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王在田：锡金亡国史
锡金政治史概述
·王在田·
锡金历史上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山地小国，它北接中国的西藏自治区，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就矗立于两国边境；南临孟加拉平原，东西两侧分别是不丹和尼泊尔。处于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的锡金一直被视为是从恒河平原通往西藏乃至中国内地的最好通道，中锡边境东段西藏一侧的亚东在历史上一直是印藏贸易的重要口岸，也是历代达赖喇嘛在遇到重大政治危机时首要的避难所，以便向喜马拉雅山两侧逃亡。
锡金现已完全被印度吞并，除了纳穆加尔王朝第十三世国王仍流亡纽约寻求他的王国重获独立以外，大部分锡金人民──或者说大部分居住在锡金的人民──早已认同印度对锡金的主权。作为最后一个承认锡金独立的国家，中国已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悄悄地将锡金从其外交部网站上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名单中拿掉，借此默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
现在终于可以稳妥地说：锡金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对锡金政治的发展历程作一个盖棺论定式的回顾和评述。
第一节 十九世纪前的锡金
锡金古称哲孟雄（Dremojong），属于藏文化圈的一部分。１６４２年蓬楚格纳穆加尔（Phuntsog Namgyal）建立了纳穆加尔王朝，自称法王（Chogyal），从此统治锡金达三百多年，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王室流亡海外。
蓬楚格是来自西藏康巴地区的普提亚（Bhutias）贵族，在宁玛派（红教）传教士的支持下降服了锡金土著雷布查族（Lepchas）势力。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最古老的教派，“宁玛巴”一词本身就是“古”、“旧”的意思。宁玛派僧侣是藏传佛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最讲究密典、苦修、云游，当其他教派的喇嘛享受供养论辩玄机的时候，他们早就分头云游天下弘法去了。因此宁玛派传播最广，是不折不扣的草根教派。虽然宁玛派在西藏极少当政，但掌权的萨迦派（花教）或者格鲁派（黄教）在需要做大型密宗法事时往往还是要请来宁玛派僧人主持。在锡金，宁玛派起到了利用其血腥恐怖的密教仪式来恐吓、震慑当地土著以巩固外族政权的重要作用。
锡金王国的政治结构很松散，是外来的普提亚人和土著的雷布查人的联合政权，仿照西藏政治制度建立国王主持下的十二人政事会议，全国分设十二个宗，由宗本统治；经济上锡金以原始的农牧业为主，普提亚贵族与僧侣主要依靠压榨农奴，同时也通过西藏高原与恒河平原间的转口贸易牟利；军事上由于种族、宗本分立，各自为政，锡金从来都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一直处于强邻的挤压之下。二十世纪中叶不丹和尼泊尔这两个强邻都获得了独立，积弱的锡金却难免被吞并。
从成立时起锡金就是西藏的藩属，锡金人以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锡金国王则得到达赖的封赠。由于建国时普提亚贵族与宁玛派僧侣是同盟军，在很大程度上锡金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在内政外交上有重要影响力。如同五世达赖喇嘛勾结蒙古人力量消灭西藏世俗政治势力一样，锡金的喇嘛们在可以依靠英国殖民者夺取政权时也丝毫不会犹豫，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另外一支普提亚族信奉噶举派（白教）的一个分支──竺巴噶举派。他们在锡金东面的山区建国，以族名作为国名，即不丹。也许是由于康巴汉子的血统，不丹在经济、军事上都是喜马拉雅南麓的强国。在北面不丹长期同西藏发生冲突，后来因为内战受到西藏调停而勉强承认西藏是宗教意义上的宗主国（不丹在政治上视中国为宗主国）；在西南面不丹事实上掌控了库奇比哈尔王国的内政，其货币在库奇比哈尔可以自由流通；在东南面不丹与当时尚属于缅甸王国的阿萨姆地区接壤，不丹人视其为天然的过冬场所，一到寒冬就下山直奔阿萨姆，将当地人视为附庸，直至今日印度阿萨姆邦的叛军仍在受挫时逃往不丹寻求庇护。总而言之，在南线不丹攫取了所有孟加拉山口以及大部分阿萨姆山口，从而控制了这一线的印藏贸易并获得巨利。
不丹对其西侧的邻邦锡金也一直大力“经营”，不时侵扰，并夺走了印藏商道上的重镇噶伦堡（Kalimpong）。此后不丹对锡金局势密切关注，等待时机发动进一步的掠夺。
１７００年纳穆加尔王朝第二代国王登松去世，为了争夺王位，已经联姻的普提亚和雷布查上层贵族之间发生激烈的争斗，两族短暂的蜜月期宣告结束。围绕政权的纷争旷日持久，从而为外敌创造了可乘之机，首先发难的是正在尼泊尔迅速崛起的廓尔喀人（Gurkhas）。
廓尔喀人是蒙古人的后裔，是举世公认最勇武的战士。他们经中亚辗转来到尼泊尔建立了廓尔喀公国。当时的尼泊尔正处于割据时期，小小的尼泊尔谷地四周竟然有四十多个小国，分成二十二国联盟（百斯）和二十四国联盟（乔比斯）两大阵营，简直可以与安土桃山时代的日本列岛存在六十六个诸侯国相媲美。这些弹丸小国很快被廓尔喀人逐个击破，１７６８年廓尔喀统一尼泊尔，定都加德满都并进一步向外扩张。
１７００年尼锡战争爆发，廓尔喀军队入侵锡金，攻占首都拉达孜（Rabdentse），锡金国王越境逃亡到西藏，在热日宗的春丕谷避难，作为宗主的达赖喇嘛将此地赐给他使用，这也就是后来的亚东。
勇武的廓尔喀军队继续向西藏推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一度占领整个后藏并洗劫班禅喇嘛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迫使达赖与班禅向清政府请求援军。当时的乾隆皇帝先后两次用兵，最后由福康安和海兰察统率清军于１７９１年将廓尔喀人全部逐出西藏，并越境追击至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城郊。廓尔喀军队在挫败清军前锋获得小胜后请降，从此成为中国的藩属，这也是乾隆“十全武功”的最后一件。
直至十九世纪初的英尼战争，尼泊尔在战败后仍不远万里将一门缴获的英军大炮运到北京呈献给清政府，希望其宗主国警惕英国这一新兴的殖民帝国，尼泊尔自己则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腐朽的清政府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进贡，批复说：路途遥远，以后不必进献这种大宗物件。
再回过头来说锡金。清军击退尼泊尔后锡金本应收复其失陷的领土，但这时尼锡战争中的“志愿军”──假意援助锡金的不丹军队突然调转枪口，导致本来就已经被廓尔喀人打得溃不成军的锡金腹背受敌，结果提斯塔河（Teesta）谷地以西的大片领土仍然沦于尼泊尔之手，而提斯塔河谷地以东的领土则被不丹占领，锡金只保有提斯塔河上游的领土，也就是比现在的锡金邦大不了多少的区域。
１７９３年锡金王储楚格普德继位，他继承的是一个国土破碎、内忧外患不断的国家。而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殖民帝国此时刚刚打赢第三次迈索尔战争，控制了整个南印度，正在四百公里外的威廉堡注视着所有的喜马拉雅南麓国家。
第二节 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入锡金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在同葡萄牙、荷兰以及法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激烈竞争中后来居上的胜利者。１７６３年英法第三次卡尔纳提克战争结束后法军退出南亚，英国成为当地唯一的殖民强国。
当时的南亚正处于后莫卧儿时代──这是我起的一个名字，并不是说莫卧儿王朝已经结束，但事实上莫卧儿王朝已经几近一无所有。这就好像东周的周天子，除了京畿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影响，最多被各路诸侯在需要时作为一个幌子拿出来祭一下而已。
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在印度近代史研究上可以说永放光芒：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特人打倒，马拉特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9页）
英国人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这些殖民印度的先驱正撞上强势的莫卧儿帝国，双方一个在海上，一个在陆地，各逞擅场，谁都无法越雷池一步；轮到英国人登场的时候，莫卧儿帝国分崩离析，诸侯割据，由着东印度公司各个击破：１７５７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控制孟加拉；１７６１年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中北印度霸主马拉特人被阿富汗人打得几乎全军覆灭，出现权力真空；１７６３年英国解决法国势力；１７９２年英国战胜南印度最后一个强敌迈索尔；１８０３年英军占领德里；１８０５年第二次马拉塔战争以英国胜利告终。截止到１８０５年底，东印度公司已经控制了除旁遮普和信德以外几乎全部印度领土，下一步自然就该轮到喜马拉雅诸国了。
１８１４年１１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尼泊尔杀死英军士兵为由向尼泊尔宣战，英尼战争爆发。前面说过：１７８８年尼锡战争后锡金南部的提斯塔河谷地两侧被尼泊尔和不丹两国瓜分。现在东印度公司希望利用锡金隔断尼泊尔和不丹，从东面包围尼泊尔，便向锡金提供了一批军火，并派官员斯考特向锡金国王楚格普德保证东印度公司将支持锡金收复被尼泊尔侵占的土地，还会在未来的英尼条约中保护锡金的独立。收复失地心切的楚格普德闻言正中下怀，爽快地与英国人结成了同盟，承诺锡金将在山地攻击尼泊尔人──这当然是不能指望的──并主动提出帮助英国人开辟通往拉萨的通道。
英尼战争打了十七个月，缺乏纵深、背靠喜马拉雅山三面受敌的尼泊尔无法通过游击战取胜。１８１６年初英军推进到距离加德满都只有三天路程的地方，尼泊尔国王施出故技，与敌人签订城下之盟，这就是英尼索果里条约。条约中与锡金相关的条款规定：尼泊尔侵占的锡金领土全部地永久地割让给东印度公司；尼泊尔与锡金之间的争议由东印度公司仲裁。
锡金为了收回失地而参战，战后其土地却归了东印度公司。
面对锡金追讨失地的要求，东印度公司决定同锡金签订一份条约来确保公司今后得以拓展在锡金乃至西藏的利益，公司的莱特少校说服楚格普德国王于１８１７年同公司签订提塔利亚条约。
提塔利亚条约共有十款，它归还了锡金部分领土，即梅奇河与提斯塔河之间的领土，两个月后又以锡金承认东印度公司对莫朗地区的宗主权为条件将其授予锡金国王。作为“回报”，锡金承认索果里条约中有关英尼锡三方关系的条款，英国获得锡金与尼泊尔之间争端的裁判权，从而攫取了锡金的部分外交权力。更重要的是，英国人把提塔利亚条约视为打开锡金和西藏大门的开门咒。
对于锡金来说，通过提塔利亚条约它收回了部分领土，与尼泊尔发生冲突的风险也大大降低；东侧的恶邻不丹则刚刚被东印度公司修理过，失去了长期控制的库奇比哈尔，一时处于颓势；南面的东印度公司看起来既像绅士又像侠士；北面的宗主国西藏则继续对锡金国王恩宠有加，把热日宗的一片草场供其放牧，并委任他代办热日宗营官事。当时的锡金可谓四海升平。
在外部威胁看似削弱的形势下，内部的贵族领主们又可以开始大打出手了。
问题的焦点依然是普提亚和雷布查两族贵胄围绕政权展开的争斗。1826年这场争端全面激化，以滕伊克门楚为首的普提亚贵族在老国王楚格普德默许下屠杀了国王的雷布查族舅舅──当时担任首相的昌竺克博莱克全家，他的侄儿克拉特格鲁普率八百多雷布查人逃往尼泊尔避祸，与廓尔喀武士不断袭扰锡金边境。
锡金不胜其扰，遵循提塔利亚条约要求东印度公司干预，制止尼泊尔援助克拉特。公司向尼泊尔政府提出这一要求，同时希望锡金善待本国的雷布查人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在得到国王宽恕后这批逃亡的雷布查人回到锡金，但很快又遭到当权的普提亚贵族的迫害，于是再次流亡尼泊尔。这一回逃亡者对故国放弃了希望，变本加厉地频繁攻击锡金边境，成为锡金始终无法解决的一块心病。
1835年锡金再次因这股叛军向东印度公司求援，这回英国人心里另有算盘：他们看中了尼锡边境上一个不满百人的小山村──大吉岭。
大吉岭的藏文意思是“霹雳之地”，海拔约二千米，是连接尼泊尔和锡金的要道，也有山路通往孟加拉。如果打通从锡金的大吉岭到藏边的亚东之间的通道，东印度公司即可把货物从加尔各答一路畅通无阻地输入西藏而无须经过不丹的转口贸易。此外，大吉岭气候凉爽宜人，是苦于南亚酷热的英国殖民者最理想的避暑胜地，也具备种植茶叶的各项条件──时至今日，大吉岭出产的红茶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东印度公司于１８２７年仲裁尼泊尔与锡金之间一块土地纠纷时首次勘查大吉岭，此后一直垂涎三尺。现在既然锡金自己送上门来，公司自然要狮子大开口了。它派出劳埃德上尉为代表向锡金国王提出用低地的一块土地或一笔现款交换大吉岭，并哄骗国王说大吉岭归属东印度公司后反叛的雷布查人就会在此地定居，不会再骚扰锡金。
虽然大吉岭在当时只是一个由土著雷布查人居住的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毕生致力于收复锡金领土的国王楚格普德丝毫无意割舍。经屡次拒绝劳埃德无效后，国王提出两点要求：东印度公司逮捕并归还一个盗取国库两年收入后潜逃到印度的官员库莫普拉坦（此公其实与公司的一个官员一起吞没了这笔巨款，锡金国王毫无所知，居然指望东印度公司把他引渡回来）；归还锡金旧有领土德巴冈。国王签署了一张将大吉岭赐予东印度公司的批文，指示手下只有在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后才能把批文给予劳埃德。
狡猾的劳埃德从锡金官员那里骗到这个批文，然后给国王写信说：如果国王“出于对英国政府的友谊，仍认为将大吉岭让与东印度公司是合适的，那么他就应该这样说。”信中绝口不提国王的要求。（锡金政治简史，新德里，1974，pp.34）
国王在复信中表示他既已答应就不会食言，劳埃德马上报告印度总督威廉班庭克，诡称锡金国王自愿无条件给予批文，公司应立即接收。东印度公司遂骗到大吉岭。
在英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看来，只要拿到批文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切法理依据；而在古老的东方文明看来，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使批文一钱不值。锡金国王屡次致信东印度公司，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表示抗议。公司一面以国王写给劳埃德的复信为托词，一面唆使雷布查叛军宣称大吉岭是雷布查人的土地，他们自愿将此地献给东印度公司，同锡金国王的赐予毫无关系。
与此同时公司抓紧对大吉岭的开发。东印度公司在大吉岭采取自由劳动制度，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鼓励外来农民和商人在此定居，尼泊尔和普提亚族人口迅速超过土著的雷布查人。自由劳动制度导致大量锡金农奴逃离庄园前往大吉岭，极大威胁了锡金传统的农奴制度；而自由贸易则打破了锡金贵族和寺院对贸易的垄断，同时也大大减少了锡金政府的关税收入。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锡金国王决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大吉岭发展。英国人原本希望用大吉岭来取代不丹控制下的噶伦堡，打通并控制锡金与孟加拉平原之间的商道。现在锡金对大吉岭设置重重关卡，商旅又重新流向噶伦堡，大吉岭贸易一时陷于停顿。东印度公司驻大吉岭专员乔治·坎贝尔见把锡金逼急了，这才考虑给锡金一些补偿来换取锡金对大吉岭贸易的合作。他一手软一手硬，一面说要为取得大吉岭向锡金国王支付一笔钱，一面又威胁要收回英国对锡金的“友谊”，最终迫使锡金国王同意接受三千卢比年金作为割让大吉岭的全部代价。
第三节 １８６０年英锡战争
锡金逐渐看清了英国人的真面目：原来他们既不是绅士也不是侠士。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激化到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而促成这种矛盾激化并引发英锡战争的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位东印度公司驻大吉岭专员乔治·坎贝尔。
英国政府要比英印政府谨慎，而坐镇加尔各答的英印政府又比其派驻在各地的殖民官员谨慎，正合了那句老话：天高皇帝远。越是远离指挥和制约，英国官员往往表现得越是富于冒险精神。老奸巨滑的传统之余如果再加入冒险精神，难怪英国人会锐不可当了，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克莱武和莱佛士。
坎贝尔也是一位冒险家。不过这位仁兄冒险精神固然饱满，老奸巨滑这一点上却差了些，有点“愣头青”的味道，运气也远远不如克莱武，很吃了些苦头。
说坎贝尔不够老奸巨滑，是因为他跟锡金国王死磕，一点不懂外交上欲擒故纵、步步为营的策略。先是在大吉岭问题上，他把这块从锡金骗来的土地发展成了对锡金经济产生致命威胁的抽血机，逼得锡金实施贸易禁运。坎贝尔见他的辖地眼看就支撑不下去了，便对锡金国王施以压力，拿放任尼泊尔蹂躏锡金来吓唬他，最后用区区三千卢比年金补偿锡金了事。
紧接着是另一桩领土纠纷：根据英尼索果里条约和英锡提塔利亚条约，梅奇河西岸与提斯塔河东岸的土地归锡金，但锡金同尼泊尔在梅奇河东岸翁托地区的归属上仍然有争议。１８２７年东印度公司裁决此地归锡金所有，但当坎贝尔上任后又改了口，说翁托应该归尼泊尔。锡金现在尝到了政务由外人裁决的苦头，对坎贝尔非常不满。
１８４７年坎贝尔再次惹出麻烦：快速发展的大吉岭需要大量石灰作建材，而锡金拥有丰富的石灰矿，于是坎贝尔牛气冲天地迫使锡金允许英国人使用其石灰矿。与此同时，坎贝尔不知酬人一饭之恩，反而拒绝向锡金遣返逃奴，双方的冲突可谓一触即发。
我们的麻烦制造者坎贝尔先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大胆地捅了一个新的马蜂窝。他本是负责大吉岭的官员，却同一个植物学家胡克博士一起跑到锡金去“调查”植物。这位胡克博士也就是同达尔文一起搞科研的那位，但坎贝尔掺和进来实在是不伦不类，更何况锡金政府多次拒绝他们入境，这两位是“偷渡”进入锡金的。
偷渡一次还不够，１８４９年两人再次闯入锡金“调查”，这次坎贝尔更富有冒险精神，试图进入西藏，结果在亚东被拦了下来。赶来处理纠纷的锡金首相同康早就看坎贝尔不顺眼，这次犯在他手上就不客气了。同康找了间小黑屋把他们扣押了六星期才递解出境，让坎贝尔吃尽苦头、颜面尽失，回到大吉岭后向东印度公司的上司诉苦。公司总部官员知道他是咎由自取，却也不愿放过这个修理一下锡金的机会，便停发了锡金国王的三千卢比年金，并于１８５０年侵占了包括提斯塔河和特莱地区在内大约６４０平方公里的领土，迫使反英的首相同康引咎辞职。
不过这种报复性手段只能导致双方矛盾更加激化，同康很快又重新上台执政，写信要求英印政府每年为大吉岭支付一万二千卢比，或者归还１８５０年吞并的锡金领土。英国人予以拒绝，反而要锡金国王为此“无礼”行为道歉。同康见英国人一毛不拔，遂采取行动阻止英印商人进入锡金，并且骚扰印度边境，双方矛盾达到顶点。
此时的英印政府刚刚扑灭１８５７至１８５９年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元气大伤，不希望马上挑起新的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坎贝尔又跳了出来，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伙同缪里上尉率领一支小部队入侵锡金，遭到迎头痛击，英军丢弃所有装备逃回大吉岭。
在英印政府看来，坎贝尔这个家伙拣这个时候挑起战争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毕竟是英国官员，既然英国官员吃了亏，英国政府就得替他找回这个面子。更何况英国人一直认为：在中国与英印之间存在一个独立国家并不符合英印政府的意图──这种理论即使在今天的印度政府也依然存在──坎贝尔既然已经对一个弱小的国家挑起了战争，英印政府不妨帮其胜利收场。
１８６１年２月英军入侵锡金，顺利地占领首都庭姆隆（Tumlong），迫使锡金国王在３月２８日同英印政府签订了一个新条约。条约共２３款，除了保持英国人从提塔利亚条约中获得的权利并获得七千卢比赔款外，还包括：
自由贸易权：锡金不得对英国进出口货物征税，对经过锡金的不丹、尼泊尔、西藏货物只征收5%过境税；
领事裁判权：在锡金境内犯法的英帝国臣民由驻大吉岭英国专员审理，锡金无权过问；
自由居留权；外国人可以在锡金自由居留；
此外，条约还规定前首相同康及其血亲永远不得在锡金政府任职；国王每年定居春丕谷（亚东）不得超过三个月；未经英印政府允许锡金不得割让或出租土地给第三国；锡金允许英印政府修筑一条经过锡金到春丕谷的公路并提供保护和帮助等。
新条约使英国事实上窃取了对锡金的的宗主权。这很像西姆拉会议后的西藏：名义上英国承认中国是西藏的宗主国，但实际上英国自己才是西藏的太上皇。
英国竭力削弱西藏对锡金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英国限制锡金国王去春丕谷居住看出来。自从１７８８年尼锡战争时锡金国王逃到春丕谷避难并获得达赖喇嘛赐予他该地的居住权和管理权后，锡金王室每年都来这里居住一段时间、与西藏政府交换供品与赐礼并接受达赖喇嘛的赐福。限制国王去春丕谷也就是限制锡金和西藏之间的交往。
同时，英国继续致力于打通从孟加拉到西藏的通道，这也就是它要求锡金“允许”修造一条通往春丕谷公路的原因。锡金现已到手，下一步自然就应该轮到西藏了。
１８６０年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英国人扶植了恭顺于英印政府的新国王西德凯翁以及亲英的首相柴布喇嘛，他们对英国留在锡金的专员伊登言听计从，尤其是允许大批尼泊尔人移居锡金，数量上很快超过了当地人，从而为瓦解锡金国王的权力基础埋下了隐患，后来的事实证明，外来移民是锡金亡国的直接原因。
作为对国王的嘉奖，英国恢复了从１８５０年以来一直中断的三千卢比大吉岭年金，并在１８６８年增加到九千卢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个孟买纺织工人的月薪大概是二十卢比，也就是说，１８６８年以前大吉岭一年的租金还抵不上印度十五个纺织工人的工资。
第四节 锡金沦为英帝国的土邦
历史上一直是中国藩属──或者是中国藩属的藩属──的喜马拉亚南麓诸国在十九世纪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下，沦入英国的掌握之中：１８１６年尼泊尔（中国藩属）、１８２６年阿萨姆（缅甸藩属）、１８４６年拉达克（西藏属地）、１８６１年锡金（西藏藩属）、１８６５年不丹（中国藩属）、１８８６年缅甸（中国藩属）。
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这一屏障以及当时地缘政治的牵制，以西藏当时的封闭落后程度，势必早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西藏处于英国与俄国十九世纪中亚大博弈的最后一环，是一个脆弱的平衡点。这就好像同一时期英法在东南亚以泰国为彼此间的缓冲：泰国西面的缅甸和南面的马来亚属英国势力范围，东北面的印度支那属法国势力范围，泰国作为该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幸免于难。在西藏问题上，英俄双方避免直接冲突，因此共同承认清政府对西藏的宗主权（这里涉及到１９０７年《英俄条约》，我手头资料不多，不多述及了），但私下竭力拓展对拉萨噶厦政府的影响力。
商人本性的英国人以打开西藏市场为当前的首要任务。除输出工业品外，英国人特别希望用印度出产的茶叶替代西藏人每日必用、从中国内地购买的砖茶，从而垄断这一庞大市场。整个喜马拉雅山脉一线以亚东为最好的山口，而从茶叶产地大吉岭到亚东之间横穿锡金的通道则成为英国人梦寐以求的黄金通道。
从地质学上来看，由于南北向的断裂构造，喜马拉雅山弧形地带形成许多高峰，其中泡罕里山（７１８２米）和卓木拉日山（７３１４米）之间便形成了亚东──帕里──康马断裂谷地，使喜马拉雅山脉这道巨大的屏障在此出现了一个缺口。因喜马拉雅山区南缘受到恒河北侧支流的侵蚀切割，在亚─帕─康断裂谷地的尽头形成了深峡河谷，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春丕谷和南部的提斯塔河谷。这条通道因此成为自古以来西藏与不丹、锡金等南亚邻国进行商贸交往的交通孔道。
茶马古道的研究者李旭先生在《遥远的地平线》一书中写道：“以那里（帕里）为分水岭，北面的水流到西藏高原，南面的水流到印度平原……再往下，就要进入春丕河谷了。它南连不丹，西接锡金，被称为喜马拉雅山中的乐园。这里的人脸上已经没有了高原红，而是身材纤小，皮肤白润……然后翻过渐渐低下的喜马拉雅山，到达这一伟大山脉的南麓，到达西藏最南边的边境口岸──亚东。”
难怪历代达赖喇嘛逃亡喜马拉雅山南麓时都爱走这条路线：１９１０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清政府派钟颖率川军向他问罪时取道亚东逃往印度，１９５１年北京政府与西藏代表谈判过程中十四世达赖喇嘛也一直呆在亚东随时准备逃亡。
１８７３年西藏与尼泊尔因纠纷而关闭边境贸易，锡金这一商道变得更加重要。大吉岭副专员爱德嘉为此专程到访锡金，其目的就是“抓住每一个机会打开并发展与中亚之间的贸易，并通过增加与锡金的交流获得对（喜马拉雅）山区发生的一切有更加准确的了解”。
随着１８８１年从阿萨姆的西里古里（现已被印度划归西孟加拉邦）到大吉岭的铁路──亦即所谓“人类工程史上一大奇迹的玩具火车（ToyTrain）”──通车，从西藏边境口岸亚东到加尔各答的路程缩短到一周，英?巳?娼庸芪??br /> 并完全控制这一商道的被?丫?墒炝恕?br /> 与此同时，英国人精心策划的鼓励大量外来移民以削弱锡金政权基础的阴谋开始奏效，黑瘦矮小的尼泊尔人数量很快超过了男人白皙高挑、妇女戴鼻环的锡金本地人，双方终于于１８８１年在锡藏边境的热日宗爆发大规模冲突。
１８８５年英印政府孟加拉财务秘书马可莱前往锡金会晤由英国一手扶植的国王图托布，要求他永远定居锡金，不再前往春丕谷，并要他同意修筑前往拉仓或者拉城的道路。作为回报，马可莱提醒国王：只有当他切实促进英印和西藏政府之间政治、贸易关系后英国才会考虑增加其年金。
年轻的国王被英国人一手软一手硬的手段激怒。１８８６年他与清政府官员在春丕谷召开会议，表示忠于清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并希望他们帮助他将英国人赶出锡金。该年年底，西藏政府在隆吐山设立军事关卡，对英人布防；英国人则诬称隆吐山属于锡金，西藏军队侵占了锡金领土。
隆吐山位于西藏热日宗，前面讲过，１７８８年锡金国王因廓尔喀人入侵而避祸于此，达赖喇嘛将此地临时赐给他使用，后来又允许他每年在此地居住、放牧。锡金国王自己承认这是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在此驻军征税，只是让他使用这片土地而已。但英国人则坚持它是锡金领土，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挑起冲突的借口。
英印政府又声称西藏政府在边境驻军是要破坏印藏间贸易，多次要求锡金国王前往大吉岭担任所谓印藏争议的调停人，承诺愿将其年金提高至一万八千卢比，又威胁说如果不去，英印政府将自行任命锡金政治会议的官员，亦即自行组织锡金政府。锡金国王明确拒绝了英人的威逼利诱，宣布忠于西藏地方政府和清政府，不会越过边界进入英国人地界（指大吉岭），并揭穿了英人企图诱骗他到大吉岭然后进行软禁的卑鄙伎俩。
英国人撕下了脸，再次武装侵犯锡金，囚禁并流放了锡金国王图托布，并任命克劳德·怀特为驻扎官。克劳德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锡金政府，流放了所有反对英国殖民者入侵的亲藏分子，建立了以他为主席，亲英分子颇当喇嘛、柴布喇嘛、康萨迪万和肖尔迪万等人组成的怀特政府。怀特政府继续大力鼓励廓尔喀人定居锡金，许诺分给他们土地，进一步颠覆本土政权。外来移民因此形成了亲英集团，他们剥夺当地雷布查人和普提亚人的土地据为己有，怀特和行政会议成员则大肆瓜分国王和亲藏派官员的土地。
１８８８年３月２０日，英军两千余人入侵隆吐山，第一次英藏战争（土鼠年战争）打响。西藏政府与清朝驻藏大臣文硕均积极备战，但毕竟力量悬殊巨大，藏军先胜后败，撤退到帕里一线。清政府将文硕革职，改派懦弱无能的升泰为新任驻藏大臣，前往亚东与英人谈判。
１８９０年３月１７日，升泰与印度总督兰斯栋勋爵在加尔各答签订中印会议藏印专条。清政府承认锡金由英国保护管理，认可其内政外交均应由英国人经办。“诸部长及官员等除由英国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他国往来交涉”（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1957，pp551）。这个条约彻底剥夺了西藏对锡金的宗主权，从此锡金被纳入英印帝国，成为英王最高权力下的土邦。
锡金国王图托布于１８９５年从流放地黯然返京。此时锡金政务由僧侣和领主贵族组成的政务会议负责，国王只是政务会议主持人，会议上的意见分歧由英国驻扎官最后裁决。国王归来以前所实施的一切政策未经驻扎官允许不得变更。国王每月获得一千卢比补助金，除此之外不得征收任何现金或实物。
英国人这种做法旨在惩罚锡金国王的亲藏行为并加强对锡金内政的控制，锡金国王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甚至不能选择自己的王储。在克劳德唆使下，印度总督寇松勋爵剥夺了被流放于春丕谷的国王长子松达克的继承权，并禁止他返回锡金，而于１８９９年立受过西方教育并游历过欧美、日本的西德凯翁为王储。
１９０３年，著名的英国冒险家荣赫鹏（Younghusband）率领一万多名英印士兵再次从锡金入侵西藏。英国绅士们哄骗藏军说要谈判，并从上满了子弹的枪膛里退出了一颗子弹。藏军小伙子不知道英军枪支的构造，以为对方退了子弹，就老老实实地掐灭了自己的火枪引线。英军马上全线进攻，数分钟内即射杀藏军五百余人，顺利闯入曲米香果山口，随后血洗江孜，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得不逃往蒙古避难，希望获得沙俄的支持，但未果，还是由清政府派唐绍仪与英人谈判善后事宜，签订《拉萨条约》，允许英国在亚东、江孜驻军。风波过去后达赖去北京觐见慈禧与光绪，一场磕头风波因此而起；更令人奇怪的是，老喇嘛从此与英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倒向英人怀抱。不过这些都不涉及到锡金，就不多说了。
第二次英藏战争（木龙年战争）期间英国政府迫使锡金动用全部人力物力修筑从首都甘托克经纳沙拉至春丕以及从朗颇经拉城和拉仓前往康巴宗的道路，由王储亲自督导。王储自己抱怨道：“锡金的每一个人，包括领主和僧侣都不得不参加……没有人被允许停下，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忍受寒冷、倾盆大雨以及种种危险，直到１９０４年年终的整个时间内一直如此，而这一切都是为英国政府服务的。”作为这场奴隶般劳动的报偿，英印当局仅仅邀请国王一家于１９０５年１２月访问加尔各答，连国王提出的让他长子和兄弟从流放地春丕返回锡金团聚的要求都被拒绝。
１９１４年老国王图托布去世，王储西德凯翁继位。他雄心勃勃，试图把锡金从中世纪轨道上拉向现代化道路，准备进行土地改革，实施政治世俗化。这当然遭到了领主与喇嘛的反对，把锡金仅仅视为交通要道而不希望它发展强盛的英国驻扎官查尔斯贝尔也表示“强烈的不安”，在这两大势力的反对下，没有实权的国王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登基不满一年，西德凯翁即患急病暴毙，他的异母兄弟塔西继位，在锡金建立柴明达尔制度，亦即印度传统的王公土地世袭制度，锡金的经济制度进一步印度化。
第五节 印度独立前后的锡金
１９３０至１９３３年间印度爆发了一战后第二次民族运动高潮。同１９２１年半途而废的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不同，这一次国大党领袖甘地主要采取不服从形式，因此这次运动又称为文明不服从运动。但事态很快扩大，“文明”变成了“暴力”：吉大港、白沙瓦、孟买等地爆发了武装起义。英国政府先后在伦敦召开了三次圆桌会议，最终与甘地和国大党达成妥协。
此事平息后不久，吸取教训的英印政府提出了《印度政府法草案》，这部法案建立了印度的联邦结构和邦自治两级体制，加强了总体上亲英的印度王公们的政治地位，以此来牵制国大党和其他民族力量，从而巩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这部法案被印度人称为“奴隶宪法”，在由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控制三分之二议席的印度立法会议上遭到拒绝，转而于１９３５年７月在英国议会通过并由英王批准。
这部《印度政府法》对锡金的影响是：它从宪法意义上规定了锡金是印度帝国的一个土邦。锡金从西藏的藩属，到１８６１年事实上沦为英国的藩属，到１８９０年正式成为英帝国统治下的土邦，再到１９３５年成为印度帝国的一部分，这部《印度政府法》对锡金二十年后的命运具有重要影响。
二战结束后，元气大伤的英国认识到它再也无力控制南亚次大陆。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８日孟买爆发了海军起义，第二天艾德礼内阁就宣布召开印度制宪会议，印度独立几成定局。
这时锡金老国王塔西致信英印政府国务秘书劳伦斯，要求英国在确定锡金未来地位时要听取锡金代表的陈述。他指出：虽然１９３５年印度政府法规定锡金是印度帝国的一个土邦，但事实上锡金与印度的联系十分松散，在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与西藏的联系更为密切。他希望英国当局在听取锡金代表的诉状之前不应作出任何与锡金命运有关的决定。
蒙巴顿副王对此信的反应是承诺锡金国王：在内阁使团提交给王公院的土邦问题备忘录中将会给出答案。这个承诺只是一句托辞，随后推出的备忘录上仍然把锡金作为普通土邦看待，并没有提到任何特殊性。
事实上从另一件事可以看到英国人对锡金独立的态度：印度事务部秘书在与锡金驻扎官霍金斯的通信中提到了锡金国王的这封信，认为锡金早已成为印度土邦，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像英王最高权力下别的土邦一样，就其未来政治地位同新成立的印度政府进行谈判加以解决。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自然不可能产生土邦预期的结果。
作为对比，同时负责不丹事务的锡金驻扎官霍金斯在不丹未来地位问题上反复警告英印政府：忽视不丹的独立要求将有可能导致强悍的不丹人投向苏俄，从而危及英国日后在南亚的利益（事实上倒是印度政府在独立后迅速拜倒于苏联的经援政策，直至后者分崩离析后才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
在英国政府进行权力移交之前，锡金国王向蒙巴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特别提到大吉岭和特莱地区的归属问题。国王指出：当时的锡金国王楚格普德于１８３５年颁发批文将大吉岭授予东印度公司时并不意味着锡金将大吉岭主权交给了公司──这种权力只有通过明确的双边协议──而非单边的批文──才能认可；而后来英国政府对大吉岭行使主权并不源于这次授予，而是因为１８９０年后英王对锡金的最高权力地位。一旦这种地位终止（南亚地区独立），大吉岭主权应归还给锡金而非任何第三者（印度）。
至于特莱地区，既然英国人将其占有的印度领土归还给印度，那么１８５０年割自锡金的特莱地区也应归还锡金。
但急于从南亚脱身的英国人并不愿意费神考虑一个弹丸小邦所提出的这些要求，而是一股脑地把皮球踢给未来的印度政府。他们在为了攫取殖民地而远交近攻、搅乱破坏当地政治生态时不遗余力，但面对着一个他们一手造成的烂摊子时却甩手走人了。南亚如此，东南亚、中东、小亚细亚又何尝不是如此？！
１９４７年１月，锡金未来的地位问题提交到印度立宪会议讨论，当年７月１６日，也就是距离英王终止其对印度最高权力不满一个月时，锡金王储帕尔顿顿杜普（Palden Thondup）与英印政府代表团就锡金问题举行会谈，要求印度承认锡金地缘政治的特殊性，并承认锡金独立。
英国人一方面继续重弹承认锡金的地位不同于其他土邦、没有加入印度联邦的义务的老调，一方面又要求锡金和印度达成一个有关防御、外务及交通的协定，仍然是在踢皮球。
７月２５日，这场球赛踢到了头，被印巴分治搞得心力交瘁的蒙巴顿勋爵明确指示霍金斯通知锡金国王：为了印度和锡金的利益，锡金和印度的政治关系处于德里外交部控制下；并提出继续设置驻扎官，同时负责不丹、锡金和西藏事务。蒙巴顿竭力说明这样处置是对锡金特殊地位的认可，锡金方面多次拒绝但没有任何结果。８月１５日英王对锡金的最高权力解除，锡金却并未获得独立。
锡金反复声明自己同印度无关，希望脱离印度独立，但英国人却把它交给印度人处理，这实在是外交史上的一场滑稽剧。
印度领导人又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在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自传中他这样写道：
“我个人对（印度国家）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与其他国家。”
可能他自己都觉得这种狮子大开口的“联邦”实在是莫名其妙，后来又把“大印度联邦”缩小到“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必定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他为所谓“大印度联邦”设计出的理想边界是：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势力范围，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阿伊达线作为中印边界、印缅边界至杜兰线之间作为印度的安全圈。
需要指出的是，这条边界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西藏是中印两国之间的缓冲国，那么作为（由英国划定的）印藏边界的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阿伊达线怎么会谈得上成为中印边界呢？
尼赫鲁从来没有考虑过保护弱小国家的主权，在他看来：“小的民族国家注定要灭亡的，它可以作为文化上的自治区苟延残喘，但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
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印度中心论”和“小国灭亡论”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的政治战略思想，印度独立后又成为其立国思想，也是他推行民族主义区域强权政策的思想基础。这种对殖民者政策的继承也许用尼赫鲁自己的话最能够解释：“就我的好恶来说，与其说我是一个印度人，不如说我更像一个英国人。”
英国人离开后，以外来移民为主、仿效印度国大党成立的锡金国大党依样画葫芦，发起“不合作运动”，抵制锡金国王，成立政府。这当然遭到了国王的强烈反对，印度趁机以“防止动乱和流血”为由，派兵进驻锡金。这同印军不久前空降克什米尔首府斯里纳加“保护”那里的治安从而引发第一次印巴战争可谓如出一辙。
不过羽翼未丰的印度政府毕竟不敢把锡金一口吃掉，而是选择了逐步蚕食锡金主权的策略。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５日印度政府同锡金签订了《印度锡金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此前一年，印度也同不丹签署了类似的《印度不丹和平条约》，规定不丹的对外关系受印度指导。其区别在于：不丹政府虽然交出了外交──时至今日不丹签证仍由印度外交部签发──但有效掌握了内政，并于１９７１年参加了联合国；而作为印度“保护国”的锡金在内政外交上都听命于印度政府派遣的“专员”。外交名宿杨公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锡金老王我曾拜见过两次，但都是在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的陪同下，除了寒喧问候外别无他言，王储罗桑泽仁（即帕尔顿）是拉萨贵族宇妥家的女婿，他常来拉萨探亲，我们有机会总是与他交往，他也表示同我们友好。但是他的行动不大自主，同我们来往时从未谈及西藏与锡金关系问题……１９５６年达赖、班禅应邀赴印度，路过岗拖（即甘托克）锡金首府，按例锡金应是接待主人，但一切由印度政治专员主办。锡金老王曾在达赖、班禅抵岗拖时举行了宴会，我也应邀参加了，宴会一切都是印度安排，锡金老王虽然坐在主人位上，除举杯问好外，几乎不说什么话，连欢迎词也是印度方面写的。”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５４年最后一批印军撤出他们从英军那里接防的亚东镇，标志着英印帝国在西藏的侵略史正式终结。
１９５７年，王储帕尔顿的西藏太太病逝。六年后时年四十岁的他娶了一位出身名门年仅２２岁的美国女子库克续弦，一时成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同年，七十岁的老王塔西逝世，帕尔顿继位，并于１９６５年加冕。这给奄奄一息的锡金独立运动打了一针强心剂，首都甘托克于１９６８年爆发反印示威，要求废除印锡和平条约，我保存的一本六十年代中共出版的《国际知识》上就报导了这一事件。
但随着１９７１年出兵东巴扶植起孟加拉国以及对中印边界东段和原属缅甸的阿萨姆地区大量移民政策的顺利实施，印度在孟加拉湾地区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可以放心大胆地北向解决锡金问题了。１９７３年４月，印度指使亲印政党上街示威，然后借口时局动荡而再次出兵锡金实行军事占领，并软禁了锡金国王帕尔顿。次年９月锡金成为印度的“副邦”（Associate State，亦有译作“联系邦”的，误）。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０日，被非锡金人控制的“锡金议会”决定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
１９８２年帕尔顿患癌症病逝于纽约，锡金第十三世国王旺楚克（Wangchuk）在美国登基，宣称印度吞并锡金是非法的，但没有人理睬他。这与当时达赖喇嘛在欧美的风头正劲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而中国是“共产国家”而已。达赖对过去的藩属被印度吞并不置一词──他自己也是被印度收容的流民，被安置在对印度农民没有农耕价值的达兰萨拉山头上，哪里还能说三道四？
２００３年秋，中国也最终默认锡金是印度的一个邦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锡金亡。
后记
锡金问题很多人都听说过，但不知道具体事态与发展。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给中国人做一个普及性的概述，让大家知道：锡金曾经是中国藩属的藩属；英国人为什么和怎么样蚕食锡金的；以及锡金是怎样沦落到印度手中的。如果这三点说清楚了，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为了控制这条连接印度与西藏、隔断尼泊尔与不丹的战略要道，印度在小小的锡金驻扎了２个整编山地师。除此之外，我在２００３年底前往锡金的路上看到：原本属于锡金而现在被划归西孟加拉邦的提斯塔河谷遍布正在演练、勘测的印度山地部队──印度的王牌部队。这些部队被部署在这里针对谁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以他们为敌但他们要以我们为敌。
结合印度政府的一贯政策，这一切是不是意味着：这些部队并不是在防御，而是在窥视呢？
我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
这篇文章主要参考了北大林承节教授主编的《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尤其是锡金部分，是由他的高徒刘立涛博士撰写的；关于尼赫鲁的部分主要是参考他本人写的《印度的发现》；关于西藏部分我的主要读物是Tom Grunfeld的名著《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这三本书。
这篇文章最早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由未名空间历史版的前任版主Johny向我提议撰写的，在此我把它题献给他。
2004年6月10日初稿
2004年党的生日修订
主要参考文献
林承节：《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李文业：《印度史──从莫卧儿帝国到印度独立》，辽宁大学出版社
季平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吴永年：《天竺心言论集》，2002
杨公素：《风雨九十载》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北京，1956
巴斯尼特：《锡金政治简史》，新德里，1974
A. Tom Grunfeld：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Rev., 纽约,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