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出生
人口减少，就不可能有低少儿和老年人抚养比同时存在的“人口红利”。因为在稳定人口模型中，预期寿命以80岁计算，15-64岁的劳动人口必然占总人口的62.5%。实际上，现代社会，一般人的学习阶段都要到20来岁，甚至二十四五岁。因此，就业人口充其量占总人口的50%多一点。出生人口下降在世界上已经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传统上被认为高生育率的伊斯兰国家，比如沙特和伊朗，新生儿的数量也减少了。实际上，并不需要总和生育率降低到世代交替水平以下，只要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高于育龄妇女增长的速度，出生人口就会减少。
中国高就业率和低抚养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低出生率解放了大量女性劳动力，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但是“人口红利”无法持续，几十年以后就会转变为老龄化浪潮。日本在“二战以后”
经济迅速复苏，出现每年出生200万以上人口的婴儿潮，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20世纪60-80年代的20年，进入了“人口红利”的日本奇迹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随后40年里，老龄化程度迅速增加。2010年以后，随着战后第一批新生儿进入老龄阶段，日本老龄人口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每年老龄人口数量增加超过100万人，而与此同时总人口趋于下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接近日本人口的30%，而且老年人总数仍然在不断增加，大约到2025-2030年，日本老龄人口将突破4000万人，达到
历史性的极点，当然，之后，日本的老龄人口也会和总人口一样趋于衰减。
中国社会文化不存在反对生育控制的宗教因素，建国以后，政府在生育方面提供公共服务也越来越普及，虽然人口飞涨，但生育率一直属于同等收入国家的最低水平。20世纪70年代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已经到三个孩子左右，城市不到3个孩子。整个80年代在两三个孩子之间。当时，经济技术水平较差，人口可以替代资本，人多力量大，所以需要人海战术的人口红利。新中国共经历了两次重要的人口红利期，新中国第一波人口潮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长大成人，当时人参加劳动的年龄早，十八岁就可以是壮劳力，为持续了进二十年的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根治旱涝灾害提供了劳力基础。
第二次人口红利是改开特别是90年代以后，大量的打工妹涌到沿海出口工厂的生产线。但是人口红利与老龄化相伴相随目前中国大陆的老龄化程度相当于日本1980年代初，中国老龄化峰值大约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与日本当前水平相仿。
一个少子化的社会，虽然有较高的老年人抚养比，但少儿抚养比比较低，不到20%，劳动力仍然会占到总人口的50%多，和多子化社会其实差不多，而且少子化社会一般有更高的妇女劳动参与率。而多子化社会妇女劳动参与率低，实际参加就业的人口比例更低。
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始终是人口过多，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多，这也决定了中国必将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三大差别依然存在，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自动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实际上越来越少。中国也没有必要继续和亚非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行业里面自相残杀。
虽然总劳动力数量已经开始减少，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而且一直在向城市转移。对于边疆贫困地区和人口密度大、生态赤字严重的地区，“少生快富”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工作。
实际上，年轻人只有首先养活自己才能进一步提供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否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有文化的年轻人，没有稳定的工作，必然会成为“阿拉伯之春”当中的燃料和渊源不断的难民潮。在欧洲低生育国家，首要的社会问题似乎不是老龄化，而是高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高实业。
[ 此帖被燕山雪在2018-09-02 16:49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