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计划生育答长风先生
阿蚌 长风
长风：您如何理解“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可否从现实与法律两方面解读。
阿蚌：这一说法最早确立于1982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2001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又以法条形式巩固了这一说法，该法第二条是：“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三十年来，“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成为计生部门最有力的宣传口号，遍布城乡大街小巷，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其实，2001年立法明确“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的时候，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初相比，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2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2.05，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1了，此后一直下降，2001年立法时，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68－1.77的水平了（据中国人口出版社《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为了维持国家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这时不但应该废止计划生育，甚至需要鼓励生育了。也就是说，立法之时，已经越过了废法之期。国家立法如此盲目，实在可叹。
无论什么样的国策，都应该在宪法的框架下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以“国策”为大旗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公民因
民族、户籍、职业、是否独生子女等方面的不同，其生育权是不平等的。这是严重违背宪法精神的。看来，现在有必要发起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其相关条例的违宪调查了。
我们主张实行自主生育，即由公民自主决定所生孩子的数量和间隔。考虑到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导致了极为突出的人口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仍有必要对人口数量与结构进行矫正性干预，在这项干预工作中，建议把工作目标确定为“稳定人口数量，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
长风：您怎么看马尔萨斯与马寅初有关人口的论述？
阿蚌：马尔萨斯十八世纪末发表《人口原理》时，英国正处于
经济危机之中，工业
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切实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此时世界列强已经差不多瓜分了整个世界，拓展领土的脚步已经走到尽头，殖民主义者隐约感觉到了生存空间的局限性，这正好为悲观人口论的建立与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马尔萨斯所谓“资源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说法也是缺乏理论依据的，此后二百年人类的发展实践证明，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此外，马尔萨斯本人先天残疾（兔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悲观的人口观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怎样，当时马尔萨斯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提醒人们关注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也无可厚非。
二战之后，随着社会稳定和医疗水平的进步，世界人口出现高速增长，一些“白人优越论”者便借题发挥，在马尔萨斯理论基础上，抛出了“人口爆炸论”（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explosion）。其实这里所谓“人口爆炸”，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人口激增”。也许，正是这个误译的“爆炸”，才引爆了国内某些专家的心理恐慌。其实西方人口学者并非担心本国的人口增长，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中国、印度等“劣等民族”国家的人口因过度增长超过本国资源负荷，会抢占欧美人所占有的全球资源，危及欧美人的统治地位。西方人口学者提出“人口爆炸论”，可是西方国家却没有一个真正采取措施控制本国人口的，很明显，所谓“人口爆炸论”并不是说给他们自己听的。
马寅初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也是根据当时人口快速增长和我国资源紧张的现实，他当时提出这样的主张，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我们不能要求他预见到现在的人口现实。他无法预见到人口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会自动减速；他也无法预见到，避孕节育手段会超乎想像地迅速普及；他还无法预见到，生产力水平还会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他提出要控制人口，也没说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控制，更没有说只允许生一个。
我们现在评价马尔萨斯和马寅初，必须考虑到他们当时所处的
历史环境和当时的人口现实，那种把我国实行计划生育错误政策的责任推到马尔萨斯和马寅初头上的论调是非常不可取的。推想一下，我们独立人口研究者提出实行自主生育甚至鼓励生育的主张，也不等于我们认为这样的主张在未来可以无限期适用，未来的人口走向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当人口形势发生
变化，人口观点乃至人口政策也必须随之进行调整。如果我们过度苛责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的人口观点不符合当前的人口现实，那么将来也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指责我们现在的人口观点不符合未来的人口现实。
长风：您怎么理解计划生育？
阿蚌：计划生育脱胎于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思维下的产物。在没有摸清人口发展的规律之前，盲目地对人口进行主观的计划和控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而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是玄奥的，自然本来就有强大的调节功能。比如经过战争或者瘟疫等大的灾难之后，人们的生育能力就会突然旺盛起来，人口就会快速增殖；而人口快速增长之后，人们又会很快会自发地学会避孕节育，自发地讨厌生育，同时性观念变得更开放，同性恋也会增加，等等，而这些因素客观上都可起到降低生育率的作用。我国在出台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基本没有考虑到这些自然调节因素所起的作用。其实，有了这些自然调节因素，加之适当的宣传教育，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是很容易自然化解的。
十几年前，我还是计划生育的支持者，那时我也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资源不足，实行计划生育很有必要。后来因为参与过计划生育工作，又逐渐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很多政策措施很不合理、不人道，需要进一步完善。现在则认为，计划生育从国家采取强制手段推行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误入歧途了。如果我们一直像七十年代那样，以提倡少生为主要手段，并不进行强力控制，现在的人口数量虽会略多些，但人口结构一定会合理得多，老龄化、性别失衡、劳动力短缺等问题都不会像现在这样突出。错误的政策既然已经实行，并且持续了三十多年，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实行自主生育。如果有必要，还需要在若干年内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直到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为止。
长风：能否谈下计划生育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阿蚌：计划生育政策设计的失误的操作上的混乱，造成了人口性别结构极端失衡、老龄化严重、后备劳动力短缺、民族结构失衡、兵源不足、亲情淡化等一系列问题，更为糟糕的是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形成的有利于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传统生育
文化。这些人口问题将使我国出现空前的养老危机、婚恋危机、产业危机、教育危机、人际关系危机、边疆治理危机，并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的经济、政治等一切领域，必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三十年惹出的麻烦，恐怕一百年也无法平息。
长风：可否对比台湾或者其他没有实施计划生育的国家，谈谈中国的计划生育？
阿蚌：1949年以后，两党内战结束，海峡两岸经济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台湾因为人地矛盾突出，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倡导节制生育，但一直以软性宣传为主，并未采取强制的控制措施。进入本世纪，台湾人口增长缓慢，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总和生育率已进入世界最低之列，转而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日本二战后人口快速增长，直接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家已经认识到“少子化”的危害，正采取措施鼓励生育。
韩国曾经实行过以倡导少生为主的计划生育，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认识到人口出生率过低的问题，迅速纠正过去实行计划生育的错误，转而开始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
印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控制人口增长，采取的措施基本以宣传教育和奖励少生为主，并未对多生家庭采取过什么惩罚措施。而且印度的执政者更考虑民意，各邦的生育政策也差异很大。印度的生育率也在逐渐下降，但仍大大高于中国。
欧洲国家目前绝大多数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却收效甚微。美洲、非洲诸国大多以自由生育为主，也有部分国家鼓励生育。
中国虽然人口数量最多，但人口密度只在世界上排名第72位。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采取强制措施控制公民生育的国家。
长风：可否谈下计划生育与教育，老龄化？
阿蚌：计划生育对教育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一方面是难教育。过分强调少生的政策，导致绝大多数孩子都成了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受到过分溺爱，普遍有自私、脆弱、奢侈的倾向，合作能力差，独生子女倾向更加明显。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集、期望过高等原因，独生子女家庭也深受成才问题的困扰，所有的孩子都强烈渴望做“人上人”，这对孩子和整个社会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独生子女政策剥夺了独生子女的兄弟姐妹，造成人性的变异和人伦的缺失。儿童在兄弟姐妹陪伴中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有损身心健康。
另一方面是对教育体系的破坏。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过低，很多偏远的农村学校招不到足够开班的学生，就采取了撤校并校的措施来集中学生。可是这种做法导致学生上学路更远，增加了家长的接送负担，又增加了家庭的养育成本，这将导致农村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反过来又导致农村中小学的再度合并。农村的生育与教育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要摆脱这个恶性循环，不仅需要废止计划生育，实行自主生育，教育部门也要调整战略，不要仅根据学生数量来决定是否撤校，而要尽量保留原有中小学校，确保中小学生能够就近上学。如果学生数量少可采取复式班教学，即使某一年招不到新生，也要保留学校。
将来老龄化一定是极其严重的，据专家预测，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65岁以上）超过2亿，到2050年将达到3.5亿。这样严重的老龄化，将压垮国家的养老体系。有人说，怕啥，国家不是承诺了要为我们养老吗？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只看国家对养老有什么样的承诺，而更应该看国家还能为养老提供什么。无论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年轻人创造社会财富和提供养老服务，再美好的养老承诺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同时，因为“421”甚至“8421”的家庭结构，年轻一代也无力承担繁重的养老责任。这些年来，国家和百姓都反复强调“不靠养儿防老”，理所当然地也不能要求孩子们未来承担太多的养老责任。
长风：计划生育为何至今不能取消？
阿蚌：计划生育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人口灾难，但至今仍不能取消，根本原因在于决策机制不健康。我们国家制定政策，多是决策者拍板，体制内专家意见作参考。体制外专家和群众意见根本无法上达天听。决策者获得的参考信息不完整，自然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原因之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因为要推行计划生育，国家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下设机构直到村和街道，这样一个庞大的
管理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各级人口研究机构，也隶属于各级计生委管理，其研究人员，也把计划生育政策作为衣食父母，多进行正面研究，少进行质疑性研究，而且上层对体制内人口研究者的要求是“研究无禁区，表达有纪律。”即使其中有质疑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也往往碍于利益，或碍于“纪律”，多以提出小尺度改革为主，根本触及不到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存续去留。
原因之三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强力控制和洗脑式宣传，相当一部分群众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判断人口问题是非的能力，视少生或不生为思想进步，视正常生育为思想落后，他们不要求取消计划生育或者反对取消计划生育，甘愿被剥夺这项天赋的公民权利。
长风：可否谈下在实施计划生育中反人权的实例？
阿蚌：三十多年来，各地在实施计划生育过程中反人权的实例实在太多了，非法拘禁殴打、非法没收财物、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等事情层出不穷，虽然近年出台了“计划生育七不准”，但仍有恶性事件发生。目前在网络上影响较大的有山东临沂、广西博白、湖南邵阳等地的计生暴力事件，有的简直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长风：最近几年有个别省市微调计划生育，您怎么看？
阿蚌：最近几年有些省份在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微调，或向中央申请作为微调的试点。看似进步，实则调整幅度过小，对于缓解老龄化、性别失衡、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的作用几近于无，基本等于贻误改革时机，坐视人口灾难蔓延。
梁中堂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山西翼城主持进行的“二胎试点”经验表明，即使完全放开二胎，也不会造成人口暴增，且可平衡性别比；计生委公布的我国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后来计生委官员及专家又发布了从1.22到1.8的多个版本，也不知哪个可信），公民平均生育意愿也仅为1.73；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经实行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胎的政策，也很少有人响应……可对于宝贵的试点经验资料及统计数据计生委毫不理会，仍要搞什么比“翼城试点”更小尺度的“单方独生子女家庭可生二胎”的试点，这样倒退着进行的试点简直是对科学实证精神的粗暴践踏，已经徒有“试点”之名。这种做法只能是拖延改革，导致人口灾难的进一步恶化。
长风：请简要说明一下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和人们幸福之间的关系？
阿蚌：客观地讲，计划生育确实刺激了我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但这是把全国广大劳动者本应用于养育未来劳动力的时间和精力拿来用于经济建设，等于提前低折扣透支了未来的劳动力资源。虽然创造了一点经济增长，但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这样的经济增长肯定也是不可持续的。当“人口红利”消退，劳动人口的劳动能力逐渐减弱甚至丧失的时候，后续的劳动力接续不上，经济衰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后果不堪设想。
什么是幸福，从来就没有准确的定义。而计划生育理论所宣扬的核心幸福观基本是：多赚钱，少拖累。“少生孩子多养猪”就是证明。计划生育理论宣扬的幸福观，几乎完全是建立在经济指标基础之上的浅层满足感，而彻底忽略了家庭伦理、手足亲情、身心健康等方面的深层大幸福。
计划生育在执行过程中，采取强力手段摧残公民身体，限制公民自由，无视公民尊严，割断亲情延续，直接破坏了公民的当前幸福。而制造的诸多人口问题将导致国家经济衰退、国防空虚、老无所养、少无所安，将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更是提前断送了公民的未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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