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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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正在推进“购买”钓鱼岛，此举在无形中令地方自治体介入了国家级别的外交事务。“诸侯”角色的日本地方政府在日本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急剧上升，这些地方政客的所作所为让人联想起
历史上的“强藩”。
作者：王东 (专栏作者)
最近，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正在推进“购买”钓鱼岛，此举在无形中令地方自治体介入了国家级别的外交事务。而近年来风头无两的大阪府知事桥下彻，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明星。“诸侯”角色的日本地方政府在日本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而这些地方政客的所作所为让人联想起历史上的“强藩”。
一个人口七万余的街区俨然是完备充实的政治实体
我曾在东京以北的琦玉县生活多年，大部分时间住在一座名为“蕨”的
城市。没听说过此间盛产蕨类植物，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人口七万余的街区。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有自己的市政府、议会，俨然是完备充实的政治实体。我的住所楼下的街道，是它与另一座人口几十万的城市的分界线；而另一座
规模在两者之间的市，在
行政区划上与这两个市纠缠交错，竟然出现了国际法中也罕见的飞地。
类似的情况在日本颇为常见。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大，却有都道府县47个，这算是一级
行政区划。往下是市区町村，其中市有800多个。日本当年明治维新废藩置县，此后在其下设立市级行政区，是东亚史上的新事物。中国也效仿设市，但级别却接近于传统的州府。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市是比县级别更高的行政单位；而日本相反，县对应的类似于中国的省。浙江省和静冈县是友好省县，省县对等，可能会看着诧异吧。
前面说了废藩置县，县来自于传统的藩，而藩的源流则要上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日本列岛上的国家首次出现在中国史籍中，是三国时代的邪马台国及其他倭人小国，很多可能还处于部落状态。他们不少人是来自大陆（包括朝鲜半岛）的移民，自然会按照出身、血缘等关系聚居，并逐渐形成了类似国家的政体。
战国后中国出现大一统的帝国，而日本的封建制一直持续到了近代
比较有趣的是，日本的政体演变仿佛中国在秦以前的状态的延长版本。周代以周王为天下共主，分封诸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短暂的真正封建制时期。周王不仅是政治上的众王之王，也身兼大祭师的宗教身份，这一点与日本的天皇共通。周王的声望与实力强盛的时候，诸侯莫敢不从，否则就会被鸣鼓而攻。但是，一旦周王的政治、神秘光环都告衰败，其地位也就渐渐变成了摆设。
这么看中日历史，你会觉得天皇就是周王，而挟天皇以令诸侯的强人，就扮演了“春秋五霸”似的角色。没错，齐桓公俨然就是开创幕府体制的源赖朝，秦穆公或许也可说是丰臣秀吉的参照。“春秋五霸”都没有实质上触及周王的特殊地位，就像日本历史上的历代幕府强人，对天皇采取的普遍态度是保留并利用。而霸主对其他诸侯的做法，也和日本相近，大致是要求服从效忠，纳贡服役，甚至提交人质。
中国的翻天覆地变化发生在战国时期，一些强国发动兼并战争，逐步吞并小国，最后也将周王取而代之，出现了大一统的帝国。同时，天子/诸侯的封建制为中央/地方的郡县制所替代，成为日后几千年里中国的政体主流。相比之下，日本的封建制一直持续到了近代的明治维新，这个差异也影响了中日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对应。
西方势力的殖民侵略威胁之下，日本才完成
民族国家的转型
日本的长期封建制，特别是后来的幕藩体制，或可认为是今天地方自治的雏形。在天皇/幕府的统治下，各藩仍保有一定的行政、财政独立性。究其根源，之所以日本的封建制没有发生大陆上这种变化，最大的原因，窃以为在于缺乏外患的威胁。大陆的农耕文明国家，始终要应对游牧民族的侵掠危险，以及异民族迁徙冲突带来的外来文化渗透，为此，国家的大型化、集权化成为被动回应外来暴力、文化冲击的必然趋势。日本在近代以前的唯一严重外患，即所谓“元寇来袭”。事实上，这次威胁的确使得镰仓幕府以“国难”为名扩大了对其他地方势力的控制权，但随着威胁的消失，镰仓幕府的统治根基也宣告动摇，进而崩解。若要探讨中日历史进程的异同，此一点不可不察。
其次，和大陆相比，日本相当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决定了其争霸斗争的适可而止特征。作为岛国的古代日本，人口、物产都并不丰裕，像大陆那样的你死我活的兼并战争只能是玉石俱焚，没有赢家。因此，建立霸业的雄主大多是采取拉拢结纳和打击压制相结合的手段，极少有赶尽杀绝的不留余地。以德川家的江户幕府为例，根据“武家诸法度”，各藩只要顺从将军的号令，都在幕府政策范围内拥有独立的统治权力。以此类推，更基层的行政单位“村”的内部，也奉行了由村长（百姓代）和有产村民（本百姓）实行的自治原则。对于各个层级的统治者来说，一定程度的自治，是最符合成本的
管理方式。
在西方势力的殖民侵略威胁之下，日本作出的回应是尽快完成民族国家的转型，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完成的相当迅捷完美。在以天皇为核心的帝国体制下，地方被深刻地纳入了日本的整体，全体国民的“日本人”意识被塑造并巩固。这个时期，是日本历史上中央集权最力的一段，一直到二战战败。
与地方自治体合并相伴的，是日本地方政府在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急剧上升
今天的日本地方自治，在法理上以1947年的《地方自治法》为依托，实际上多少体现了主导日本战后政治体制构建的美国人的想法，即籍由从中央向地方的分权，扭转军国主义时期的独裁体制。
六十多年来，这一套体制基本上没有特别重大的变化。但这种分权并没有过多削弱日本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也未曾带来地方的独特意识和分离倾向，从实践上讲比较成功。
只是近年来，由于
经济的景气不佳，一些地方自治体在财政上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困境，甚至有破产之虞。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市町村合并一直在进行，与地方自治体合并相伴的，是“诸侯”角色在日本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急剧上升。他们会给日本未来的政局变化带来何种影响，值得关注。
（专栏约稿，请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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