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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肥乡之役与孟州之置——唐武宗朝地方秩序的重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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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22-06-13


史林 2015,(01),23-36+219
张达志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宪宗平藩之功业在中晚唐时期可谓登峰造极,其后虽有藩镇复叛,但朝廷却很少再有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直至武宗朝兵锋再起。会昌三年( 843) 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其子刘稹自为留后,上表请授节钺。朝廷对此十分慎重,诏朝臣会议“可诛可宥之状”。五月,宰臣百僚进议状: “以昆戎未殄,塞上用兵,不宜中原生事,潞府请以亲王遥领,令稹权知兵马事,以俟边上罢兵。”唯独李德裕力主用兵,认为“泽潞内地,前时从谏许袭,已是失断,自后跋扈难制,规胁朝廷。以稹竖子,不可复践前车,讨之必殄”。因此武宗不顾谏官反对,坚持出兵征讨。1虽然有学者指出泽潞用兵的根源在于刘从谏与宦官仇士良的矛盾,2也有学者认为征讨昭义为文宗朝甘露之变的延续,3但无论如何,武宗与李德裕密切配合,妥善处理与当权宦官的关系,使监军不干预军政,军令政令统一; 且喻河北三镇以利害,合理调遣各路将领及藩镇将帅,最终取得对昭义作战的胜利,显现出朝廷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元和以来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威因此一役而得以维系并有所巩固。

问题在于,朝廷五路并进征讨昭义,史籍对各路作战的日程及进退均有详尽记载,唯独缺少魏博何弘敬的战绩。然而,昭义平定之后,武宗却“每称魏博功”,4则魏博功绩体现在何处? 为何史籍记载至为简略? 昭义管内因太行山的阻隔分为“山西”之潞、泽二州与“山东”之邢、洺、磁三州两部分,节度使刘从谏病故之前,曾于会昌三年1( 843) 正月2省洺州管内清漳、洺水3二县入肥乡、平恩、曲周三县,4此废县之举恰在泽潞用兵以前,其用意何在? 与“何弘敬墓志”所载肥乡之役有何关联? 肥乡之役对“山东三州”的归降乃至昭义的平定有何影响? 朝廷对“山东三州”的安排用意何在? 用兵期间,李德裕又于会昌四年( 844) 九月以怀州河阳县建置孟州5及河阴县6,割汜水、温、河清、济源四县隶之。孟州之置与“山东三州”有何关联? 对战事推进及战后地方格局有何影响? 凡此种种,均可以孟州建置为切入点,层层逆推,试作解析。
二洺州废县与魏博出兵

( 一) 朝廷五路招讨之战略布局
会昌三年( 843) 四月,武宗已有讨刘稹之意,随即展开军事部署。同月,先命李德裕草诏赐成德王元逵与魏博何弘敬,再以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邠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7五月,调发昭义周边诸镇兵马,占据关隘重镇,形成环围之势。故《资治通鉴》载“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步骑三千守万善; 河东节度使刘沔步骑二千守芒车关( 昂车关) ,步兵一千五百军榆社; 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以步骑三千守临洺,掠尧山; 河中节度使陈夷行以步骑一千守翼城,8步兵五百益冀氏”。9

上引《资治通鉴》所载朝廷五路进讨之战略布局最大的疑点在于“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以步骑三千守临洺,掠尧山”,《新唐书》亦记为“成德王元逵次临洺,略任、尧山、向城”。10观“地图一”可以发现,临洺位于邢州之南的洺州境内,当是时,朝廷尚未正式开战,王元逵即已带兵深入昭义并驻守临洺,颇为费解,疑“临洺”之记载有误。考察昭义之邢州与成德之赵州交界地带诸县形势可以发现,赵州临城县的地位非常重要。宪宗元和九年( 814) ,淮西吴元济叛,吴武陵写信劝其归顺朝廷,其中重点论说成德不会援助淮西的原因,特别分析成德“中山搏藁城之险,太原乘井陉之隘,燕徇乐寿,邢扼临城,清河绝其南,弓高断其北”的战略地理形势。11其中,邢州扼临城县而得以牵制成德,使其“不敢动”,足见其重要地位。其后,穆宗长庆元年( 821) ,幽州、成德相继发生军乱,河朔复叛,朝廷调诸道兵马征讨朱克融、王廷凑。时刘从谏之父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是年十月“自将兵次临城”,1围之,“观望久不拔”,2对成德形成重压。虽然朝廷于长庆二年( 822) 二月昭雪王廷凑,但其于敬宗大和二年( 828) 又反,朝廷再次派兵征讨。时刘从谏为昭义节度使,“败之于临城”,3并得以“引漳注深、冀”,4对王廷凑献州谢罪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成德与昭义一旦交锋,首当其冲者即为临城县。武宗会昌三年( 843) 时的攻守形势虽然与宪、穆、敬三朝时相反,但临城县位于邢、赵之间的重要地位不会有大的变化。且《资治通鉴》载王元逵受诏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之日,即“出师屯赵州”,5亦可证王元逵并未进入邢州界,更未抵达洺州之临洺。王元逵“守临洺”为“守临城”之讹。

《资治通鉴》所载五路进讨的第二个疑点在于缺少魏博何弘敬的驻守地点,对此,《新唐书》可予补足,“魏博何弘敬栅肥乡,侵平恩”。6昭义地理形势异常特殊,河东、河中、河阳分别从北、西、南三面对“山西二州”形成包围之势,而成德与魏博则从北面与南面对“山东三州”形成夹攻之势。五路招讨安排妥当之后,朝廷又于会昌三年( 843) 五月下制削夺刘从谏及刘稹父子官爵,以成德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7与其他三路合力攻讨。

由此又引出《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三个疑点,即何弘敬任“南面招讨使”,而《旧唐书·武宗纪》、《新唐书·武宗纪》均为“东面招讨泽潞使”,8《新唐书·何弘敬传》亦为“东面招讨使”。9观“地图一”可知,从昭义五州来看,其南面邻境为怀州、河阳; 从“山东三州”来看,其南面至东面均与魏博邻境,以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明显不合常理,且与其后王宰充“泽潞南面招讨使”相矛盾。10故《资治通鉴》所载有误,据下文所引“何弘敬墓志”亦可知其当为“东面招讨使”。

此外,尚存第四个疑点,《资治通鉴》与《新唐书·武宗纪》系朝廷制削刘从谏父子官爵及以王元逵、何弘敬为北面、东面招讨使并与陈夷行、刘沔、王茂元各进兵同力攻讨之事于会昌三年( 843)五月;瑏瑡而《旧唐书·武宗纪》录朝廷制文却系于同年九月,且制文之后另载“仍以徐泗节度使李彦佐为泽潞西南面招讨使,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本军屯万善。彦佐制下后逾月未出师,朝廷疑其持重,乃以天德军石雄为彦佐之副”,12已现抵牾,李彦佐“制下后逾月”未出师,朝廷遂于九月遣石雄副之,则朝廷下制绝不会在九月,而是在其之前。《资治通鉴》载六月“丙子,诏王元逵、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齐进,刘稹求降皆不得受”,13七月中旬至九月,恰与《旧唐书·武宗纪》之“逾月”相合,故《旧唐书》记载有误,“彦佐制下后”之前应系于五月,之后应系于九月。

以上诸种矛盾之处均集中于魏博何弘敬,无论撰修者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失,均使何弘敬在泽潞用兵中的作为异常突出。朝廷以之为东面招讨使后,“弘敬倚稹相唇齿,无深入意”,14且在刘稹上表自陈时“为其奏雪”。15为防止类似之前朝廷用兵河朔时“诸道利于出境仰给度支,或阴与贼通,借一县一栅据之,自以为功,坐食转输,延引岁时”情况的发生,李德裕又奏请“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毋得取县。”1朝廷用兵目标明确,直指昭义管内战略要地。但何弘敬久不发兵; 李彦佐发徐州后行军甚缓,无攻讨之意;2刘沔自昂车关临潞州境3后,即观望未进; 王茂元六月兵败天井关南科斗店,4亦停滞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诏至之日,成德王元逵即“出师次赵州”5,七月,“王元逵奏拔宣务栅,击尧山; 刘稹遣兵救尧山,元逵击败之。诏切责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使速进兵逼贼境,且称元逵之功以激厉之。加元逵同平章事。”6故“王元逵墓志”称其“承命招讨,不时功就”。7成德与魏博同处河朔,在与朝廷对抗期间曾长期胶固盘结,但于泽潞用兵之际却表现迥异,个中因由,除其内部权力结构的差异外,8还需从外部形势的变化与朝廷牵制河朔的策略等方面继续探讨。

( 二) 何弘敬墓志所见肥乡之役钩沉
“魏博讨贼迁延,颇招物议”,9会昌三年( 843) 八月,“王元逵前锋入邢州境已逾月,何弘敬犹未出师,元逵屡有密表,称弘敬怀两端”。10而同年九月,何弘敬即“奏拔肥乡、平恩,杀伤甚众”,故武宗谓宰相“何弘敬已克两县,可释前疑。既有杀伤,虽欲持两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检校左仆射。11李德裕亦称“今既收平恩,杀伤不少,便许弘敬自当一面,必见成功”。12此处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既然当时朝廷知晓何弘敬克肥乡、平恩二县“杀伤甚重”,为何史籍对此战事却语焉不详?

何弘敬出兵直至拔平恩之史事,于史无征,特别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肥乡一役。1973年,河北大名县城北11公里万堤公社出土“何弘敬墓志”,引起学界瞩目,如陈光唐先生、日本学者森部豊先生,均曾撰文予以关注。13对于本文而言,尤为难能可贵的无疑是墓志中对于肥乡之役的详细记载。

从谏卒于潞,其子稹狂狡不逊。武宗临轩,命宰臣曰: “潞人不恭,将如之何? ”宰臣曰: “从谏孕逆,非一朝一夕矣,潞卒劲悍,请徐筹之。”武宗赫然曰: “我有神将,可□叱擒之,宁俟其交锋胜否哉? ”翊日,诏御史丞李相国回使于魏。公郊迎,揣知圣旨,谓李相国曰: “肥乡之役,早在梦寐矣。”相国跃马前执公手曰: “社稷之臣,通于神明,信矣。”遂诏除东西( 面)14招讨泽潞使。不浃旬,统步骑七万众,营于长桥之东。贼将王钊、安玉、崔叔途相与言曰: “何公亲征我,我当族矣。不若面缚衔璧,庶得再追于公。”帐下有属垣者窃语曰: “不遣我死于兵锋,我何面目地下见相公乎? ”三将戄然,知众不可违。明日逆阵于长桥之西,公阵于长桥之东。贼乃鼓噪逼公。公遣骑将领徒击其左,步将领徒击其右。公以衙兵八千御之。自午及晡七合。公手射同罗,尽一筒箭,应弦而毙者十八九。贼乃奔北。诏加右仆射,余如故。自是联战累胜。既拔肥乡,王钊、安玉继踵来降,遂使鸡泽亡魂,邢丘丧魄,上党固若累卵矣。潞即平,诏加金紫左仆射平章事,封公开国,食封百户,以旌殊勋。……( 懿宗咸通年间讨交趾,何弘敬) 献马五百匹以助征车,既而又语于宴坐曰: “天道助顺,信矣哉! 当拔肥乡时,将渡漳水,取邢丘、滏阳。乡导者言漳水浚而急,不可以涉。无舟无梁,难议济矣。遂命骁勇赍长索驾两岸,俾兵士攀缘,庶或能济。使游者先之,以知其揭厉。游者及中流,遽告曰: ‘水才尺许,可以涉矣。’疑其勇锐失实,又使详而缓者熟之。又告曰: ‘不逾人,信矣。’乃大备攻讨之具,期乙卯过漳。忽游骑驰至曰:‘潞之西骑将王钊、安玉面缚请降。’开营解缚,悉置肘腋,于是长驱大众,由梁而西。则向之漳水,腾波浚急,不可瞪视矣。”时语此事,坐客相谓曰: “公之于忠,不独教化六郡,督励三族,闻漳水变异,信乎刺山拜井不为诬矣。”1

“何弘敬墓志”铭曰“刘稹奔魄,魏受寒齿,公曰不然,吾无贰事。统众七万,遂拔肥乡,殄扫妖孽,我武用光”,虽然不免溢美之词,但所载武宗坚讨昭义,李回宣慰河朔,何弘敬东面招讨,王钊、安玉归降诸事皆与传世文献相合。尤其重要的是,此墓志道出诸多历史细节,可补典籍之阙。首先,魏博与昭义实为唇亡齿寒之关系,所以何弘敬迁延出兵。其次,虽然何弘敬与李回的对话多为溢美,但仍可透露朝廷派遣何弘敬攻肥乡取洺州之战略安排,肥乡之役早在朝廷谋划之中。第三,肥乡之役魏博动用七万兵力,即使有所夸大,但仍能见出此役之关键与重要。第四,魏博克肥乡后“联战累胜”,平恩当在其中,之后邢、磁二州归降,以致潞州平定,可见肥乡之役的转折点意义。第五,肥乡与洺州、磁州之间有漳水相隔,何弘敬拔肥乡后,“大备攻讨之具”,将渡漳水取二州,未战而王钊、安玉请降。加之邢州降于王元逵,“山东三州”得以全部平定。

由此可见,肥乡之役确曾发生,无怪武宗对魏博之功念念不忘。何弘敬由迁延不进到被迫出兵,再到肥乡立功,其中出兵的缘由值得深究。“王宰逾乾河攻泽州,天子虑稹起山东兵,命弘敬掎角塞其道,不奉诏。”虽然何弘敬久未进军,但因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正如《新唐书·何弘敬传》所言“王元逵克邢州,攻上党,弘敬不得已,乃出师。未几,宰统陈许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惧,乃进战”。1尤其是李德裕建言命王宰趋磁州,更收立竿见影之效。对于何弘敬迁延战事,李德裕献攻心之策,会昌三年( 843) 八月,调陈许兵马,令王宰“自拣当军马步精兵,除合留在镇外,并取河阳相卫路2直抵磁州”。3朝廷此举的直接目的并非如赐何弘敬诏所称“河阳、河东皆阂山险,未能进军,贼屡出兵焚掠晋、绛; 今遣王宰将忠武全军径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贼势”,4而是借此向何弘敬施压。“何弘敬闻王宰将至,恐忠武兵入魏境,军中有变,苍黄出师。( 八月) 丙子,弘敬奏,已自将全军渡漳水、趣磁州。”5但李德裕认为王宰回师时机未到,“昨令陈许兵马直抵磁州,此是制敌深谋,攻心上策。徐乃文到京之后,方知陈许发兵,便云弘敬全军自取磁州,则是畏惧陈许,须待弘敬出军表到,方得委知。若便遣王宰罢行,亦是姑息太过。只缘河阳山险,攻守艰难,王宰顿军,虚费馈运。望密诏示王宰,但令从容排比,未要速便道途。贼中闻此军声,必合破胆。魏博若全师自出,续止陈许不迟”。6其后,直至何弘敬攻下平恩,才令王宰回师河阳,何弘敬自当一面。由此可见,朝廷以王宰趋磁州而收“昭义破胆,弘敬不敢逗留”之效,7可谓一箭双雕。而魏博出兵并非出自主观意愿,而是朝廷用计的结果,故疑正史撰修者于此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

无论如何,透过何弘敬出兵一事,仍然可见当时各路藩镇军包括魏博、成德均在朝廷掌控之中,朝廷利用藩镇之间的相互制约实现行之有效的调遣。特别是何弘敬出兵意义重大,“山东兵”受成德、魏博的南北夹攻,无暇西救潞州。

( 三) 洺州清漳、洺水二县之废
何弘敬肥乡之役与拔平恩、降洺州、平泽潞之间密切相关,更见地处魏博与洺州交界地带的肥乡、平恩二县战略防御地位的重要性。通过肥乡之役的钩沉,可对泽潞用兵之前洺州清漳、洺水二县之废作出合理的解释。

会昌三年( 843) 正月,洺州省清漳、洺水二县入肥乡、平恩、曲周等三县; 同年四月,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卒,继而引发朝廷征讨昭义。因此,清漳、洺水二县之废并非出自朝廷,而是出自不服朝命的刘从谏。文宗朝,刘从谏与权宦仇士良交恶,累上表言士良罪恶,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武宗即位,“从谏有马高九尺,献之,上不受。从谏以为士良所为,怒杀其马,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邻境皆潜为之备”。8刘从谏之举引起邻境诸镇的高度戒备,当时昭义沿边诸县的建制调整,均应出自军事防御目的。刘从谏病笃之时,曾与其妻裴氏道出昭义面临的处境: “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9更能见出其致力于边界防御的紧迫性。

值得关注的是,洺州废县之前,文宗开成四年( 839) 八月,10“邢州废青山县,磁州移昭义县于固镇驿”,11从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之奏请。12观“地图一”可知,青山县位于邢州与北部边防重镇尧山县之间,并青山县入邢州治所所在的龙冈县,以集中兵力,防备北面之成德。此外,固镇驿地处昭义“山东”与“山西”交通之孔道,武宗泽潞用兵期间刘稹心腹大将高文端降,即言“固镇寨四崖悬绝,势不可攻”,1移昭义县于此,对于加强磁州防御并稳固“山西”之潞州使府均有重要意义。因此,洺州废清漳、洺水二县当为邢州废青山县、磁州移昭义县之延续,均为刘从谏“缮完兵械”之一环。2

与刘从谏拥兵自固同时,会昌三年( 843) 二月,朝廷“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弘敬”,3以示安抚。同年四月,刘稹权知昭义留后,朝廷又令何弘敬“训练戎旅,严固封疆,候彼军中有变,便须遣书告谕”,4足见洺州与魏博邻境之肥乡、平恩、曲周三县之间已经戒备森严,朝廷欲图“山东三州”并借以震慑泽潞,必先攻克肥乡。明乎此,则何弘敬何以居功至伟之疑问便可迎刃而解。

( 四) “山东三州”与朝廷防备河朔之意图
会昌四年( 844) 闰七月,镇州奏事官高迪密陈意见二事,其中言及“镇、魏屯兵虽多,终不能分贼势。何则? 下营不离故处,每三两月一深入,烧掠而去。贼但固守城栅,城外百姓,贼亦不惜。宜令进营据其要害,以渐逼之。若止如今日,贼中殊不以为惧。”5李德裕据此又作部署,直接促成山东邢、洺、磁三州的相继归降。同月,“王元逵奏邢州刺史裴问、别将高元武以城降。洺州刺史王钊、磁州刺史安玉以城降何弘敬。山东三州平”。6

山东三州降,使泽潞刘稹更为孤立,7导致其内部发生动乱而终至败亡,此为后话。摆在朝廷面前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归降之“山东三州”。“山东三州”自代宗朝以来,一直是朝廷借以牵制魏博的前哨阵地。刘悟、刘从谏父子跋扈不臣,朝廷对此地失去控制,此时通过成德、魏博合力予以收复,但若由此转而被河朔所控制,则朝廷无疑得不偿失。因此,同年八月三州降后,当武宗问及“于今所宜先处者何事”时,李德裕即认为最为要急者为任命三州留后。8“宰臣奏议曰: ‘山东三郡以贼稹未诛,宜且立留后。如弘敬、元逵有所陈请,则朝廷难以依违。’上曰: ‘然,谁可任者?’李德裕曰: ‘给事中卢弘止尝为昭义判官,性又通敏,推择攸宜。’9即命为邢洺磁团练观察留后。”10

朝廷此举颇耐人寻味,昭义尚未全部平定之前,能否控制“山东三州”是朝廷与成德、魏博博弈的重要筹码。此外,亦暗含暂时将昭义一分为二之意,在任命卢弘止为邢洺磁团练观察留后的同时,朝廷又“诏山南东道兼昭义节度使卢钧乘驿赴镇”。11后因刘稹被杀,朝廷不再担忧魏博、成德乘机占据三州,故李德裕奏: “今不须复置邢、洺、磁留后,但遣卢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两道”; 同时,“罢卢钧山南东道,专为昭义节度使”; 同年九月,卢钧入潞州,昭义遂安。12昭义之“山东”、“山西”得以保全,尤其是“山东三州”,继续以犬牙相入之势深入河朔,防备的同时更能借此以制之。正如元和年间李绛所论,“泽潞五州,据山东要害,河北连结,唯此制之。磁、邢、洺三州,入其腹内,国纪所在,实系安危”。13可见,朝廷从未放松对河北地区的关注程度,14“山东三州”或可视为朝廷楔入河北的一颗尖钉。
三孟州建置与昭义平定

( 一) 官军南面失利与河阳寡弱
与“山东三州”降于魏博、成德相对,“山西二州”战事进展一波三折。会昌三年( 843) 五月,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守万善,六月,“遣兵马使马继等将步骑二千军于天井关南科斗店,刘稹遣衙内十将薛茂卿将亲军二千拒之”。1七月前后,2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书,“伏以河阳西北,去天井关强一百里,关隘多山,井不可凿,虽有兵力,必恐无功。若以万人为垒,下窒其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忽有败负,势惊洛师。盖河阳军士,素非精勇,战则不足,守则有余”。3杜牧认为泽潞用兵当用“南面采取守势,东面用以牵制的战术”,4但并未被完全采纳。如其所论,天井关宜守不宜攻,同年八月,“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阳大将马继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怀州才十余里”。5朝廷南面失利,朝议再起波澜,反对用兵的群臣纷纷上言收兵,武宗亦心生疑虑,李德裕建言勿听外议,必当成功,才使战事未被中断。正如“李敬实墓志”所言,“上党背叛,征天下之师,环绕千里,日费百万,历年不下一城,不擒一将。武宗振怒,将帅怀忧”。6由此可见万善之败带来的负面影响极其深重。

同月“河阳奏事官高从真到,称十八日陈后遍山遍谷,尽是贼军。茂元兵力寡少,颇似危急”。7故李德裕上言: “河阳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败,贼势愈炽。王茂元复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怀州。臣窃见元和以来诸贼,常视官军寡弱之处,并力攻之,一军不支,然后更攻他处。今魏博未与贼战,西军阂险不进,故贼得并兵南下。若河阳退缩,不惟亏沮军声,兼恐云惊洛师。望诏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军应援河阳; 不惟扞蔽东都,兼可临制魏博。若令全军供饷难给,且令发先锋五千人赴河阳,亦足张声势。”8薛茂卿乘胜与刘稹牙将张巨、刘公直以万善城中守备单弱,谋围而攻之。张巨欲专有功,擅自攻城,王茂元困急,欲帅众弃城而走,适逢与忠武军一道援助河阳的义成军至,张巨方引兵退去。万善行营非但未曾攻城掠地,反而兵败被围,局势一度急转直下。因此,朝廷以王宰回救河阳,实为形势所迫。

先锋五千发遣后,朝廷又命王宰全军继进,仍急以器械缯帛助河阳窘乏。故李德裕又奏,“访闻河阳兵力已遏,弓矢皆尽,地迩东洛,实系安危,向外人情,无不忧恐。切望诏王宰,发先锋五千人后,须自领全军继进,仍望今日内发使赐诏处分。河阳所贮诸道进助军器械,并望且搬赐茂元; 犹恐器械数少,兼望内赐甲一千副、弓三千张,并弦箭三万只、陌刀二千口。兼闻河阳军用罄竭,赏给不充,自出军以来,并未有恩赐,望赐绢三万匹,且以河阴见在物委度支差脚速搬送”。9忠武军威名早著,1“素号精勇,王宰治军严整,昭义人甚惮之”,2先锋五千人及后继全军“入怀泽行营”,3且大批军械绢帛等军需物资陆续集结,在军力上完全盖过王茂元。

如李德裕所言,朝廷以王宰之忠武军往援河阳,弥补兵力寡弱、守备空虚之弊,其目的除征讨昭义之外,最根本的则在于“既以捍洛,则并制魏博”。4朝廷诏王宰应援河阳之时,王宰正在发赴磁州的途中。何弘敬因惧忠武军入魏博,被迫出兵; 而因何弘敬克此肥乡、平恩二县,朝廷才命王宰改赴河阳。因此,何弘敬克二县,致王宰改道; 而王宰赴河阳,致万善解围; 朝廷又因应对王宰而建置孟州。由此可见,魏博出兵与孟州之置存在虽然间接但又十分密切的联系。


( 二) 行营持重与朝廷孟州措置
河阳节度使治怀州,5而朝廷南面攻讨之怀泽行营驻于万善,故天井关兵败时王茂元曾欲退守怀州。王宰援军进驻万善行营利弊参半,虽然对敌形势得以缓解,但由于王茂元之寡弱与王宰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二人同处一地难免产生新的矛盾。故武宗“以王茂元、王宰两节度使共处河阳非宜”,李德裕提出权益之计,“茂元习吏事而非将才,请以宰为河阳行营攻讨使。茂元病愈,止令镇河阳,病困亦免他虞”。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武宗所谓之“河阳”为万善行营,即李德裕奏请王宰为河阳行营攻讨使之驻屯之地; 而李德裕奏请王茂元病愈后所镇之“河阳”,则为河阳节度使治所怀州。万善行营与怀州治所,于此因“吏事”与“将才”而被明确区分开来。会昌三年( 843) 九月,朝廷果然以王宰兼河阳行营攻讨使。王茂元本已染疾,数日后故去,或与王宰进驻行营二人矛盾升级有关。

王茂元之卒,又引发新的问题,即河阳节度使之位空缺,怀州无帅镇守。李德裕本以王宰驻万善,王茂元归怀州,以免二人同处一地。而王宰因行营兵强粮足,已有持重之嫌,若因王茂元的缺位而由其独占河阳,则难免又生后患。如“地图一”所示,万善行营与怀州使府距离颇近,虽然朝廷亟需王宰进军泽州,直取潞州,但如何处理河阳内部因行营持重无从牵制引发的新问题,更是当务之急。因此,李德裕又上奏建置孟州,以解决此问题。

孟州建置的背景及原因,史籍记载各有侧重。会昌三年( 843) 九月,中书门下奏: “河阳五县,自艰难已来,割属河阳三城使。其租赋色役,尽归河阳,河南尹但总管名额而已,使归一统,便为定制。既是雄镇,足壮三城,其河阳望升为孟州,仍为望,河阳等五县改为望县。”寻有敕,割河阴隶孟州,河清还河南府。7时河阳节度,以怀州为理所。会昌四年( 844) ,又割泽州隶河阳节度使,仍移治所于孟州,户口籍帐入河南府。8此中书门下所奏即为李德裕之奏,武宗予以采纳,遂有置孟州之敕,见于《唐大诏令集》与《李德裕文集校笺》:敕: 昔冯异之守孟津,9已建军号; 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据三城。盖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轮之险。左右机轴,表里金汤; 既当形胜之地,实为要害之郡。今所制置,1岂限常规? 积万庾于敖前,尤资地利; 列二矛于河上,须壮军声。其河阴县宜割属孟州,仍改为望县。其河清县却还河南府收管,县官等并准前敕处分。其东都镇遏兵马,依前属东都防御使。郑滑、汝州防戍兵各一千人,令弘敬权指挥使,事平后续有处分。2( 会昌三年九月3) 4以上记载侧重河阳与河南府所管县额与赋税方面。孟州原即河南府河阳县,租税入河阳三城节度使,县额归河南尹总领。会昌三年( 843) 九月,始以河阳五县置孟州。敕文所称“今所制置,岂限常规”一语,道出孟州并非常规性的增置或析置,而是因战时特殊需要而设。由于以上记载只言“后果”,未涉“前因”,孟州之置的根本原因仍然无从窥探。但《资治通鉴》所载,与之全然不同: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节度使将万善营兵,不可使兼领河阳,恐其不爱河阳州县,恣为侵扰。又,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常以判官摄事,割河南五县租赋隶河阳,不若遂( 以五县)置孟州,其怀州别置刺史。俟昭义平日,仍割泽州隶河阳节度,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而河阳遂为重镇,东都无复忧矣! ”上采其言。5李德裕此奏道出了孟州建置的最根本原因,即应对王宰。结合泽潞用兵的战事进展可以发现,王宰先以忠武本军赴磁州迫使魏博何弘敬出兵攻肥乡,又中途折返援助河阳,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卒,怀州使府空虚,而万善行营独大。若再由王宰兼领河阳节度使,则恐日后难制。因此,李德裕建言绝对不能让王宰兼领河阳,唯恐战后以其忠武本军侵扰河阳州县。

此外,李德裕没有明言的是,万善虽然在怀州管辖范围之内,但因行营所在,加之王宰及朝廷援助兵马粮草,实力远在怀州之上。以怀州原领河南五县别置孟州,可以强化河阳的力量,不致受制于万善。故朝廷“以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怀孟观察使,王宰将行营以扞敌,昕供馈饷而已”。6耐人寻味的是,元和十年( 815) 宪宗讨淮西吴元济时,曾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分别负责征战与补给。此种思路又体现在泽潞用兵期间,将行营作战与州县治理明确区分开来,断绝王宰侵吞河阳之念,促其专力攻讨; 而河阳使府怀州不再如王茂元时因节帅驻屯行营而防卫空虚。此外,由于增置孟州,可保东都无虞,泽潞用兵之后方也可得以稳固。

王宰兼领河阳未成,必心生怨恨,故于万善行营“顾望未进”,7加之驻石会之刘沔亦不进,战事由此陷于停滞。同年九月,朝廷以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自冀氏取潞州,石雄“引兵逾乌岭,破五寨,杀获千计”。8在此形势下,因昭义将薛茂卿与王宰通谋,王宰才于同年十二月收天井关。9但又因其多疑丧失进占泽州的良机,薛茂卿被刘稹所杀,改由刘公直守泽州。其后,王宰滞于泽州,再无进展。后太原军乱,泽潞战事亦受影响。会昌四年( 844) 正月,王宰又上言为刘稹乞降,李德裕认为王宰私自受刘稹表,且遣人入泽潞,“似欲擅招抚之功”,1故予以否决。李德裕深谙驭人之术,利用石雄与王宰的矛盾,密谕石雄自取奇功,以免旁落于王宰。笔者认为,王宰往援河阳前后之作为反差巨大,于万善、泽州一再迁延,其原因除与石雄的矛盾之外,2更根本的应在于孟州之置。王宰全有河阳不成,加之其子王晏实受制于刘稹,3故再次顾望不进。

至会昌四年( 844) 二月,王宰仍未出兵,李德裕再次运用当初命王宰趋磁州而迫何弘敬出兵之计,“请徙刘沔镇河阳,仍令以义成精兵二千直抵万善,处宰肘腋之下。若宰识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进军,沔以重兵在南,声势亦壮”。朝廷遂以义成节度使刘沔为河阳节度使。4刘沔徙镇河阳,对王宰构成极大的威胁,王宰果然于同年四月再次进攻泽州,但直至同年八月刘稹被杀,泽州在半年期间一直未被攻克。刘沔本据泽潞北境之石会而不前,朝廷调其为河阳节度使以“激发”王宰,且义成精兵直抵万善,则万善行营对于怀州使府的威胁不复存在,王宰势力已基本被排挤出河阳。

会昌四年( 844) 八月,潞州将郭谊杀刘稹,遣使奉表及书降于王宰。时王宰尚攻泽州未下,刘稹首过泽州,其将刘公直亦降于王宰。王宰不战而独有受降之功,遂以状闻。昭义平定后,各路将帅论功行赏,恰逢河东节度使陈夷行同月卒,朝廷以此为契机于同年九月任命王宰为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5直接将其调离泽州,即或虑其恃功侵掠,与置孟州之初衷无异。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德裕建言以河南五县置孟州时,还曾提及“怀州别置刺史”。如所周知,河阳节度使例兼怀州刺史,而怀州别置刺史,无疑有徙治之意。李德裕谋划建置孟州之初,即计划将怀州使府迁往孟州,但并未立即成行。至此,与王宰徙镇太原同月,李德裕又奏请“河阳近虽置制,土宇犹褊。泽州全有太行之险固,实为东洛之藩垣,将务远图,所宜从便,望割属河阳”。7朝廷遂以孟州置河阳节度使,并割泽州以隶之。8从此,昭义仅以潞州一州统辖山东之邢、洺、磁三州,无力再叛。直至天复元年( 901) ,泽州方才重归昭义。9而昭义“山东三州”则与河阳一道牵制河朔,稳固朝廷对河北地区的控制。泽州改隶河阳“除了削弱泽潞对朝廷的威胁外,亦可加强河阳防御东都的能力”,10从而使朝廷在东面的屏障更为坚强,有助于加强对山东地区的直接管辖。

( 三) 昭义平定功在魏博不在河阳
朝廷调遣五路招讨环围昭义,但只有河阳之南面与河中之西南两路真正攻入泽潞境内,且刘稹被杀之时,所有军队均未能攻入潞州,王宰于泽州受郭谊等降,其后,朝廷才派石雄将七千人入潞州以应谣言。11因此,昭义平定起于内乱,而昭义内乱则应归因于“山东三州”之降。

会昌四年( 844) 八月,成德、魏博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贺。李德裕曰: “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武宗亦曰: “郭谊必枭刘稹以自赎。”事态发展果如朝廷所料,“潞人闻三州降,大惧,郭谊、王协谋杀刘稹以自赎”。1正如杜牧所论,“昭义军粮,尽在山东,泽、潞两州,全居山内,土瘠地狭,积谷全无。是以节度使多在邢州,名为就粮,山东粮谷既不可输,山西兵士亦必单鲜,捣虚之地,正在于此”。2可见,虽然王宰与石雄攻入泽潞,但并未动摇昭义的根基; 而“山东三州”降于成德、魏博,却导致昭义失去军粮支持,不战自溃,力屈而降。故平定之功当以魏博居首,不言而喻。

同月,朝廷传刘稹首至京师,随即“加何弘敬同平章事”。3在大规模论功行赏之前首先封赏何弘敬,足见魏博之功在武宗心目中的地位远居于其他功臣之上。其后,又“以魏博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何弘敬进封庐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以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师、同平章事,进封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至九月,才依次为石雄、卢钧、王宰等人加官进爵。4细察何弘敬与王元逵同时封赏可以发现,何弘敬仍然高居首位,且拔平恩时,即已检校尚书右仆射。5此外,何弘敬初加同平章事时,王元逵并未与其同列,再次封赏时才追加同平章事,与何弘敬享受同等待遇。明乎此,则武宗“每称魏博功”实在情理之中,更能凸显肥乡一役的不可磨灭。
四后论: 从“魏受寒齿”到“不同河朔”———朝廷对权威的维系

( 一) “山东三州”、孟州与河朔之关联
武宗朝讨伐昭义刘稹的战争,虽然历时仅一年多,但却因昭义“后负燕,前触魏,侧肘赵”6的地理位置与战略形势而展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用兵之前,昭义管内洺州有废县之举; 用兵期间,朝廷又建置孟州。看似毫无瓜葛的州县置废,其实均因与河朔藩镇相关而产生密切的联系,可以何弘敬与王宰两人为线索进行梳理。

刘从谏卒前即致力于加强邢、洺、磁三州的军事防御,先后废青山县入龙冈县、移昭义县于固镇驿、废清漳、洺水二县入肥乡、平恩、曲周三县,均为防备魏博与成德之举。朝廷深知“稹所恃者,河朔耳”,7故特派李回宣慰河朔,然后调遣河阳、河中、河东、成德、魏博五路招讨环围昭义。与成德王元逵不同的是,魏博何弘敬顾望迁延,久不出兵,故李德裕建言以王宰率忠武军取相卫路趋磁州,何弘敬被迫出兵,遂有“何弘敬墓志”所载肥乡之役。此役之后,魏博又拔平恩,加之成德克尧山,终致“山东三州”弃战归降。

南面招讨因王茂元天井关兵败而陷于被动,河阳兵力寡弱,故朝廷在何弘敬奏克肥乡、平恩之后,又命王宰中途折返,回援河阳。但王宰进驻万善行营,与王茂元产生矛盾。后王茂元卒殁,朝廷为防王宰兼领河阳,特以河南五县置孟州,将行营招讨与州县治理明确区分开来。此后王宰顾望不进,李德裕虽利用其与石雄的矛盾促其收天井关,但又因泽州失利而停滞不前。李德裕又调刘沔镇河阳以迫王宰,但直至刘稹被杀,泽州一直未被攻克。因此,昭义平定功在魏博不在河阳。“山东三州”归降后,潞人大惧,郭谊杀刘稹,降于王宰。朝廷借机以王宰为河东节度使,将其调离泽州,并将泽州改隶河阳,且徙治孟州。

由此可见,何弘敬与王宰两条线索均与李德裕控驭有方相关,王宰趋磁州以迫何弘敬,刘沔镇河阳以迫王宰,均出于其谋划,从而使洺州废县与孟州建置之间的必然联系得以清晰展现。但是,洺州废县出于跋扈之刘从谏,孟州建置则出于朝廷,州县置废主导权的转变,正可展现朝廷重新控制昭义与牵制河朔的历史进程。

( 二) 李德裕控驭之本
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权威丧失殆尽; 其后历经代、德、宪三朝的不懈努力,于元和年间基本实现中央权威的重建。宪宗朝以后,又经穆、敬、文三朝而至武宗朝,中央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系并有所巩固,最集中地体现在泽潞用兵期间。

朝廷泽潞用兵的胜利与李德裕控驭有方密不可分。李德裕控驭之本何在? 为何能够在泽潞用兵期间发挥其最大效能? 李德裕深知昭义与河朔藩镇唇亡齿寒之势,故于开战之前先派李回宣慰河朔。李回所至,何弘敬、王元逵“皆具櫜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1李回胆识的背后,是朝廷强有力的支撑。魏博、成德得以弃昭义而从朝廷,关键在于朝廷明示“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2“欲效河朔故事,理即太悖”,3使成德、魏博意识到为朝廷立功的现实利益远大于跋扈叛逆。因此,朝廷能够确保成德、魏博不站在昭义一边对抗官军,已经注定昭义最终败亡的命运,正可说明宪宗以来中央的威慑力继续发挥效力。而李德裕与武宗坚持讨伐刘稹,正是虑及“藩镇相效,自兹威令去矣”的严重后果,4可见武宗朝仍以维系中央权威为己任。

泽潞用兵期间,朝廷对诸镇兵马包括成德、魏博进行有效调遣与适度制约,无论王元逵主动进攻还是何弘敬被迫出击,最终均可达到朝廷的预期目的,正如宋人范祖禹所指出的,“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镇,如运之掌,使武宗享国长久”。5当何弘敬迁延不出兵之时,李德裕认为“河朔军情,常须以威临制”,故命王宰“全军赴河阳,兼得遥制魏博”。6“上党轧左京,控山东”,7当“山东三州”降于成德、魏博之时,李德裕唯恐成德、魏博借机据有“山东三州”,遂以卢弘止为三州留后,恰逢昭义内乱而平定乃止,以卢钧为昭义节度使,朝廷重新掌控昭义,并借之继续对河朔藩镇进行牵制。当成德王元逵于邢州尧山县降后杀尧山都知兵马使魏元谈等以下二十余人之时,8李德裕奏请令王元逵“抽兵归本道”,特别言及“寇孽既平,尽是国家城镇,控制河朔,须存垒垣,岂可更令元逵穷兵攻取”?9尧山事件或许是王元逵之封赏不及何弘敬的主要原因,朝廷能够在用兵泽潞之前调遣成德并于战后命其撤出昭义,足见中央权威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且有效发挥作用。李德裕“控制河朔,须存垒垣”一语,道出了昭义之于朝廷的重要意义,根本用意仍在于维持朝廷对河北地区的间接控制。

朝廷遣李回宣慰河朔,且李德裕常引三镇使者“戒敕为忠义,指意丁宁,使归各为其帅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10特别指出“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11故宋人范祖禹认为武宗朝“不惟使三镇不敢助逆,又因以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1但是,范祖禹并未揭示出问题的本质,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宪宗扫平叛藩之后,推行了诸如归还刺史军权改革、两税三分制改革以及裂地分镇等弱化藩镇的措施,随着相关政令的推行,在其后各朝逐渐显现其效果。2武宗时,河朔藩镇的总体实力已大为削弱,加之河北地区有昭义“山东三州”、义武军节度使、横海节度使的存在,相当程度上分化瓦解了三镇胶固盘结的合势。此外,朝廷始终致力于与藩镇管内属州的直接通达,在长时段内能够起到提升兵力与财力的作用,与之相应,藩镇的整体实力则呈弱化的趋势。

以刺史军权言之,元和十四年( 819) 四月,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请藩镇实行归还刺史军权的改革,3朝廷遂颁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4同年三月至次年正月间,又有兖州刺史陆亘延英面奏时建言分屯属郡之兵隶于刺史; 其后,同年八月,即有浙东观察使薛戎对此诏作出回应,申明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洺州望海镇的特例; 至文宗大和六年( 832) ,濠州客讲述武宁节度使管内濠州刺史刘茂复赴使府指出节度使未执行属州镇兵皆隶刺史的诏令,节度使当即允诺如诏条而行。5在这种背景下,武宗会昌四年( 844) 九月,6昭义已经平定,李德裕上《奏磁邢州诸县兵马状》,明言磁、邢二州“准江淮诸道例,割属本州收管,所有解补,并委刺史自处置讫”。7此奏显然是宪宗归还刺史军权改革政策的执行和深化,较元和十四年( 819) 诏令更进一步明确了镇军隶刺史后原镇将的归属问题。同月,李德裕又作《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指出“所冀刺史得主兵权,免受牵制。官人皆由选择,可委缉绥,既无军镇干侵,自然得施教化”。8此时,距宪宗改革已去25年,李德裕称“准江淮诸道例”,说明在此之前,江淮等南方诸道已经执行了归还刺史军权的诏令,现在昭义平定,刘稹伏诛,卢钧赴任,昭义诸州也和江淮诸道一样遵照宪宗政策实行改革。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朝廷维系中央权威主要在于控驭藩镇,尤其是河朔藩镇,但藩镇军队的战斗力却不容高估,王宰久攻泽州而不能下,昭义亡于内乱而非朝廷正面攻讨,均为明证。朝廷得以控驭昭义甚至河朔藩镇的最重要筹码为薛茂卿谓刘稹之“留后所求者节耳”,9即藩镇向朝廷求节以正名。瑏瑠但是,宣宗朝认为西北边患已除,不以藩镇为务,且多以文臣为藩帅,瑏瑡其强化州县而弱化藩镇的意图开始走向反面。以致黄巢起义之后,“兵既不知战,将复不知兵,外患平而内忧作,藩军弱而寇贼发”。瑏瑢藩镇不再致力于求节,转而依附强藩,中央权威再次丧失。因此,藩镇的普遍弱化造成朱温、李克用等强藩的出现,并最终灭亡唐朝。

注释
11《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5页。

22李文才:《“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晋阳学刊》1994年第4期。

33黄楼:《中晚唐宦官政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历史系,2009年,第249页。

44《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2页。

51“会昌三年”,《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洺州条、《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河北道》洺州清漳县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新1版)、《太平寰宇记》卷58《河北道七》洺州条作“会昌元年”(王文楚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太平寰宇记》卷58之校勘记二:“会昌元年省清漳洺水二县入肥乡平恩曲周等县按《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皆载:会昌三年省清漳县入肥乡县,洺水县入曲周县,本书曲周县下列废洺水县、肥乡县下列废清漳县记载同,则此误。”

62《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河北道》洺州清漳县条作“会昌元年三月”,《太平寰宇记》卷58《河北道七》洺州废洺水县条作“会昌三年正月”,其他史料不载废县月份,存疑。

73“洺水”,《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作“池水”。吴松弟编著《两唐书地理志汇释》之《新唐书地理志·地理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编者按”:“清漳,《会要》卷七一云会昌元年省,《旧志》、《寰宇记》皆作三年省。池水,《元和志》、《旧志》、《寰宇记》皆作洛水,疑此‘池’为‘洛’之误。”按,上引“编者按”将“洺水”误作“洛水”,《新唐书》之“池水”当为“洺水”。

84《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洺州条,第1498页;同卷洺州肥乡县条,第1498页;同卷洺州曲周县条,第1498页;《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河北道》,洺州清漳县条,第1496页;《太平寰宇记》卷58《河北道七》,洺州条,第1191页;同卷洺州废洺水县条,第1194页;同卷洺州废清漳县条,第1196页;《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洺州肥乡县条,第1014页。

95《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河南道孟州条,第1425—1426页;同书卷18上《武宗纪》,第602页;《唐会要》卷70《州县改置上·河南道》,河南府河阴县条,第1479—1480页;《太平寰宇记》卷52《河北道一》,孟州条,第1076页;同卷孟州温县条,第1078页;《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河北道孟州条,第1009页;《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991页;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7《诏敕下》,置孟州敕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唐大诏令集》卷99《政事·建易州县》,置孟州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00—501页。

106《唐会要》卷70《州县改置上·河南道》,河南府河阴县条,第1478页;《太平寰宇记》卷52《河北道一》,孟州河阴县条,第1082页。

117《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四月条,第7982页。

128“翼城”,《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彰义泽潞传附刘稹传》(第6016页)为“冀城”,疑误。

139《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四月条,第7984页。

14(10)《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彰义泽潞传附刘稹传》,第6016页。

15(11)《新唐书》卷203《文艺传下附吴武陵传》,第5789页。

161《旧唐书》卷16《穆宗纪》,第429页。

172《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彰义泽潞传附刘悟传》,第6013页。

183《新唐书》卷8《文宗纪》,第231页。

194《新唐书》卷211《藩镇镇冀传附王廷凑传》,第5961页。

205《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五月条,第7984页。

216《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彰义泽潞传附刘稹传》,第6016页。

227《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五月条,第7984页。

238《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第597页;《新唐书》卷8《武宗纪》,第242页。

249《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附何重顺(弘敬)传》,第5937页。

25(10)《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第598页。

26(11)《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五月条,第7984页;《新唐书》卷8《武宗纪》,第242页。

27(12)《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第596—598页。

28(13)《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六月条,第7986页。

29(14)《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附何重顺(弘敬)传》,第5937页。

30(15)《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七月条,第7988页。

311《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七月条,第7987页。

322《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第598页;《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七月条,第7987页。

333《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六月条,第7986页。

344《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六月条,第7985页。

355《旧唐书》卷142《王廷凑传附王元逵传》,第3888页。另见《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五月条,第7984页。

366《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七月条,第7988页。

377(唐)黄建:《唐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驸马都尉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二百户赠太师王公(元逵)墓志铭并序》(录自1983年第1期刘友恒等:《唐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中〇九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5页。另参韩伟(署笔名秦文):《唐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墓志跋》,《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后收入韩伟:《磨砚书稿:韩伟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88参[日]渡邊孝《魏博と成德——河朔三鎮の權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檢討——》,《東洋史研究》54:2,1995年。

399(唐)李德裕:《论陈许兵马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5《论用兵三》,第285页。

40(10)《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八月条,第7988—7989页。

41(11)《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九月条,第7991页。

42(12)(唐)李德裕:《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来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5《论用兵三》,第288页。

43(13)参阅陈光唐:《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日]森部豊:《〈唐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墓誌銘〉試釈》,《吉田寅先生古稀記念アジア史論集》,东京法令,1997年版。

44(14)“东西”当为“东面”,陈光唐先生已指出此点。

451(唐)卢告:《唐故魏博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赠太师庐江何公(弘敬)墓志》(录自《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北卷第一册),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〇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8—1059页。

461《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附何重顺(弘敬)传》,第5937页。

472《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八月条(第7989页)为“自相、魏趣磁州”,“魏”疑为“卫”之讹。

483(唐)李德裕:《请发陈许军马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5《论用兵三》,第283页。

494《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八月条,第7989页。另见李德裕:《请赐弘敬诏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5《论用兵三》,第282页。

505《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八月条,第7989页。

516(唐)李德裕:《论陈许兵马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5《论用兵三》,第285页。

527(唐)李德裕:《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来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5《论用兵三》,第288页。

538《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四月条,第7978—7979页。

549《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四月条,第7979页。

55(10)“开成四年”,《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为“开成五年”,疑误。

56(11)《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下》,第578页。另见《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河北道》,邢州青山县条,第1496页;同卷磁州昭义县条,第1495页;《太平寰宇记》卷59《河北道八》,邢州废青山县条,第1223页;《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邢州龙冈县条,第1013页。

57(12)《太平寰宇记》卷59《河北道八》,邢州废青山县条,第1223页。

581《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四年闰七月条,第8004页。

592张正田先生推测刘从谏废青山县为节省行政资源,废洺水、清漳二县因人口减少,节省战争开支;并进一步推测二县之废“使邢洺区战事防务变弱,造成次年邢洺区先败降于朝廷”。见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

603《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二月条,第7975页。

614(唐)李德裕:《赐何重顺诏》,《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6《诏敕中》,第101页。

625《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四年闰七月条,第8003—8004页。

636《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第600—601页。

647王永兴:《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658《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四年八月条,第8006页。

669《资治通鉴》为“卢弘止”,原注“考异曰:旧纪、传皆作‘弘正’。实录、新纪、传皆作‘弘止’,今从之。”

67(10)《旧唐书》卷163《卢简辞传附卢弘正传》,第4271页。

68(11)《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四年八月条,第8006页。

69(12)《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四年八月条,第8008—8010页。

70(13)(唐)李绛:《论泽潞事宜》,《李相国论事集》卷3,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21页。

71(14)关于唐朝后期昭义在政治、军事上的显要位置以及朝廷河北政策的推移,日本学者森部豊先生已有探讨,主要针对权德舆、李绛、李德裕、杜牧等人的评论而展开。参[日]森部豊:《唐沢潞昭義軍節度使考——中晚唐期における唐朝と河北藩鎮の関係をめぐって——》,《野口鐵郎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中華世界の歷史的展開》,汲古书院2002年版。

721《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六月条,第7985页。

732《资治通鉴》载杜牧上李德裕书在会昌三年四月,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考订《资治通鉴》所记时间有误,当在会昌三年六月之后,八月之前,即七月左右。杜牧上书在李德裕五、六月定策之后,其后战事进展与杜牧所言均有出入,《资治通鉴》称李德裕颇用其策,实为夸大之辞。

743(唐)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20页。

754黄清连:《杜牧论藩镇与军事》,收入黄清连编《结网编》,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

765《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八月条,第7989页。

776(唐)崔鄑:《大唐故军器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赠内侍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府君(敬实)墓志铭并序》(录自《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〇七八,第1028页。

787(唐)李德裕:《论河阳事宜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5《论用兵三》,第286页。

798《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八月条,第7989—7990页。另参(唐)李德裕《论河阳事宜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5《论用兵三》,第286页。

809(唐)李德裕:《(论河阳事宜)第二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5《论用兵三》,第287页。

811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1993年。

822《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十一月条,第7993页。

833《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彰义泽潞传附刘稹传》,第6016页。

844《新唐书》卷172《王智兴传附王宰传》,第5203—5204页。

855史籍简称之“河阳”为河阳节度使,全称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治怀州,非河南府之河阳县。

866《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八月条,第7990—7991页。

877有“曲元缜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会昌〇一五,第2222页),志主自河清县丞罢秩之后,于会昌元年(841)十二月卒,墓志作于会昌二年(842),次年即会昌三年(843)九月。墓志所记“河南府河清县”值得深究,河清县原隶河阳三城节度使,会昌三年(843)方入河南府,而河清县隶河阳三城节度使期间,县额由河南尹总领,墓志之“河南府河清县”恰在会昌二年(842),正体现了这种细微而重要的置废过程。又有“张亮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中〇〇六,第2256页),志主大中元年(847)闰三月“终于州河阳县丰平里之私第”,可证会昌三年(843)置孟州后至大中元年(847),河阳隶属孟州。

888《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河南道孟州条,第1425—1426页。另见《唐会要》卷70《州县改置上·河南道》,河南府河阴县条,第1479—1480页。

899《唐大诏令集》为“孟”,《李德裕文集校笺》为“盟”。

901《唐大诏令集》为“今”,《李德裕文集校笺》为“令”。

912《唐大诏令集》为“令敬昕权指挥使,平后续有处分”,《李德裕文集校笺》为“令弘敬权指挥,事平后续有处分”,按朝廷建置孟州的同时,以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怀孟观察使,郑滑、汝州防戍兵在河阳境内,当以敬昕权指挥使,而非何弘敬,故应以《唐大诏令集》为是。

923《李德裕文集校笺》考订此文作于会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唐大诏令集》记为会昌三年十月。

934《唐大诏令集》卷99《政事·建易州县》,置孟州敕,第500—501页。另见(唐)李德裕:《置孟州敕旨》,《李德裕文集校笺》卷7《诏敕下》,第127页。

945《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九月条,第7991页。

956《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九月条,第7991页。

967《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九月条,第7992页。

978《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九月条,第7992页。

989洛阳出土王宰墓志详载收天井关细节,可为史书之补充。“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屯兵天井下,连战不捷,疾悸求解。天井下临覃怀,势逼河洛,衣冠士庶,莫不惶骇。奸谋讹言,亟生恟动。诏以公为攻讨使,代茂元之任。公拜诏之日,引兵渡河,环洛居人,室家相贺。师之所历,秋毫不犯。屯于万善砦下,贼垒皆哭。天井关在太行山顶上,寇堞星联,建瓴之势,万夫莫仰。贼恃险凭固,聚食持久,坐待师老,冀缓灵诛。公掩其不备,夜遣马步都虞候董佐元、黄头先锋将赵峰、赫连权等,引锐师直上太行山巅,夜走七十里,公引大斾继进,九战拔天井关。贼众宵溃,惊蹂自投山谷,死者不可胜计。杀伤略尽,翊日告捷。武宗大悦,诏加兵部尚书,依前攻讨使。天井下临高平郡,俯视如蚁,走尘炊烟,无所逃隐,贼众游骑,投砾可及。自是狡穴妖巢,不复自守。”齐运通编纂《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4页。

991《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四年正月条,第7995页。

1002王宰之父王智兴曾奏石雄罪,流白州,故王宰与石雄素不相叶。李德裕认为王宰迁延两月未取泽州,即恐攻泽州缀昭义大军,而石雄得以乘虚入潞州,独有其功。参《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四年二月条,第7998页。

1013王宰生子晏实,其父智兴爱而子之,晏实今为磁州刺史,为刘稹所质。武宗命李德裕草诏,督王宰进兵。且曰:“朕顾兹小寇,终不贷刑。亦知晏实是卿爱弟,将申大义,在抑私怀。”参《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四年二月条,第7998页。

1024《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四年二月条,第7999页。

1035《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第601页。

1046前引王宰墓志称“公连战拔天井关,威名大振。贼党传刘稹首,先诣公营。诏公引天井军合冀氏军入其巢穴,公按军徐进,以示不竟。功名之际,美同羊祜,策勋未称,天下贤之。寻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其中的曲笔溢美,颇耐人寻味。另参陈尚君:《〈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史料评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唐雯:《剥落华饰——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第一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论文集》,2013年8月;张应桥:《唐王宰墓志考释》,《四川文物》2013年第4期。

1057《唐会要》卷70《州县改置上·河东道》,泽州条,第1490页。另见《太平寰宇记》卷44《河东道五》,泽州条,第916页。

1068《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第602页。另参朗洁《唐中晚期昭义镇研究》,收入李鸿宾主著《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

1079赖青寿:《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1999年,第102、105页。

108(10)王国尧:《李德裕与泽潞之役——兼论唐朝于9世纪中所处之政治困局》,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9(11)《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四年八月条,第8008页。另见《旧唐书》卷161《石雄传》,第4236页。

1101《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四年八月条,第8006页。另见《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彰义泽潞传附刘稹传》,第6017页。

1112(唐)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杜牧集系年校注》第820页。

1123《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四年八月条,第8008页。

1134《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第601页。

1145《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附何重顺(弘敬)传》(第5937页)为“左仆射”,与《旧唐书·武宗纪》有异,考上文所引“何弘敬墓志”,亦为“右仆射”,故《新唐书》误。

1156(唐)杜牧:《上昭义刘司徒书》,《杜牧集系年校注》第836页。

1167《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彰义泽潞传附刘稹传》,第6016页。

1171《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七月条,第7988页。

1182《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第4526页。

1193《旧唐书》卷173《李回传》,第4502页。

1204《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第4526页。

1215(宋)范祖禹:《唐鉴》卷10《武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1226(唐)李德裕:《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来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5《论用兵三》,第288页。

1237 (唐)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僧孺)墓志铭并序》,《杜牧集系年校注》第704页;《文苑英华》卷938 《志·宰相三》,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931页。

1248《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四年闰七月条,第8006页;《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四年九月条,第8011页;《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彰义泽潞传附刘稹传》,第6017页。

1259(唐)李德裕:《论尧山县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5《论用兵三》,第288页。

126(10)《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第5342页。

127(11)《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四年八月条,第8010页。

1281(宋)范祖禹:《唐鉴》卷10《武宗》,第296—297页。

1292拙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1303《旧唐书》卷161《乌重胤传》,第4223页。

1314《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第467页。

1325张达志:《从刺史军权论中晚唐地方政局的演进》,《史林》2011年第1期。

1336《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10页)考订此状作于会昌四年(844)九月二十日前后。

1347(唐)李德裕:《奏磁邢州诸县兵马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6《论用兵四》,第310页。

1358(唐)李德裕:《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6《论用兵四》,第311页。

1369《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十一月条,第7993页。

137(10)参[日]堀敏一:《藩鎮親衛軍の権力構造——唐から五代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0,1959年;后收入[日]堀敏一:《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汲古书院2002年版;另,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索介然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中华书局1992年版。

138(11)黄楼:《唐宣宗朝地方政局初探》,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另参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154页。

139(12)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叙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8页。
太師、天策上將、大相國、領尚書事、中書監、侍中、大將軍、大司馬、假节钺都督中外諸軍事、天下兵馬大元帥、領左右神策十軍左右十二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太微宮使、首輔學士、監修國史、軍機大臣
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22-06-13
唐朝的奇葩事之一,以辖县设节度使,后来才转正为州。
移动:小心😆电信🤣诈骗
电信:小心😳移动🙄支付陷阱

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22-06-14
回 夕阳西下 的帖子
夕阳西下:唐朝的奇葩事之一,以辖县设节度使,后来才转正为州。 (2022-06-13 03:36) 

河阳三城使,黑区的祖师爷。
太師、天策上將、大相國、領尚書事、中書監、侍中、大將軍、大司馬、假节钺都督中外諸軍事、天下兵馬大元帥、領左右神策十軍左右十二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太微宮使、首輔學士、監修國史、軍機大臣
只看该作者 3 发表于: 2022-06-14
1996年,孟县撤县设市,很多人建议设置河阳市,河阳一县花、韩愈河南河阳人、河阳三城节度使、李光弼大战河阳,但民政部没有采纳,据说一个理由是“洪武年间,河阳县废入孟州后,河阳这个地名已经由云南澄江用了几百年”。。。我觉得反对理由非常扯淡

只看该作者 4 发表于: 2022-06-14
回 weiyanbodan 的帖子
weiyanbodan:1996年,孟县撤县设市,很多人建议设置河阳市,河阳一县花、韩愈河南河阳人、河阳三城节度使、李光弼大战河阳,但民政部没有采纳,据说一个理由是“洪武年间,河阳县废入孟州后,河阳这个地名已经由云南澄江用了几百年”。。。我觉得反对理由非常扯淡 (2022-06-14 11:04) 

孟州市 也挺好的
太師、天策上將、大相國、領尚書事、中書監、侍中、大將軍、大司馬、假节钺都督中外諸軍事、天下兵馬大元帥、領左右神策十軍左右十二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太微宮使、首輔學士、監修國史、軍機大臣
只看该作者 5 发表于: 2022-06-14
回 weiyanbodan 的帖子
weiyanbodan:1996年,孟县撤县设市,很多人建议设置河阳市,河阳一县花、韩愈河南河阳人、河阳三城节度使、李光弼大战河阳,但民政部没有采纳,据说一个理由是“洪武年间,河阳县废入孟州后,河阳这个地名已经由云南澄江用了几百年”。。。我觉得反对理由非常扯淡 (2022-06-14 11:04) 

孟县用孟州肯定是第一选择。
河阳只是很多人建议,这个“很多”倒底有多少人呢?
移动:小心😆电信🤣诈骗
电信:小心😳移动🙄支付陷阱
只看该作者 6 发表于: 2022-06-15
快活林市。



只看该作者 7 发表于: 2022-06-16
回 夕阳西下 的帖子
夕阳西下:孟县用孟州肯定是第一选择。
河阳只是很多人建议,这个“很多”倒底有多少人呢? (2022-06-14 20:03) 

洪武十年(1377年),孟州就降为孟县了,比河阳县的消失也就晚了几年,孟州只使用了500多年。
像这种把消失了600来年的地名又找出来的,别的地方还有没有?个人没有梳理。掖县改莱州,汲县改卫辉,莱州和卫辉都是民国初年废府存县才废掉的,改回来时才几十年。
只看该作者 8 发表于: 2022-06-16
回 weiyanbodan 的帖子
weiyanbodan:洪武十年(1377年),孟州就降为孟县了,比河阳县的消失也就晚了几年,孟州只使用了500多年。
像这种把消失了600来年的地名又找出来的,别的地方还有没有?个人没有梳理。掖县改莱州,汲县改卫辉,莱州和卫辉都是民国初年废府存县才废掉的,改回来时才几十年。 (2022-06-16 08:46) 

孟县和孟州的专名都是孟字,别割裂专名本身谈区划历史。

单名县改市(区、自治县),如果历史有同专名的州名,都是州名优先。通、蓟、定、深、冀、晋、霸、滦、涿、忻、朔、霍、金、盖、滕、胶、孟、林、邓、陕、禹、邳、亳、滁、鄞、嵊、靖、连、化、贺、儋、象、钦、开、万、安、彭、盘、华、耀、彬、商等。或析出同名州的市,如沧、锦、滨(滨县后并入)、德(德县后并入陵县)、郑(郑县后并入)、杭、衢、赣、随(随县后并入,再分出)、宿(宿县后并入)、郴、泰、泸、达、梅等。
少数几个单名改市(区),没用同名州的,要么是没有同名州,要么是重名(重音)或其他歧义,要么是搬了驻地,以驻地为名,避免市(区)内重名。
任县改任泽区,是历史上没有任州
复县改瓦房店区,是之前复县迁到了瓦房店
掖县改莱州市,是历史上没有掖州
峄县改枣庄市,是之前峄县迁到了枣庄
邹县改邹城市,是历史上没有邹州
陵县改陵城市,虽然历史上有陵州,但陵州治所在今德州城,避免其他歧义
黄县改龙口市,是历史上没有黄州(黄州不在这里),而且拟定迁到龙口(虽然最终是迁到龙嘉)
潍县改寒亭区,是之前潍县迁到了寒亭
汲县改卫辉市,是历史上没有汲州
均县改丹江口市,是之前均县迁到了丹江口
晃县改新晃自治县,是之前晃县城迁到了太阳坪,俗称新晃城
崖县改三亚市,是之前崖县迁到了三亚
贵县改贵港市,是避免贵州与省名重名

综上,给个孟县不改孟州的理由,别自欺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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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用你的标准,消失一千多年都能找回来。
嵊县用了一千多年,嵊州在历史上总共也没用几年
鄞县用了一千多年,鄞州同上
获鹿用了一千多年,鹿泉才不到200年
[ 此帖被夕阳西下在2022-06-16 15:34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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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 发表于: 2022-06-16
回 夕阳西下 的帖子
夕阳西下:孟县和孟州的专名都是孟字,别割裂专名本身谈区划历史。
单名县改市(区、自治县),如果历史有同专名的州名,都是州名优先。通、蓟、定、深、冀、晋、霸、滦、涿、忻、朔、霍、金、盖、滕、胶、孟、林、邓、陕、禹、邳、亳、滁、鄞、嵊、靖、连、化、贺、儋、象、钦、开、万、 .. (2022-06-16 14:48) 

讨论就讨论,“自欺”啥的我不知道你在扯什么,就是一个业余爱好,没这么强的代入感。
我是孟县旁边的温县的,我的叔叔张金太前两年是焦作市民政局分管区域地名科的副局长(今年年初县级两会换届,他去博爱当政协主席了),孟县撤县设市有人提议用河阳就是他告诉我的。
[ 此帖被weiyanbodan在2022-06-16 20:46重新编辑 ]
只看该作者 10 发表于: 2022-06-17
回 weiyanbodan 的帖子
weiyanbodan:讨论就讨论,“自欺”啥的我不知道你在扯什么,就是一个业余爱好,没这么强的代入感。
我是孟县旁边的温县的,我的叔叔张金太前两年是焦作市民政局分管区域地名科的副局长(今年年初县级两会换届,他去博爱当政协主席了),孟县撤县设市有人提议用河阳就是他告诉我的。 (2022-06-16 20:11) 

每个县改市(区),都会按要求报3-5个候选名,由民政部选择。肯定需要人提供其他候选名称。民政部也有民政部的流程和时代倾向。

但提议归提议,落实是另一回事。你叔叔没告诉你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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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 发表于: 2022-06-19
回 weiyanbodan 的帖子
weiyanbodan:1996年,孟县撤县设市,很多人建议设置河阳市,河阳一县花、韩愈河南河阳人、河阳三城节度使、李光弼大战河阳,但民政部没有采纳,据说一个理由是“洪武年间,河阳县废入孟州后,河阳这个地名已经由云南澄江用了几百年”。。。我觉得反对理由非常扯淡 (2022-06-14 11:04) 

跟邻省陕西合阳同音,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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