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春天，各共和国首次自由选举议会以来，党就有一种脱离开社会和国家中正蓬勃发展着的各种事态而置身其外的感觉。改革者对苏共中央的活动的不满情绪增强了，人们对改革产生疑虑；加之经济领域困难重重，供应紧张、抢购成风。于是，当雷日科夫宣布物价将上浮时，党内保守派高层认定：报复的最佳时机来临了。他们之间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争论：怎样做更有利、成功的机会更多，是强使总书记放弃改革的方针，使一切都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好呢，还是甩掉他，另找他人取而代之好。当然，有关此类图谋不宜张扬。老练的政客不想有顽固分子的名声，他们也感觉到人民不会接受重返旧体制的口号，因此，每跨一步都要竭力证明他们是在更积极、更有效地从事改革。
正好在这时，激进民主派的俄罗斯“独立”的口号取得了成功，借助这一口号，在共和国新的最高苏维埃里赢得不少代表席位，他们的领袖也当选为议会的主席。显然，党的某些领路人把这看做是对他们自己很不错的例子：如果民主派善于打“俄罗斯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也这般做呢？
起初，在党的会议上，后来又在区委和州委的全会上、在报纸上开始提出俄罗斯共产党员成立自己的党的必要性问题。理由十分充足：既然所有的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共产党、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那俄罗斯人为什么就不能有呢？这就将他们置于不平等地位了，是不应该的。苏共中央既然操劳全党的事，又为何不能关心关心共和国的事呢？真够行的！开始是提出问题，后来则成了“党员群众”的要求，差点儿就是最后通牒了。我决不想说，这整个想法只是投机。尽管其领头者把这视作有点像是建立与改革中心相抗衡的强有力的组织的合法的方法，但许多普通党员对于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想法的反应，就像他们对独立的俄罗斯联邦的口号一样。简而言之，这是实际存在的、而不是臆断出来的问题。
对此，我想得很多，也跟我的同事们在小范围里讨论过，终于回到了问题的历史方面，回到了列宁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上。我们大家都明白，决定在某个时候成立这样一个党的组织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也绝不是自生自长的。俄罗斯领土上的共产党员(占到全党的2/3)单独的自主的领导中心的存在，这就始终孕育着分裂的危险。与此同时，党被想象成国家的一支最强大的导向统一的力量。它的族际主义思想应当是反对衰变离散的依据，也是维持完整性的保障。这也就是当年列宁在建立联盟、也就是从观念上说建立联邦国家时，曾坚决反对把这一决议也照搬到党内来的原因。
实质上，我们已经处在应当重新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刻。这一次我们已经积累起长期的历史经验，在这段经历中我们保持着联邦国家的形式，实际上甚至还不能简单地算作单一制的国家，而是超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现在的问题是要消除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脱节，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据此看来，成立俄罗斯共产党已成客观之必然，但是，眼下是否已是实施此举的合宜时机，是否应该在新的联盟条约基础上、在国家体制改革之后再行解决这一问题。最后，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重新成立的俄共会不会成为反改革势力的工具，成为反对苏共中央的独特的堡垒？不管怎么说，坏也罢、好也罢，苏共中央毕竟还是坚决主张深化改革的总书记及其支持者定调子、指方向的所在地。
当时，政治局里不同立场的分野已经明朗化了。凡持有必须深化改革意见的人，在其他人眼里都是自由派；另一些认为改革已到了可以容忍的极限的人，则被算作保守派。在许多问题上，双方争执相当激烈，尽管最终还是能够通过共同的一致的决议，但观点上的分歧无法弥合。
这样的分歧几乎也立即在关于俄罗斯共产党的问题上反映出来。利加乔夫是成立俄共的坚定的支持者，他的理由是赞成此事的运动已经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符合实际的，不过我得重复一遍，至今我仍然怀疑，赞成恢复俄共的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是有人授意煽动起来的。
大家都还记得，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曾经试图着手解决“俄罗斯问题”。当时成立了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事务局，还有自己的一套机构。后来承认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建制，会造成党的领导的职能发生不必要的重叠，但也已经存在好几年了。由于什么好事也没有做成，只好决定有机会时再发挥它的作用，并寄希望于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取得成功。到1989年12月的全会上成立了由总书记主持的苏共中央俄罗斯局，成员有：沃罗特尼科夫、弗拉索夫、马纳延科夫、普罗科菲耶夫、吉达斯波夫，以及许多别的人。不过，这些人很少聚集到一起，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这里面有我的责任，事情太多，无法分身。
而主要的是在党的组织里成立这么个局，受到了公开的非议，人们把这一做法看做试图采取敷衍的办法，实质是想把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的运动扑灭掉。这种情绪的浪潮在汹涌起来，对领导的攻击主要来自“原教旨主义”①那批人。纯实用主义的兴趣也是由他们推动起来的。许多苏共中央委员，因改革打乱了他们原先的习惯，又无力去“适应”新的条件，这时候却都在盘算着利用这次的机会，要东山再起了。
①新教中的极端保守派别，反对自由派所主张的新教理性主义。
问题曾多次在政治局讨论过，考虑到来自下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同意让俄罗斯共产党分立出去。而在通过这一决议之后，实际上也就等于让事情放任自流了。“俄罗斯运动”已经控制在党的领导层中此前形成的反改革一派手里。这一点在中央俄罗斯局和筹备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已经表现得很清楚。我在开幕词里毫不隐讳地谈到了成立俄罗斯共产党可能带来的危险性。马纳延科夫的报告说的比较含糊。发言者都同意，不能容许新成立的俄罗斯共产党变成站在教条主义立场上与苏共分庭抗礼的反对派组织。同时，大家还谈到，“共产党员的想法一致”、“很难顶住压力”，这中间有民族的怨气，也有因与其他共和国相比党组织的地位受到压制而引起的苦恼。还有人暗示，俄共会有助于捍卫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而所指的实际上也就是恢复党的垄断统治。
我在总结这次辩论的时候强调指出，俄罗斯问题是改革的中心问题，其他的一切都与此有关。这个问题并非产生于荒漠之中，而是产生于俄罗斯发展中的现实困难的土壤里。这其间与所犯的错误有关，也与其他共和国里民族主义运动甚嚣尘上有关。有人想要利用它，通过它进行投机，比如科索拉波夫、叶利钦等都是。一旦我们走上俄罗斯孤立主义的道路，那苏联也好，俄罗斯联邦也好，就都将被葬送掉。
总之，我对这件事没有好感，从一开始我就预感到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鉴于当时要顶住这么大的压力事实上也无可能，我想，那就力争将不良后果控制到最小限度吧。
俄罗斯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于1990年6月19日开幕。由于这次会议离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只隔两个星期，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决定不进行单独的选举，仅授权于俄罗斯各地党组织选举出来的代表。这就即刻提高了代表会议的地位，使它具有了代表大会的独特的总预演的意义。而正像我所提到过的，俄罗斯共产党员占苏共党员数的大半(62%)，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会议也就预定了代表大会的结局。
会议特邀国家领导人的代表进入主席团，联盟方面有卢基扬诺夫、雷日科夫；俄罗斯方面有叶利钦、西拉耶夫。代表会议办事机构的组成进行得很平静。诚然，当开始讨论会议议程时，克麦罗沃州苏共基谢廖夫斯克市委第一书记阿瓦利阿尼发言，建议改变代表会议的规格，将其变成俄罗斯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成立大会。
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实质上问题都是事先预定好的。简单地交换一下意见，决定先聆听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报告，然后再谈下一步的工作程序；同时商定了让此前业已形成的苏共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代表发言。这件事本身说明，党内的民主化已经推进得多远了。类似的情况从1921年以来，党内从未有过，因为从那时起一切异己思想，不管是有组织背景的，还是个人自发的，都是被禁绝的。
有人提议，邀请一些工人作为来宾出席代表大会；这项建议引起争论。问题是代表中工人的数量少得可怜，名额都被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占了。代表会议，当然还有代表大会变成了党的干部大会，主要是区、市两级党的干部大会。这也就是选举的结果。选举过程中，党的机关干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简直就是自我选举当选为代表。我原本主张给工人阶级的代表颁发有发言权的代表证，总的来说也是这样做出决定的。顺便说一句，这些工人代表不管在俄罗斯代表会议上，还是在苏共代表大会上都“给折腾得够呛”，甚至还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小组。
报告的事也很有意思。早在代表会议之前很久就已组成了准备材料的一个小组。后来政治局做出决定，应当由总书记来作这个报告。坦率地说，我也只是在各代表团代表的会议上才知道还有可供选择的另一个报告。起初我同意了以书面形式在代表中间散发这份报告，可我有所警觉。我把报告拿回家去。读过一遍之后，我确信这完全是从另外的立场出发写成的。于是，就不得不放弃了“散发”的想法。我说，我只想把这份材料作为我起草自己的报告的素材之一。
我认为，我的任务就是在代表会议上讲与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大体相同的话，要明确规定路线，以便使代表们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当时有人在报纸上“抱怨”：戈尔巴乔夫“颇圆滑”，他宁肯说一些笼笼统统的话，甚至谈到改革的敌人时也不点名。我们就是这样的文化嘛，首先是在党内：任何人，只要跟你有不同意见，那就可以宣布为敌人，弃之如敝屣，甚至再拿砖头砍。
我一开始就说，从近来整个的辩论中可以得出结论，组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合理的，但我当即又强调指出：
“应当杜绝俄罗斯联邦采用任何形式对抗苏联、杜绝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对抗苏联共产党的事情发生。我们的一切想法和行动都应当用历史的实际来比较衡量，都应当经得起严格的考量。当我们提到‘俄罗斯’这个词时，在我们的意识中始终应当有‘苏联’这个满含衷情的字眼。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在我们党的代表会议工作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讲清楚，从而也就确定了会议建设性工作的重要条件。
“……我坚决不能赞成那些要从独立、封闭，甚至退出苏联的办法中去寻觅拯救之道的人的意见。也许，有人会想，俄罗斯要是脱离苏联会发展得更加顺利。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我们要很好地区分俄罗斯周围的一切躁动，要分清哪些是对建立俄罗斯共产党有利的，哪些是以共和国的实际问题和需求为出发点的健康情绪，为达到与俄罗斯本身、与党、与全国格格不入的目的而利用俄罗斯问题的行径。”
报告叙述的第二个问题是改革。
“二十大说了真话：真相使我们国家、使社会主义大家庭、也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震惊。当时我们知道了斯大林现象，这件事是对理想的亵渎，几代人曾受到理想的鼓舞而投身革命、参加伟大的建设事业、捍卫祖国、恢复遭受破坏的国家。震动是巨大的。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改革似乎应该是极其自然的后果。虽然不能说从那时以来什么也没有变，但很遗憾，对于深刻改革的期望却是落空了。更糟糕的是，犯罪被称之为错误，改革被偷梁换柱成了对于官僚体制的完善，意识形态方面的探索也不过是把斯大林的教科书改头换面一下而已。所有这一切既在社会上、也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口，毒害了思想意识，恶化了国际关系。继而，政治斗争的逻辑便是从羞羞答答、吞吞吐吐，到闭口不谈、讳莫如深；从谴责斯大林，到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反复，乃至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政治上软弱无力，在各个领域中停滞不前，便是这一切所招致的必然结果。”
在谈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之后，我又简单地叙述了在过去的时间里做了哪些事，也不回避所犯的错误及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时出现的拖拉现象。其中心是朝社会趋向的市场经济过转轨。
“对这件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尤其在期限、形式、策略方面，我们应当对任何建议敞开大门。不能接受的只有一点：恢复到行政指令体制的老路上去；这完全是灾难，对国家来说是死路一条。
“由于过去我国的历史和当今的改革事业是直接同党的活动相联系的，因此，党处在社会上正在开展的大辩论的焦点之上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有人高声叫喊：苏共应该忏悔，从政治舞台上下来。这种要求的挑衅性显而易见。共产党员对此的最好回答便是将由党主动启动的改革大业继往开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公开、直接、坚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
“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残。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作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
至今我还记得在就报告和补充报告展开的辩论中许多人的发言。
代表民主纲领派作补充报告的李森科表示支持党，但指出应该摒弃任何政治特权，并通过自身在人民中的工作赢得威信。而在所谓的成立大会的补充报告里，最充分地表露出教条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情绪。外贝加尔铁路局机务段司机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拉德金的发言怒气冲天，能感觉到这篇发言稿是经有经验的宣传人员花大力气加工过的。他在掌声中提出问题，苏共中央必须在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五年来改革失败的工作汇报(“过去的事就让历史学家去操劳吧，我们所需要的是对现今的事业的汇报”)。他在这篇发言稿里还提出一个主意：在代表大会上要听一听政治局委员们个人的述职汇报，这个主意后来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得到支持。
最有意思的是，拉德金代表必须履行自己同志的意志，宣读赤塔州党组织第二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指令，其中包括有向代表大会发出的这样的呼吁：摒弃个人的和小团体的狂妄自尊、讲团结、提倡相互理解、各民族间要忍耐和重友谊、建立起一个法治的民主的社会，能以保障人性得到全面的发展、尊重人权、尊重基本的自由。我来逐字引用：“
你们的责任不是要燃起激情；而是要寻找一致的、而不是对峙的途径；不要抹黑历史，而是要了解并尊重历史，以便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以及与生活水平相称的成就。”这位代表宣读了为他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把州代表会议的指令文本交给了主席团。原教旨主义者利用了拉德金，而他却把自己的同志给忘掉了。
克麦罗沃州委第一书记梅利尼科夫是利加乔夫提拔起来的人，他的发言的特点是，非常尖锐地表现出无法认同改革的政策。他的评价明显地引起全场强烈的反应。
“离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只剩下两个星期了。党沸腾开了，国家已濒临社会爆发的边缘，而苏共中央和政治局负责俄罗斯联邦事务的领导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生活在另一种氛围里。在我们的纵容下党被指责罪孽深重，历史上的一切污点和疑点、毫无人性的黑社会、贪污受贿等等的责任，全部都推在现在的共产党员头上。在总书记周围最亲密的一批人的目标明确的共同行动下，我们渐渐地陷入了一种新的、姑且说以尚不习惯的民主形式表现出来的个人崇拜。在不贬低深得世界舆论赞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并给予他的个人品德以应有的尊重的同时，我有责任以党内同志关系的精神，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和伟大的终极目标，提醒并防上他患上此类可惜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毛病。”
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州委第一书记经过协商之后的立场。这支合唱队里有指挥，失败的目的已经确定。波洛兹科夫显然完成了“射击”的使命：“我们的许多困难，不仅是在个人崇拜、唯意志论和停滞时期社会主义走样的结果，而且也是改革过程中的错误，特别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并无恶意地称之为确定的不确定性的党内思想混乱所造成的。现在我们大家看清了，这种状况让我们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思想和行动缺乏一贯性、在原则问题上迁就让步、一个又一个的许愿、需要采取决断措施时迟疑不决、不善于消除失误，这一切说明，我们党的领导缺乏明确的革新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但是也有另外的声音。卡鲁加州奥布宁斯克市委书记斯克利亚尔驳斥了那些他所谓想“把一切都记在戈尔巴乔夫账上”的人。他强调指出，“应当看到我们工作中正反两面的东西，在共产党员中有许多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我深信，在其他党组织里这样的人也少不了”。
当然，问题不仅在于、而且也并不在于对待总书记的态度，而在于普通党员能否理解变革之不可逆转性和从根本上改造党本身的必要性，不如此党就有被挤出政治生活之虞。我已经讲过，代表的构成并未适当地反映当时党组织内大多数人的情绪。大多数代表证书都操纵在党的干部和其他“高官阶层”手上。即使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党内高层领导中的保守分子和顽固分子要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代表会议以至随后的代表大会，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选择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成了各种力量的第一次较量。我们在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与各地区的党委书记们进行磋商。同成立俄罗斯共产党这一事实相反，大家的看法是，领导这个党的应该是苏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选择的余地不大。在一次应当协调一致提名第一书记人选的代表团代表的会议上，我首先提名瓦连京·亚历山大罗维奇·库普佐夫，他当时任社会组织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和俄罗斯事务局成员。我对他的印象：这是一个有明确信念、乐意坚持民主改革、对新生事物极富敏感并身体力行的人。
我也提了O.舍宁的名，因为我觉得，当时他是改革事业的一位真诚的支持者。被提名的候选人还有波洛兹科夫、巴卡京以及另外几个人。波洛兹科夫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示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他说，原因是他没有在总书记提名的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所以他就不能不放弃了。他的语气里不仅含有委屈，而且有一种暗示：对他的看法有成见。事实上，不久以前他跟叶利钦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还真差一点就获胜了，那怎么能再成为俄共的领导人呢！可以说，对他是有怀疑的，自然，当时倒并没有想到，大多数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投波洛兹科夫票的人，未必真是支持他，他们的本意在反对叶利钦。
鉴于问题已经摆出来了，我对我的立场也做了一番解释。我说，我赞赏波洛兹科夫的毅力、他对事业的忠诚、领导克拉斯诺达尔党组织的经验。但据我考虑，如果提名他出任俄共中央第一书记，他那些大家都知道的观点将无助于团结，而会分裂共产党。眼下，我们可要把团结放在第一位。
商定由库普佐夫来当候选人。次日，我向代表们作了汇报，另外还提了几位。开始讨论。库普佐夫本人表现不错，平静、谦逊，不过，可能“激情”欠缺些。O.И.洛博夫也不坏，那时候他任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舍宁在讲台上的表现缺乏色彩。重新又被提名作候选人的波洛兹科夫说，既然党组织给予他信任，他认为再坚持自动退出就不能允许了。首轮下来，没有胜利者；到第二轮时，书记们还是都投了波洛兹科夫的票①。
①他的得票数为1396张，洛博夫为1056张。——作者注
于是，力量的分野已经清晰可见了。实质上，这是出自总书记并得到各代表团代表支持的建议第一次遭否决。库普佐夫之落选不是因他本人的关系，未必有人能对他提出什么站得住脚的不满。在现时的情况下，也不过是达官贵人们决定有一名能坚定地保护他们利益的人出来掌舵而已。
我所最为担心的事终于应验了。俄共代表大会的结果对社会产生了沉重的影响。出现了“离心反应”，特别是在科学文化、工程技术界的党组织内。纷纷声明不愿进入俄共组织、退党、不交党费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只能说明是“波洛兹科夫的”俄共了。领导人的保守派名声落到了整个组织的头上，也就自然而然地使组织的声誉扫地。“波洛兹科夫现象”这一概念已成为独特的具有典型的概括意义的称谓。
这对波洛兹科夫本人当然也是一种折磨，但我很难再给他以支持，其实他本人几乎已经不再指望能得到总书记的支持了。在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时，他说：“我很遗憾，没有听你的话，现在我应当离开了。”他承认，是利加乔夫“在那一夜”力劝他不要放弃候选人资格的。
其实，究竟谁在操纵达官贵人中的上层，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显然，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即在那时，有人就在政治局提出，是不是这次会议推迟召开，而且对此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意见一致，雷日科夫支持他们。有一点还需要一些时间，就是要做代表们的工作，要他们站稳俄罗斯代表大会的立场。也有些人顾虑会重蹈俄罗斯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事态的覆辙——这会儿可要在全党的范围内了。
我倾向于按原定的时间召集代表大会。对这一次大会人们已经期待很久了，现在已迫近按党组织的要求召集会议的日期，推迟将引起广大党员的愤怒。但主要的还在于不能让不确定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了，那样会有苏共自行瓦解的危险。只有代表大会才能在新的纲领的基础上把党团结起来。当然，也有风险，事情也可能以分裂告终，但选择的余地不复存在。决定同最大的一些党组织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在1—2天时间内了解他们的意见。意见是一致的：代表大会不能延期。
俄罗斯代表大会已经把螺丝拧到了何等的程度！但正像俗话所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首先，已经明朗，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会碰到些什么。其次，党内和国内对新成立的俄共领导中的顽固的和反改革的倾向极其反感，这将使许多代表严重警觉起来。
也许，各共和国共产党员们的顾虑也会起作用，他们担心在人数上占苏共大多数的俄共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总的来说，俄共自立门户在苏共命运中所起的致命作用，跟俄罗斯的独立宣言以及整个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俄罗斯”后来的反联盟政策在苏联命运中所起的作用如出一辙。
节选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二编、在克林姆林宫》第17章、党和改革。下面是版本信息：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
述弢、王尊贤、范国恩、郭家申、袁坚/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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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校对
[ 此贴被Franc.She在2008-10-01 19:35重新编辑 ]
