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可能的。东川、老玉门等地处区域经济“神经”末梢，必然会“矿竭城衰”。嘉峪关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通关意义大于军事的关隘。自明朝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建立以来一直是商贾驼队纳税、来使点验的陆路“口岸”，清朝则完全变为汉地各省与西域各番王属地贸易的“税卡”，晚清，由于“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新疆成为“自由贸易区”，在嘉峪关设立海关，嘉峪关则成为了名义上的中外国际贸易“口岸”。这一状态实际维持到1944年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结束。嘉峪关得以保存完整，且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修缮，也得益它在1945年前“口岸税卡”功能的延续使用。它们之间在历史意义上没有可比性。
由于周边地区的工业不发达，甘肃、新疆、内蒙、外蒙等地的资源处于并不充分的早期开发状态，且相当部分已被酒钢企业尽悉掌控，在周边几乎所有的地区都设立了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分支机构，投资数百亿元，嘉峪关市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出现“矿竭企败城衰”的问题。嘉峪关市地处“通道”关隘之地，已经成为区域交通物流枢纽，可以充分吸纳利用周边的资源，不会出现“矿竭”的问题，自然也就谈不上“城衰”的问题了。
嘉峪关市目前不仅仅有钢铁工业，未来有色金属、化工产业、民用核产业等也将是嘉峪关市的重要支柱产业。而做为嘉峪关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企业——酒钢主要的铁矿资源在张掖的肃南县境内，未来转型发展的有色金属资源依旧要依赖张掖肃南县。酒钢最初是从“张掖专区”“借地”发展的，先期以嘉峪关为核心的“酒泉市”是从“张掖专区”中分离出来的，而非后来因“养不活工业人口”而撇开嘉峪关工业区的酒泉地区及以后“地改市”的酒泉市。此“酒泉”非彼“酒泉”。而改革开放后“政企分离”的“嘉峪关市”省辖直属地位的持久保留，实际上也是张掖、酒泉地方以及“省地分税”利益博弈均衡调解的产物，不可能再重新归属任何一方。
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甘肃经济的发展，以大企业带动战略为核心，区域经济的发展将取决于少数几个大型骨干企业的经营状况。拥有“大企业”总部所在的城市，由于企地领导协调工作的交叉流动任职性，又成为除省城外，各相关地方政府官员招商引资逢年过节必须礼拜的城市。这些地方官员，尤其是省会城市官员，显然不希望这些非省会“大企业”本部纳税所在地管理的“领地”扩大，上缴或“外溢”资金的减少。“嘉峪关市”未来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依旧会是“特立独行”，超脱羁绊，直接省级税赋，轻装驰援省内的平凉、天水、张掖、武威等城市。
“一体化”渐进式推进策略的本身就是对容易诱发地域纷争、肤浅“合并”认识的一种理性回应。无论是那个领导上台主政，具有何种倾向性，“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思维”，从甘肃省域全局利益整体考虑，以及张掖、酒泉、嘉峪关地方与“省地分税”利益纠结的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等，“酒——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可能是“一体化”，其它都是奢谈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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