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的地方
管理体系中，提刑按察司负责对由布政使司、府州县组成的
行政管理系统，以及由都指挥使司、卫所组成的军事管理系统进行监督。1各省提刑按察司下设置分巡道，道臣以按察司副使、佥事出任，在各省内划定区域进行巡行监督。同时，明廷还在布政使司下设置分守道，道臣以布政司参政、参议出任，同样在各省内划定区域发挥巡行督理作用。分守道、分巡道合称“守巡”，分别为布、按两大系统内的监察力量。明代中后期，明廷又增派按察司副使、佥事，临时在各省冲要之地整饬兵备，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了兵备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备道在军务之外，又与地方的守巡等道相互兼职，逐渐成为明代地方管理体系的重要一环。2清代初期，明代设置的守巡、兵备诸道为清廷所沿用，继续承担作为其时之省与府州县、卫所之间中层管理机构的职能。
目前，学界对明代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的地域分布研究成果颇丰。谭其骧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谢忠志、郭培贵、牛明铎等学者以表格的形式列举明代各省守巡、兵备诸道，为深入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基础性资料。3由于明末诸道的设置在清初被大体沿用，则傅林祥等学者所著的《中国行政
区划通史·清代卷》对康熙六年（1667）前守巡、兵备诸道的考证也基本体现了明末的情况。4但从现有研究的总体情况看，对于明代陕西关中，主要是西安府一带诸道的设置及演变情况，尚未有专文论及。本文基于明代之实录、会典、奏疏、方志等多种史料，力图厘清明代关中地区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的设置及其管辖区、驻地变迁的过程，以期对学界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内道：明代关中地区守巡道格局的初步形成
明廷在各省设置守巡二道，主要原因是认为布政司、按察司“两司堂上官势难出巡，力难兼理”，故而“每省四面，计近远分守巡，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总司之事，所专者一路之责”。1布、按两司职能不同，则作为两司派出机构的分守道、分巡道，在其“督察料理”的权限上也各有分工。布政司分守道负责督理财政、民政等事务；按察司分巡道督理吏治、司法等事务。2两者虽合称“守巡”，但分巡道在明太祖时期统一规划而成，分守道则在正统年间以后逐渐添设。巡道的设置在守道之前，共管关中一带的守、巡关内二道，即是如此。
（一）分巡关内道始设时间及所管区域
分巡关内道设置于洪武时期。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于全国设置五十三按察分司，其中陕西有延庆、巩临、汉凤、华耀四分司3；二十五年（1392）改为四十八道，陕西有汉中、岐阳、河西、陇右四道。4以设置的名称判断，管理西安府一带的当为华耀分司与岐阳道。洪武二十九年（1396），明太祖又将四十八道再做省并，改为四十一道。5从陕西的情形看，较之别的地方，分巡诸道反而有增无减，成五道格局：关内道（监理西安、凤翔、平凉三府）、关南道（监理汉中府）、河西道（监理延安、庆阳二府及宁夏卫）、陇右道（监理临洮、巩昌二府，洮州、岷州、河州、兰州四卫）和西宁道（监理西宁、庄浪、凉州、永昌、山丹、甘州、肃州七卫）。6
查明代中后期史料，陕西分巡道呈现为六道格局，即关内、关西、关南、陇右、河西、西宁六道。各道辖区，如表一所示：
表一明代陕西六分巡道辖区7
道名，辖区
关内道，西安府
关西道，平凉府、凤翔府
关南道，汉中府
陇右道，临洮府、巩昌府、洮州卫、岷州卫
河西道，延安府、庆阳府、宁夏诸卫
西宁道，陕西行都司各卫所
稍作对比可知，此六道与洪武时期五道的主要差别在于关内、关西二道。查得明廷于天顺八年（1464）“改陕西关内道为关西道，易印与之”1，自此西安、凤翔、平凉三府处于关西道监理之下。成化九年（1473），明廷“差御史一员，巡视河东运司并陕西灵州大、小二池盐课，其陕西所属关内、关南、关西、河西、庆阳等道……各分巡官带管盐法者，悉听节制”2，可知分巡关内道已在此前复置。结合弘治十七年（1504）陕西巡按金洪谓“今关西道止理平、凤二府十八州县”3，可以推知分巡关内道在天顺末年改为分巡关西道后，到成化年间又从分巡关西道分出了新的分巡关内道，只监理西安一府，分巡关西道只剩平凉、凤翔二府。图一中的陕西六分巡道格局由此形成。
（二）分守关内道始设时间及所管区域
与明初就已经设置的分巡道相比，明代分守道的设置时间要晚得多，其监理制度的完备程度也逊之甚远。杨武泉、何朝晖曾依据陆容《菽园杂记》分析分守道的始设时间与设立标志。前者认为分守之设置派遣始于宣德、正统之际，而分守官署之建造则在正统后期。5后者认为，布政分司的出现即意味着分守道的形成，正如按察分司与分巡道的关系一样，但其专属的关防直至正德、嘉靖以后才出现，而形成较为规范的与分巡道相侔的监理制度更是在明末。6
《明穆宗实录》载，隆庆五年（1571），陕西左布政使曹金“乞于布政使司添设左参议一员，分守关内道”7。部分方志亦以此为分守关内道的始设时间，实际上并非如此。仅《明实录》中首次明确提及分守关内道之名，就已经是在嘉靖二十年（1541）。1若继续究其较为明确的始设时间，则可溯至正统年间，如嘉靖《渭南县志》记载该县布政分司乃“正统二年（1437），知县周璘创建”2。
明代的分守关内道仿分巡道，同管西安府。弘治年间，曾任陕西布政司右参政的李镜在其所撰《鼎建河西布政分司记》中提及了当时设置布政分司（分守道）的缘由以及陕西分守道建置概况：
国朝奄有天下，法古为治，外设十三布政司，以总理郡县之政。其司之长曰布政使，佐曰参政、参议。名位虽不同，而职掌则一。后以藩方之广，郡县之多，民情休戚，非智虑所能周知，庶务烦剧，非号召所能毕集。故每岁令参政以下分守一道，事无巨细，咸责成之，此布政分司所由设也。陕西布政司所统六道，而河西其一。河西所辖二府，而延安其一……弘治辛亥岁，予年友崔君廷进，以夏官副，即出守延安之三年，政通人和，议以金明驿址改创之。时僚友，前少参高君良佐分守是道，善其议。3
简而言之，明朝的分守道是因各省辖区划分过大，且地方事务愈发烦剧而设置的。这与分巡道是相同的，只是各属布、按两司，分工不同。文中“弘治辛亥岁”也就是弘治四年（1491），此时陕西布政司有“所统六道”。结合前文，可以推知，分守关内道很可能与分巡关内道在天顺、成化年间共同经历了一番关内道改关西道，关西道分出新关内道的过程。
（三）守巡关内道分驻地方与兵备道的起设
守、巡关内二道虽共管西安府，但起初并无固定驻地。何朝晖认为，明代守巡道臣起初携家眷居于省城，平时出巡所辖区域，则以各地布政分司或按察分司衙署作为临时驻所，事毕回省。4然而，现实情况并不如明廷所愿。明代中期，有不少守巡官消极对待出巡任务，例如陕西巡抚马文升曾在成化九年（1473）奏曰：“布、按二司分巡官，外惮驱驰，内多顾恋，不肯遍历郡县，下询民瘼，是以政多废缺，民多失所。”5由此可见，守巡道设置以后还是出现不少问题。
为解决此类问题，明廷严令并督促守巡官出巡，并详细规定每年的出巡时间。弘治元年（1488），马文升奏请“令各巡抚等官督责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遍历所属”6。具体措施为：“今后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员，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若推奸避事，旷职苟禄，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许巡按御史指实参究。”7尽管如此，守巡官“外惮驱驰，内多顾恋”的问题仍使出巡制度难以正常运转。正德四年（1509），明廷终于进行改制，允许陕西守巡官“各携家属，于分治境内时常按历，惟迁转事故，乃许离治”8。嘉靖元年（1522），明廷规定全国守巡道臣“皆以岁正月出巡，至十一月还司”，若“有不如令者，抚按得参奏罢黜”9。此后，各守巡道逐渐有了固定驻地。守巡关内道本就管西安府，故驻地就在府城。
与此同时，由于明代中后期各种战事频繁发生，明廷因作战之需，又新派按察司副使、佥事驻扎各冲要之地，整饬兵备，甚至直接统兵作战，由此形成了兵备道。前述守巡道臣驻各地，本就加快了守巡道从布、按二司分离出去，独立为地方机构的趋势。1后因兵备道大量增设，并且与守巡道及其他“专务道”相兼职，从而将军政、监察等多种职权集于一身，逐渐形成了新的管理地方军政事务的机构。
二、一府两分巡：潼关、邠泾二道划地分治
万历初年，潘季驯描述关中地区分巡道格局：“查得潼关兵备系直隶道分，近议带管同、华十州县分巡，是西安一府两分巡也。”2这是嘉靖时期潼关、邠泾两兵备道兼职分巡并划地分治的结果。
（一）潼关兵备道的置罢
正德五年（1510），北直隶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军转战
山东、河南、湖广等地。明廷惧怕河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越过潼关进入陕西，于正德七年（1512）增设兵备副使一员，把守关隘。3这就是潼关兵备道。该道驻扎潼关卫，管理“东至陕州，嵩卢、永宁、沔池县，弘农卫等处，西至同、华二州等处，南至商州等处，北至蒲、解二州等处地方”4。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交界一带尽归其节制。
潼关兵备道出于单纯的军事目的而设，并非如一般地方长官那样全权处理三省邻近州县的各类事务。弘治七年（1494），明廷令州县选练民壮，“至七八百里以上者，每里佥民壮二名；五百里者三名，三百里以上者四名，百里以下者五名……巡按及分巡等官各以时简阅”5。因此，潼关道节制三省相邻州县，主要是统管当地选练民壮之事。然而，明廷设置潼关兵备道只是权宜之计，到正德十年（1515），便将其与河南彰德等处兵备官一同裁革。6
嘉靖十六年（1537），明廷复设潼关道，仍驻潼关。7其具体职掌与辖区为：
专一整饬兵备，提督潼关卫及河南阌乡、灵宝二县，陕西华州、华阴、同州、朝邑四州县，山西蒲州并附近各关、各巡检司官吏、军民、兵快，及调来防守官军……仍修葺城池，截守关隘，问理刑名，禁革奸弊。一应地方事宜，务要区画详明，处置周悉，小则从便施行，大则具奏定夺。仍听各省镇巡官节制。8
由此可见，潼关道仍管三省交界地带，只是辖区范围较以前有所缩小。其职权则在单纯的整顿军务之外，新添“问理刑名，禁革奸弊”，即司法、监察之责。
万历《大明会典》载：“其按察司官整饬兵备者，或副使，或佥事，或以他官兼副使、佥事。沿海者称海防道，兼分巡者称分巡道，兼管粮者称兵粮道。”9潼关兵备道虽在名义上并未兼职分巡，其实是一个强化了军事职能的小分巡道。然而，此时的潼关兵备道与分巡关内道叠置于西安府境内，两道于司法、监察等事务等难免有所冲突。不久后，明廷新设邠泾兵备道，兼管分巡关内道，一府之地有了两处“兵巡道”，便不得不划清辖区。
（二）邠泾道与潼关道划地分治
邠泾兵备道设置于嘉靖十八年（1539）。时任陕西巡按御史戴璟为了加强对邠州地区的管控，遂奏请明廷“改分巡关内道为邠泾兵备，驻扎其地，仍兼分巡”1。
明廷颁给邠泾兵备道敕书，规定其职权为：“专在邠州驻扎，操练官军、民壮，缉捕盗贼，军卫有司官俱听节制，境内军民俱听钤束。”2按万历《大明会典》所说，邠泾道是典型的“兵备兼分巡者”3。该道不仅有整顿军务、维持治安之责权，还因兼职分巡关内道，故而同样在州县、卫所实际处理明廷规定的“问理刑名，禁革奸弊”等事务，因此，邠泾、潼关二道的职权已经趋于相同，又一同设置于西安府境内，为事有专责，防止道臣在处理相关事务时或产生冲突，或相互推诿，有必要划清各自的管辖区域。戴璟在提议设置邠泾道时已经考虑到将“本道迤东白水等六县割属潼关兵备”，不过理由是此六县距离驻地邠州太远，“势难遥摄”。4
邠泾兵备道虽然设置，但明廷对其实际运作效果并不满意。曾两度出任陕西巡抚的张瀚在奏疏中道出了缘由：
其潼关兵备道原奉敕书，明开提调潼关卫及河南阌乡、灵宝二县，陕西华州、华阴、同州、朝邑四州县，白水、郃阳、韩城、蒲城、澄城、渭南六县，山西蒲州并蒲州守御千户所所在官军、民快。时常操练，保障地方，修浚城池，禁革奸弊，问理刑名。除山西、河南州县刑名事务各有该省守巡专理外，在陕西同、华等十州县一切刑名等项庶务，应听该道专理。只缘分巡关内道近奉敕内亦载有前项州县，遂各分属管理，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委之查勘，则彼是此非，议论不一，率多牵制。5
潼关道所辖山西、河南州县刑名事务后来重归于各省，唯陕西境内者仍听其管制。邠泾道曾割给潼关兵备道“白水等六县”，即白水、郃阳、韩城、蒲城、澄城、渭南。明廷却似乎忽略了这件事，仍将此六县写入颁给邠泾道的敕书中，致使两道辖区重叠，官吏推诿扯皮，事权无主。隆庆二年（1568），陕西人魏太清“率众五百馀人，行劫山西绛州及宁乡、太平县等处地方，拒伤官兵，寻渡河遁去”，明廷“令陕西抚按官员严责所司”处理此事。6然而，陕西“分巡副使柳希玭与潼关副使周世远互相推诿”，致使战事蔓延，明廷劳师费财。7
鉴于“六县俱在省城东北，与同、华□连，潼关道最为切近”，张瀚提议“将潼关道敕内原在六县听令管辖，仍将以后颁给关内道分巡敕内查照除去，俾无重复，以便遵守”。8但是朝廷并未采纳此议，直到万历三年（1575）才应巡抚郜光先的请求，“将同、华二州，朝邑、白水、郃阳、澄城、韩城、华阴、蒲城七县俱令属潼关兵备道专辖；渭南一县与耀、乾等州，咸、长等县俱令属关内兵备道专辖，换给敕书”9。如此一来，西安府东北九州县尽归潼关道管辖。此后的邠泾道辖区，便如万历《大明会典》所载：
驻扎邠州，分管关内道，专管西安府等二十七州县，整饬兵备。管辖宁州等州县及平、庆二卫牧地、军民、粮草。1
明代西安府在万历十一年（1583）以邠州宜禄镇析置长武县前，共辖有三十六个州县。2《会典》所谓邠泾道管西安府“二十七州县”，便是将东北九州县割属潼关道的结果，其后新设的长武县仍属邠泾道。换言之，从万历三年（1575）起，关中一带已正式在按察司系统被邠泾、潼关二道划地分治。3
三、分守兼兵备：商洛道与分守关内道划地分治并兼兵备
明代抚治商洛道兼有分守之责，最终真正成为分守道，割西安府东南部而与分守关内道相分治。后来，商洛、关内两分守道又分别兼职兵备，即万历《大明会典》中的商洛兵备道与西安兵备道。
（一）商洛道与分守关内道划地分治
明廷为安抚商洛流民，设置了抚治商洛道。明代西安府商州、洛南等州县以及汉中府，处于陕西与湖广、河南、四川诸省毗邻之地，山高林密，明初对此地实行封禁政策。到了明中期，各省农民不堪水旱灾害以及土地兼并、赋税徭役等天灾人祸，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涌入封禁地区。明廷对山区流民采取了驱逐措施，却因此而引发民变。随后，明廷转而施行招抚政策，添设抚臣、道臣、府县以及都司、卫所等文武官员进行抚治。
地处秦岭以南的商洛、汉中一带，分属守巡关内道、关南道。为抚治当地流民，稳定其统治，明廷不仅给守巡道加抚民职衔以兼负其责，还专设了抚民道。4成化九年（1473），陕西巡抚马文升奏曰：“商洛之间，流民所聚，今按察司已有抚民副使；布政司参议崔忠旧尝抚民，军民信服，请专敕之。”5此后便有了专门的“抚治商洛右参议”，即抚治商洛道。不过，该道职权并不仅限于在商洛抚民，敕书规定其“专在提督官军、民壮人等，抚治商洛等处，兼分守汉中一府地方，凡商洛流民及汉中府事宜，悉听往来处治”6。到了正德二年（1507），宦官刘瑾专权，吏部“查议天顺以后添设内外大小官”，抚治商洛道属“非要地而事简可革者”而被裁革。7待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处死后，吏部随即“议改正刘瑾变法二十四事”，其中之一便是先前裁革的“兵备、劝农、管粮、捕盗、水利等官及山海关主事，仍宜复设”。8照此说法，抚治商洛道也应在此时复置。但曾于嘉靖十四至十五年（1535—1536）间抚治郧阳的王学夔论及汉中、商洛地区诸道曰：
先年，该道原设抚民兼分巡副使一员，驻扎汉中府；分守一员，驻扎金州……其商州原专设抚治参议，随后裁革。将抚治商洛参议兼分守汉中地方，汉中分巡副使兼抚治商洛。但商洛参议已难遥制于汉中，关南副使亦难时巡于商洛。9
明代陕西汉中府之上，设置有守、巡关南二道，其中分巡关南道原就有抚民之职，驻扎汉中府，分守关南道则驻扎金州，二道辖区重合而驻地一西一东。王学夔的这段论述，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抚治商洛道与守巡关南二道的关系。所谓“商州原专设抚治参议，随后裁革”，即前述正德二年（1507）裁官之事。明廷此次裁革抚治商洛道的情形似乎较为特殊。按王学夔所述，商洛参议一职应当是被保留了下来，并继续按照敕书的规定，兼职分守汉中府。《明世宗实录》载“关南尝设分守，后裁革，以商洛参议统之”1也能证明这一点。对于商洛参议而言，明廷所做的“裁革”，或许是不再赋予其抚治商洛流民的职责，而是由分巡关南副使兼职抚治商洛之事。换言之，抚治商洛道彻底变成了分守道，驻扎西安府商州，管商州及其属县以及汉中府；分巡关南道除了汉中府分巡事务，还兼负汉中府、西安府商洛地区抚民之责。
汉中府本就幅员广阔，再加上商洛地区，守巡二道难以周全。面对“商洛参议已难遥制于汉中，关南副使亦难时巡于商洛”的情况，王学夔提议分巡关南道继续驻扎汉中，分守道则照旧独设一员，仍驻扎金州。守巡“皆兼抚民，专管关南一道，不必再兼商洛”，而“抚治商洛官诚不可缺，仍前专设又恐嫌冗……宜令分守关内道官领敕一道，驻扎商州抚治，兼理分守关内各州县，分巡官以时巡历商州”。2这一
方案的用意，在于让汉中府和西安府商洛地区各自回归到原本的守巡道体系中来，但似乎并未被明廷采纳。嘉靖二十年（1541），在抚治都御史王以旂、戴时宗相继请求下，明廷采取了新的办法：
添设陕西布政使司分守关南道参议一员，于金州驻扎，与汉中分巡副使俱兼抚民。其抚治商洛参议止令管商州、洛南、商南、山阳、镇安五州县分守事，仍驻商州。分守关内道参议止辖西安府长安等三十一州县，不兼商洛。各给换敕书。3
这一方案，与王学夔令守巡关南二道只管汉中一府的主张是相同的。其不同点在于将商洛地区从分守关内道分离出来，让抚治商洛道管商州等五州县分守事，相当于新设了一个“分守商洛道”。此后西安府商州等五州县“分属商洛道专管，分守关内道不复搀预其间”4。秦岭以南地区形成了“陕西汉中曰关南，各守巡一；商州曰商洛，独守守道”5的格局。
（二）商洛道与分守关内道各兼兵备
明代河南西部、陕西南部矿藏丰富，明廷在当地开办了不少矿厂。隆庆、万历年间，私挖矿砂事件屡有发生。张瀚以此为由，奏请明廷将河南、商洛两处“守道各兼兵备宪职，操练卫所防守官兵、州县额设民壮”，与潼关兵备道相互配合，提出“无事各守地方，遇有矿徒啸聚，三道并力夹击”之策。6明廷采纳此议，于是便有了《大明会典》中“驻扎商州，兼管商州、洛南、商南、山阳、镇原等处兵备，兼屯田、驿递”7的商洛兵备道。
分守关内道与西安兵备道在万历年间相兼职，但此事同样渊源于隆庆时期。先是陕西左布政使曹金在隆庆五年（1571）提议添设左参议一员，专门负责分守关内道事务：
关中司务繁剧，势难兼摄，矧迁转不一，多至旷废。乞于布政使司添设左参议一员，分守关内道。其（督）粮、驿传事务，更令左参政管理。按察司复设佥事一员，管理屯田、水利。其粮斛事务，令清军副使摄理……吏部覆：皆如金言。从之。1
之后，陕西巡抚董世彦于万历六年（1578）奏请明廷给陕西按察司“事务最简”的清军副使加西安兵备职衔，管理西安卫所兵马，以及邠、乾、耀、咸宁等州县治安事务：
西安左等四卫兵马繁重，独无兵备整理，似非事体。今该都御史董世彦条议，清军道事务最简，宜加西安兵备，诚为有见。但查邠、乾、耀三州，咸宁等一十九州县，捕盗向属分巡关内道专管，若复归之清军，恐掣肘未便。相应议拟，合无将陕西按察司清军副使加整饬西安等处兵备，管理西安左等四卫官军，仍带管粮斛事务……至欲清军道并兼邠、乾等州县捕盗，听彼处抚按会议，果与关内道不相妨碍，另行奏请施行。2
对此提议，明廷下诏“俱依议行”，唯邠州等州县治安事务仍归分巡关内道管理。3万历七年（1579），户部广西司郎中王体复升任陕西副使，整饬西安兵备。4记事止于万历十三年（1585）的《大明会典》载，西安兵备道负责“整饬西安等处卫所兵备，分守关内道，带管粮斛、驿传、盐法、水利”5。这说明西安兵备道已在万历七年（1579）至十三年（1585）间与分守关内道相互兼职。
兼职分守关内道的西安兵备道原驻西安府城，天启年间移驻本府北部的耀州。天启元年（1621），“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但“东事孔棘，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6明廷陷于与后金的战事而置西北民生于不顾，导致陕北等地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为阻挡起义军南下，有人提出了所谓“四道会剿之说”，具体方案为：以庆阳道，即分守河西道，驻宁州；鄜州道，即延安兵备道，驻宜君；分守关内道，即西安兵备道，驻耀州，分巡关内道（邠泾兵备道）驻邠州，在庆阳、延安、西安三府交界地带构建防线。7陕西巡抚乔应甲在天启六年（1626）正式提议分守关内道移驻耀州，得到明廷允准。8
四、馀论
综上所述，明廷在洪武至宣德、正统之际相继于陕西按察司、布政司内设立关内分巡、分守二道，经历了天顺、成化年间的一番变化，最终确定由其监理西安府县、卫所。嘉靖年间，西安府在按察司系统中形成“一府两分巡”格局，潼关兵备道专辖西安府东北九州县，与兼职分巡关内道的邠泾兵备道划地分治。在布政司系统，则有兼分守的抚治商洛道管辖西安府东南五州县，与分守关内道划地分治。万历年间，商洛、关内两分守道也兼职兵备。如此，位居陕西关中的西安府境内不仅是两分巡、两分守，更可谓“一府四兵备”了。诸道在各自所属的布、按系统内划地分治，缩小了原有辖区，降低了巡行难度，有利于道臣按时完成出巡任务。若跨系统地看，诸道辖区、驻地仍是重叠交错，并未因兼职兵备而改变。
随着明末社会愈发动荡，明廷对地方局势日渐失控，各道叠床架屋的制度设计早已不再适用，亟需各分信地、划区而治。天启三年（1623），户部请求“会同吏部察照道臣分辖地方，注定州县、卫所，印发赤历，察盘钱粮”，明廷遂于次年敕谕各省守巡、兵备诸道在每年年终收完钱粮之后“出巡所辖州县地方，亲吊收支文卷，逐一磨对”。1傅林祥据此认为，分巡、兵备等道也需承担分守道视察钱粮征收的职责，“从一个侧面说明各道的职能已经趋同”，也标志着“朝廷明确宣布全国各道的辖区不再重叠”。2然而，西安府境内四道具体以何种方案分辖地方，限于资料，尚难以确知。3明清易代，明代的守巡道、兵备道制度在清初得以延续，诸道作为当时省与府州县、卫所之间的中层管理机构，继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研究明代地方道制，有助于了解明清时期的地方军政管理体系。本文所论述的明代关中地区守巡道、兵备道设置和演变情况，期望能对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