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2月21日 16:39 来源：
城市中国网 乔润令[打印本稿][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原载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
中心内部刊物《城乡研究动态》第216期）
一个叫彭颖红的女子，安徽省颖上县三十铺乡扬庄的农民。她从小保姆开始做起，用了10年的时间，实现了她的城市梦。我们介绍如下：
一、彭颖红一家的城市梦是如何实现的
今年34岁的彭颖红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杨成进比她大两岁，从1996年开始到宁波打工当渔民，收入虽然比种田好一些，但常年不在家，多有不便。2002年，夫妻决定不再分开，两人一起到合肥带着孩子打工。
1、适应与生存。刚到合肥他们夫妻做装修队小工。每天干的活是拉三轮车送沙子和水泥，没有电梯的楼房还要一直背到五楼或者六楼，是典型的力气活，非常辛苦。每个月每个人可以有1100元的收入。支出则有以下几项：一是住。住在郊区农民的出租屋，10平方米，四个人住，每个月房租60元。二是吃。在租房的门口做饭，每个月花500元钱。三是孩子上学。两个3岁和5岁的孩子，送到私人幼儿园，每个孩子每月70元。整个家庭支出每月正好花掉一个人的工资。另一个人的工资则用于储蓄。
这种工作和生活持续了2年多，情况发生了
变化。首先来自工作的升级上档，2005年，花6000元买了一辆摩的，丈夫开始开摩的拉活挣钱，而彭颖红通过由省妇联办的家政介绍所的介绍，开始当家政服务员。丈夫选择开摩的挣钱是因为有老乡干这个，活不太累，挣钱也不少，关键是有钱买摩的了。而妻子选择做家政服务是家里大姑姐在干家政，了解信息，做家政服务每个月收入1200元左右。
丈夫开“摩的”平均每月可收入 2000多元，开始的时候经常被交警罚款，每次30或50 元，原因是外地牌照“摩的”不准进市区。由于没有户口，不能在本地上牌照，丈夫的“摩的”只好回家乡上牌照，每两年审一次。彭颖红认为，这个对他们的工作并不够成影响。一来情况熟悉后，丈夫学会了和警察打游击，人也逐渐熟悉了，罚款就少多了，二来摩的年审正好顺便回一趟老家，什么也不耽误。
2、变化与转折。2007年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首先，令彭颖红高兴的是，公立小学允许没有户籍的农民工子女就学了。条件是暂住证一年以上，市妇联出具劳务证、家乡农村开具介绍，有防疫卡，这些条件具备了由学校代办到教育局批准就可以了。两个孩子3、4年级，终于进入当地的公办学校读书。
其次，丈夫改行开始装空调，工作也有了一些技术含量，收入随之提高，增加到每月平均3000多元。2009年时，花5.8万元又买了一辆江淮厂出的小货车，找朋友的朋友吃了饭，在当地上了牌照，从买裸车到所有手续都办下来一共花费7万元。
虽然买车花完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但随后开始给合肥一家叉车厂拉货的工作，却使他的收入增加了。好的时候一天拉几趟货可以收入280元，去掉油钱可以有200元的收入，一个月平均收入增加到4000多元。但好景不长，1年后，叉车厂新老合并，丈夫被裁。他只好每天在路边等活，有一阵子活不多时，都急白了头发。但不长时间，他就熟悉了门道，开始拉散活，现在每月的收入在4500元。
彭颖红自己做家政服务的收入也涨到每小时12元，一个月可以收入2000多元。由于她服务做的好，一个家庭主人给她老公介绍了叉车厂的工作。老公能到叉车厂拉货，还得益于妻子的关系。居住条件也改善了，2008年，她们搬了家，改租一处20平方米的住房，月租180元，水电费另算。
3、定居城市。彭颖红夫妻靠着勤劳实现了在城市里的就业和生活，但促使她最终下决心在城里买房子的则是因为孩子。从上小学2年级开始，孩子就不愿意回老家了，原因是嫌农村脏，一下雨都是泥。她也发现农村小学孩子们下学以后老师从来不留作业，教学质量差，怕影响孩子前途。
随着收入的稳定和增加，2010年，他们在合肥饶河区隆岗社区购买了一套72平米的二手房，共花36万元。一半来自积蓄，另有17万元贷款。当地政策，买房子不受限制，贷款需本地户籍。但彭颖红出了房价百分之一的价钱，请当地的中介公司把所有手续都给代办了。期限10年，利息5.6%，每月还款1800元。2012年5月，借了姐妹和公公8万元，一次性还清银行贷款，他们在城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二、彭颖红眼中的城市户口和家乡的宅基地
1、城市户口。户口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可能对城镇化影响巨大。但在彭颖红的眼中，合肥市的户口对她一点也不重要。她说，“没有想过要转合肥户口”。一是家里还有2亩土地。二是在合肥一直是市场化的就业，没有单位。三是孩子上学也没有障碍，融入城市更没有问题。四是在农村上的新农合医疗保险，可以在城市看病，报销低一些而已。她希望“将来孩子考学能和城里一样。”
2、家乡的宅基地。2008年老家拆旧建新，给2分宅基地，统一建设新型社区。彭颖红建了300多平米的住房，前后院、两层半楼，总共花去11万元。这个房子仍然是毛坯房，一直空着。彭颖红抱怨道：“盖了也没用，白花钱。”
为什么要在老家盖房？彭颖红讲了三个原因：一是“当初还没有在城里买房，想留个后路。”二是“如果村里不是统一改建自己并不想盖新房，”三是当时村里建新社区时规定，“交钱给新房，不交钱没地没房子。”
彭颖红认为，“如果是现在，就不会在老家盖房子了，就是盖也不盖那么大了。”现在老家的2亩承包地已经流转，问宅基地和房子可否流转？她说，“只要价格能接受，卖了也没问题，因为孩子们根本就不想回去了。”
3、希望解决的问题。家乡的老人如何养老是彭颖红最关心的。她说村里一半的家庭只留下老人在家，能走动的都出去打工了。特别是“老人生病没人照顾，钱也没有，别说得大病，平时感冒了、腰腿不利索就很可怜”，“我们老家养老靠子女，现在子女不在没得靠了。”
三、启示和政策建议
彭颖红一家的
城市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典型案例。她实现城市梦的故事，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1、中国的农民已经高度分化。我们认为，城镇化政策的制定应该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农民的分化表现在：一是大城市郊区、发达地区的本地农民。由于土地升值预期，他们不愿进城。而当地政府最想通过拆迁，征用他们的土地。二是徘徊在进城和返乡之间、内心纠结的中年农民工。他们在乎城市打工收入和子女教育。但又不愿放弃土地权益，顾虑进城以后消费太高，城乡两头受益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三是不懂农村，不会农活，不愿意回到乡村的新生代农民工。80、9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毕业就在城里打工，有的随父母在城里长大，没务过农，不认同农民身份。他们的未来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是进城的主力。四是携带家属进城打工已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如彭颖红一家就是典型。他们已经进了城，有就业、有住所、子女已经就学，转为城市户口并不需要额外增加政府支出。
城镇化的主体已经高度分化了，我们的城镇化政策就不应该是一刀切的，应针对四类农民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也要区分本
行政区内和跨
行政区落户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支持或者限制政策，突出因地制宜、讲求分类指导。
2、户籍制度改革要选择突破口，建议重点解决长期举家迁徙的外来
人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可以考虑全面放开城市辖区内本地农民和长期举家在城镇就业的外来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限制。优先解决经过职业技术培训、在城镇有稳定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的落户问题。
是否可采取类似大赦的
办法，将举家在城市就业居住3年或5年以上的几千万农民工一次性解决城市户籍。展现政府推进城镇化的决心，也可以成为新一届政府一次得民心的善政、成为重大的民生工程。
3、探索建立农村闲置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随着农民进城，农村建设用地总量不减反增。据统计，2000～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1.37亿，但村庄用地却从2.17亿亩上升为2.21亿亩。
建议通过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允许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民有偿转让自己的宅基地。解决闲置宅基地有偿退出的问题。（文章来源：城市中国网
www.town.gov.cn ，摘编
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刘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