。他说周的先祖应自不窋始，而不窋早就“自窜于戎狄之间”。其孙公刘迁豳，豳地实亦属于戎狄居住的范围，故公刘以后的周族人仍保持着很浓厚的戎狄之俗，直到公亶父迁岐，才“贬戎狄之俗，而营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在自公刘至公亶父长达八代人的这段时间内，甚至周人的语言也仍保持着戎狄语言的特征。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记这八代周族祖先的名字为庆节、皇仆、差弗、伪榆、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亚圉云都、公组绀诸，学者便认为此类人名杂有戎狄语言的成分。不窋的名字亦同此性质。过去说周族祖先后稷居于渭水流域，为夏朝廷的农官，徐先生认为此纯属后人的一个误解，后稷与其母姜嫄原本皆是姜姓氏族的祖先，他们所居住的有邰家室亦当是姜姓氏族的栖息地，只是后来周人迁居到了渭水流域并与这支姜姓氏族通上了婚姻，才接受了他们所从事的高等农业，并从而把其母族的这段祖先传说纳入了自己的历史系统（见徐中舒《先秦史论稿》）。

      如今，通过先周族以及早周时期的周人文化与夏商时期陕北地区的考古文化的比较，更能看出周人的根系在陕北黄土高原这一事实。不少考古学者如邹衡、田广金、尹盛平等都曾指出陕北夏商时期考古文化（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出土器物与先周或早周时期扶风、岐山一带出土器物在许多方面的一致性，如作为朱开沟文化与李家崖文化富有特征的器物三足瓮亦见于扶风壹家堡、武功岸底和关中其他一些地方的西周遗址；朱开沟—李家崖文化流行器物尖裆袋足鬲亦见于关中地区典型的先周遗址，其花边鬲与早周时期花边鬲的做法亦相类似；青铜器中，岐家贺家、宝鸡峪泉等地西周墓中出土的弓形器、岐山汪家嘴、扶风庄白等地出土的管銎斧、扶风吕宅出土的管銎戚等，皆来自李家崖文化；淳化黑豆嘴墓葬出土的四件金耳环，其形制与陕北清涧解家沟寺堰出土的李家崖类型六件金耳环完全相同。根据这些现象，邹衡先生十分明确地指出，先周文化中的周人就是“来自东北方（陕东、晋西）的姬周集团”，这个集团中“以天族中的天鼋为主体，可能就是文献上所见的黄帝族”（《论先周文化（摘要）》）。这个看法与我们根据文献得出的周人源于陕北黄帝族的结论是十分吻合的。

      黄帝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不算太早，他与其他几位古帝实际上都应是同时代的人物，就是说都大致生活在夏代稍前的时候。过去史书把他置于其他几位古帝之前，实是出于后人的安排。因为黄帝的后裔周人建立了强大的周王朝，以后的华夏族又是以周族为主融合其它各族形成的，为华夏族编排的祖先的历史自应把黄帝放在首位。史载黄帝与蚩尤曾发生过战争，它书记载蚩尤在少昊之后，少昊又大致与颛顼同时，是黄帝所在的时间不一定早得过颛顼。如此来看待考古学者所发现的石峁古城，就可以看出它的年代与黄帝活动的时间大体相当了。由是我们判断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所居，也有了充分的依据。

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也说石峁古城
      《光明日报》国学版（2013年3月25日第15版）刊发了笔者所敬重的先秦史著名学者沈长云先生《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一文，认为新发现的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无疑极具启迪意义。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1976年发现的，不过世人似乎并没有投来太多关注的目光。2011年的调查表明，这里存在一个大型的城址。它静静地在西北一隅躺了四千余年，终于又重新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2012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细致的勘查，石峁古城的轮廓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最近，它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评为2012年度“六大考古发现”之一。笔者对石峁古城也有若干不成熟的意见，在此略陈一二。

      长期以来，我们信从“三皇五帝”“上下五千年”的国史，而随着疑古思潮的冲击，这种体系的根基被摧毀殆尽。另一方面，地不覆宝，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也在不断诉说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国家重大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近尾声，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中国文明史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证，而古史传说与考古材料之间的关系，却仍然扑朔迷离。

      应当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都是危险的。在疑古思潮的冲击下，古史传说的可信度本身便很脆弱，而与考古遗存相联系，则需要充分的证据。目前而言，学术界普遍相信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以及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密切相关，陶寺古城则可能是尧舜都城，这些认识主要基于时间、空间以及文化特征的相契。此外的一些推论，往往不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信服。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距今约4300年，相当于“龙山时代”。我们知道，“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发生的关键阶段，中国文明在这一阶段逐步定型。过去一般将“龙山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龙山时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这一调整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重视。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

      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这一记载有一定的根据，再结合《说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记载，黄帝到大禹之间间隔了900年。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始年的认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那么，石峁古城有没有可能是黄帝后裔的居邑呢？在传统的古史观念中，黄帝与尧舜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华夏集团”。但现在不少学者认为五帝等传说人物属于不同的部族集团。无论怎样，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部族所创造的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正源或者至少是重要一源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石峁遗址坐落在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黄河支流秃尾河和它的支流洞川沟在这里交汇。这里地处陕北，在文化面貌上，跟内蒙古大口遗址二期类文化遗存、朱开沟遗址一段及二段遗存、山西游邀遗址早段、杏花村四期等遗存比较接近，当属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过去有学者认为石峁遗址与客省庄文化有关）。石峁古城固然发现了玉器，但其所属的文化与长城以南的文化有明显的区别，总体来说是属于长城以北的文化，即笔者称作“面向草原”的板块（此前苏秉琦先生提出“面向海洋”与“面向内陆”的板块）。石峁古城居于微妙的过渡地带，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碰撞。从文化性质看，石峁遗址很难说跟一般认识中的“华夏文化”存在直接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陕北一带的考古学文化比较复杂，许多关键问题未得澄清，石峁古城的发现无疑是一个契机，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在笔者看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可以归纳为“两个传统”，分别是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土筑传统”和以“面向草原”板块为代表的“石筑传统”。

      新石器时代的内蒙古、陕北等地区，也就是笔者所说的“面向草原”板块，涌现出了一系列的城址，像内蒙古中南部的阿善、老虎山、威俊、板城等遗址，发现了数十座石城。新发现的石峁古城，也是其中代表。这些城址基本都是用石头建造的，集中建造于在“龙山时代”。而且，这些城址大多分布在后来的长城地带，正是农牧交错带。当时长城以南的农耕社会与北方草原文化可能已经产生了冲突，这些石城可能主要用于防御。在春秋战国之前，在长城一线曾经出现过这么一群石头堆筑的城堡，而且建造动机可能与后来不同。“面向草原”板块与欧洲、西亚、中亚存在许多交流，以石头筑城也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当时的草原民族在欧亚大陆上往来迁徙，他们的文化互相融合，共同进步，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这种传统，要追溯到海生不浪时期（距今约5300—4800年）。在内蒙古准格尔旗的白草塔遗址，发现了海生不浪文化时期的石墙。作为海生不浪文化的延续，阿善文化出现了众多石城，基本属于“龙山时代”。相比之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筑城传统有自己的个性，那就是基本是土筑的。在“龙山时代”，夯土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这种筑城风格，甚至延续到了宋代以后。明代的徐光启注重引进西方的筑城技术，中国的城墙建筑风格也为之一变。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种传统呢？这里可能有地理环境的因素，可能有民族心理的因素，这些因素最终沉淀为当地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实际上是与二者农耕、游牧的不同传统相对应的。

      石峁古城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在于它庞大的城体。石峁古城的面积不下于400万平方米，这就意味着，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大史前古城，“最大古城”的记录又被刷新了。在此之前发现的最大古城是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面积有300万平方米。其次是山西襄汾的“尧都”陶寺，面积有280万平方米。再就是四川的宝墩古城，距今约4500年，面积约276万平方米。在此之前，人们心目中的“史前最大古城”长期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而它不过120万平方米。除了良渚古城，其他大型古城都是属于“龙山时代”的，要迟于良渚古城（按照最新研究结果，良渚文化要早于“龙山时代”）。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宝墩古城以及石峁古城，都是近年的新发现，它们无疑更新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

      在石峁古城的城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玉铲、玉璜等玉器，还发现了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壁画遗迹，以及可能用于城墙奠基的人骨。这些发现，与“龙山时代”黄河流域的许多遗址存在共通之处。“龙山时代”，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涌现出了大量城址，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既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佐证，也是中国文明趋于成熟的坚实载体。众所周知，城市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因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城”和“城市”并不一样。“城”是有城墙围拱的建筑，它往往作为一种守护的防御性设施，但不一定包含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而“城市”，则是在一定地域内集中的经济、政治、物质、文化实体的有机统一体。关于“城市”的界定尺度，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过有名的“Childe的十项”。笔者在《从良渚古城墙的发现看中国早期城市的形成》（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12辑）一文中讨论了良渚古城的情况，认为良渚古城已经能够称得上“城市”了。

      总之，石峁古城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进程，也说明了“龙山时代”的新变，为我们看待陕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过去苏秉琦等先生暗示红山文化与黄帝有关，但与石峁古城一样，可能存在时代以及文化特征的不相称。目前而言，我们尚难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学文化，在更多的材料出现之前，我们所能做的便是用考古材料去填补“三皇五帝”的大厦倒塌后的真空。

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回应陈民镇先生
      拙文《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发表以后，引起学界不少人的关注。其中有对拙文提出批评者，如陈民镇先生。他认为我的论证是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说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他承认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龙山晚期，但却以同时代的襄汾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为由，提出尧舜以前的黄帝不会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发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记载，他认为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我有关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认为，石峁遗址所属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质和游牧传统，与黄帝代表的华夏文明是不相称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对南方农耕文明的一种防御性建筑。

      所谓不要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话我也赞成。但这里的关键似乎并不在可否让考古学遗址与古史传说挂钩，而在于这样的挂钩是否准确与合理，或如作者所说，在于你这个钩挂得是否轻率与简易。实际上，当今考古界这类“挂钩”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如将登封王城岗说成是禹都阳城、将襄汾陶寺遗址说成是尧舜都邑等等。作者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却独反对“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文化”，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会说，其所主张的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然而学术研究的是非优劣难道可以用“大多数”或“少数”作为评判标准么?

      “大多数学者”所称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当今多数学者（包括作者）都说陶寺古城是尧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献到底有哪一部明确指出尧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记》只是说“昔唐人都河东”，后人将唐人理解为陶唐氏，又将陶唐氏说成是的尧的“号”，于是变成了尧都在河东。殊不知顾颉刚早就指出：“在《左传》上，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见《古史辨》第一册），《鹖冠子》中甚至有“尧伐有唐”之语，《吕氏春秋·古乐》亦分陶唐氏与帝尧为二事，是尧与唐并不能混为一谈。他之后的徐旭生虽仍坚持帝尧陶唐氏的说法，却又对陶唐氏在河东（即晋南）的认识大加批驳，说陶唐氏旧地只是在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事实上，《史记·货殖列传》早有“尧作于成阳”的记载，成阳在今山东菏泽地区，不知今学者为何置《史记》的记载于不顾。限于篇幅，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也不能对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问题展开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我有关论述的文章。这里只是想借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数”范围内的学术主张，不一定就是没有道理而应该被弃置不顾的。

      回到黄帝与石峁古城关系的争议上来，我感到作者对我的批评，仍是靠着“大多数”立论，以所谓“一般认识”作为是非标准，提出他的不同于我的主张的。

      首先是黄帝的年代问题。前已指出，作者强调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就是为了显示作为“五帝”中的后两位“帝”生活在龙山时期，即石峁古城开始建造于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来衬托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与石峁古城无关。说黄帝为“五帝”之首而远在尧舜之前，当然是“一般认识”，然而这个认识对不对呢？当今学者，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包括徐旭生，实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述的那样一套以黄帝为首，其他几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了，大家都承认所谓“五帝”实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去证明这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譬如黄帝，其作为周人的祖先，我们到底有何证据说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们把黄帝——周人这支氏族的世系与颛顼诸帝的世系比较的结果，还是有什么确切的史料证明黄帝生活的时代一定比诸帝久远？帝喾据说是商人的祖先，我们姑且相信这个说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凭什么就说他一定在黄帝、颛顼之后，而在尧舜之前呢？所可论定者，大概只有颛顼在尧舜稍前的一些时候，因为有《左传》诸书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说颛顼作为有虞氏的首领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从论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在这里给出的黄帝距今5000年而在尧舜之前的“证据”，即所谓《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幸的是，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却很值得怀疑。一则，据陈梦家、方诗铭诸家的研究，《纪年》的编年纪事实起自夏，今《路史·发挥》所引《竹书纪年》提及黄帝之事，并非《纪年》原文。其二，就“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这句话而言，亦是罗泌隐括其所用材料之语，非《纪年》原文，而罗泌著《路史》在《今本纪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为，安知此语不是罗泌据《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我想，即令这句话出自真的《纪年》，也没有必要信以为实，因为《纪年》写作在战国末年，其时已有将黄帝等传说中人物编在一个谱系上的书籍出现，此与黄帝等人本来的部族首领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纪年》照此而称说黄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岂可信以为真。这里，我倒想问，除了这类战国晚近的文献，还有哪些先秦时期的古籍能够提供黄帝距今5000年的证据呢？

      其次是黄帝与华夏暨华夏文明的关系问题。作者仍按老套路说，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所创造的文明当然是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只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黄帝及其部落不会在北方长城地带留下他们的足迹。这套看似有理的说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无法回答何以有那么多文献，而且是较早的文献提到黄帝活动在今北方长城地带的问题，如拙文所举，不仅陕北留有黄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黄帝与蚩尤征战并在那里“合符”和作为都邑的文献记载，还有他的后裔白狄族与周人活动在陕晋一带的记载与考古学遗迹。作者对我所举的这些论据未做正面回应，也是在回避这个问题。看来，作者是混淆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祖先黄帝传说与真的黄帝部族的历史这二者间的界限。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华夏民族形成以后体现在华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表现，而我国华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后，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各蛮夷戎狄的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体后才出现的事情。至于华夏族何以奉黄帝为共同祖先，并把他置于诸位祖先之首，则是周人属于黄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缘故。作为周人祖先的黄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这与他日后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被当作华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两回事情，二者互为关联却并不矛盾，我们不能以后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实背景。

      最后是石峁遗址及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作者将石峁古城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归入草原文化的范畴，将石峁居住的人群视作与南方农耕文明相对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不严密又不科学。所谓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风光的。石峁遗址属于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基本属于一种农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阶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开沟文化的早期。这里涉及到朱开沟文化分布区域早晚期地理环境的变迁问题。学者研究，当朱开沟文化的早期，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尚为森林草原景观，降水量也较多，是较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其时朱开沟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田广金《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页）。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这个地方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环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观转化，当地的经济也才变为半农半牧经济，而这已相当于商代开始的时期了，我们不能以后例前，说黄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是从事畜牧业经济，甚至是“游牧经济”。可以设想，正是这样一种气候环境的变迁，才促使居住在这里的黄帝族后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东徙南迁，才有了后来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并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为主导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华夏民族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石峁古城作为周人祖先黄帝族的居邑，也可称得上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可惜没有了下文，或是未搜索到？

发现一个遗址，不是往夏朝上套，就是往炎黄上套。
和一些欧美的狗P考古一样，发现个遗址就往圣经、古希腊身上套。

夕阳西下:发现一个遗址，不是往夏朝上套，就是往炎黄上套。
和一些欧美的狗P考古一样，发现个遗址就往圣经、古希腊身上套。
 (2015-06-19 12:58) 

稍安勿躁，看个摘文。

      今天，尤其是一些国外的汉学家认为，黄帝和类似的中国古史传说，可以说基本上，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什么历史价值，根本不应该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各位专家进一步探讨和讨论。像黄帝这样的古史传说，在今天探究上古历史和文明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传说居怎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在我们研究里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五帝本纪》后面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尚书》里面没有黄帝的内容，百家诸子言黄帝，有很多矛盾、不雅驯的地方，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是战国时候的著作没有疑问。《五帝本纪》内容根据这两篇文章。《五帝本纪》讲黄帝是根据历史传留下来的文献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不但考虑到儒家的著作《五帝德》《帝系姓》，还考虑到诸子百家各方面的材料，做了充分的收集，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他做了旅行和实地的调查研究。而民间关于黄帝的传说和传世的文献基本上是符合的。大家明白《五帝本纪》不是随便写的。以《五帝本纪》为代表的古史架构是不能够简单否定的。

      否定中国传统古史架构的所谓疑古的说法，实际上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是有关中国古代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潮流。对于里面涉及到的人物我们应该区别来看。疑古学风开始是从康有为，后来还有北大的崔适。顾颉刚说受康崔之学。康有为的疑古跟后面的像胡适先生，他们的疑古性质不同。康有为变法维新，所以要对古代一些正统的传说加以改变，提出孔子改制。他的学术观点和他的政治主张是密切结合起来的。

      在这之后，还应注意到日本人白鸟库吉。白鸟库吉在日本影响很大，今天在这不多做评论，因为他后面的研究是很清楚。白鸟库吉这一学派，讲“尧舜禹抹杀论”，它的兴起和日本历史所谓的“脱亚”，就是要离开亚洲，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应该说是相关的。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后兴起的以胡适先生早期的见解、以顾颉刚先生代表的“古史辨”的学派，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思潮，是新文化运动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所做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启蒙和进步意义。从1923年开始，古史界的讨论，疑古学风影响很大，到现在它的影响不只在国内，特别是在海外。在海外你讲讲黄帝试试，他们绝对不会肯定的，主要是受这样学风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中疑古学风兴起之后，对于疑古学派就有一些不同的批评。比如王国维先生。他对于疑古学风的批评不是在事后，是当时。当时大家就问王国维，王先生，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说，怀疑的精神是对的，可是在建设方面不够。

      王国维先生1925年秋天在清华讲《古史新证》的课。首先一点，古史传说里面有神话因素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这个神话是不是就有没有研究价值了？王国维说得很清楚，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这是世界各国之所同。我们是要把它区分开来，找出它的史实的背景。第二点，王国维先生指出，在上古没有文字的时代主要就是依靠口传，这话完全对。因为当时的历史传说都是口传下来的，古代的传说中间，神话的因素就是这么进去的，经过长时期口传，才变成记载。这样一些古史传说，就没有研究价值？那样的话，古代文明早期就不能研究？再有一点，晚出的文献，甚至于百家的杂说，都应该参考。大家知道，王国维和罗振玉一起发现了王亥。王亥不是商代的，已经是非常之古老的一个人物，在古书里面基本看不见，经过甲骨文的研究，然后从诸子百家甚至《山海经》等著作里面把这个故事钩稽出来。大家要知道这样的发现，使我们看到即使是很晚的一些诸子百家的书，甚至于像《山海经》这样怪异的作品，它还都有历史价值。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对于疑古学风的这点意见也是很重要的，这是王国维先生的批评。

      就在前几天，在上海大学举行了一个“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国际学术讨论会”。谢维扬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品质》。文章提出一个新的对于疑古学风的批评论点。他说，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很大的问题是因为是单线发展。层累造成的意味着不断地单线发展。古代传说的变化实际上可能是很复杂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如果是单线的话，你就得把古史传说排队，越排越晚。童书业先生的论点就说黄帝成为中国历史的头一个，最早是战国末。大家想想，这个论点就不合理了。如果最早是战国末，离司马迁太近了，他怎么会采用这样一个说法呢？他是不可能采用的。

找着了，还有後续。

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当即黄帝都城昆仑
   复原再现4200年前华夏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42平方米《帝禹山河图》（王红旗创意，孙晓琴创作），将黄帝都城昆仑的位置画在黄河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之上。该巨画于1999年9月9日问世之后，笔者就期待着考古工作者在鄂尔多斯高原发现先夏时期古城遗址。果不其然12年后的2011年，考古部门对位于陕西省神木县（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之上、毛乌素沙地的东缘）髙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石峁遗址进行调查，发现一处先夏时期规模巨大的石砌古城，石砌城墙、城门保存较好，面积425万平方米。对此，有学者相信这座古城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而笔者则认为石峁古城遗址当即黄帝部落联盟都城昆仑所在地（90%可能性）。
由于古史传说都将黄帝都城昆仑与黄河发源地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即黄河发源于昆仑东北方。因此，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想当然地认为，黄帝都城昆仑所在地在今日黄河发源地附近。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一种误解，并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图读山海经》、《山海经鉴赏辞典》、《山海经十日谈》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全本绘图山海经》（全三册）等专着中论证指出：在先夏时期和夏商周时期，人们所知道的黄河发源地，实际上在今日的河套地区在4000多年前曾经有许多大湖泽，其中前套湖泽即《山海经》所说的稷泽（周族先祖后稷葬在这里），后套湖泽即《山海经》所说的黄河发源地泑泽，也是《穆天子传》河宗氏祭祀黄河之神的地方。
据此可知，当年黄帝族的发祥地就在今日黄河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虽然如今这里有库不齐沙漠、毛乌素沙地；但是当时这里却是水草丰茂、物产富饶，因此才能够孕育出伟大的兴旺发达的民族（目前笔者正在与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依据生命智力学暨智因进化论、人造地形气候学等科学原理，推动实施大规模治理沙漠工程，以其再现黄帝时代的绿色神州）。
北山经［丙一?17］：“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楠，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其中多赤鲑，其兽多兕、旄牛，其鸟多尸鸠。”《山海经?北山经》记述的第一条山脉即今日山西省的吕梁山山脉及其以北，泑泽位于今日黄河前套地区，当时这里是一片大湖泽，其西南方向即黄河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
西山经［乙四?3］：“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食之不劳。”不周山位于《山海经?西山经》记述的第四条山脉，它的北面就是阴山山脉，它的东面就是黄河发源地泑泽，当地盛产美味的桃果。
［乙四?7］：“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其中多玉，其阴多榣木之有若。北望诸毗，槐鬼离仑居之，鹰鹯之所宅也。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皇，见则其邑有兵。”槐江山位于黄河河套以南，北面远望阴山山脉，西面远望的大湖泽就是稷泽（因农神后稷葬在这里而得名），东面远望北岳恒山，南面就是灯火通明、炊烟袅袅的黄帝都城昆仑。
［乙四?8］：“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名曰钦原，蜇鸟兽则死，蜇木则枯。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薲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逹。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泛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是多怪鸟兽。”其中，神陆吾是黄帝都城的保护神，土蝼是司法神，鹑鸟是黄帝皇宫的后勤服务员，可见黄帝都城的繁荣昌盛。
关于“神木县”地名来源，相传麟州故城（今名杨家城）东有三株古松，唐代所植，粗两三人合抱，枝柯相连，人称神奇，便以神木为名。神木县故治在今县东巽山，清《神木县志》：“因巽山有神树二株”，故名。其实，《山海经?海内西经》记有：“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昆仑城的标志物之一是神奇的木禾，它堪称“神木”。如果石峁遗址所在地就是黄帝都城昆仑，那么当地的地名“神木”则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
此外，黄帝葬地并非远在青藏高原或罗布泊（古人曾误以为黄河发源于此），而是就在本民族的发祥地亦即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之上。《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 “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县 “桥山在南，有黄帝冢”，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今日黄帝陵则位于更靠南的黄陵县。
石峁遗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数千件流散的玉器而闻名。近年考古勘探确认石峁古城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皇城台”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内城依山势而建，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城墙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墙体残长2000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高出地面，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约有1米多，墙体残长2.84千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石峁古城遗址规模远大于与其年代相近的良渚古城遗址、陶寺古城遗址等，成为目前已知先夏时期城址中最大的一处。根据出土陶器、玉器及其地层关系，专家初步认定 “皇城台”建造年代最早，属于龙山中期或略晚一些，距今4300年左右；内城、外城兴盛于龙山晚期，约在夏初时期（4000年前）毁弃，该“石城”使用寿命超过300年。
石峁古城遗址出土或采集到的磨制玉器十分精细，其原料主要为墨玉和玉髓，有刀、镰、斧、钺、铲、璇玑、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在2012年的挖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一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100余块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最大一块约30厘米见方，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处。
特别突出的是，在2012年5月至11月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两处共48个头骨，以年轻女性（20岁左右）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种以年轻女性头盖骨用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仪式或祭祀活动，在陕北地区为首次发现，在中国境内的考古发掘中亦十分罕见。
根据石峁先夏时期古城遗址的庞大规模及其出土文物，对照《山海经》等古籍关于黄帝活动的记载，可以推知石峁古城遗址当即黄帝都城昆仑所在地的遗存；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高达90%，并建议学术界根据《山海经》等古籍关于黄帝活动的记载来解读石峁古城遗址考古出土文物所承载的远古信息。鉴于黄帝族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成员，黄帝对中华文明有着巨大的贡献，因此希望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当地政府和学术界的更多关注。

石峁古城系上古西夏都邑
     石峁古城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龙山晚期至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距今4300—4000年。自2011年系统考古发掘以来，石峁遗址引起世人极大关注。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古城主人是谁这一问题，自然激发了学者的研究兴致，猜测颇多。沈长云在《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光明日报》2013年3月25日第15版）、《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回应陈民镇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4月15日第15版）中认为，石峁古城“不是别的，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王红旗的《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当即黄帝都城昆仑》（《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一文认为，石峁古城遗址很可能就是“黄帝都城昆仑”。目前，这种观点最受社会各界的重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这一主张不能成立。
      石峁古城并非黄帝部族居邑

      众所周知，黄帝是我国上古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帝王，居于传说中的五帝之首，距今大约5000年，这在《竹书纪年》、《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如果指认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就不得不将黄帝的时代向下拉将近1000年，并且要推翻整个五帝古史系统。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这一主张，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除黄帝以外，各类文献均未记载古史传说时代另有其他英雄人物活动于该地区。

      其实，这个预设的前提不能成立。在从新石器时代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一个名为西夏的部族在黄土高原一带立国，这一史实记载于今本《逸周书·史记》篇。

      《逸周书·史记》云：“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至于《逸周书·史记》的成书年代，《序》认为是西周中期，罗家湘等认为是春秋或战国时代。无论何种说法为确，该篇均为先秦文献无疑。这表明在先秦时代人们的记忆中，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西夏古国。《逸周书·史记》是统治者的自我儆戒，对于包括西夏在内28个古国的记载，着眼点不是其历史，而是其灭亡的教训。西夏城郭“不修”“不守”，与考古发现的石峁城址之巨大、城墙等防御设施之完备，两者并不矛盾。历史上，任何强大国家的灭亡都是以其坚固城池的陷落为标志。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运用关于西夏古国的这一史料，结合《逸周书·史记》对其他相关古国的记载，以及石峁古城遗址的考古成果，来论证石峁古城与西夏古国的关系，从而提出石峁古城是上古西夏都邑的假说。
      关于西夏古国存在的时代，《逸周书·史记》没有记载上限，但记载了下限，尽管有些隐晦，但仍有踪迹可循，即西夏亡于唐氏的征伐。

      所谓唐氏，当是以唐为名号的古国，其地望在今山西南部地区。传统说法认为其族属是尧或其后裔，当代有些学者认为唐与尧没有关系。这个问题无关本文主旨，不必深究。由于史料相对匮乏，唐的历史较为扑朔迷离。大致说来，其上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之后中衰，夏代后期复封。殷商后期，唐是商朝在西部边地的重要据点。西周初年，因发生内乱，唐为周公所灭。在长达1000余年的盛衰、显隐、兴亡过程中，我们可约略推知，虞末夏初可能是唐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如果推测不误，那么唐征伐西夏并将其消灭，只能是在唐国力最为强盛的虞末夏初。即是说，西夏古国的时代下限与石峁古城的毁弃时间大体相符。
      西夏古国与石峁古城位置相符

      西夏作为国号，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夏”是核心词素，“西”只是方位，表示其居于西方。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它的东边还有一个夏，史称夏后氏，即大禹建立的夏王朝。

      《逸周书·史记》对夏后氏灭亡的教训也有记载：“好货财珍怪，则邪人进。邪人进，则贤良日蔽而远。赏罚无位，随财而行，夏后氏以亡。”既然西夏和夏后氏在《逸周书·史记》中同时出现，那么，它们当是两个政权实体。

      综合各类史书的记载，夏王朝的腹心地区在今晋南、豫西。因此，晋南至晋中地区被后人称为夏或大夏。相对而言，虽然西夏同样以夏为国号，但因位于夏王朝的西方，后人在其国号前加一个方位名词，称西夏。石峁古城恰好位于晋中南的西边偏北，隔黄河与之相望。因此，上古时期的这个西夏与石峁古城在方位上重叠在一起。

      在石峁古城周边的黄土高原上，十六国时期有匈奴人建立的大夏，北宋时期则有党项人建立的大夏，后者被自居正统的宋人称为西夏。同一地区先后建立的政权均以大夏为国号，是因为上古时代这里曾经有一个古国名为夏或西夏。这也可以证实，西夏古国与石峁古城在地理范围上基本符合。
      夏与石峁古城用玉文化传统类似　　

      石峁古城的建筑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在石砌城墙的缝隙中间夹杂着精美的玉器，类型有玉刀、玉铲、玉璋、玉璧、玉琮、玉人面等。叶舒宪认为，这些建筑是夏代的玉台、瑶台、璇室、玉门，在萨满教的信仰中，发挥着保卫石峁古城主人的现实安全与精神安全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石峁古城在时代、位置、用玉文化传统上最接近早期的夏朝。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位于中原正统的夏王朝与偏居西北边裔的石峁古城主人有类似的用玉文化传统呢？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石峁古城是上古西夏的都邑，该古国灭亡于夏代初年。尽管现在还不清楚这个西夏古国与夏王朝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但既然两者都以夏为国号，则它们可能是同一族属。后来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匈奴人被司马迁认定为夏人的后裔，可以作为这一推测的佐证。

      综上所述，基于《逸周书·史记》的记载，笔者认为，石峁古城是上古西夏的都邑。由于史料极度匮乏，这一看法难免带有推测成分。不过，在长期以来较为单一的黄帝部族居邑的解释之外，这一看法或许可以开阔研究者的思路，以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作者: 张怀通

结合徐江伟的研究，一切都清楚了。

人类文明其实一直在进行大范围的交流，其中心点就是中东，中东是世界的“中原”。

黄帝其实是游牧部落入主中原，干掉了中原原先的统治者蚩尤。
后来一直持续这个历史。

中原是文明的兴盛之地，但中原边缘的游牧民族，可以获得中原所不具有的优势：
1，他们因为在中原边缘，所以可以吸收中原的文明成果；
2，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好战特色，而维持强大的军事能力；
3，他们还可以获得来自西方的文明成果。

结果，在某个特定时间，中原衰落动荡，周边某个游牧民族同时又兴盛，就可以入主中原。
而中原力量始终无法征服周边的草原地区。

中国史书讲秦灭六国，只是分析了和中原有关的因素：
地缘战略优势；
来自中原的人才变法。

但是，秦自身的优势，来自西方的优势，从来不提。也就湮没了。
但是对于一个历史之谜，为什么秦能够保持400年的强盛——从秦穆公算起，或者至少200年的强盛——从孝公用商鞅变法算起。
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无法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强盛。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不生不灭:稍安勿躁，看个摘文。
      今天，尤其是一些国外的汉学家认为，黄帝和类似的中国古史传说，可以说基本上，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什么历史价值，根本不应该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各位专家进一步探讨和讨论。像黄帝这样的古史传说，在今天探究 .. (2015-06-19 17:44)

还是那句话，中国发现个遗迹，就往夏朝和炎黄身上套。
欧洲发现个遗迹，就往圣经和古希腊身上套。

夕阳西下:还是那句话，中国发现个遗迹，就往夏朝和炎黄身上套。
欧洲发现个遗迹，就往圣经和古希腊身上套。
 (2015-06-22 21:33) 

唉！你犯了太深的全面否定上古史观，远古传说虽荒诞，但却是上古的记忆留存，应予于审视而不是否定。

夕阳西下:还是那句话，中国发现个遗迹，就往夏朝和炎黄身上套。
欧洲发现个遗迹，就往圣经和古希腊身上套。
(2015-06-22 21:33)

夏朝、尧舜、少昊、三苗、防风氏是对的。

许多远古传说就是民族早期的历史记忆，虽然由于时间等方面原因，变的捉摸不定。

夕阳西下:还是那句话，中国发现个遗迹，就往夏朝和炎黄身上套。
欧洲发现个遗迹，就往圣经和古希腊身上套。
 (2015-06-22 21:33) 

经典！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彻头彻尾的这类政绩工程！考古工作如果先设个套或者说排个设想那么难免带有很多主观的东西，得出的结论或许若干年后就被新的发现推翻。

不生不灭:唉！你犯了太深的全面否定上古史观，远古传说虽荒诞，但却是上古的记忆留存，应予于审视而不是否定。 (2015-06-23 11:32) 

我只问一句。

你眼中的夏朝的遗址是文明遗址，还是文化遗址？

不懂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区别请自行科普，如果科普到别人（中国人或欧洲人）刻意的混淆，恕不负责解释。

夕阳西下:我只问一句。
你眼中的夏朝的遗址是文明遗址，还是文化遗址？
....... (2015-06-24 22:23) 

你的是什么？我的又是什么？

不生不灭:你的是什么？我的又是什么？ (2015-06-24 23:31)

不敢回答的表现。只能说明因为你没有办法回答，所以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谢谢，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拜托还是不要随便指导、教育别人。

夕阳西下:不敢回答的表现。只能说明因为你没有办法回答，所以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谢谢，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拜托还是不要随便指导、教育别人。
 (2015-06-24 23:45) 

这个问题确实在目前以你的标准而言，是没有办法回答。但一码归一码，请正视上古史。

不生不灭:这个问题确实在目前以你的标准而言，是没有办法回答。但一码归一码，请正视上古史。 (2015-06-25 08:04)

我是历史系出来的，所以我觉对比你更正视上古史，不管是亚洲的，还是欧洲的，哪怕是非洲和美洲的。

正因为正视，所以才不盲从。宏观方面的历史，是有证据链的。很对不起炎黄五帝、夏朝都不在证据链里面。如果你给我证据链，哪怕只有七八成，也差不多能让我相信了。

中国、日本、南北朝鲜、欧洲、中东，都有猜遗迹的习惯和冲动。但真实的历史不是猜出来的。

西方有个关于七大奇迹的纪录片，你看完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多半是在猜。像空花则是完完全全的猜。西方人是拿出一本古书，先假定这本书是100%真的，然后找到一个遗址，就说是这本古书中的某个遗址，再把这种猜测强化一百遍，一千遍，让你信以为真。中国现在也是种迹象，先假定周朝的书和史记是100%真的，然后找到一个遗址，就说是史记的某个遗址，再把这种猜测强化，让你信以为真。
但是，它终究是猜出来的，没有证据链。

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再讨论了，对于非本系的，真不想继续讨论了，因为中国的宣传机构、文史机构已经固化得不容质疑了。

夕阳西下:我是历史系出来的，所以我觉对比你更正视上古史，不管是亚洲的，还是欧洲的，哪怕是非洲和美洲的。
正因为正视，所以才不盲从。宏观方面的历史，是有证据链的。很对不起炎黄五帝、夏朝都不在证据链里面。如果你给我证据链，哪怕只有七八成，也差不多能让我相信了。
....... (2015-06-26 06:55) 

100%是断然不存的，所做的只能是通过地下材料与存世文献相印证，这一过程必然会有猜测与臆想，不盲从、不轻易全部否认而从中获取认知，这是我的观点。

不生不灭:100%是断然不存的，所做的只能是通过地下材料与存世文献相印证，这一过程必然会有猜测与臆想，不盲从、不轻易全部否认而从中获取认知，这是我的观点。 (2015-06-26 11:55)

地下材料能与存世文献相印证的包括夏朝、尧舜、少昊、三苗、防风氏。至于黄帝，“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陈民镇：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
——也说石峁古城
  2013年04月15日08:30  来源：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国学版（2013年3月25日第15版）刊发了笔者所敬重的先秦史著名学者沈长云先生《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一文，认为新发现的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无疑极具启迪意义。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1976年发现的，不过世人似乎并没有投来太多关注的目光。2011年的调查表明，这里存在一个大型的城址。它静静地在西北一隅躺了四千余年，终于又重新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2012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细致的勘查，石峁古城的轮廓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最近，它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评为2012年度“六大考古发现”之一。笔者对石峁古城也有若干不成熟的意见，在此略陈一二。

　　长期以来，我们信从“三皇五帝”“上下五千年”的国史，而随着疑古思潮的冲击，这种体系的根基被摧毀殆尽。另一方面，地不覆宝，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也在不断诉说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国家重大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近尾声，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中国文明史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证，而古史传说与考古材料之间的关系，却仍然扑朔迷离。

　　应当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都是危险的。在疑古思潮的冲击下，古史传说的可信度本身便很脆弱，而与考古遗存相联系，则需要充分的证据。目前而言，学术界普遍相信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以及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密切相关，陶寺古城则可能是尧舜都城，这些认识主要基于时间、空间以及文化特征的相契。此外的一些推论，往往不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信服。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距今约4300年，相当于“龙山时代”。我们知道，“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发生的关键阶段，中国文明在这一阶段逐步定型。过去一般将“龙山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龙山时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这一调整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重视。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

　　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这一记载有一定的根据，再结合《说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记载，黄帝到大禹之间间隔了900年。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始年的认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那么，石峁古城有没有可能是黄帝后裔的居邑呢？在传统的古史观念中，黄帝与尧舜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华夏集团”。但现在不少学者认为五帝等传说人物属于不同的部族集团。无论怎样，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部族所创造的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正源或者至少是重要一源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石峁遗址坐落在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黄河支流秃尾河和它的支流洞川沟在这里交汇。这里地处陕北，在文化面貌上，跟内蒙古大口遗址二期类文化遗存、朱开沟遗址一段及二段遗存、山西游邀遗址早段、杏花村四期等遗存比较接近，当属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过去有学者认为石峁遗址与客省庄文化有关）。石峁古城固然发现了玉器，但其所属的文化与长城以南的文化有明显的区别，总体来说是属于长城以北的文化，即笔者称作“面向草原”的板块（此前苏秉琦先生提出“面向海洋”与“面向内陆”的板块）。石峁古城居于微妙的过渡地带，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碰撞。从文化性质看，石峁遗址很难说跟一般认识中的“华夏文化”存在直接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陕北一带的考古学文化比较复杂，许多关键问题未得澄清，石峁古城的发现无疑是一个契机，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在笔者看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可以归纳为“两个传统”，分别是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土筑传统”和以“面向草原”板块为代表的“石筑传统”。

　　新石器时代的内蒙古、陕北等地区，也就是笔者所说的“面向草原”板块，涌现出了一系列的城址，像内蒙古中南部的阿善、老虎山、威俊、板城等遗址，发现了数十座石城。新发现的石峁古城，也是其中代表。这些城址基本都是用石头建造的，集中建造于在“龙山时代”。而且，这些城址大多分布在后来的长城地带，正是农牧交错带。当时长城以南的农耕社会与北方草原文化可能已经产生了冲突，这些石城可能主要用于防御。在春秋战国之前，在长城一线曾经出现过这么一群石头堆筑的城堡，而且建造动机可能与后来不同。“面向草原”板块与欧洲、西亚、中亚存在许多交流，以石头筑城也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当时的草原民族在欧亚大陆上往来迁徙，他们的文化互相融合，共同进步，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这种传统，要追溯到海生不浪时期（距今约5300—4800年）。在内蒙古准格尔旗的白草塔遗址，发现了海生不浪文化时期的石墙。作为海生不浪文化的延续，阿善文化出现了众多石城，基本属于“龙山时代”。相比之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筑城传统有自己的个性，那就是基本是土筑的。在“龙山时代”，夯土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这种筑城风格，甚至延续到了宋代以后。明代的徐光启注重引进西方的筑城技术，中国的城墙建筑风格也为之一变。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种传统呢？这里可能有地理环境的因素，可能有民族心理的因素，这些因素最终沉淀为当地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实际上是与二者农耕、游牧的不同传统相对应的。

　　石峁古城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在于它庞大的城体。石峁古城的面积不下于400万平方米，这就意味着，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大史前古城，“最大古城”的记录又被刷新了。在此之前发现的最大古城是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面积有300万平方米。其次是山西襄汾的“尧都”陶寺，面积有280万平方米。再就是四川的宝墩古城，距今约4500年，面积约276万平方米。在此之前，人们心目中的“史前最大古城”长期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而它不过120万平方米。除了良渚古城，其他大型古城都是属于“龙山时代”的，要迟于良渚古城（按照最新研究结果，良渚文化要早于“龙山时代”）。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宝墩古城以及石峁古城，都是近年的新发现，它们无疑更新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

　　在石峁古城的城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玉铲、玉璜等玉器，还发现了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壁画遗迹，以及可能用于城墙奠基的人骨。这些发现，与“龙山时代”黄河流域的许多遗址存在共通之处。“龙山时代”，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涌现出了大量城址，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既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佐证，也是中国文明趋于成熟的坚实载体。众所周知，城市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因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城”和“城市”并不一样。“城”是有城墙围拱的建筑，它往往作为一种守护的防御性设施，但不一定包含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而“城市”，则是在一定地域内集中的经济、政治、物质、文化实体的有机统一体。关于“城市”的界定尺度，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过有名的“Childe的十项”。笔者在《从良渚古城墙的发现看中国早期城市的形成》（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12辑）一文中讨论了良渚古城的情况，认为良渚古城已经能够称得上“城市”了。

　　总之，石峁古城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进程，也说明了“龙山时代”的新变，为我们看待陕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过去苏秉琦等先生暗示红山文化与黄帝有关，但与石峁古城一样，可能存在时代以及文化特征的不相称。目前而言，我们尚难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学文化，在更多的材料出现之前，我们所能做的便是用考古材料去填补“三皇五帝”的大厦倒塌后的真空。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外星来客:地下材料能与存世文献相印证的包括夏朝、尧舜、少昊、三苗、防风氏。至于黄帝，“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2015-06-26 15:14) 

尧舜、少昊、三苗、防风氏？
另外，你的转文发重了。

呵呵，大家应该知道神木在什么地方吧？靠近蒙古高原的风沙草滩区边缘，气候上属于凉温带。就这种地理环境条件，很难想象在几千年之前那里曾经有过至少在当时属于较高程度的文明。
而已知的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的华夏文明遗址，都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汾渭地区和中原一带，气候上属于更宜居的暖温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