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9月28日湖北官方正式宣布把湖北商人的简称由“鄂商”改为“楚商”,湖北简称也将由“鄂”改“楚”的传言甚嚣尘上,民间争议也是不绝于耳。《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目前已经有个别湖北省高层人士对改称表示支持,但10月28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办一张姓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是否改称还处于研究阶段,暂时不会对改称提议做出正式表态。
目前的民意并不完全支持湖北改“楚”。网络评论显示,不少人认为湖北改“楚”是“认认真真瞎折腾”“劳民伤财”。据本报记者了解,湖北改“楚”的前提条件首先是民意,因为《
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改”;其次还要经过民政部和国务院的审批,目前尚处于争取民意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鄂商”已改“楚商”“鄂商”改“楚商”已经尘埃落定。本报记者获悉,“鄂商”
改名肇始于湖北工商界的呼吁,主要是由湖北省企业发展促进会(下称“企促会”)和湖北省工商联(总商会)推动完成的。
湖北省企促会会长陈旭东透露,“鄂商”改名在湖北工商界已经议论多年,也存在着改为“汉商”“郢商”等多种主张。对于改名的原因,“主要是‘鄂’这个字不好,从字面上看,两个口代表着吵架,一个耳朵意味着偏听偏信,亏则是亏欠,这些都是湖北商人接受不了的,觉得别扭。”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楚
文化研究所所长、湖北荆楚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刘玉堂也表示:“在古代‘鄂’通‘噩’,现代‘鄂’与‘恶’谐音,确实不太好听。”刘玉堂是最早提出将“鄂”改“楚”的学者之一。
去年6月陈旭东以企促会的名义写了“鄂商”改“楚商”的
方案,去年10月企促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鄂商”改为“楚商”,并在本地门户网站启动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82%的投票者支持改“楚商”。
湖北省工商联主席赵晓勇9月28日则宣布,“在今后的公务活动和政府机关公文,以及对外交往和经贸活动中,凡涉及到湖北商人称谓的统一称为‘楚商’”,这标志“鄂商”改“楚商”得到官方认定。
目前,湖北省企促会和湖北省工商联都在推广“楚商”。企促会去年已确定“楚商”的会旗、会徽、会歌,今年确定了“楚商大楼”,《楚商》杂志也已出了三期。工商联的速度则慢了一些,10月中旬在重庆参加了“2011楚商合作发展论坛”的一位人士透露,“由于这个论坛是重庆湖北商会承办的,组织方提出用红色九头鸟作为徽标,但这本来是重庆湖北商会的标志,因此关于会徽还没形成统一意见”,楚商基金的运作也在讨论中。
上述参会的湖北工商界人士表示,过去有“晋商”“徽商”,现在也有“浙商”,“鄂商”实在太难听了,“楚商”更上口一些,有利于湖北商帮叫响品牌。
车辆换牌成本逾10亿元“鄂商”改为“楚商”主要涉及约定俗成的称谓的改变,只需要多数民众接受新称谓即可,并不涉及审批方面的难题;“鄂”改“楚”就没那么简单了。
本报记者获悉,湖北简称由“鄂”改“楚”的提议已经存在将近10年之久——早在2002年,楚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刘玉堂就向湖北省委省政府递交过改“楚”的书面建议。
“鄂”改“楚”有市场,是因为湖北希望通过挖掘文化塑造品牌,推动招商引资以及
旅游开发等。不过从由“鄂”改“楚”的建议开始,“无论
历史文化界还是民间,一直争议不断。”刘玉堂表示,“除学术上的争议之外,还有
经济等方面的各种原因。”
学术上,反对意见认为,古代楚国不仅包括湖北、湖南,全盛时期甚至包括河南、
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湖北不能代表“楚”。但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昆满认为,“古代楚国起源于湖北,兴起于湖北,虽然鼎盛时期版图包括黄河以南大片地区,但都城一直在湖北。”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湖北改“楚”是“瞎折腾”“劳民伤财”,因为湖北改了简称以后,涉及到“鄂”字号车牌的更换问题,以及教科书上与“鄂”相关的称谓的改动问题等。还有人参照湖北襄樊改为襄阳以后,修改各类
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等产生了大约1亿元的
行政成本,推算湖北简称改“楚”需要的成本可能是襄樊改名的几十倍。对此,刘玉堂表示,还没有人去测算改“楚”的成本,但改名与改简称是不同的,公章、证件上不带简称,最大的成本可能来自于更换“鄂”字头车牌的成本。有人在网上算了一笔账,湖北已上牌车辆将近1000万辆,假设换一个车牌要花费100元,费用就将近10亿元。
另有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初荆楚文化研究会还向湖北省委省政府递交了文字材料,但截至目前湖北省委省政府还没有正式表态。
上述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即使湖北下决心改“楚”也有很多步骤要走,首先湖北省委省政府要形成统一意见,还要形成包含民意调查结果在内的申请材料;然后需要过民政部这一关,民政部将审查这些材料,还将组织湖北代表在场“答辩”的专家论证会;论证会得到肯定的结论之后还要通过国务院的审批。
陈旭东表示,他正在与湖北籍全国两会委员代表商议,准备将相关提案或议案带到明年全国两会,为湖北改“楚”提供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