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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这段以前真不了解。
(2012-10-11 08:47) 
青海1958：捕人也搞“大跃进”
青海平叛时期的抓人捕人，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不可避免地也带有疯狂的滥捕滥抓现象。曾在青海工作多年、后来担任过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尹曙生在其《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中叙述当时的情况：公安部1958年初就开会制定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这个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计划，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定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上级将捕人计划指标下达到下级，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
青海省自然不会例外。遵照中央公安“大跃进”的精神，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1同年的9月4日，分管公检法的副省长薛克明布置工作时，也不甘落后,以“大跃进”自励：“原来我们有暮气，计划今年捕一万五，现在跃进一下，捕四万多人，消灭反革命也要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2
这样，在军事平叛与反封建斗争过程中，动用政权力量抓人捕人就属题中之义,势在必行。早从1958年的4月份起，青海牧区各地的抓捕行动就已陆续开始，越到后来规模越大。
有关具体的抓捕情况，我们还是从环湖地区说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只有廿地公社羊让部落25个人参加叛乱，在平叛中全县却逮捕了658人。这个州平叛前后，共捕办、管制、劳教、监督劳动、戴帽子的人，占全州总人口的7.4%。其中，在关押劳改期间死亡的2291人。在全面叛乱的10个区中，70-80%的群众被集训。集训中由于生活困难、疾病等原因而死亡921人。”3
兴海县的切吉乡祁加大队是未叛区，“1958年收缴了所有枪支。9月前以防叛为由，两次在12户中逮捕13人，内有副区长1人，村长3人，牧业区监察主任2人，生产大队长1人。”“58年9月后又逮捕26人，内乡长1人，合作社社长2人，击毙上山避祸的5人，批斗中死亡8人，自杀3人，伤残2人，以上两次共58人，占总人口546人的10.62%。”4贵南县1958年捕办1647人，占总人口10%，战场打死还不在其内。5
海北藏族自治州并没有发生武装叛乱，更无较大的军事清剿行动，它的捕人完全是在群众运动中进行的。根据1980年青海省委副书记扎西旺徐6给中央的信件记载，平叛期间，“海北州捕2001人，死642人”。其中，海晏县“在‘防叛’中全县共逮捕人犯697人，……抓获‘叛匪’480人（王公25人，千百户僧官15人，活佛11人，宗教界人士70人，有问题牧民359人）。县长龙什多乎、副县长三木淡、才太加被定为反革命叛乱罪，24名州人大代表均因涉嫌叛乱而被撤职或取消代表资格。另外受株连的干部、工人121人，分别被开除、送回原籍或判刑。”7祁连县1958年“6月，在阿力克地区出现乱捕、乱斗、乱没收现象。其后，‘平叛’波及全县。此次‘平叛’扩大化中，共捕办416人（妇女15人），其中省民委委员、副州长、州政协副秘书长、县长各1人，州、县人大代表各5人，州政协委员9人，县政协委员23人，县委委员3人，科级及一般干部18人，农牧民群众349人；”8被捕中的上层人物南木卡才巷是阿力克部落的千户，阿多是大牧主。他们在合作化时主动要求参加牧场，但上万头牲畜交给了政府后仍然脱不了牢狱之灾。而刚察县，1958年5月刚刚召开一届一次人代会，选举华宝藏为县长，宋万德、娘巴、桑代海为副县长。6月份这些被选的县长和非党副县长就成了阶下囚。被捕的副县长、也是州政协副主席的娘巴在捕后不久就自杀了。海北州的首府门源是个回族自治县，它所辖的仙米林区有一个著名的藏传佛教仙米大寺，年轻的“尕管家”苏乎尖参因为办事能干，不仅被阿群活佛任命为总管全寺的僧官，还兼管当地的俗务，成为仙米地区的代理千户。解放后他积极靠拢政府，曾在1949年匪乱时大义灭亲保护了区长王洪明等干部，后被安排为门源县副县长、海北政协副主席。但在1958年还是被捕劳改。而捕办时的罪名为“勾结土匪谋杀干部未遂”，与其曾经的立功表现恰恰相反。9
海西州因为包含全国著名的石油基地柴达木盆地和几个大盐场在内，又有占地辽阔的国营农场，纯牧区不多，所以只有天峻快白部落百户环觉太带人下了工作组的枪，被认为是叛乱。即使这样，1958年至1960年，全州“693人涉嫌达赖集团叛乱事件，被错捕错判，人被错集训，酿成海西解放以来最大的错案。”。10
黄南州的平叛较早，抓人也早。平叛部队的随军工作队于1958年5月29日在《同仁地区工作总结》中写道：“我们于5月4日到同仁，至5月27日结束第一阶段工作。
115名队员分在五个点的32个村和六个寺院中，配合军队搜捕、收缴武器、开展诉苦运动，至今已捕896人，其中州政协委员3人，县政协委员5人，县科长1人，代表1人，区长3人，藏民师范校长1人，县人委委员6人，乡长8人，乡委委员24人，乡代表6人，农业社社长7人，喇嘛51人（隆务寺37人，僧官1，经师1）”。李蔚写于1980年的内参文稿《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严重》提供了下列数字：“同仁、泽库两县分别逮捕了1969、1895人，均达到总人口的10%。”果洛州的情况要比上述各州更严重。“捕人名目繁多，诸如‘酝酿叛乱’‘预谋叛乱’‘叛乱嫌疑’‘图谋再叛’等。宗教人员多以剥削和念咒经为名逮捕；有的材料用同样的罪名冠以十人或几十人以上，一般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解放军、反对合作化三条罪名。很多地方在捕人时订指标凑数字。1958年全州共有人，被处理8484人，占15.3%，久治县高达15.2%。其中死亡5020人，占原处理人数的59.1%。”11像加哇赛部落头人夏仓索多，在政府收缴枪支时，全心全意地执行，将部落内牧民所持的100多枝用于打猎的叉子枪集中后，悉数送给解放军，还按藏族的礼节给“金珠玛米”献上洁白的哈达，可是等待他的并不是香甜的美酒，而是冰冷的手铐。
玉树州的捕人，省上下的指标是2000——2500名，州委说：“捕错了州委负责，漏掉了下面负责。”12。捕人指标直线上升。为了凑足人数，有些地区把16岁以上的男子全抓起来。巴塘一带每次抓几十，多时两卡车。像上交牲畜一样，一群一群赶着走。
1960年由于再叛而把捕人权下放到县、甚至驻队干部手上。称多县百尔多麻部落在部落首领百尔仁庆带动下，1958年8月向当地政府交了枪弹，可一年内还是连续遭到3次大逮捕和集训——第一次在8月中旬，工作组有意安排副百户1人，百长1人，马办2人、管家2人、族办14人赶着马驮去清水河镇送枪，结果这些送枪去的人全被塞进汽车稀里糊涂送进监狱。第二次是在10月，125位宗教人员被指令去县上学习，结果被捕43人，另外批斗死亡44人。第三次是年底成立公社前，干部有意让一批贫牧在成立大会上诉苦，凡诉苦中被点名的二百多人多数用绳子连起来送走。据对该部落当时482户1962人调查，共捕193人，占总人口9.83%，死186人，其中最小的16岁，60岁以上的有20人。
曲麻莱县9个未叛的部落也被捕1553人，加上拘留47人，集训382人，共198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9.3%。玉树县甘达公社的女社员藏尕才吉，在帮助捆绑犯人后自己也一起被拉走，劳改了四年才放回来。新寨村的蔡吉和才旺拉桑是合作化和平叛的积极分子，1960年12月才旺任大队长带领社员开荒，因为叫大家工间休息，被诬破坏生产集训致死。蔡吉也被集训劳改。像这样被任意抓捕甚而致死的不在少数。1960年3月哈秀公社一批人被点名去集训，不谙世事的小年青坎秋误以为集训是学习，争着要去，结果死于集训队。
从1958到1961年，玉树全州共捕办、拘留、集训人，占1957年总人口人的16.2%。被捕后死亡9704人占被捕总数的45.2%。被捕民族干部为民族干部总数的14.4%。中上层人士1933人中77.8%被捕。
当时捕人之多与法制的缺失是紧相联的。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把法律放在眼里。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也在同一个会议上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13按照如此直白的“无法无天”指示，捕人自然可以很随意，判案也必定非常草率。在1981年召开的平叛遗留问题座谈会上，省高院的孙文回忆当时的情况：“连法院办案都来不及，全省经法律手续判案三、四万件，有大量冤、假、错案。那时省、州、县三级法院齐头并进。海南州就判8千多件，多数案子实际上法院没有插手审理，只不过以法院名义履行法律手续。有的无证据，有的连口供也没有。有的张冠李戴，有的跨地区此地案件彼地判。如西宁市1118件案件中就包括六州八县，其中玉树的就有900多件。有的法院一纸判决书竟判了70多人！”14
那么，1958年青海省的平叛，捕人、判刑和死人到底有多少？
1981年11月的《青海省解决平叛扩大化遗留问题进展情况汇报》提供的数字为：
全省1958——1966年平叛、防叛共处理十万零二十人，其中
判刑人（刑期中死亡3235人）；
逮捕未判人（狱内死亡6499人）；
误杀819人；
拘留1654人（拘期死亡308人）；
集训人（集训期间死亡3235人）；
其他处理（管制、戴帽、劳教）人；
而1982年省委的（1982）【55】号文件，敲定的数字为：“1958年全省处理人，其中牧区人，占总人口8%。误杀899人。关、集训时死人。”
两者数字有些差别，死人中还肯定不包括军事进剿战场击毙的。即使按后一份文件，处理人数也在8万以上，占牧区总人口8%。这是个多大的比例呀！
而据学者李江琳依据中国政府所公布的官方资料中的人口数据，在《青海草原上消失的亡灵》15一文中写道：“1958-1961四年的战争，导致玉树藏人人口至少减少人，超过1953年玉树总人口的一半......（果洛）州和玉树一样，有近一半藏人人口在那几年里消失了”，“短短几年间，果洛、玉树男女比例成一比七甚至一比十几，这个数字背后的事实是，那些部落里已没有青壮男人了”。“部落已濒临灭绝。那里的藏人所经历的生命损失，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绝不为过。”
1以上内容引自尹曙生：《公安工作“大跃进”》（《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2引文见青海省委1980年2月10日《关于处理平叛遗留问题的汇报提纲》。
3李蔚1980年内参稿：《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严重》。
年8月共和县上报的《共和县（原兴海）切吉公社祁加大队平叛扩大化问题材料》。
年《平叛遗留问题座谈会》简报：郑长荣（曾任青海省政协副秘书长）发言。
6扎西旺徐（1913-2003），藏族，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建国后曾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等职。
7海晏县的捕人情况见《海晏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大事记”。
8见《祁连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5页“大事记”。
9才仁加《苏乎尖参先生轶事》（《青海文史资料集粹人物卷》2001年青海省政协编）。
10《海西州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大事记”。
年8月《关于果洛解决58年平叛扩大化遗留问题的汇报材料》。
12本节有关玉树州捕人情况摘自省、州联合调查组1981年4月10日《关于玉树州1958年平叛扩大化的材料》）。
13转引自尹曙生《公安工作的“大跃进”》。
年青海省《平叛遗留问题座谈会简报》。
15百度·写字乐园·历史·2011.3.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