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捣蛋鬼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中间经历的所有这一切：巴利（本书作者）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像非洲人一样大吼大叫，言语和动作都十分粗俗；他磕掉了门牙，去补牙时，又被一个医生手下的临时工不由分说拔掉了另外两颗好牙，还得照常付费。这还不算完，他的假牙最后变得绿油油的，像极了“食人族”！他想改善生活，养了一群鸡，好不容易等母鸡长大，快要美美地享受鸡蛋时，他的当地助理得意洋洋地前来报告说，他已经把母鸡都宰了，因为下蛋会让它们“流失精力！”在多瓦悠人看来，鸡蛋是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想想看，它们是母鸡从哪个部位挤出来的？不止如此，他还得剥掉在欧洲社会中穿上的那身文明的外衣，甚至动用小时在幼儿园时学到的舞蹈动作，在一场名为“打死富来尼老妇”的仪式中扮成一棵树的样子，而这棵树必须是赤身裸体，通体仅戴着一支用某种植物外壳做的阴茎鞘。多瓦悠人不但可以嘲弄他（他还和一位妇女结成了一种“戏谑”关系，可以互相嘲弄，说荤话），还时不时挖空心思盘算怎样才能从他的口袋里挖出钱来。哦，身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你最好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不知其他学科的人会如何看待这一点？），当你在猎奇对方时，土著人也在猎奇你，“你顶多只能期望被当成无害的笨蛋，可为村人带来某些好处。人类学者是财源，能为村人带来工作机会”。这让我想起在前几年曾在社会学界流行的一个笑话，一位社会学家和某大报记者下乡，刚一进村，一个小伙子就跑过来，握住他们的手热情问候道：“是中央派来的吧？”那位记者大为感慨，“看，我们的老百姓多淳朴啊！”这让社会学家哑然失笑，你真的那么以为啊，那厮话里有话呢，他其实是在说，“北京来的啊？见过中央领导吗？别在我这儿装了！”千万别当人家是笨蛋。
不但多瓦悠人让巴利抓狂，他还见识了更多让人抓狂的人和事儿。在火车上，他遇到了一位德国农业专家，负责在喀麦隆北方推广外销棉花种植。这位农业专家的推广计划成功吗？不但成功了，而且是疯狂的成功！由于当地农民花了太多时间种棉，粮食生产随之被搁下了，结果呢，不仅粮食价格飙涨，还造成饥荒，全靠教会的救援计划才使百姓免于饿死。但更令人发疯的是，这位德国农业专家并不沮丧，为何？因为他已经证明棉花种植在喀麦隆已经生根！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制造出两个问题。这就是很多专家乐此不疲的。
而且，与他在大学中接受的教育十分不同，他发现，传教士并非如人类学家一直批判的那样，是一些“猖獗的文化帝国主义者”， 相反，他们大都十分谦虚，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相较之下，西方人已经抛弃的某些态度如“种族主义”，却令人惊讶地正在非洲人中间流行，比如打着发展旗号进行经济剥削、愚蠢的种族主义与残暴酷行等等。那种浪漫的自由派观点在非洲（对了，肯定还要包括亚洲、美洲的很多地方）遇到了麻烦，非洲的所有优点并非都是当地的，而所有的缺点也未必都是“帝国主义的遗毒”。当巴利与一位大学生聊起扎伊尔境内屠杀白人的惨剧时，这位大学生说，活该，谁叫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白人。那么，这是否代表你愿意娶多瓦悠女人为妻？“他瞪着我，好像我疯了。富来尼人绝不能与多瓦悠人婚配。他们是狗，畜生而已。”他根本不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这跟种族主义有什么关系？”但是，这跟种族主义有什么两样？
这是非洲人的种族主义。那么，欧美文明培育出来的非洲后裔又会怎样？他还真的就遇到了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巴布。巴布研究市场贩子，对他这种研究宗教或仪式的人类学者不屑一顾，因为后者无视“经济剥削的事实”。但是，且慢，巴布真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派”吗？他从来不庆祝圣诞节，而是过某一个不知名的节日，结果却发现非洲人从未听过这个节日。他还强迫妻儿每周必须有一天说史瓦希里语，却又发现喀麦隆人连这种语言都没听说过。他强迫全家人住在茅屋中，因为痛恨让他的“非洲同胞”操持无尊严的卑贱杂役，于是拒绝聘用洗衣工、园丁、修理工，却让父母辛苦操持家务。这招致非洲邻人的迷惑和愤怒：你算是什么男人，居然住在贫民窟，谁不知道美国人都很有钱？一个声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派的人类学家，竟然还没搞明白喀麦隆社会的通行习俗是“富人-穷人”的庇护关系，前者有义务为后者提供工作机会、福利和礼物。巴布最终中断了人类学研究，回到美国去了。但巴布并未放弃他对非洲的想象，他在美国开设了有关非洲文学的课程，继续生活在关于非洲的美好幻象中。
这样的面对面经历真会让你恨不得当场嗑药：这个世界怎么了？！当你想象多瓦悠人（甚至整个非洲人）整天生活在神秘、浓厚的巫术和象征世界当中时，却发现他们对巫术抱着漠然的态度，那玩意儿一点也不神秘。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巴利本人的钱袋，以及留下的那点“财物”。他这样一个搞“文化和象征研究”的人类学家，在不知不觉中谙熟了喀麦隆社会的政治-经济潜规则，如贿赂，而巴布这样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却自始至终活在一个文化想象的世界中。
……………………天真的人类学家 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