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质疑三大都市圈热
质疑之一，人口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集中到三大都市圈的战略可取吗？
如果按照文章开头时某些方面提出的设想，到2020年，我国55%的人口将集中在三大都市圈大约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暂估计那时全国总人口是15亿，即三大都市圈人口应是8.25亿，现在是1.4亿，需要增加6.85亿，差不多增加四倍。如果按同等比例，长三角人口将达到3.4亿，即每平方公里4000—5000人，现在是大约7000人。届时还有地方种粮食甚至走路吗？相应地，非三大都市圈的其他地区(面积占全国97%)人口将只有6.75亿，比现在减少5亿左右。如果按同等比例，四川省将减少3700多万，显然没有任何可能性。
按照这种设想，到2010年三大都市圈GDP比重将达到全国GDP总量的50%，按照全国年增7.2%的速度，三大都市圈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11.4%，而其他地区只能年增3.9%。接着按这种设想，2020年比重进一步达到65%，而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仍为每年7.2%，则这10年三大都市圈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达到年均10.1%，而其他地区只能年增3.5%。于是问题来了：第一，三大都市圈做得到吗？第二，如何解决本已偏大、还将进一步急剧加大的地区间差距？第三，靠牺牲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战略是否可取？
质疑之二，国外参照物是大国战略还是小国战略？
如前所述，美国无论科学意义还是实际存在的三大都市圈，相对于全国的经济集中度都只有三分之一强。
日本、英国相对我国而言是小国，小国和大国发展战略是根本不同的。日本3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山地约占70%，平原约占30%，即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最富庶的地方只能是东京到大阪的走廊，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00万。由于日本人口只有我国十分之一，它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就已经达到61%(在我国是6%，即长三角比重)，从而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70%是自然的。在我国则毫无可能。英国更是小国，全国人口只有5900万，不足长三角人口。从伦敦到利物浦的英格兰中南部集中3650万人口并非不正常，它只相当于长三角人口的一半，在英国则占了全国61%，因而经济总量占全国70%也很自然。但在我国同样毫无可能。小国中心都市圈人口和经济集中度还有更高的，但对我国没有参考价值。就领头城市而言，大伦敦人口1100万，占全国近20%，GDP占全国24%很自然。上海则毫无可能。即便上海人均GDP是全国的5倍，要达到占全国GDP24%的规模，就需要6000多万人口，显然谈不上。
质疑之三，三大都市圈有必要“摊大饼”吗？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周边地区正纷纷要求加盟，或“大”、“泛”等等，还有耳熟能详的话是：“接轨XX”、“服务XX”、“接受辐射”、“距XX仅多少公里”等等。反正目标是要和龙头搭上界，以表自身是都市圈一部分。更有某地说要做上海的后花园，尽管距上海8小时车程，不知何人饭后有这样长的时间。这样一来，都市圈当然向四面摊下去，直到被高山所阻。
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城市要接受人家的“辐射。”新泽西离纽约仅一河之隔，相当于浦西到浦东。但新泽西从来讲的都是自己有多少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优势，有多少世界知名的实验室，如贝尔实验室，是爱迪生、爱因斯坦、电子商务的发祥地，是世界医药之都，等等，连港口都只提伊利莎白(在新州)。费城也属纽约都市圈，但在费城不会听到纽约两个字，更听不到“辐射。”美国绝大多数州都有完整的教育科技体系和一系列的投资鼓励措施。加上交通四通八达，信息和物流异常便捷，没有必要搭多少界。这也是地区间差距很小的重要原因。我国与美国发展阶段不同，毗邻地区通过辐射加快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但基点应是建立自己强大的经济。
二、我国大都市圈和全国各地区该怎样均衡发展，应强调以下四点：
第一，三大都市圈发展规模应适度。
加快三大都市圈的成长并没有问题，而且是建设经济强国的重要战略，但规模应适度。三大都市圈总人口(不包括人为“摊大饼”部分)在现有基础上最多不能超过增长50%，即达到2.1亿人。按2020年我国总人口15亿的预期，约占15%。人均GDP不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占全国GDP总量比重不宜超过45%。
第二，三大都市圈的相邻省份，重点是建立现代化交通、信息和物流体系，建立自己强大的教育科技力量，在科学的基础上同三大都市圈形成经济上的融合，不一定强调非“辐射”式分工，那样容易造成技术上的梯度和垂直分工，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第三，将全国划分为8-10个经济大区，每个大区推动发展一到几个大都市区(不是都市圈)。
东北应壮大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四大都市，在其周围形成有一定规模的都市区，像美国的旧金山湾区、休斯顿、奥斯汀。华中应壮大武汉及郑州、长沙、南昌等，形成有相当实力的都市区，像亚特兰大、西雅图等。西南的重庆、成都两大都市区应超过凤凰城、达拉斯的地位。西安完全可以超过丹佛的地位。内地都市区应以教育和高科技为龙头，逐渐增强独立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第四，深化改革，促进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流向内地，加速内地经济发展，在内地加速城市化进程。争取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将我国省份间人均GDP差距逐渐缩小到3：1以内，逐步做到全国各地区能够在相近水平上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